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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心理和精神压抑,我平时不能做的事情就希望通过电影来实现”,所以他拍了很多功夫片,都暴力十足,让人热血沸腾,可过后想想似乎又过于直接。
叶伟信长着一副靓仔样,酷似余文乐,总被人叫做“香港少壮派导演”,大多数人以为他也就三十来岁,其实他1985年就已经入行,今年“五十知天命”。
叶伟信以拍鬼怪灵异片起家,但很多资深影迷爱他的两部文艺片《爆裂刑警》和《朱丽叶与梁山伯》,他最想拍的下一部电影是名字就很文艺的《罗密欧与祝英台》。不过,世事难料,叶伟信最终以商业系列片《叶问》成为大腕级导演,才得以众人皆知。
在合作过的演员中,叶伟信最喜欢吴镇宇,因为他演技好,又聪明;在没有合作过的演员中,叶伟信最喜欢梁朝伟和金城武,他想过要找梁朝伟来拍一部杀手戏,而金城武“站在那儿不动也让人享受”。而他最喜欢的导演,正巧是把这两大巨星组合在一部电影(《赤壁》)中的吴宇森。
叶伟信不是那种商业味很重的导演,但他拍出了非常商业的《叶问》系列。“什么叫适合内地,其实这个很难知道,往往都是在事后你才能发现。我不太会考虑去迎合市场,我希望能找回做导演最基本的东西,对自己做的东西有信心。”正是因为比其他电影稍微多了点什么,《叶问2》成为国内少见的成功的续集电影。
爱说理的宅男
叶伟信喜欢在电影里说点道理,话不多,就一两句,但让人印象深刻。《叶问2》里,甄子丹扮演的叶问打败了英国拳王“龙卷风”后,对着全场说:“人的地位有高低之分,但人格不应该有贵贱之别。”
叶伟信不是那种一开始就才华横溢的导演。15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初中毕业后就步入社会谋生,正好新艺城在报纸上登广告招人。最初在新艺城的片场打杂,送信、复印资料、买盒饭。买了三个月盒饭后,当时很红的“肥猫”郑则仕提拔他当了场记,“当时片场没监视器,拍摄细节全靠场记的一支笔。如果没记下明星抬的是左手还是右手,就被导演一顿臭骂”。一次叶伟信漏记了一件道具的位置,第二天副导演让他走人,他哭了。
“其实我的性格不适合做那么细心的事,但不忿的是其他人推卸责任。导演爱面子,压力大就骂我们,而很多副导演的做法都只是为了讨好导演,不是真正为了电影。”现在回想起来,他还憋屈地加了一句,“我倒想看看,走到现在的到底是你,还是我。”
叶伟信喜欢在电影里讲述平民生活,即使像叶问这样的佛山大少爷,在电影里展现的也是一副平淡的家庭生活,叶问的家庭观更为《叶问》博得了大量的女性观众,“我看不惯有钱人高高在上的自满心态,对于奢侈场合也没什么兴趣。之前我住的小区,周围的人都是身光颈靓职业高尚的那种,我就很看不惯他们每日西服笔挺的样子,后来我就搬了出去,我喜欢很平民、很随意的东西,平时常常出门也坐巴士,所以我更喜欢拍摄普通人的困境与情感”。
很多人问过甄子丹,你和叶问像吗?这个问题其实应该问叶伟信,他说叶问就是一个会打架的宅男,“甄子丹能打,而我是宅男”。甄子丹问过编剧黄子桓,叶问有什么参考角色,黄子桓思考几天后和叶伟信说,“就是演你”。
叶问身上最像叶伟信的地方,不是同姓,而是“低调。其实也想高调,但又往往做不到。我是天秤座的,每件事情都想做好,但很难平衡。我很低调,但我是很极端的。我可以把自己放得很低,也会有很高调的时候,有时候很矛盾,尤其是以前年少轻狂的时候,什么都看不惯”。
这种在低调和高调间转换的情绪,颇似叶伟信在文艺先锋情结和商业主流趋势间游走的状态。《叶问1》公映时,他说,“又来拍打打杀杀了,我一点都不喜欢这种电影。希望这部赚了钱,老板能给我钱拍真正想拍的电影”;《叶问1》赚了钱,但等待叶伟信的是《叶问2》和《叶问3》,这回《叶问2》公映,他说自己已经变了,“为生活,什么都可以忍”(《叶问2》的台词)。
天秤座男人
叶伟信矛盾的地方还有如何面对记者。他历来不太接受媒体访问,《叶问1》公映时,他宁愿和我们随意地站在门口聊天,也不适应真正坐下来接受专访时的那种拘束。《叶问2》公映了,他终于大方地站了出来,和媒体“车轮战”,而且越聊越亢奋,“我不喜欢访问。我知道我出来说一说,可能影响到票房,但我自己就不想这么做。我很想说心里话,又不懂说套话,说的内容未必媒体会喜欢,有时候我看到报道出来,心里很后悔。陈可辛也对我说过,你那么认真干嘛。但我仍然是很希望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其实在这一行,需要的未必是那么真实的东西”。
天秤座的人有三大典型性格,叶伟信都有。
一是报复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在《叶问1》成功后接受香港媒体访问,自称“极端主义变态分子,绝对是天生杀人狂。得罪过自己的,一辈子会记得”,但这样的人在《叶问》系列里拍出了民族大义舍己为人。
因为理智,叶伟信只好在幻想中复仇,想象用各种酷刑把那些伤害弱者的人折磨致死,他承认“因为心理和精神压抑,我平时不能做的事情就希望通过电影来实现”,所以他拍了很多功夫片,都暴力十足,让人热血沸腾,可过后想想似乎又过于直接。
二是完美主义。叶伟信在《叶问1》时想拍一幕讲述日军攻入佛山,40万居民撤离的大场面,老板说:“这个场面能换来多少票房?”制作费有限,拍不成。他说过,“拍不到人海,我要拍好多‘救命’的其他画面,不能让这部戏死,要死也只能是我死。我已经觉得这不是我的电影,完全没有意义”。等到《叶问2》时,一个很明显的观感是第一部时备受称赞的非常有韵味的文戏段落少了。叶伟信坦然面对,“《叶问》就是非常商业的动作片。我很愿意为了电影的商业性,而把自己的爱好牺牲掉。别人会舍不得,但我会直接剪掉。冲着甄子丹来看这部电影的人,不是为了看文戏,就是要看他打”。
因为完美主义,已婚多年的他坚持不要孩子;平均每年只拍一部电影,“要对得起观众,对得起老板,对得起自己”。
三是念旧。叶伟信和电影公司老板黄百鸣自2005年合作《杀破狼》起,至今已经连拍了5部戏,第六部《叶问3》也已经摆上了议事日程,这种稳定的组合比得上华谊和冯小刚的关系。叶伟信入行时,黄百鸣就是新艺城的老板,“我觉得这是个緣分。我不只是为了报恩,我看到他,就会想,我们不仅仅是朋友、师徒这样的关系,看着他当年从一个小伙子变成现在的模样,很美妙,能和他一起共事,我自己都非常开心。其实当时新艺城人很多,最初我给他的公司拍完了《干柴烈火》,他都不知道我是新艺城出来的,等到《杀破狼》时我们才真正合作。这个缘分是由他开始的,当年在新艺城时,没有他点头让我去当场记和副导演,后来我都不知道路要怎么走,现在的自己会怎样”。
叶伟信在《叶问2》中启用了很久未见的香港明星郑则仕,而老牌明星的演技的确出色,演活了一个左右逢源又不失良心的香港警察。郑则仕与他也颇有渊源:“可以这么说,他是我的恩人。他不单是让我当场记,我们还是朋友的关系,很多时间我们都呆在一起打球。我们没钱,他请我们去玩,带我们去旅游。他不希望自己单单是个演员,他去发掘年轻人,并培训他们,他会带很多朋友到他家里吃饭。他影响我的不是他的电影,而是做人,他说你想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想到120分。他对他的妈妈、家人都非常非常好,他对家人的感情和我很接近。”
叶伟信长着一副靓仔样,酷似余文乐,总被人叫做“香港少壮派导演”,大多数人以为他也就三十来岁,其实他1985年就已经入行,今年“五十知天命”。
叶伟信以拍鬼怪灵异片起家,但很多资深影迷爱他的两部文艺片《爆裂刑警》和《朱丽叶与梁山伯》,他最想拍的下一部电影是名字就很文艺的《罗密欧与祝英台》。不过,世事难料,叶伟信最终以商业系列片《叶问》成为大腕级导演,才得以众人皆知。
在合作过的演员中,叶伟信最喜欢吴镇宇,因为他演技好,又聪明;在没有合作过的演员中,叶伟信最喜欢梁朝伟和金城武,他想过要找梁朝伟来拍一部杀手戏,而金城武“站在那儿不动也让人享受”。而他最喜欢的导演,正巧是把这两大巨星组合在一部电影(《赤壁》)中的吴宇森。
叶伟信不是那种商业味很重的导演,但他拍出了非常商业的《叶问》系列。“什么叫适合内地,其实这个很难知道,往往都是在事后你才能发现。我不太会考虑去迎合市场,我希望能找回做导演最基本的东西,对自己做的东西有信心。”正是因为比其他电影稍微多了点什么,《叶问2》成为国内少见的成功的续集电影。
爱说理的宅男
叶伟信喜欢在电影里说点道理,话不多,就一两句,但让人印象深刻。《叶问2》里,甄子丹扮演的叶问打败了英国拳王“龙卷风”后,对着全场说:“人的地位有高低之分,但人格不应该有贵贱之别。”
叶伟信不是那种一开始就才华横溢的导演。15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初中毕业后就步入社会谋生,正好新艺城在报纸上登广告招人。最初在新艺城的片场打杂,送信、复印资料、买盒饭。买了三个月盒饭后,当时很红的“肥猫”郑则仕提拔他当了场记,“当时片场没监视器,拍摄细节全靠场记的一支笔。如果没记下明星抬的是左手还是右手,就被导演一顿臭骂”。一次叶伟信漏记了一件道具的位置,第二天副导演让他走人,他哭了。
“其实我的性格不适合做那么细心的事,但不忿的是其他人推卸责任。导演爱面子,压力大就骂我们,而很多副导演的做法都只是为了讨好导演,不是真正为了电影。”现在回想起来,他还憋屈地加了一句,“我倒想看看,走到现在的到底是你,还是我。”
叶伟信喜欢在电影里讲述平民生活,即使像叶问这样的佛山大少爷,在电影里展现的也是一副平淡的家庭生活,叶问的家庭观更为《叶问》博得了大量的女性观众,“我看不惯有钱人高高在上的自满心态,对于奢侈场合也没什么兴趣。之前我住的小区,周围的人都是身光颈靓职业高尚的那种,我就很看不惯他们每日西服笔挺的样子,后来我就搬了出去,我喜欢很平民、很随意的东西,平时常常出门也坐巴士,所以我更喜欢拍摄普通人的困境与情感”。
很多人问过甄子丹,你和叶问像吗?这个问题其实应该问叶伟信,他说叶问就是一个会打架的宅男,“甄子丹能打,而我是宅男”。甄子丹问过编剧黄子桓,叶问有什么参考角色,黄子桓思考几天后和叶伟信说,“就是演你”。
叶问身上最像叶伟信的地方,不是同姓,而是“低调。其实也想高调,但又往往做不到。我是天秤座的,每件事情都想做好,但很难平衡。我很低调,但我是很极端的。我可以把自己放得很低,也会有很高调的时候,有时候很矛盾,尤其是以前年少轻狂的时候,什么都看不惯”。
这种在低调和高调间转换的情绪,颇似叶伟信在文艺先锋情结和商业主流趋势间游走的状态。《叶问1》公映时,他说,“又来拍打打杀杀了,我一点都不喜欢这种电影。希望这部赚了钱,老板能给我钱拍真正想拍的电影”;《叶问1》赚了钱,但等待叶伟信的是《叶问2》和《叶问3》,这回《叶问2》公映,他说自己已经变了,“为生活,什么都可以忍”(《叶问2》的台词)。
天秤座男人
叶伟信矛盾的地方还有如何面对记者。他历来不太接受媒体访问,《叶问1》公映时,他宁愿和我们随意地站在门口聊天,也不适应真正坐下来接受专访时的那种拘束。《叶问2》公映了,他终于大方地站了出来,和媒体“车轮战”,而且越聊越亢奋,“我不喜欢访问。我知道我出来说一说,可能影响到票房,但我自己就不想这么做。我很想说心里话,又不懂说套话,说的内容未必媒体会喜欢,有时候我看到报道出来,心里很后悔。陈可辛也对我说过,你那么认真干嘛。但我仍然是很希望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其实在这一行,需要的未必是那么真实的东西”。
天秤座的人有三大典型性格,叶伟信都有。
一是报复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在《叶问1》成功后接受香港媒体访问,自称“极端主义变态分子,绝对是天生杀人狂。得罪过自己的,一辈子会记得”,但这样的人在《叶问》系列里拍出了民族大义舍己为人。
因为理智,叶伟信只好在幻想中复仇,想象用各种酷刑把那些伤害弱者的人折磨致死,他承认“因为心理和精神压抑,我平时不能做的事情就希望通过电影来实现”,所以他拍了很多功夫片,都暴力十足,让人热血沸腾,可过后想想似乎又过于直接。
二是完美主义。叶伟信在《叶问1》时想拍一幕讲述日军攻入佛山,40万居民撤离的大场面,老板说:“这个场面能换来多少票房?”制作费有限,拍不成。他说过,“拍不到人海,我要拍好多‘救命’的其他画面,不能让这部戏死,要死也只能是我死。我已经觉得这不是我的电影,完全没有意义”。等到《叶问2》时,一个很明显的观感是第一部时备受称赞的非常有韵味的文戏段落少了。叶伟信坦然面对,“《叶问》就是非常商业的动作片。我很愿意为了电影的商业性,而把自己的爱好牺牲掉。别人会舍不得,但我会直接剪掉。冲着甄子丹来看这部电影的人,不是为了看文戏,就是要看他打”。
因为完美主义,已婚多年的他坚持不要孩子;平均每年只拍一部电影,“要对得起观众,对得起老板,对得起自己”。
三是念旧。叶伟信和电影公司老板黄百鸣自2005年合作《杀破狼》起,至今已经连拍了5部戏,第六部《叶问3》也已经摆上了议事日程,这种稳定的组合比得上华谊和冯小刚的关系。叶伟信入行时,黄百鸣就是新艺城的老板,“我觉得这是个緣分。我不只是为了报恩,我看到他,就会想,我们不仅仅是朋友、师徒这样的关系,看着他当年从一个小伙子变成现在的模样,很美妙,能和他一起共事,我自己都非常开心。其实当时新艺城人很多,最初我给他的公司拍完了《干柴烈火》,他都不知道我是新艺城出来的,等到《杀破狼》时我们才真正合作。这个缘分是由他开始的,当年在新艺城时,没有他点头让我去当场记和副导演,后来我都不知道路要怎么走,现在的自己会怎样”。
叶伟信在《叶问2》中启用了很久未见的香港明星郑则仕,而老牌明星的演技的确出色,演活了一个左右逢源又不失良心的香港警察。郑则仕与他也颇有渊源:“可以这么说,他是我的恩人。他不单是让我当场记,我们还是朋友的关系,很多时间我们都呆在一起打球。我们没钱,他请我们去玩,带我们去旅游。他不希望自己单单是个演员,他去发掘年轻人,并培训他们,他会带很多朋友到他家里吃饭。他影响我的不是他的电影,而是做人,他说你想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想到120分。他对他的妈妈、家人都非常非常好,他对家人的感情和我很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