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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代晚期”是指学界将公元3-8世纪罗马帝国勾画为一个以地中海为中心，以基督教为媒介，以罗马帝国为主要组织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尽显传承统一特征的历史时期，从历史文化变迁角度对该转型期的进行了整体而细致地研究的新概念。从这一角度看，“古代晚期”概念的提出，使得我们对世界史的研究更具有严谨性和科学性，也对中国史研究中历史分期及其划分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古代晚期”;理论价值;罗马帝国
一、“古代晚期”概念的提出与研究现状
“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由历史学者彼得·布朗在1971年出版的《古代晚期的世界》一书中正式提出，之后逐渐为学界接受和认可。布朗教授将东、西罗马帝国整体化和帝国灭亡后各王国对罗马文明的继承性突显出来，赋予这一过渡时期独立意义，并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进行研究。虽然在世界史的断代划分过程中，较为普遍的划分为上古（古典）、中世纪和近现代，但古典文化向中世纪封建文化的转型是一个难以从空间与社会情况上简略划分的漫长过程：尽管西罗马帝国名义上衰亡于公元476年，但罗马文明所留下的语言、文化、制度并未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失;虽然罗马在混战中逐渐没落、化作废土，但“蛮族”势力在继承古典希腊罗马文化的基础上，于罗马帝国西部旧址上建立了诸多王国。故而从这一角度看，传统的简单将476年作为古代（古典时期）与中世纪（中古）的分界线的划分方式，充满了不严谨性和不确定性，因为这种划分方式只能被看作一个简单的时代年界，而无法对古代与中世纪做出一个历史区间的有效划分。“古代晚期”理论的提出是一种突破传统思维结构框架的新型学术坐标，其研究思路与传统“罗马帝国衰亡范式”不同，它充满创造力，强调“文明的转型”，并为“罗马帝国晚期”、“中世纪早期”等同时期历史研究提供了一类新思路;同时，古代晚期作为一个综合了社会状况、文化、政治、宗教与地理概念从而形成的新的史学研究范式，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认可。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概念自提出到正式确立经历了70余年的时间，关于罗马帝国灭亡的问题，自1776年爱德华·吉本出版《罗马帝国衰亡史》后，“衰亡论”成为长期占据学界主流的观点，吉本指出众多致使罗马帝国衰亡的要素，并写道：
“罗马的衰败源于他的过分雄伟，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它毁败的过程再简单不过了;我们应该感到奇怪的，不是罗马帝国怎么会毁灭了，倒应该是，它怎么竟会存在得如此长久。”[3]但至19世纪末，“衰亡”范式受到愈来愈多的质疑，奥地利艺术史家李格尔于1901年在《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一书中首次在艺术史上定义“古代晚期”。随后比利时史家亨利·皮朗的《圣奥古斯丁与古典文化的终结》一书也肯定了这一概念，使得这一概念获得了更大意义上的推广，历史学家们逐渐意识到这一时期的历史似乎还仍然包含着对罗马帝国历史的延续。
而促使“古代晚期”研究迸发实质性突破的是以布朗为首的一批二十世纪的史学家，他们将“古代晚期”的理论观点系统化、理论化，最终成为具代表性的历史研究范式。彼得·布朗在1971年出版的《古代晚期时间》中正式提出“古代晚期”这一概念，后又在《西方基督教王国的兴起：胜利与分化》中对古代晚期进行了更为理论化的总结阐述。布朗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再只着眼于传统的政治、军事与帝国政权的兴衰变迁，他将目光投向了宗教与社会学的分裂与融合。他将整个地中海与欧洲世界的多元文明联合起来，通过文化与宗教作为研究参照，塑造出不同与往的文明形态。
近年来国内学者深受“古代晚期”相关概念的启发，也诞生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其中尤其体现于李隆国与陈志强教授关于古代晚期相关的学术评述，李隆国教授通过《从“罗马帝国衰亡”到“罗马世界转型”——晚期罗马史研究范式的转变》、《古代晚期研究的兴起》等学术述评向国内学者进行了有关“古代晚期”的细致的介绍，而陈志强教授则站在拜占庭研究者的角度指出了古代晚期研究对早期拜占庭研究的影响与超越，为史学界提供了一项新的史学思路。二人都对“古代晚期”这一新型范式给予了相当的认可。“古典晚期”在英语学术界的影响力已有目共睹，其创新性与突破性也为我们的史学研究提供着新思路;随着时间的发展，古代晚期这一范式在我国世界史研究领域中也会越來越具备影响力。
二、“古代晚期”理论的广博性
（一）从“断裂”到“连续”
古代晚期的研究中，长期存在着“连续与断裂”一说：一直以来，罗马与蛮族的关系问题都是富有争议却又难以避开的重要议题。尽管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建立政权的事实不可置否，但学术界在涉及其属“断裂”或“融合”的具体问题上却存有相当大的分歧：蛮族入侵所带来的究竟是断裂，还是连续。传统的罗马帝国衰亡范式通常认为蛮族的胜利所带来的是帝国的衰亡，文明的断裂。按照这种观点，日耳曼人侵入西罗马帝国，毁灭了罗马文明;这种观点忽视了历史过程的长期性与罗马人和蛮族之间的融合与继承。其后出现的是征服说，顾名思义，日耳曼人征服了罗马，虽然并未完全毁灭罗马文明，但日耳曼文明仍占主体地位。还存在迁徙说和收留说：日耳曼人人数较少，他们并非通过单纯的战争和侵略进入罗马帝国，没有对罗马社会或罗马人民造成过多的伤害。尽管蛮族入侵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罗马文明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动。而支持连续说的学者认为：罗马文明从未灭绝，所以根本不存在蛮族入侵所带来的所谓“断裂”一说。二十世纪出现的转型说认为，后西罗马帝国时代的发展是一个日耳曼文明在这一时期逐步与罗马文化融合、转型，由古典文明形态转化为中世纪文明形态的过程，。同时，大多数赞同转型说的学者还认同罗马文化在其中占主体地位。
20世纪以来，民族主义泛滥，社会至今仍存在相当多的民族问题。而二战德国的民粹主义尤为严重，二战后，社会各领域都致力于从本源上反思、遏制这类理论。民族形成的过程是复杂的，民族间常常进行交流融合，并不存在非黑即白的状态。比利时和奥地利的学者们提出“曾经是蛮族，并非永远是蛮族，曾经是罗马人，也不一定永远是罗马人”的观点。[1]这些观点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二）跨学科发展与泛文化史模式
古代晚期的概念最初是从宗教与艺术方面提出的。随着历史学自身的发展，打破传统政治史学模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布朗也深受年鉴学派的影响，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新史学是各种各样的人文科学的有意识的归并。”而只要抓住历史发展的时间性，就能仍然保持歷史的学科特性。而布朗的《古代晚期世界》就尤其体现了这一特质，虽然一定程度上远离了传统的政治史，但仍然以时间为线索，描写出了宗教领域的变化。布朗认为，跨专业的特殊视角使他脱出了传统的衰亡说，从而发掘了过往忽略的宗教文化史料，优化了史料构成。布朗并不喜欢单纯的政治史研究：“一部都是皇帝和蛮族、士兵、地主和税吏的晚期古代世界史，与一部只记叙那个时代的寻求庇护的灵魂、僧侣、神秘主义者和令人敬仰的神学家的历史一样，呈现给人的都将是该时代特质的毫无色彩的不真实画面”。[2]布朗最初强调地中海东岸与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在他看来，古代晚期的中心并非只停留在西部，也集中于地中海与阿拉伯半岛的东部。西部帝国的衰亡固然重要，但东部帝国和近东也焕发出独特的生机。研究对象也并非传统的政治经济，更多关注于宗教与文化领域的变化。他不再将重点放在战争与政权的更替，而是把基督教的强弱作为主题，重点描写古典文化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碰撞，它们逐渐从过往的边缘地位向中心靠拢;多方面叙写出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多样特征。
但布朗在早期的研究视角仍具一定程度上的偏颇，他过分将目光聚焦于东部世界和宗教文化，地域研究也重东偏西，过多突出地中海东部的文化繁荣，忽视了西部的文化政治的衰落。也缺少了对政治史的分析。布朗承认，最初，他的“晚期古代”观念，并未包含政治学的设想。他最初只将视角集中于远离政治的社会与人物，主要进行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发现他们在社会具有的示范作用远超史学界过去的认识，与宗教有关的人物活动是最具特点的例证。他认为晚期古代社会对于宗教的推崇与赞叹，体现了那个社会的价值取向、社会需求和冲突;他们比传统意义上的衰亡论更为生动和清晰。所以布朗早期的研究尚未涉及政治史，西罗马帝国于他也成了遥远的存在。而在关于宗教文化、东部世界的研究逐渐完善后，他也将目光投向了政治与文化的结合。
古代晚期东西世界的不平衡性性决定了二者无法死板地存在于同一种学科模式下。所以单靠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和传统的方法是不够的，单一的角度探讨不免令人质疑。罗马帝国衰亡说是对罗马帝国消亡的宏观历史事实的客观描述，而古代晚期学说则更重视微观状态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二者看似矛盾其，实互为补充。
三、“古代晚期”理论提出的价值与意义
伴随布朗古代晚期理论的提出，在他的拓展下，古代晚期逐渐成长为史学界公认的专业术语，有关古代晚期的历史研究队伍也逐步壮大。在这个理论学说茁壮成长的同时，布朗关于古代晚期的研究方向也逐渐完善。尽管最初布朗在《古代晚期世界》中以东罗马帝国、文化研究为中心，对传统的政治、帝国的衰亡问题有所忽略，但随后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兴起》中，他重新以宗教角度对西罗马帝国进行描述，丰富了古代晚期的研究理论。以时空而论，古代晚期前承古典文明时代，后接“加洛林文艺复兴”;东西部世界互相影响，宗教文化与政治经济互为补充。2001年，《阐释古代晚期： 后古典世界论集》发表正式宣称：“编者们都相信，现在是将约公元250年至800年间的历史当作一个独特而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期的时候。”201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将“古代晚期”纳入了其“通识读本”系列，出版了《古代晚期（通识读本）》，标志着“古代晚期”作为一个独立学术领域被学者们广泛接纳。[5]
古代晚期理论在国内讨论较少，具有相当大的潜力。其潜力不仅是单纯针对古代晚期相关研究，还能从中得到跨学科研究的科研方法。从定义上来看，古代晚期是一种对传统史学范式的补充，并不是对它的完全替代;传统史学在经历一个自身充分发展的时期后，原本的史学研究范式愈来愈难以独立支撑，这就迫使原本的史学范式从其他学科中寻找新的切入点，从而走上跨学科研究的道路。但是这并不应忽视史学范式原本的特性。从古代晚期理论来看，“罗马帝国衰亡”范式和“古代晚期”范式，不但自身在政治或文化上具特性，还存在着深厚的渊源，它们彼此联系，也各自具有不同领域的史料资源，以此竞争互补。
古代晚期理论的提出中暴露的新价值取向，彰显出了跨学科研究、民族问题等与时代紧密联合的观点，既需合乎当下时代的价值观，也需合乎其时代的历史事实。而研究与讨论也将随着学科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入，不断对历史学科的相关研究领域进行完善。
参考文献
[1]刘林海. 史学界关于西罗马帝国衰亡问题研究的述评[J]. 史学史研究， 2010年4月
[2]Peter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AD 150–750， London： Thames & Hudson Ltd， 1989.
[3][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李隆国：《古代晚期研究的兴起》，《光明日报》，2011年12月22日。
[5]李隆国：《从“罗马帝国衰亡”到“罗马世界转型”——晚期罗马史研究范式的转变》，《世界历史》2012年第3期.
基金项目：贵州师范大学2018年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古代晚期’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价值研究”（DK2018A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惜璇，女，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学生;李继荣，男，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关键词：“古代晚期”;理论价值;罗马帝国
一、“古代晚期”概念的提出与研究现状
“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由历史学者彼得·布朗在1971年出版的《古代晚期的世界》一书中正式提出，之后逐渐为学界接受和认可。布朗教授将东、西罗马帝国整体化和帝国灭亡后各王国对罗马文明的继承性突显出来，赋予这一过渡时期独立意义，并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进行研究。虽然在世界史的断代划分过程中，较为普遍的划分为上古（古典）、中世纪和近现代，但古典文化向中世纪封建文化的转型是一个难以从空间与社会情况上简略划分的漫长过程：尽管西罗马帝国名义上衰亡于公元476年，但罗马文明所留下的语言、文化、制度并未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失;虽然罗马在混战中逐渐没落、化作废土，但“蛮族”势力在继承古典希腊罗马文化的基础上，于罗马帝国西部旧址上建立了诸多王国。故而从这一角度看，传统的简单将476年作为古代（古典时期）与中世纪（中古）的分界线的划分方式，充满了不严谨性和不确定性，因为这种划分方式只能被看作一个简单的时代年界，而无法对古代与中世纪做出一个历史区间的有效划分。“古代晚期”理论的提出是一种突破传统思维结构框架的新型学术坐标，其研究思路与传统“罗马帝国衰亡范式”不同，它充满创造力，强调“文明的转型”，并为“罗马帝国晚期”、“中世纪早期”等同时期历史研究提供了一类新思路;同时，古代晚期作为一个综合了社会状况、文化、政治、宗教与地理概念从而形成的新的史学研究范式，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认可。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概念自提出到正式确立经历了70余年的时间，关于罗马帝国灭亡的问题，自1776年爱德华·吉本出版《罗马帝国衰亡史》后，“衰亡论”成为长期占据学界主流的观点，吉本指出众多致使罗马帝国衰亡的要素，并写道：
“罗马的衰败源于他的过分雄伟，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它毁败的过程再简单不过了;我们应该感到奇怪的，不是罗马帝国怎么会毁灭了，倒应该是，它怎么竟会存在得如此长久。”[3]但至19世纪末，“衰亡”范式受到愈来愈多的质疑，奥地利艺术史家李格尔于1901年在《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一书中首次在艺术史上定义“古代晚期”。随后比利时史家亨利·皮朗的《圣奥古斯丁与古典文化的终结》一书也肯定了这一概念，使得这一概念获得了更大意义上的推广，历史学家们逐渐意识到这一时期的历史似乎还仍然包含着对罗马帝国历史的延续。
而促使“古代晚期”研究迸发实质性突破的是以布朗为首的一批二十世纪的史学家，他们将“古代晚期”的理论观点系统化、理论化，最终成为具代表性的历史研究范式。彼得·布朗在1971年出版的《古代晚期时间》中正式提出“古代晚期”这一概念，后又在《西方基督教王国的兴起：胜利与分化》中对古代晚期进行了更为理论化的总结阐述。布朗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再只着眼于传统的政治、军事与帝国政权的兴衰变迁，他将目光投向了宗教与社会学的分裂与融合。他将整个地中海与欧洲世界的多元文明联合起来，通过文化与宗教作为研究参照，塑造出不同与往的文明形态。
近年来国内学者深受“古代晚期”相关概念的启发，也诞生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其中尤其体现于李隆国与陈志强教授关于古代晚期相关的学术评述，李隆国教授通过《从“罗马帝国衰亡”到“罗马世界转型”——晚期罗马史研究范式的转变》、《古代晚期研究的兴起》等学术述评向国内学者进行了有关“古代晚期”的细致的介绍，而陈志强教授则站在拜占庭研究者的角度指出了古代晚期研究对早期拜占庭研究的影响与超越，为史学界提供了一项新的史学思路。二人都对“古代晚期”这一新型范式给予了相当的认可。“古典晚期”在英语学术界的影响力已有目共睹，其创新性与突破性也为我们的史学研究提供着新思路;随着时间的发展，古代晚期这一范式在我国世界史研究领域中也会越來越具备影响力。
二、“古代晚期”理论的广博性
（一）从“断裂”到“连续”
古代晚期的研究中，长期存在着“连续与断裂”一说：一直以来，罗马与蛮族的关系问题都是富有争议却又难以避开的重要议题。尽管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建立政权的事实不可置否，但学术界在涉及其属“断裂”或“融合”的具体问题上却存有相当大的分歧：蛮族入侵所带来的究竟是断裂，还是连续。传统的罗马帝国衰亡范式通常认为蛮族的胜利所带来的是帝国的衰亡，文明的断裂。按照这种观点，日耳曼人侵入西罗马帝国，毁灭了罗马文明;这种观点忽视了历史过程的长期性与罗马人和蛮族之间的融合与继承。其后出现的是征服说，顾名思义，日耳曼人征服了罗马，虽然并未完全毁灭罗马文明，但日耳曼文明仍占主体地位。还存在迁徙说和收留说：日耳曼人人数较少，他们并非通过单纯的战争和侵略进入罗马帝国，没有对罗马社会或罗马人民造成过多的伤害。尽管蛮族入侵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罗马文明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动。而支持连续说的学者认为：罗马文明从未灭绝，所以根本不存在蛮族入侵所带来的所谓“断裂”一说。二十世纪出现的转型说认为，后西罗马帝国时代的发展是一个日耳曼文明在这一时期逐步与罗马文化融合、转型，由古典文明形态转化为中世纪文明形态的过程，。同时，大多数赞同转型说的学者还认同罗马文化在其中占主体地位。
20世纪以来，民族主义泛滥，社会至今仍存在相当多的民族问题。而二战德国的民粹主义尤为严重，二战后，社会各领域都致力于从本源上反思、遏制这类理论。民族形成的过程是复杂的，民族间常常进行交流融合，并不存在非黑即白的状态。比利时和奥地利的学者们提出“曾经是蛮族，并非永远是蛮族，曾经是罗马人，也不一定永远是罗马人”的观点。[1]这些观点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二）跨学科发展与泛文化史模式
古代晚期的概念最初是从宗教与艺术方面提出的。随着历史学自身的发展，打破传统政治史学模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布朗也深受年鉴学派的影响，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新史学是各种各样的人文科学的有意识的归并。”而只要抓住历史发展的时间性，就能仍然保持歷史的学科特性。而布朗的《古代晚期世界》就尤其体现了这一特质，虽然一定程度上远离了传统的政治史，但仍然以时间为线索，描写出了宗教领域的变化。布朗认为，跨专业的特殊视角使他脱出了传统的衰亡说，从而发掘了过往忽略的宗教文化史料，优化了史料构成。布朗并不喜欢单纯的政治史研究：“一部都是皇帝和蛮族、士兵、地主和税吏的晚期古代世界史，与一部只记叙那个时代的寻求庇护的灵魂、僧侣、神秘主义者和令人敬仰的神学家的历史一样，呈现给人的都将是该时代特质的毫无色彩的不真实画面”。[2]布朗最初强调地中海东岸与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在他看来，古代晚期的中心并非只停留在西部，也集中于地中海与阿拉伯半岛的东部。西部帝国的衰亡固然重要，但东部帝国和近东也焕发出独特的生机。研究对象也并非传统的政治经济，更多关注于宗教与文化领域的变化。他不再将重点放在战争与政权的更替，而是把基督教的强弱作为主题，重点描写古典文化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碰撞，它们逐渐从过往的边缘地位向中心靠拢;多方面叙写出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多样特征。
但布朗在早期的研究视角仍具一定程度上的偏颇，他过分将目光聚焦于东部世界和宗教文化，地域研究也重东偏西，过多突出地中海东部的文化繁荣，忽视了西部的文化政治的衰落。也缺少了对政治史的分析。布朗承认，最初，他的“晚期古代”观念，并未包含政治学的设想。他最初只将视角集中于远离政治的社会与人物，主要进行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发现他们在社会具有的示范作用远超史学界过去的认识，与宗教有关的人物活动是最具特点的例证。他认为晚期古代社会对于宗教的推崇与赞叹，体现了那个社会的价值取向、社会需求和冲突;他们比传统意义上的衰亡论更为生动和清晰。所以布朗早期的研究尚未涉及政治史，西罗马帝国于他也成了遥远的存在。而在关于宗教文化、东部世界的研究逐渐完善后，他也将目光投向了政治与文化的结合。
古代晚期东西世界的不平衡性性决定了二者无法死板地存在于同一种学科模式下。所以单靠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和传统的方法是不够的，单一的角度探讨不免令人质疑。罗马帝国衰亡说是对罗马帝国消亡的宏观历史事实的客观描述，而古代晚期学说则更重视微观状态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二者看似矛盾其，实互为补充。
三、“古代晚期”理论提出的价值与意义
伴随布朗古代晚期理论的提出，在他的拓展下，古代晚期逐渐成长为史学界公认的专业术语，有关古代晚期的历史研究队伍也逐步壮大。在这个理论学说茁壮成长的同时，布朗关于古代晚期的研究方向也逐渐完善。尽管最初布朗在《古代晚期世界》中以东罗马帝国、文化研究为中心，对传统的政治、帝国的衰亡问题有所忽略，但随后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兴起》中，他重新以宗教角度对西罗马帝国进行描述，丰富了古代晚期的研究理论。以时空而论，古代晚期前承古典文明时代，后接“加洛林文艺复兴”;东西部世界互相影响，宗教文化与政治经济互为补充。2001年，《阐释古代晚期： 后古典世界论集》发表正式宣称：“编者们都相信，现在是将约公元250年至800年间的历史当作一个独特而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期的时候。”201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将“古代晚期”纳入了其“通识读本”系列，出版了《古代晚期（通识读本）》，标志着“古代晚期”作为一个独立学术领域被学者们广泛接纳。[5]
古代晚期理论在国内讨论较少，具有相当大的潜力。其潜力不仅是单纯针对古代晚期相关研究，还能从中得到跨学科研究的科研方法。从定义上来看，古代晚期是一种对传统史学范式的补充，并不是对它的完全替代;传统史学在经历一个自身充分发展的时期后，原本的史学研究范式愈来愈难以独立支撑，这就迫使原本的史学范式从其他学科中寻找新的切入点，从而走上跨学科研究的道路。但是这并不应忽视史学范式原本的特性。从古代晚期理论来看，“罗马帝国衰亡”范式和“古代晚期”范式，不但自身在政治或文化上具特性，还存在着深厚的渊源，它们彼此联系，也各自具有不同领域的史料资源，以此竞争互补。
古代晚期理论的提出中暴露的新价值取向，彰显出了跨学科研究、民族问题等与时代紧密联合的观点，既需合乎当下时代的价值观，也需合乎其时代的历史事实。而研究与讨论也将随着学科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入，不断对历史学科的相关研究领域进行完善。
参考文献
[1]刘林海. 史学界关于西罗马帝国衰亡问题研究的述评[J]. 史学史研究， 2010年4月
[2]Peter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AD 150–750， London： Thames & Hudson Ltd， 1989.
[3][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李隆国：《古代晚期研究的兴起》，《光明日报》，2011年12月22日。
[5]李隆国：《从“罗马帝国衰亡”到“罗马世界转型”——晚期罗马史研究范式的转变》，《世界历史》2012年第3期.
基金项目：贵州师范大学2018年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古代晚期’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价值研究”（DK2018A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惜璇，女，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学生;李继荣，男，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