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聊斋志异》是我国古典文学中一部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也是第一次广泛地接触到科举制度题材的重要作品。本文对小说文本进行解读，具体阐述了科举制对人性的摧残、对世风的毒化和考官的昏庸等问题，揭露了作者批判科举制的原因，最后探讨了作者救治科举之弊的良方。
关键词： 蒲松龄 《聊斋志异》 科举制度 批判
蒲松龄是清代文言短篇小说代表作家，《聊斋志异》是他的代表作，是他一生心血之结晶。全书共有四百多篇，其中关于科举制度的描写不过二、三十篇，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作者根据一生的深入观察和科场失意的痛苦体验，含着积怨的泪水，采用狐仙鬼怪的神话形式，用独特的艺术手法，对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该书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之一就是从对科举制度种种弊端的讽刺和抨击上表现出来的。
一、《聊斋志异》中对科举制批判的表现
（一）对人性的摧残
蒲松龄一辈子从未懈怠举业，参加科举考试不下七次，却始终未考中举人。自然，他这一生接触最多的是奔竞于科场内外的形形色色的文人举子。作者耳濡目染科场悲剧，在功名利禄的引诱下，文士们一个个神魂颠倒。《聊斋志异》的许多作品把举子们的“中榜狂想曲”描写得淋漓尽致，对受科举制毒害下人们的心态的刻画，可谓惟妙惟肖，尽其相穷其形。
《王子安》中的王子安是“东昌名士”，由于受科举制度的摧残和毒害，精神都失去常态。作者运用了讽刺和夸张的手法，通过巧妙构思，生动地描写了王子安，他功名迷窍、利禄熏心，酒醉后，他被狐狸精戏弄误以为中了举人，进士，最后还点了翰林。于是，他假戏真做，尽情地作了种种丑恶的表演。通过对王子安醉中病态心理的描写，作者剖析了考生的真实内心世界，形象地刻画了他们在考取科举后的各种丑态。更在《王子安》篇末的“异史氏曰”中对秀才参加科举考试做出如下惟妙惟肖的比况，将秀才士人的灵魂刻画得细致入微，十分传神。声声见血，字字带泪。
《书痴》的主人公郎玉柱，文中对他这样描写：“昼夜研读，无间寒暑。年二十余，不求婚配，冀卷中丽人自至。见宾亲，不知温凉，三数语后，则诵声大作，客逡巡自去。”甚至在成亲之后，他也不懂得夫妻之事，居然对妻子说：“凡人男女同居则生子；今与卿居久，何不然也？”后竟至将夫妻之间不便告人的事情“逢人辄道”，使听者“无有不掩口”。作者从参加乡试一直到古稀之年，历经多年的科场失败，在阅尽了人世的浮华和人情冷暖后，才深刻认识和觉悟到科举如此毒害读书人的。
《苗生》中，通过苗生听到举子们互相诵读闱中作品而互相吹捧时，苗生厉声说：“仆听之已悉，此等文，只宜向床头对婆子读耳，广众中刺刺者可厌也！”作者描绘了那些酸腐不堪的秀才们的各种丑态，他们鼠目寸光，孤芳自赏，浅陋庸俗，故作风雅，有的则嫉妒成性地借刀杀人，有的则不知羞地互相肉麻吹捧。作者在这里抨击了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毒害，揭露了科举制的罪恶。
除了上面所举的例子外，《聊斋志异》中还有《雨钱》、《仙人岛》、《冷生》、《沂水秀才》等也是批判科举制对人性的摧残的作品。
（二）对世风的毒化
既然科举考试的成败得失决定了读书人社会地位的尊卑高下，那么“以贫富为爱憎”的世俗之态便主宰了人际关系；对科举功名的尊崇，使人们充满了势利之态，这甚至对历来讲究亲情的封建伦理道德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聊斋志异》中有不少篇目就表现了蒲松龄对科举制度所造成的晓薄世风的担忧与憎恨。
《胡四娘》篇就是揭露和批判世俗人情的得力之作。胡四娘因丈夫程孝思贫贱未发迹，被娘家人看不起，甚至连哥哥娶亲都不让她参加。等到程孝思高中科举，家中情形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品只用了短短的数句话，就把世俗人情揭露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令人感慨万千。又如《镜听》篇所描写的郑氏兄弟，形象生动，尽现世态之炎凉，亲生父母对儿子都以其功名高下而采取不同态度，何况是旁人。《凤仙》、《颜氏》篇都是讲妻子强迫丈夫苦读求功名，或因为夫君不能“为床头人吐气”而愤不与居的故事。还有一些作品，比如《二商》、《马介甫》、《吕无病》、《曾友子》、《珊瑚》、《张诚》等，或写妻妾争宠，或写翁姑虐待子媳，或写兄弟纷争，或写继母迫害前妻子女等，对我们认识当时的世风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他在《叶生》文后大发感慨：“遇合难期，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对影长愁；傲骨嶙嶙，搔头自爱。叹面目之酸涩，来鬼物之揶揄。频居康了之中，则须发之条条可丑；一落孙山之外，则文章之处处皆疵。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尔；颠倒逸群之物，伯乐伊谁？”怀才不遇，已是够伤心的事。加上当时社会上往往用庸俗的眼光看待人、评论人，世态炎凉，在科举上不得志的寒士，于是处处受人排挤、歧视。对于那些平步青云的新贵们，人们却投以羡慕的眼光，献媚阿谀，唯恐落后。作者对这种社会风气表示愤懑。
除了以上所举的例子之外，《聊斋志异》中还有《姊妹易嫁》、《夏雪》等篇目也是批判科举对世风毒化的作品。
（三）讽考官的昏庸
作者笔下所反映的乌烟瘴气的科举考试现状，真理不明，是非不分，文章的好坏，并无客观标准，而仅凭考官的主观好恶作出决定取舍。结果造成了陋劣之人幸进，凡庸之士高中，而出现真正的英雄失志，佳士被排斥的不合理现象。为此，蒲松龄以嬉笑怒骂的文字，怀着深广的忧愤，进行了酣畅淋漓的揭露。考官之所以录取“陋劣”、“凡庸”之辈，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因为他们本身不学无术。《司文郎》一文就针对这点进行了绝妙的讽刺。考官的文章都狗屁不通、臭不可闻，怎能识别考生文章的优劣。余杭生的文章令人作呕，他之所以能高中，是因为考官的文章比他的更拙劣。考官“瞎眼”，录取的考生自然庸劣。于是，代代相传，贻害无穷。《贾奉雉》中，贾生不愿靠粗劣的文字博取功名，《聊斋志异》借作品中人物郎生之口“劝”他道：“帘内诸官，皆以此等物事进身，恐不能因阅君文，另换一副眼睛肺肠也。”可见，考官昏聩无能到何种地步。《于去恶》中通过主人公于去恶和北平名士陶圣俞的对话，痛骂由科举出身的那批官僚的低能浅鄙，不学无术，读书被他们当成了“猎取功名”的敲门砖。 考官录取“陋劣”、“凡庸”之辈的另一个原因是索贿、受贿。蒲松龄对考官的批判，除了考官本身的“所见鄙耳”外，还由于考官的“爱钱”，致使贿赂风行、舞弊丛生。《考弊司》里写阴间管辖士子的衙门叫“考弊司”，司主名“虚肚鬼王”。在衙门堂下两侧有大书“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石碑。厅堂左右的柱子上还雕刻一副楹联，上联为：“曰校、曰序、曰庠，两字德行阴教化”，下联为“上士、中士、下士，一堂礼乐鬼门生”。然而就是他，竟然强迫每个士子割下髀肉进贡给自己。
考官录取“陋劣”、“凡庸”之辈的又一个原因是考生的背景，或因为家中有权有势，或因为有当道者荐举。《叶生》篇中的叶生写文章首屈一指，命却很不好，科举屡考屡败。后来因为得到县令丁乘鹤的赏识，靠“公游扬于学使，遂领冠军”。后来，丁乘鹤又“嘱公子至都，为之纳粟”，才让叶生有了入闱与高中的机会。最后，叶生的儿子也是靠丁乘鹤的儿子二混迹官场的。《胡四娘》写程孝思入县学读书，靠的是岳父胡通政司的关系。后来，通政司去世，他虽日夜苦读、专心致志，却仍然名落孙山。由此可见，同一个人，有背景时与没背景时才能变得有天壤之别。
蒲松龄在科举上遭受挫折，对于个中黑暗内幕，洞若观火，因此在揭发考官的取士唯亲、衡文唯故、贪赃枉法、丧尽天良，种种卑鄙龌龊之状，就显得格外深刻，一针见血。这就是《聊斋志异》中所有关于批判科举制度方面的创作显得特别生动、尖锐的主要原因。
二、蒲松龄批判科举制的原因
蒲松龄一生与科举制结下不解之缘，更由此结下难解之怨。由科场失意所带来的惆怅与失落给了蒲松龄沉重的打击，使其对应试科举的热情沉浮交错。伴随着幻想的一次次破灭，蒲松龄开始了对科举制的重新思考、审视与批判。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最主要原因是科举制度演变至清朝本身存在的弊端。科举制起于隋，兴于唐，完善于宋，衰亡于明清。它的出现确实是中国人才选拔制度上的一次飞跃，具有优越性。但科举制发展至明清时，已走向反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考试内容的狭窄，主要以朱注《四书》作为考试内容。二是考试形式呆板，八股取士束缚了人的创造性。三是科场舞弊频发，防不胜防。从他的《聊斋志异》和全部诗文集来看，他的不满和愤慨主要是针对科举考试的流弊而发的。
其次是身受科举之害。蒲松龄之所以能通过作品深刻批判科举制度，是因为他身受科举之害。在科举考试中，几十年的屡试不中令他“愤气填胸”，因而借小说来发牢骚，抒愤慨，讽刺批判。蒲松龄几乎一辈子受科举制度的折磨。他出身于一个日渐败落的地主家庭，父祖几代人都热衷科考，但没有能够正式踏入官场。受家庭影响，蒲松龄从小就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当做自己的人生理想。他自幼聪颖好学，喜读诗书，19岁时以县、府、道试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生员，得到学使施闰章的称赞，从此文名大振，而自视甚高。在青壮年时代，他日夜攻苦，望能科举及，然而屡战屡败。到了五十多岁，“犹不忘进取”，甚至于年过花甲，还是“白头见猎犹心喜”，还是“五夜闻鸡后，死灰复欲然”，不免跃跃欲试。只是这时年事已高，因而不得不把“进取”的希望转而寄托在儿孙身上。七十二岁时长孙立德考中秀才，他写诗表示欣慰，并发表感慨：“天命虽难为，人事贵自励。无似乃祖空白头，一经终老良足羞！”可见他是始终把自己没能够攀登上科举功名的阶梯引以为终身的憾事的。
最后是旨在探讨治疗科举之弊的良方。蒲松龄一生汲汲于科举仕途，对科举“情有独钟”，孜孜以求，并把科举看成是自己获取功名利禄和报效国家的唯一途径。他初试少年得志，成竹在胸，但乡试屡屡不中，虽才华横溢，却怀才不遇，久困于考场，以致对科场失望至极，心中难免有诸多不满与愤慨，最终反思批判，想通过改革科举弊端，从而挽救科举制。蒲松龄对科举制的弊端及危害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从《聊斋志异》现存批判科举制的作品来看，蒲松龄批判科举的主要着力点在考官。在他看来，由于考官们昏聩不法，所以科举取士中产生诸多弊端，以致造成了无才之士加以取录、把劣等文章判为优等文章的结果。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大骂将考生文章优劣颠倒的考官瞎了眼，该挖目；同时，认为这些考官不能正确评判文章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水平太低，另一方面则是不能秉持公心，所以蒲松龄认为应该对这制度进行一番改革。首先，应该对考官进行考试，选拔有水平的考官。《司文郎》里写到了选拔司文郎的考试，在《于去恶》篇专门提到了“考帘官”的话题，可见蒲松龄确实是很看重这个办法的，他也希望能将之付诸实际，尽管现实中不太可能。另外，他还认为应请秉公执法的张大人越俎代庖，兼管文事，这样即便文场尚有不公平之事，也可以去除文场情弊，公允地衡文取士。蒲松龄认为自己之所以多年未考取举人，是因为怀大才却不遇水平高、善识才、持公心的考官，所以，他在《于去恶》中，特意把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取名叫“于去恶”。结合这篇小说的内容来看，蒲松龄认为，只有通过严格的考试选拔考官，才能从根本上去掉科举考试中的恶劣现象。当然，作为一位封建文人，他本身所具有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虽不能认识到科举弊端的本质，但能认识到这一点，也是难能可贵了。
总之，蒲松龄对科举一生膺服，爱之深，而责之切，虽从其对人性的摧残、对人才的压抑、对世风的毒化和考官的昏庸等方面对科举制进行抨击，但同时还是对其寄予了厚望，认为通过改良，一定能重拾当年的风采，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已是难能可贵了。
参考文献：
[1]蒲松龄.白话聊斋[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6（9）.
[2]杨柳.聊斋志异研究[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58（6）.
[3]杨义主编.聊斋志异选评[M].长沙：岳麓书社，2006（12）.
[4]唐富龄.文言小说高峰的回归——《聊斋志异》纵横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
[5]朱振武.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对科举制度的认识[J].淄博：蒲松龄研究，1996（1）.
[6]胡渐逵.《聊斋志异》对科举制的批判及其局限[J].益阳：益阳师专学报，1994（1）.
[7]宋山龙.《聊斋志异》对封建吏治和科举的愤懑和无奈[J].西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
关键词： 蒲松龄 《聊斋志异》 科举制度 批判
蒲松龄是清代文言短篇小说代表作家，《聊斋志异》是他的代表作，是他一生心血之结晶。全书共有四百多篇，其中关于科举制度的描写不过二、三十篇，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作者根据一生的深入观察和科场失意的痛苦体验，含着积怨的泪水，采用狐仙鬼怪的神话形式，用独特的艺术手法，对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该书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之一就是从对科举制度种种弊端的讽刺和抨击上表现出来的。
一、《聊斋志异》中对科举制批判的表现
（一）对人性的摧残
蒲松龄一辈子从未懈怠举业，参加科举考试不下七次，却始终未考中举人。自然，他这一生接触最多的是奔竞于科场内外的形形色色的文人举子。作者耳濡目染科场悲剧，在功名利禄的引诱下，文士们一个个神魂颠倒。《聊斋志异》的许多作品把举子们的“中榜狂想曲”描写得淋漓尽致，对受科举制毒害下人们的心态的刻画，可谓惟妙惟肖，尽其相穷其形。
《王子安》中的王子安是“东昌名士”，由于受科举制度的摧残和毒害，精神都失去常态。作者运用了讽刺和夸张的手法，通过巧妙构思，生动地描写了王子安，他功名迷窍、利禄熏心，酒醉后，他被狐狸精戏弄误以为中了举人，进士，最后还点了翰林。于是，他假戏真做，尽情地作了种种丑恶的表演。通过对王子安醉中病态心理的描写，作者剖析了考生的真实内心世界，形象地刻画了他们在考取科举后的各种丑态。更在《王子安》篇末的“异史氏曰”中对秀才参加科举考试做出如下惟妙惟肖的比况，将秀才士人的灵魂刻画得细致入微，十分传神。声声见血，字字带泪。
《书痴》的主人公郎玉柱，文中对他这样描写：“昼夜研读，无间寒暑。年二十余，不求婚配，冀卷中丽人自至。见宾亲，不知温凉，三数语后，则诵声大作，客逡巡自去。”甚至在成亲之后，他也不懂得夫妻之事，居然对妻子说：“凡人男女同居则生子；今与卿居久，何不然也？”后竟至将夫妻之间不便告人的事情“逢人辄道”，使听者“无有不掩口”。作者从参加乡试一直到古稀之年，历经多年的科场失败，在阅尽了人世的浮华和人情冷暖后，才深刻认识和觉悟到科举如此毒害读书人的。
《苗生》中，通过苗生听到举子们互相诵读闱中作品而互相吹捧时，苗生厉声说：“仆听之已悉，此等文，只宜向床头对婆子读耳，广众中刺刺者可厌也！”作者描绘了那些酸腐不堪的秀才们的各种丑态，他们鼠目寸光，孤芳自赏，浅陋庸俗，故作风雅，有的则嫉妒成性地借刀杀人，有的则不知羞地互相肉麻吹捧。作者在这里抨击了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毒害，揭露了科举制的罪恶。
除了上面所举的例子外，《聊斋志异》中还有《雨钱》、《仙人岛》、《冷生》、《沂水秀才》等也是批判科举制对人性的摧残的作品。
（二）对世风的毒化
既然科举考试的成败得失决定了读书人社会地位的尊卑高下，那么“以贫富为爱憎”的世俗之态便主宰了人际关系；对科举功名的尊崇，使人们充满了势利之态，这甚至对历来讲究亲情的封建伦理道德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聊斋志异》中有不少篇目就表现了蒲松龄对科举制度所造成的晓薄世风的担忧与憎恨。
《胡四娘》篇就是揭露和批判世俗人情的得力之作。胡四娘因丈夫程孝思贫贱未发迹，被娘家人看不起，甚至连哥哥娶亲都不让她参加。等到程孝思高中科举，家中情形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品只用了短短的数句话，就把世俗人情揭露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令人感慨万千。又如《镜听》篇所描写的郑氏兄弟，形象生动，尽现世态之炎凉，亲生父母对儿子都以其功名高下而采取不同态度，何况是旁人。《凤仙》、《颜氏》篇都是讲妻子强迫丈夫苦读求功名，或因为夫君不能“为床头人吐气”而愤不与居的故事。还有一些作品，比如《二商》、《马介甫》、《吕无病》、《曾友子》、《珊瑚》、《张诚》等，或写妻妾争宠，或写翁姑虐待子媳，或写兄弟纷争，或写继母迫害前妻子女等，对我们认识当时的世风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他在《叶生》文后大发感慨：“遇合难期，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对影长愁；傲骨嶙嶙，搔头自爱。叹面目之酸涩，来鬼物之揶揄。频居康了之中，则须发之条条可丑；一落孙山之外，则文章之处处皆疵。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尔；颠倒逸群之物，伯乐伊谁？”怀才不遇，已是够伤心的事。加上当时社会上往往用庸俗的眼光看待人、评论人，世态炎凉，在科举上不得志的寒士，于是处处受人排挤、歧视。对于那些平步青云的新贵们，人们却投以羡慕的眼光，献媚阿谀，唯恐落后。作者对这种社会风气表示愤懑。
除了以上所举的例子之外，《聊斋志异》中还有《姊妹易嫁》、《夏雪》等篇目也是批判科举对世风毒化的作品。
（三）讽考官的昏庸
作者笔下所反映的乌烟瘴气的科举考试现状，真理不明，是非不分，文章的好坏，并无客观标准，而仅凭考官的主观好恶作出决定取舍。结果造成了陋劣之人幸进，凡庸之士高中，而出现真正的英雄失志，佳士被排斥的不合理现象。为此，蒲松龄以嬉笑怒骂的文字，怀着深广的忧愤，进行了酣畅淋漓的揭露。考官之所以录取“陋劣”、“凡庸”之辈，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因为他们本身不学无术。《司文郎》一文就针对这点进行了绝妙的讽刺。考官的文章都狗屁不通、臭不可闻，怎能识别考生文章的优劣。余杭生的文章令人作呕，他之所以能高中，是因为考官的文章比他的更拙劣。考官“瞎眼”，录取的考生自然庸劣。于是，代代相传，贻害无穷。《贾奉雉》中，贾生不愿靠粗劣的文字博取功名，《聊斋志异》借作品中人物郎生之口“劝”他道：“帘内诸官，皆以此等物事进身，恐不能因阅君文，另换一副眼睛肺肠也。”可见，考官昏聩无能到何种地步。《于去恶》中通过主人公于去恶和北平名士陶圣俞的对话，痛骂由科举出身的那批官僚的低能浅鄙，不学无术，读书被他们当成了“猎取功名”的敲门砖。 考官录取“陋劣”、“凡庸”之辈的另一个原因是索贿、受贿。蒲松龄对考官的批判，除了考官本身的“所见鄙耳”外，还由于考官的“爱钱”，致使贿赂风行、舞弊丛生。《考弊司》里写阴间管辖士子的衙门叫“考弊司”，司主名“虚肚鬼王”。在衙门堂下两侧有大书“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石碑。厅堂左右的柱子上还雕刻一副楹联，上联为：“曰校、曰序、曰庠，两字德行阴教化”，下联为“上士、中士、下士，一堂礼乐鬼门生”。然而就是他，竟然强迫每个士子割下髀肉进贡给自己。
考官录取“陋劣”、“凡庸”之辈的又一个原因是考生的背景，或因为家中有权有势，或因为有当道者荐举。《叶生》篇中的叶生写文章首屈一指，命却很不好，科举屡考屡败。后来因为得到县令丁乘鹤的赏识，靠“公游扬于学使，遂领冠军”。后来，丁乘鹤又“嘱公子至都，为之纳粟”，才让叶生有了入闱与高中的机会。最后，叶生的儿子也是靠丁乘鹤的儿子二混迹官场的。《胡四娘》写程孝思入县学读书，靠的是岳父胡通政司的关系。后来，通政司去世，他虽日夜苦读、专心致志，却仍然名落孙山。由此可见，同一个人，有背景时与没背景时才能变得有天壤之别。
蒲松龄在科举上遭受挫折，对于个中黑暗内幕，洞若观火，因此在揭发考官的取士唯亲、衡文唯故、贪赃枉法、丧尽天良，种种卑鄙龌龊之状，就显得格外深刻，一针见血。这就是《聊斋志异》中所有关于批判科举制度方面的创作显得特别生动、尖锐的主要原因。
二、蒲松龄批判科举制的原因
蒲松龄一生与科举制结下不解之缘，更由此结下难解之怨。由科场失意所带来的惆怅与失落给了蒲松龄沉重的打击，使其对应试科举的热情沉浮交错。伴随着幻想的一次次破灭，蒲松龄开始了对科举制的重新思考、审视与批判。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最主要原因是科举制度演变至清朝本身存在的弊端。科举制起于隋，兴于唐，完善于宋，衰亡于明清。它的出现确实是中国人才选拔制度上的一次飞跃，具有优越性。但科举制发展至明清时，已走向反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考试内容的狭窄，主要以朱注《四书》作为考试内容。二是考试形式呆板，八股取士束缚了人的创造性。三是科场舞弊频发，防不胜防。从他的《聊斋志异》和全部诗文集来看，他的不满和愤慨主要是针对科举考试的流弊而发的。
其次是身受科举之害。蒲松龄之所以能通过作品深刻批判科举制度，是因为他身受科举之害。在科举考试中，几十年的屡试不中令他“愤气填胸”，因而借小说来发牢骚，抒愤慨，讽刺批判。蒲松龄几乎一辈子受科举制度的折磨。他出身于一个日渐败落的地主家庭，父祖几代人都热衷科考，但没有能够正式踏入官场。受家庭影响，蒲松龄从小就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当做自己的人生理想。他自幼聪颖好学，喜读诗书，19岁时以县、府、道试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生员，得到学使施闰章的称赞，从此文名大振，而自视甚高。在青壮年时代，他日夜攻苦，望能科举及，然而屡战屡败。到了五十多岁，“犹不忘进取”，甚至于年过花甲，还是“白头见猎犹心喜”，还是“五夜闻鸡后，死灰复欲然”，不免跃跃欲试。只是这时年事已高，因而不得不把“进取”的希望转而寄托在儿孙身上。七十二岁时长孙立德考中秀才，他写诗表示欣慰，并发表感慨：“天命虽难为，人事贵自励。无似乃祖空白头，一经终老良足羞！”可见他是始终把自己没能够攀登上科举功名的阶梯引以为终身的憾事的。
最后是旨在探讨治疗科举之弊的良方。蒲松龄一生汲汲于科举仕途，对科举“情有独钟”，孜孜以求，并把科举看成是自己获取功名利禄和报效国家的唯一途径。他初试少年得志，成竹在胸，但乡试屡屡不中，虽才华横溢，却怀才不遇，久困于考场，以致对科场失望至极，心中难免有诸多不满与愤慨，最终反思批判，想通过改革科举弊端，从而挽救科举制。蒲松龄对科举制的弊端及危害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从《聊斋志异》现存批判科举制的作品来看，蒲松龄批判科举的主要着力点在考官。在他看来，由于考官们昏聩不法，所以科举取士中产生诸多弊端，以致造成了无才之士加以取录、把劣等文章判为优等文章的结果。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大骂将考生文章优劣颠倒的考官瞎了眼，该挖目；同时，认为这些考官不能正确评判文章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水平太低，另一方面则是不能秉持公心，所以蒲松龄认为应该对这制度进行一番改革。首先，应该对考官进行考试，选拔有水平的考官。《司文郎》里写到了选拔司文郎的考试，在《于去恶》篇专门提到了“考帘官”的话题，可见蒲松龄确实是很看重这个办法的，他也希望能将之付诸实际，尽管现实中不太可能。另外，他还认为应请秉公执法的张大人越俎代庖，兼管文事，这样即便文场尚有不公平之事，也可以去除文场情弊，公允地衡文取士。蒲松龄认为自己之所以多年未考取举人，是因为怀大才却不遇水平高、善识才、持公心的考官，所以，他在《于去恶》中，特意把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取名叫“于去恶”。结合这篇小说的内容来看，蒲松龄认为，只有通过严格的考试选拔考官，才能从根本上去掉科举考试中的恶劣现象。当然，作为一位封建文人，他本身所具有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虽不能认识到科举弊端的本质，但能认识到这一点，也是难能可贵了。
总之，蒲松龄对科举一生膺服，爱之深，而责之切，虽从其对人性的摧残、对人才的压抑、对世风的毒化和考官的昏庸等方面对科举制进行抨击，但同时还是对其寄予了厚望，认为通过改良，一定能重拾当年的风采，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已是难能可贵了。
参考文献：
[1]蒲松龄.白话聊斋[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6（9）.
[2]杨柳.聊斋志异研究[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58（6）.
[3]杨义主编.聊斋志异选评[M].长沙：岳麓书社，2006（12）.
[4]唐富龄.文言小说高峰的回归——《聊斋志异》纵横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
[5]朱振武.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对科举制度的认识[J].淄博：蒲松龄研究，1996（1）.
[6]胡渐逵.《聊斋志异》对科举制的批判及其局限[J].益阳：益阳师专学报，1994（1）.
[7]宋山龙.《聊斋志异》对封建吏治和科举的愤懑和无奈[J].西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