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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中国的民族、宗教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和外媒关注的热点话题，直接关涉中国的国家形象，成为中国对外传播中一个亟待突破的难点。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组建了“民族、宗教问题对外话语体系研究”课题组，旨在形成既体现中国立场、中国利益、中国文化，又与国外受众思维习惯和表述方式相对接，易于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宗教问题对外话语体系，尝试在国内外政治和社会领域引发建设性的“公共对话”，实现中外媒体与受众之间的相互对话和沟通，努力在不同话语和立场之间达成调和与协商，为相关部门提供可操作性强的对外传播策略建议。
在讨论中国的民族、宗教问题时，不能脱离纵向的历史语境和横向的全球语境孤立地分析。在民族、宗教问题的对外传播工作中，中国没能表现出与一个强经济实体相匹配的对外传播能力。
第一，对国际话语权的战略性把握不足。国际话语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争取与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地位及国家权益相匹配的话语表达的权力。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话语权的角逐已经成为当下国际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现象。通过比较西方与中国在涉及新疆、西藏话题上使用的不同话语框架，可以看出在民族宗教议题的全球传播中，“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依然占主导地位。
第二，宗教外交理念与实践缺失。首先，中国没有建立起一个以宗教为核心推动双边国家民众相互交流与理解的机制。其次，宗教议题常常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针对中国人权外交的重要内容，但中国在这一外交领域并没有争得主动权。以西方的视角来看，宗教问题是中国是否变得更为开放、自由的重要标志。以中国自身的视角来看，宗教问题事关中国的国际形象。因此，就西方国家而言，宗教问题是诋毁中国国际形象的工具；就中国而言，使西方国家能够客观看待中国的宗教问题，有助于树立中国开放、民主的国际形象。
民族、宗教问题的对外传播话语剖析
在民族宗教问题上，我国主流媒体对外话语究竟成效几何？有哪些可取之处和有待提升的地方？课题组以近两年来《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社、《中国日报》的民族宗教报道为例，着重分析我国的西藏议题对外话语与新疆议题对外话语，以便更有针对性地为我国在该问题上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和把握提供对策建议。
我国主流媒体关于西藏议题话语：长期以来，我国媒体对于西藏议题报道以两大主题为主：一是大力宣传西藏经济发展的成就；二是弘扬西藏地区的历史文化与地理人文风情。可取之处包括主题多元，淡化政治色彩；以人为本，尊重文化；表达新颖，不落窠臼；形式多样，全媒传播等。不足之处包括消息通讯过多、深度报道偏少；信源引用不均，意见领袖缺失；报道主题停滞，忽视争议议题；政治话语强硬，中间地带缺失等。从体裁上看，多采用消息等简短的信息模式，深度报道类型较少。从报道主角来看，政府官员比例高于专家学者和民族宗教领袖。在引用信源方面，缺少民族宗教领袖、专家学者等意见领袖的声音。在报道主题方面，没有涉及到我国西藏议题中最具争议的部分，即宗教自由、人权等。
我国主流媒体关于新疆议题话语：可取之处包括严格规范表达，淡化南北划分；严正申明立场，评论掷地有声；主动设置议题，报道真实新疆等。不足之处包括主题失衡严重，反恐比重过大；政府角色突出，政治色彩浓厚；报道体裁单一，深度调查较少等。虽然近年来暴恐案件多次发生，使得新疆议题与安全与反恐问题紧密联系，但这一主题的报道依然过于密集。以“新疆”作为关键词检索发现，新华社在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共计发布了250篇报道，其中有关“安全与反恐”的有184篇，占所有报道的73.6%。这样的大量报道，使读者不自觉地将新疆与恐怖主义划上了等号。大量地偏向报道暴恐事件，使得新疆其他方面的新闻，尤其是反映民生、文化、经济的报道失去光彩。
另外，“民族、宗教问题对外话语体系研究”课题组还对影像中的中国民族、宗教议题进行了研究，课题组从历史与文化的宏观介绍、宗教与民生的中观解读、民众生活的微观纪实三个层面对7部民族、宗教主题纪录片进行了评析。研究发现，国外影像作品往往通过创造身临其境的效果，让观众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自以为客观、实则捏造的“事实”，从多个侧面呈现出不同操作手法的特殊传播效果。
国内媒体，尤其是中央级媒体的相关纪录片从比较宏观的视角反映了西藏独特的地理特征、宗教文化的发展历程、废除农奴制的历史、现代化的社会生活、戍边军旅生活、青藏铁路建设及开通等几大主题，科教作用突出，政治意义明显，央视的科教频道、纪录频道、中文国际频道等都曾播出过此类题材的相关纪录片，如《天上西藏》（2007）、《布达拉宫》（2011）、《行走西藏》（2012）等。此类纪录片的问题是，忽略了对当代民众宗教信仰的纪实呈现和深入解读，镜头即便涉及藏民们转经、朝圣的身影，也大多是一带而过，没有就其特点、形式、传承、兴盛原因等做出更多解读和说明。
民族、宗教问题对外传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民族、宗教问题对外传播存在着复杂、交织的各种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亦步亦趋：被动的议程设置。由于民族、宗教问题长期以来都是敏感性议题，政府和媒体不太愿意在这方面主动发声。导致面对此类问题时，西方社会占据了话语的主导地位，我们只能在西方设置的议题下进行被动解释。现在的媒体竞争中，谁能够首先主动发声，就有可能抢占到话语权高地，在传播中占据有利地位。舆论具有很强的盲目性，如果让虚假的声音主导了舆论，后期就很难再把局面扭转过来。
第二，趋利避害：较少触及争议议题。有时相关部门容易陷入到传统的话语框架之中，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后提供的口径缺乏针对性。针对不同的事件，外媒的关注重点是不同的，应该根据境外舆论关注点有针对性地提供说明、口径或者报道，这样才能有效地引导国际舆论，解疑释惑，澄清是非。
第三，流于表面：深度传播内容不足。单个消息由于过于短小，承载的信息量较少，每条消息只能从很小的一个侧面进行描述和探讨。相比于消息，深度报道对事件的解读能力更强，更容易呈现观点以影响受众，因而深度报道对于抢夺国际话语市场上的解释权、议程设置权具有重要的作用。现在提供的口径原则性太强，内外不分，缺乏生动鲜活的材料，整个语言系统也不是国际社会可以接受的，对外宣传的表达方式亟需提高。 民族、宗教问题对外传播的制约因素
近几年来，我国媒体“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大，随着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资源投入的增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日有所进。但是，对外传播效果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的影响力提升速度并不理想，民族、宗教问题对外传播亦如此。
第一，“锐实力”与国际传播能力：发展中的问题。中国的软实力、巧实力和锐实力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无法与之全面抗衡，只能集中优势兵力重点突破。尽管近年来我国主流媒体采集网络覆盖能力全面提升，但是，从媒体的资产总量、技术支撑能力、落地覆盖能力、人力资源的数量与结构、市场推广能力、品牌影响力等方面综合比较，我国媒体仍然处于竞争劣势。这其中，既有媒体发展生命周期的客观历史原因，也有意识形态和认知程度方面的主观原因，这种传播实力方面的瓶颈和挑战，短期内无法突破。
第二，偏见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的分歧。西方社会长期在民主、人权等话题上对中国横加指责，我们的对外传播长期被偏见所笼罩。偏见导致媒体刻意歪曲抹黑事实，在新疆、西藏发生突发事件时，一些西方媒体会很快把他们臆想的“事实”发布出去。这些臆想的事实充满夸张和耸动，很容易吸引西方民众。西方媒体将新疆、西藏的任何问题都归结到人权、民族压迫等议事框架下，使得真正表达中国立场的声音很难发出。
第三，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重点和难点。我国民族、宗教问题的处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主要基于我国复杂的国情、西方社会的干涉和媒体力量的不平衡三个原因。当前我国解决民族、宗教问题主要的重点和难点是如何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如何将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有效地进行对外传播，以争取对我国有利的国际舆论。
第四，传播策略与技巧：亟待提升的能力。从传播策略与技巧方面来看，造成我国民族、宗教问题对外传播不畅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缺乏有关工作的体制机制；信息发布机制仍待完善；对国际舆论、国际舆情，包括网络舆情的关注和研究不足；现有口径的表达方式亟待改善。
民族、宗教问题对外传播策略建议
我国民族、宗教问题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的总体原则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话语表达理念和形式，开拓全媒体的传播渠道，通过深入的对话和广泛的传播，与西方争夺对民族、宗教问题的命名权、解释权和议题设置权。
第一，改变目前民族、宗教外宣以各个部门回应具体议题为主的“一事一议”的“碎片化”模式，把争夺民族、宗教问题的国际话语权纳入国家战略传播体系规划。
“国际话语权”表现为一个国家及其主流媒体对国际热点事件的命名权、解释权和议题设置权。命名权是指媒体对于某人物、事件等进行定义、命名的权力。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和新闻媒体一直坚持的理念是西方“发现”了西藏，连英文名字Tibet也是由他们命名。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拱手把命名权让给了别人，这意味着中国的对外传播总要按照西方设置的Tibet的话语框架来做。我们在对外传播中的主体不是Tibet，而是今天活生生的Xizang，它必然也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媒体要争夺话语权还在于争夺话语意义的解释权。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大数据、微博、微信等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新媒体大发展的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都能够进行传播。只有当媒体能够在第一时间对新闻事件的意义做出恰当而优于其他媒体的解释，并且被人所信服时，才能拥有相应的解释权，并建构起公信力。在议题设置权方面，有针对性、主动、及时地设置议题和话题，能够有效破解敌对势力对我国在民族、宗教问题上的诬蔑和攻击。关键是要敢于在重大事件和敏感议题上及时公布真相，及时发出中国声音。
第二，明确重点受众，兼顾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和影响“容易被影响的人”。“有影响力的人”是指主流社会的政界、商界、学界精英，也就是通常说的“意见领袖”等。要摒弃我们熟悉的政治性语言（“公文语言”），把它们转变为在西方知识背景下受教育的人们习惯和易于接受的语言。影响“容易被影响的人”是指与青年人和基层民众的沟通，尤其是要借助于社交媒体的沟通。由于社交媒体的兴起，青年人、基层民众这些传统媒体时代的“沉默的大多数”现在有了发声的渠道，在“信息娱乐化”、“观点话题化”的趋势下，形成了影响政府议程和公共议程的巨大动员力。
第三，整合各方面力量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要发挥官方、媒体、宗教界、民间、智库等作用，通过官方交往、白皮书、文化交流、“请进来”和“走出去”、举办论坛，以及发表学术著作、影视片和畅销书等，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民族、宗教外宣的危机传播能力及在重大敏感问题上主动设置议题的能力，就可能遭遇的危机和挑战制定传播预案，培训一批熟悉民族、宗教事务和国际传播规律的新闻发言人、专家学者和民间意见领袖。
第四，运用“软包装、硬内核”的传播方式，增强民族、宗教外宣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投入更多的力量推出真实呈现中国人生活方式、传递中华文化价值观的新闻与文化作品。以文化作为外包装，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作为核心。从形式上看，我们传播的是故事性的、人性化的、亲和力强的、细节丰富的、感染力强的话语；从本质上看，我们要用中国观点、中国视角、中国价值观、中国态度来影响世界。具体策略包括：采用“客观报道”模式；确立常态化传播思维；确立淡化政治色彩的传播思维；采用可被西方认同的话语策略，如有说服力的细节描写、广泛使用不同信源、充分利用数据说话、全球视角与本土立场相结合等。
第五，践行“互联网思维”，开拓全媒体传播渠道，实现民族、宗教问题对外话语数字化，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具体策略包括：重视民族、宗教议题的数字化传播；重新审视主要民族、宗教网站的定位；打造若干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民族、宗教主题网站；利用国内的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传播民族、宗教声音；利用好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例如推特、脸谱、优兔、维基百科等，进一步贴近国外受众，扩大影响力等。
（本文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刘滢执笔。“民族、宗教问题对外话语体系研究”课题组专家包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庆安；课题组成员包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赵涵漠、廖鲽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黄子懿、张卓、杨轶、周迦昕、盛阳）
在讨论中国的民族、宗教问题时，不能脱离纵向的历史语境和横向的全球语境孤立地分析。在民族、宗教问题的对外传播工作中，中国没能表现出与一个强经济实体相匹配的对外传播能力。
第一，对国际话语权的战略性把握不足。国际话语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争取与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地位及国家权益相匹配的话语表达的权力。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话语权的角逐已经成为当下国际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现象。通过比较西方与中国在涉及新疆、西藏话题上使用的不同话语框架，可以看出在民族宗教议题的全球传播中，“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依然占主导地位。
第二，宗教外交理念与实践缺失。首先，中国没有建立起一个以宗教为核心推动双边国家民众相互交流与理解的机制。其次，宗教议题常常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针对中国人权外交的重要内容，但中国在这一外交领域并没有争得主动权。以西方的视角来看，宗教问题是中国是否变得更为开放、自由的重要标志。以中国自身的视角来看，宗教问题事关中国的国际形象。因此，就西方国家而言，宗教问题是诋毁中国国际形象的工具；就中国而言，使西方国家能够客观看待中国的宗教问题，有助于树立中国开放、民主的国际形象。
民族、宗教问题的对外传播话语剖析
在民族宗教问题上，我国主流媒体对外话语究竟成效几何？有哪些可取之处和有待提升的地方？课题组以近两年来《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社、《中国日报》的民族宗教报道为例，着重分析我国的西藏议题对外话语与新疆议题对外话语，以便更有针对性地为我国在该问题上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和把握提供对策建议。
我国主流媒体关于西藏议题话语：长期以来，我国媒体对于西藏议题报道以两大主题为主：一是大力宣传西藏经济发展的成就；二是弘扬西藏地区的历史文化与地理人文风情。可取之处包括主题多元，淡化政治色彩；以人为本，尊重文化；表达新颖，不落窠臼；形式多样，全媒传播等。不足之处包括消息通讯过多、深度报道偏少；信源引用不均，意见领袖缺失；报道主题停滞，忽视争议议题；政治话语强硬，中间地带缺失等。从体裁上看，多采用消息等简短的信息模式，深度报道类型较少。从报道主角来看，政府官员比例高于专家学者和民族宗教领袖。在引用信源方面，缺少民族宗教领袖、专家学者等意见领袖的声音。在报道主题方面，没有涉及到我国西藏议题中最具争议的部分，即宗教自由、人权等。
我国主流媒体关于新疆议题话语：可取之处包括严格规范表达，淡化南北划分；严正申明立场，评论掷地有声；主动设置议题，报道真实新疆等。不足之处包括主题失衡严重，反恐比重过大；政府角色突出，政治色彩浓厚；报道体裁单一，深度调查较少等。虽然近年来暴恐案件多次发生，使得新疆议题与安全与反恐问题紧密联系，但这一主题的报道依然过于密集。以“新疆”作为关键词检索发现，新华社在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共计发布了250篇报道，其中有关“安全与反恐”的有184篇，占所有报道的73.6%。这样的大量报道，使读者不自觉地将新疆与恐怖主义划上了等号。大量地偏向报道暴恐事件，使得新疆其他方面的新闻，尤其是反映民生、文化、经济的报道失去光彩。
另外，“民族、宗教问题对外话语体系研究”课题组还对影像中的中国民族、宗教议题进行了研究，课题组从历史与文化的宏观介绍、宗教与民生的中观解读、民众生活的微观纪实三个层面对7部民族、宗教主题纪录片进行了评析。研究发现，国外影像作品往往通过创造身临其境的效果，让观众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自以为客观、实则捏造的“事实”，从多个侧面呈现出不同操作手法的特殊传播效果。
国内媒体，尤其是中央级媒体的相关纪录片从比较宏观的视角反映了西藏独特的地理特征、宗教文化的发展历程、废除农奴制的历史、现代化的社会生活、戍边军旅生活、青藏铁路建设及开通等几大主题，科教作用突出，政治意义明显，央视的科教频道、纪录频道、中文国际频道等都曾播出过此类题材的相关纪录片，如《天上西藏》（2007）、《布达拉宫》（2011）、《行走西藏》（2012）等。此类纪录片的问题是，忽略了对当代民众宗教信仰的纪实呈现和深入解读，镜头即便涉及藏民们转经、朝圣的身影，也大多是一带而过，没有就其特点、形式、传承、兴盛原因等做出更多解读和说明。
民族、宗教问题对外传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民族、宗教问题对外传播存在着复杂、交织的各种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亦步亦趋：被动的议程设置。由于民族、宗教问题长期以来都是敏感性议题，政府和媒体不太愿意在这方面主动发声。导致面对此类问题时，西方社会占据了话语的主导地位，我们只能在西方设置的议题下进行被动解释。现在的媒体竞争中，谁能够首先主动发声，就有可能抢占到话语权高地，在传播中占据有利地位。舆论具有很强的盲目性，如果让虚假的声音主导了舆论，后期就很难再把局面扭转过来。
第二，趋利避害：较少触及争议议题。有时相关部门容易陷入到传统的话语框架之中，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后提供的口径缺乏针对性。针对不同的事件，外媒的关注重点是不同的，应该根据境外舆论关注点有针对性地提供说明、口径或者报道，这样才能有效地引导国际舆论，解疑释惑，澄清是非。
第三，流于表面：深度传播内容不足。单个消息由于过于短小，承载的信息量较少，每条消息只能从很小的一个侧面进行描述和探讨。相比于消息，深度报道对事件的解读能力更强，更容易呈现观点以影响受众，因而深度报道对于抢夺国际话语市场上的解释权、议程设置权具有重要的作用。现在提供的口径原则性太强，内外不分，缺乏生动鲜活的材料，整个语言系统也不是国际社会可以接受的，对外宣传的表达方式亟需提高。 民族、宗教问题对外传播的制约因素
近几年来，我国媒体“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大，随着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资源投入的增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日有所进。但是，对外传播效果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的影响力提升速度并不理想，民族、宗教问题对外传播亦如此。
第一，“锐实力”与国际传播能力：发展中的问题。中国的软实力、巧实力和锐实力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无法与之全面抗衡，只能集中优势兵力重点突破。尽管近年来我国主流媒体采集网络覆盖能力全面提升，但是，从媒体的资产总量、技术支撑能力、落地覆盖能力、人力资源的数量与结构、市场推广能力、品牌影响力等方面综合比较，我国媒体仍然处于竞争劣势。这其中，既有媒体发展生命周期的客观历史原因，也有意识形态和认知程度方面的主观原因，这种传播实力方面的瓶颈和挑战，短期内无法突破。
第二，偏见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的分歧。西方社会长期在民主、人权等话题上对中国横加指责，我们的对外传播长期被偏见所笼罩。偏见导致媒体刻意歪曲抹黑事实，在新疆、西藏发生突发事件时，一些西方媒体会很快把他们臆想的“事实”发布出去。这些臆想的事实充满夸张和耸动，很容易吸引西方民众。西方媒体将新疆、西藏的任何问题都归结到人权、民族压迫等议事框架下，使得真正表达中国立场的声音很难发出。
第三，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重点和难点。我国民族、宗教问题的处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主要基于我国复杂的国情、西方社会的干涉和媒体力量的不平衡三个原因。当前我国解决民族、宗教问题主要的重点和难点是如何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如何将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有效地进行对外传播，以争取对我国有利的国际舆论。
第四，传播策略与技巧：亟待提升的能力。从传播策略与技巧方面来看，造成我国民族、宗教问题对外传播不畅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缺乏有关工作的体制机制；信息发布机制仍待完善；对国际舆论、国际舆情，包括网络舆情的关注和研究不足；现有口径的表达方式亟待改善。
民族、宗教问题对外传播策略建议
我国民族、宗教问题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的总体原则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话语表达理念和形式，开拓全媒体的传播渠道，通过深入的对话和广泛的传播，与西方争夺对民族、宗教问题的命名权、解释权和议题设置权。
第一，改变目前民族、宗教外宣以各个部门回应具体议题为主的“一事一议”的“碎片化”模式，把争夺民族、宗教问题的国际话语权纳入国家战略传播体系规划。
“国际话语权”表现为一个国家及其主流媒体对国际热点事件的命名权、解释权和议题设置权。命名权是指媒体对于某人物、事件等进行定义、命名的权力。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和新闻媒体一直坚持的理念是西方“发现”了西藏，连英文名字Tibet也是由他们命名。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拱手把命名权让给了别人，这意味着中国的对外传播总要按照西方设置的Tibet的话语框架来做。我们在对外传播中的主体不是Tibet，而是今天活生生的Xizang，它必然也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媒体要争夺话语权还在于争夺话语意义的解释权。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大数据、微博、微信等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新媒体大发展的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都能够进行传播。只有当媒体能够在第一时间对新闻事件的意义做出恰当而优于其他媒体的解释，并且被人所信服时，才能拥有相应的解释权，并建构起公信力。在议题设置权方面，有针对性、主动、及时地设置议题和话题，能够有效破解敌对势力对我国在民族、宗教问题上的诬蔑和攻击。关键是要敢于在重大事件和敏感议题上及时公布真相，及时发出中国声音。
第二，明确重点受众，兼顾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和影响“容易被影响的人”。“有影响力的人”是指主流社会的政界、商界、学界精英，也就是通常说的“意见领袖”等。要摒弃我们熟悉的政治性语言（“公文语言”），把它们转变为在西方知识背景下受教育的人们习惯和易于接受的语言。影响“容易被影响的人”是指与青年人和基层民众的沟通，尤其是要借助于社交媒体的沟通。由于社交媒体的兴起，青年人、基层民众这些传统媒体时代的“沉默的大多数”现在有了发声的渠道，在“信息娱乐化”、“观点话题化”的趋势下，形成了影响政府议程和公共议程的巨大动员力。
第三，整合各方面力量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要发挥官方、媒体、宗教界、民间、智库等作用，通过官方交往、白皮书、文化交流、“请进来”和“走出去”、举办论坛，以及发表学术著作、影视片和畅销书等，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民族、宗教外宣的危机传播能力及在重大敏感问题上主动设置议题的能力，就可能遭遇的危机和挑战制定传播预案，培训一批熟悉民族、宗教事务和国际传播规律的新闻发言人、专家学者和民间意见领袖。
第四，运用“软包装、硬内核”的传播方式，增强民族、宗教外宣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投入更多的力量推出真实呈现中国人生活方式、传递中华文化价值观的新闻与文化作品。以文化作为外包装，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作为核心。从形式上看，我们传播的是故事性的、人性化的、亲和力强的、细节丰富的、感染力强的话语；从本质上看，我们要用中国观点、中国视角、中国价值观、中国态度来影响世界。具体策略包括：采用“客观报道”模式；确立常态化传播思维；确立淡化政治色彩的传播思维；采用可被西方认同的话语策略，如有说服力的细节描写、广泛使用不同信源、充分利用数据说话、全球视角与本土立场相结合等。
第五，践行“互联网思维”，开拓全媒体传播渠道，实现民族、宗教问题对外话语数字化，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具体策略包括：重视民族、宗教议题的数字化传播；重新审视主要民族、宗教网站的定位；打造若干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民族、宗教主题网站；利用国内的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传播民族、宗教声音；利用好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例如推特、脸谱、优兔、维基百科等，进一步贴近国外受众，扩大影响力等。
（本文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刘滢执笔。“民族、宗教问题对外话语体系研究”课题组专家包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庆安；课题组成员包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赵涵漠、廖鲽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黄子懿、张卓、杨轶、周迦昕、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