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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先生：
今春在电脑里丢失的那封长信，终于还是未能找回来。回武汉后本应立即给您写信的，不想被几件事吸引住了，一直静不下心来，以致拖到今天才写这封信，实在是失礼，望能原谅。
那吸引了我的几件事，是两篇论文和一部小说所引发的论争：《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引起的讨论，集中在《南方周末》上；《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和小说《如焉》所引发的论争，主要在网络上。这几场论争表面上似乎互不相干，但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它们同出一源，都是一些知识分子焦虑心态的反映。他们在反思，在探寻。可以说，这些论争都通向一个百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国人的大问题——我们从哪儿来？向何处去？
在接触这些论争、思考有关问题的过程中，我常常联想到您的有关见解，特别是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那些问题，点到的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几个重要穴位。于是，我就结合近来发生的这些论争，写信谈我的看法。信写了一半，才想起您去年寄来的《九十年代反思录》，我从深圳回来后还未来得及细读，于是就打开读有关五四、杜亚泉和卢梭的那几篇。到这时我才发现，我那两封未完成的信里说的都是多余的话，我所提的问题，您都已经作了详细的辨析。您的看法我大都同意，只是在分寸上和对待的态度上略有不同。这些问题在当年曾引起不少人的注意。如今能够从自身经验中领悟您的看法的人愈来愈少了，而年轻人又在重复那种打旗号、分营垒、党同伐异的论争旧习。看来，您的那些反思并未过时，真不知这是幸还是不幸。
最近这次呼唤“文艺复兴”，使我想起了世纪之交的“回归五四”和前年的“反思启蒙”。前者是对于五四的笼统的全面肯定，后者是对五四的不恰当的指责。这一次在谈论文艺复兴的时候，好像有些含糊其辞，没有正面触及对五四的评价、与五四的关系问题。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五四是绕不过去的，不管是谈以往的历史，还是今后的发展，五四这笔账是非算清楚不可的。正是在这里，您的那些意见就显得非常重要，应该提出来进一步申说发挥。
联系去年您在电话里提到的那几篇文章，我觉得以下两个问题最为重要，需要进一步辨析和阐发。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的基本精神究竟是什么？后来在什么时候和怎样蜕变和逆转的？
二、中国有没有过真正的“全面反传统”？事实上我们反掉了什么传统又继承发展了什么传统？
下面，就简略地说说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首先一点，是必须把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运动与爱国群众运动区别开来：前者是来自内部历史上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又一次兴起，是一次自省自强因而富有理性批判精神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后者却是对外部压力的反弹，是爱国主义群众运动。这也就是多年来所说的启蒙与救亡的区别与关系问题。李慎之先生曾将其喻为风与火的关系。按我的理解，启蒙犹如火种，埋藏在民族历史的深处，遇到风而发生变化，火借风力，风助火势，启蒙之火时隐时现，从魏晋到晚明到戊戌到五四，反映出中国人个性解放开始之早，形成之滞缓艰难。这中间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人，个人，自我的发现和觉醒，这一点与西方完全一致。所以无论怎样称谓，说五四是启蒙运动也好，是文艺复兴也好，其真精神在此，是毫无疑义的。
您把这种精神归结为个性解放、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当然可以，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但为何不直截了当地使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浪漫主义”这些既准确又通行的科学概念呢？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蜕变、文学革命的转向，正是从批判这三个主义开始的。把个人主义等同于利己主义，把自由主义庸俗化为自由散漫不负责任，把浪漫主义曲解为脱离现实胡思乱想进而把个人主义判定为“万恶之源”。事实上，正是这种反五四之道而行的极左思潮、极左路线，才是真正的祸害之源。
您借用陈寅恪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来解释五四精神，正好从这里说明当时的保守主义者也赞同五四精神，并不像后来的史书所说的那样，古今、中西两派完全对立。从这里也可以反过来看，当年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者，那些新派人物，也并非绝对拒绝传统文化，主张“全面反传统”。所以我觉得，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全面反传统”，也不能笼统地说什么“文化断裂”，而是要问：多年来我们反掉的是什么文化？断裂的是什么文化？继承发展的又是什么文化？我觉得，这才是关键问题。
中国的主流文化，儒道释合流的士大夫传统文化，五四以后仍在延续，这在胡适和鲁迅身上反映得非常清楚，他们身上的传统道德操守，他们在传统文化方面的修养，所付出的辛劳，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人所共知的。其他新派人物，从《新青年》、《新潮》到后来的《新月》、《现代》、《论语》等周围的那些人，全都是传统文化方面训练有素的。再后来，我所直接了解到的，从抗战到胜利，大中学校教材中的传统文化比重并不小，读写文言文和旧体诗词，是高中和大学生的一般水平，包括理工科学生。当年学理工而在文史方面颇有成就的，并不少见也不奇怪。从朱自清编的《大学国文》，他和夏丏尊合著的《文心》，就可以看出当时教育方面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我个人的亲历也可以为证，在入小学之前我还读过一年家塾，初中阶段还在家里读《左传》、《陆宣公奏议》。
这说明，事实上并不存在“全面反传统”和“文化断裂”，存在的是另外两种情况：一是当年论争中的一些过激的言辞主张，如“全盘西化”、“不读中国书”、“废除汉字”之类，都是并未实行也行不通的。二是确实反掉了传统，而且不止一种，在这些方面出现了“断裂”，同时发展了另一种传统，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了“返祖现象”，造成了民族的灾难——我认为，这才是关键所在，是一个至今仍未引起重视的至关重要的大问题，这就是八十多年前曾经有人提及而长期未引起注意，八十多年后您首先再度提出的游民文化问题。
您在《思辨随笔》里介绍杜亚泉论游民文化的那段文字，无异于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看到了以前未曾看到的东西。后来读了王学泰以及黄远生的论著，又使我联想起梁启超和鲁迅的一些看法，并进而联想起仿佛《日知录》和《读通鉴论》里有相关议论。不幸的是，我的视力已不容我去查阅，只能重读鲁迅的《春末闲谈》和《灯下漫笔》。我发现，那里面所说的“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还有那种会制造没有思想的劳动力的细腰封，都是对中国历史的透辟见解。专制与造反、暴君与奴隶的统一发展了那种以暴力和权谋为基本内容的游民文化，并不断批判和清除含有人文精神的主流传统文化和五四新文化。
我也注意到了，游民文化问题在您的论著里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话题，它与许多文章有关联有呼应。在您的这几本书里，古今中外不仅互相关联，而且都与现实密切相关，既是学术更有思想。游民文化就不仅仅涉及历史、涉及“文革”，而且也与当前现实有某些关联。近几年有两本很引人注意的书：吴思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不知您听说过没有。这两本书很独特，独特的目光和独特的叙述方式，其中揭示的一些东西，实际上涉及至今仍有影响的游民社会、游民文化问题。这说明，有愈来愈多的人在关注、在研究“我们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问题。
其实，这也都是在“正本清源”——不知您还记得否，在当年的“拨乱反正”之初，曾提出过“正本清源”的口号，但不知为什么很快就不提了。三十年过去了，今天再来做这项工作似乎太迟了，不过迟了也比不做好。您在《一切都不会白白过去》一文里提到龚自珍的话：“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我读了立即联想到了鲁迅的话：“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重视历史却不知自省，正是我们的祖传老病。这里提到的几场讨论，就都带有反思、正本清源的性质，因而也应该有自省的精神，民族的自省、个人的自省。
问题的关键还是人，个人，自我。还是1918年周作人提出的那个“辟人荒”，那个“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的人道主义”。失掉了个人、自我，没有了人道主义，也就远离了五四精神。对此，我觉得郁达夫说得最简单明了：“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以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知道为自己而存在了。”
下面，我给您抄一段外国人的话：
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个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直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和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组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和社团的一员——只透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早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了表现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认识他自己。
这是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的一段话，说的是西方的文艺复兴，我们的五四不也是这样吗？六十年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不也是这样吗？那么，这一次再觉醒了的精神个体，他们的自我意识是什么？我不知道，当年您和周扬一起研究“异化”问题时，是否触及到了这些，当年我只认识到人性与极左思潮，上面那些看法，是读了您的有关文章后才往这方面想的。去年有人呼唤文艺复兴，我真希望他们沉下心来，清理百年来的这段非理清楚不可的历史，也希望他们能从您那里得到启发，注意五四和游民文化的问题。
说到对五四的反思，总的来说，您的主张和态度我是完全赞同的。不过，您在《对五四的反思》一文中提到的那四个问题，我觉得还需要作些具体分析。那四个问题都是存在的，但他们的性质与产生和存在的情况却各有不同，似乎需要加以区别。庸俗进化论并非始于五四，您也提到了严复，说到了这一思想的普遍性，可见那是一种时代局限，不能归咎于五四。功利主义则更是由来已久，可能和那种工具理性有关。您提到的与学术无关的实用目的，也主要在教化方面，而不是自然科学。激进主义和意图伦理的影响则更大，至今犹存，确实需要指出以引起注意。但我觉得它们与五四的关系也很复杂，应该具体分析。比如，最初冲决网罗时那些呐喊中的激烈言辞，如“放火”、“掀屋顶”之类，与那种“破字当头”、“彻底决裂”的斗争哲学、仇恨文化不同，应该加以区别。一种是情绪表述方面的，一种是根本的文化观、世界观。我觉得五四时期主要是前者，应该说那是一种偏激情绪，成为一种带破坏性的主义，是后来的事。
意图伦理也有类似情况。“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即使是“于今为烈”，也是传统恶习，和“党同伐异”一样，都不是五四时期才有的。但是，这些东西一旦成为明确的思想观念，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思想行为准则，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指的是“立场”，那种有态度、动机和目的等含义的紧箍咒。我觉得这东西既古老又时新，远之可以通向人兽之分、夏夷之辨，近则直接与“阶级论”相关。在我看来，您说的“意图伦理”即指此而言。据我的见闻所及，这种“立场”式的意图伦理当时还没有出现或不普遍，您说的那种情况是后来，1927年以后的事。
总之，我的看法是：四个问题确实存在，但是，一、它们都是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的主张和精神不一致的；二、有的并不是五四时期出现的，因此，应该看到这些并引以为戒，却不能把它们归咎于五四本身并以之苛责先驱者，贬低或否定这场伟大的启蒙运动或文艺复兴，甚至把整个五四说成是激进主义极左思潮的源头。从我读您的有关著作所获的总体印象，您对五四的看法和态度，可以概括为：反思五四，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完成五四未竟之业——不知这是否符合您的原意。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触及一个复杂而又麻烦的话题，即今天怎样认识和评价鲁迅的问题。前几年出现“非鲁”议论时，李慎之先生在给我的信里指责鲁迅过左，并说他也受了鲁迅的“误导”。我回信表示不同意。当时心里很不平静，开始重新思考有关问题。这可不是一个轻松愉快的精神历程，因为触及自己大半生坚守的一些观点和信念，如王国维所说“可爱”与“可信”的矛盾，别林斯基所说的“痛苦的真理与可爱的谬误”。后来，我终于跨过了这一步，承认了既要清除鲁迅身上被涂抹的油彩，也要认识并批判他心里确实存在的“毒气”和“鬼气”——这也是他自己承认的。
这一步的跨越，就和读您的著作有关，您提到的那个问题——鲁迅接受“阶级论”并改变对“庸众”的看法和态度，是非常准确、至关重要的。鲁迅和其后几代知识分子向左转，就都与此相关——这就要从鲁迅的“转变”说起。鲁迅是否有过“转变”，思想是否“分期”，一直争论了半个世纪，我就一直站在没有转变、不分期论的一边。今天看来，这中间确有自欺欺人的成分，至少我个人是如此——因为钟爱他前期那些充满人道主义激情和理性批判意识的启蒙呐喊，那是青少年时代用心灵和生命拥抱并已溶入血管中的东西，那是绝对不能贬低、更不能否定的，加上对创造社和周扬们的反感，就有意无意地回避、无视“转变”和“分期”的事实。
其实，关键并不在事实本身，而在事实背后的价值判断，即怎样认识和评价鲁迅的这一转变，以及转变后的思想和著作。对此您没有具体涉及，但您提出的那个“接口”非常重要，我就是从那里受到启发，解开了一个多年来未解开的疑问，即鲁迅在批判梁实秋和“第三种人”时，为什么会持那种态度，那样的观点？我在教现代文学时，发现那两场论争真正的赢家并不是鲁迅和瞿秋白、周扬，鲁迅是在强辩，因而理论上就出现了矛盾。实事求是地看，梁实秋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而胡秋原、苏汶在对文艺的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面，都比左联的人更高明，而鲁迅却采取那样的态度。后来的研究者一边倒地肯定鲁迅和左联诸人，贬斥梁实秋、胡秋原和苏汶。我觉得，这中间就有您说的那种“意图伦理”，自觉或不自觉的。
您提到了“阶级论”与对群众的看法和态度问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鲁迅这次转变的突然和幅度之大。我觉得，这次的转变并非全是理论的力量，现实的刺激关系甚大。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了，是国共双方合力把鲁迅推向左转的，一边是抓人禁书，一边是统战工作，双方共同把一幅年轻人奋斗牺牲的残酷画面呈现在老人面前，让他看到了真正的“阶级斗争”。但是，接受了阶级论，感情上起了很大变化，并不等于他完全放弃了原来的思想主张。也可以说，他的“转变”实际上是陷入了矛盾，这可以从许多地方看出来。感情上、人际关系上的矛盾痛苦在书信中表露得很清楚，理论上的矛盾也有文字可考：1929年在介绍苏联文艺论战时，鲁迅就曾表示，如果把文艺当作党的工作的一翼，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难以解决的，这不依然是他两年前（即转变以前）的观点吗？对于当时苏联人评价托尔斯泰时肯定其艺术技术而否定其思想观点的做法，他提出质疑：这不是说明艺术的寿命比思想的寿命更久远，“为艺术而艺术”论可以复活了？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加入了那个如您所说是“为了别的目的”而建立的文学团体，参与了那几场同样是“为了别的目的”而开展的文艺论争。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文坛和知识界还保持着多元并存的局面，《学衡》还在出版发行，周作人在向晚明寻宗续谱，林语堂在倡“性灵”、追“三袁”，也说明中西新旧不仅并存，各行其道，而且还互有转化。鲁迅的变化，他的加入左联，既整合了左翼阵营，也更加速了上述多元格局的解体和左右两军对垒新局面的形成。
实事求是地说，鲁迅的加入左联，是很有些勉强的，而且一进去就成了矛盾的焦点，他本人也一直处于矛盾痛苦之中，很快就与他们彻底决裂，接着就孑然而去了。后来丧事的隆重，既说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深入人心，又说明他的“转变”成为极其有用的历史契机。胡风执著于前者，周扬则看重后者，这是他们之间冲突的根源；胡风的悲剧由此而来，周扬的命运也与此有关。
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蜕变，直到“文革”悲剧的上演，都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个人或某些人。游民文化的泛滥和肆虐，也不是少数人的责任，而是民族历史的积淀，是国民性的表现。如闻一多所说，大多数中国人身上都有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他说的土匪不就是游民吗？我们多数人身上都有游民文化的病毒，否则文化大革命就不会那样一哄而起，那样轰轰烈烈。在当时，有几个人没有喊过“万岁”、“打倒”？几十年过去了，作为“文革”精神资源和指导思想的游民文化，却至今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忧虑。
这就是近来我在关注那几场论争时所想到的。都是大问题，心情急迫而知识不足，所以拉杂而又啰嗦，谬误之处请不客气地指出。
专此 即颂
近安
姜 弘
2007年6月15日
今春在电脑里丢失的那封长信，终于还是未能找回来。回武汉后本应立即给您写信的，不想被几件事吸引住了，一直静不下心来，以致拖到今天才写这封信，实在是失礼，望能原谅。
那吸引了我的几件事，是两篇论文和一部小说所引发的论争：《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引起的讨论，集中在《南方周末》上；《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和小说《如焉》所引发的论争，主要在网络上。这几场论争表面上似乎互不相干，但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它们同出一源，都是一些知识分子焦虑心态的反映。他们在反思，在探寻。可以说，这些论争都通向一个百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国人的大问题——我们从哪儿来？向何处去？
在接触这些论争、思考有关问题的过程中，我常常联想到您的有关见解，特别是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那些问题，点到的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几个重要穴位。于是，我就结合近来发生的这些论争，写信谈我的看法。信写了一半，才想起您去年寄来的《九十年代反思录》，我从深圳回来后还未来得及细读，于是就打开读有关五四、杜亚泉和卢梭的那几篇。到这时我才发现，我那两封未完成的信里说的都是多余的话，我所提的问题，您都已经作了详细的辨析。您的看法我大都同意，只是在分寸上和对待的态度上略有不同。这些问题在当年曾引起不少人的注意。如今能够从自身经验中领悟您的看法的人愈来愈少了，而年轻人又在重复那种打旗号、分营垒、党同伐异的论争旧习。看来，您的那些反思并未过时，真不知这是幸还是不幸。
最近这次呼唤“文艺复兴”，使我想起了世纪之交的“回归五四”和前年的“反思启蒙”。前者是对于五四的笼统的全面肯定，后者是对五四的不恰当的指责。这一次在谈论文艺复兴的时候，好像有些含糊其辞，没有正面触及对五四的评价、与五四的关系问题。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五四是绕不过去的，不管是谈以往的历史，还是今后的发展，五四这笔账是非算清楚不可的。正是在这里，您的那些意见就显得非常重要，应该提出来进一步申说发挥。
联系去年您在电话里提到的那几篇文章，我觉得以下两个问题最为重要，需要进一步辨析和阐发。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的基本精神究竟是什么？后来在什么时候和怎样蜕变和逆转的？
二、中国有没有过真正的“全面反传统”？事实上我们反掉了什么传统又继承发展了什么传统？
下面，就简略地说说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首先一点，是必须把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运动与爱国群众运动区别开来：前者是来自内部历史上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又一次兴起，是一次自省自强因而富有理性批判精神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后者却是对外部压力的反弹，是爱国主义群众运动。这也就是多年来所说的启蒙与救亡的区别与关系问题。李慎之先生曾将其喻为风与火的关系。按我的理解，启蒙犹如火种，埋藏在民族历史的深处，遇到风而发生变化，火借风力，风助火势，启蒙之火时隐时现，从魏晋到晚明到戊戌到五四，反映出中国人个性解放开始之早，形成之滞缓艰难。这中间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人，个人，自我的发现和觉醒，这一点与西方完全一致。所以无论怎样称谓，说五四是启蒙运动也好，是文艺复兴也好，其真精神在此，是毫无疑义的。
您把这种精神归结为个性解放、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当然可以，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但为何不直截了当地使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浪漫主义”这些既准确又通行的科学概念呢？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蜕变、文学革命的转向，正是从批判这三个主义开始的。把个人主义等同于利己主义，把自由主义庸俗化为自由散漫不负责任，把浪漫主义曲解为脱离现实胡思乱想进而把个人主义判定为“万恶之源”。事实上，正是这种反五四之道而行的极左思潮、极左路线，才是真正的祸害之源。
您借用陈寅恪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来解释五四精神，正好从这里说明当时的保守主义者也赞同五四精神，并不像后来的史书所说的那样，古今、中西两派完全对立。从这里也可以反过来看，当年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者，那些新派人物，也并非绝对拒绝传统文化，主张“全面反传统”。所以我觉得，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全面反传统”，也不能笼统地说什么“文化断裂”，而是要问：多年来我们反掉的是什么文化？断裂的是什么文化？继承发展的又是什么文化？我觉得，这才是关键问题。
中国的主流文化，儒道释合流的士大夫传统文化，五四以后仍在延续，这在胡适和鲁迅身上反映得非常清楚，他们身上的传统道德操守，他们在传统文化方面的修养，所付出的辛劳，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人所共知的。其他新派人物，从《新青年》、《新潮》到后来的《新月》、《现代》、《论语》等周围的那些人，全都是传统文化方面训练有素的。再后来，我所直接了解到的，从抗战到胜利，大中学校教材中的传统文化比重并不小，读写文言文和旧体诗词，是高中和大学生的一般水平，包括理工科学生。当年学理工而在文史方面颇有成就的，并不少见也不奇怪。从朱自清编的《大学国文》，他和夏丏尊合著的《文心》，就可以看出当时教育方面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我个人的亲历也可以为证，在入小学之前我还读过一年家塾，初中阶段还在家里读《左传》、《陆宣公奏议》。
这说明，事实上并不存在“全面反传统”和“文化断裂”，存在的是另外两种情况：一是当年论争中的一些过激的言辞主张，如“全盘西化”、“不读中国书”、“废除汉字”之类，都是并未实行也行不通的。二是确实反掉了传统，而且不止一种，在这些方面出现了“断裂”，同时发展了另一种传统，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了“返祖现象”，造成了民族的灾难——我认为，这才是关键所在，是一个至今仍未引起重视的至关重要的大问题，这就是八十多年前曾经有人提及而长期未引起注意，八十多年后您首先再度提出的游民文化问题。
您在《思辨随笔》里介绍杜亚泉论游民文化的那段文字，无异于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看到了以前未曾看到的东西。后来读了王学泰以及黄远生的论著，又使我联想起梁启超和鲁迅的一些看法，并进而联想起仿佛《日知录》和《读通鉴论》里有相关议论。不幸的是，我的视力已不容我去查阅，只能重读鲁迅的《春末闲谈》和《灯下漫笔》。我发现，那里面所说的“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还有那种会制造没有思想的劳动力的细腰封，都是对中国历史的透辟见解。专制与造反、暴君与奴隶的统一发展了那种以暴力和权谋为基本内容的游民文化，并不断批判和清除含有人文精神的主流传统文化和五四新文化。
我也注意到了，游民文化问题在您的论著里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话题，它与许多文章有关联有呼应。在您的这几本书里，古今中外不仅互相关联，而且都与现实密切相关，既是学术更有思想。游民文化就不仅仅涉及历史、涉及“文革”，而且也与当前现实有某些关联。近几年有两本很引人注意的书：吴思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不知您听说过没有。这两本书很独特，独特的目光和独特的叙述方式，其中揭示的一些东西，实际上涉及至今仍有影响的游民社会、游民文化问题。这说明，有愈来愈多的人在关注、在研究“我们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问题。
其实，这也都是在“正本清源”——不知您还记得否，在当年的“拨乱反正”之初，曾提出过“正本清源”的口号，但不知为什么很快就不提了。三十年过去了，今天再来做这项工作似乎太迟了，不过迟了也比不做好。您在《一切都不会白白过去》一文里提到龚自珍的话：“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我读了立即联想到了鲁迅的话：“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重视历史却不知自省，正是我们的祖传老病。这里提到的几场讨论，就都带有反思、正本清源的性质，因而也应该有自省的精神，民族的自省、个人的自省。
问题的关键还是人，个人，自我。还是1918年周作人提出的那个“辟人荒”，那个“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的人道主义”。失掉了个人、自我，没有了人道主义，也就远离了五四精神。对此，我觉得郁达夫说得最简单明了：“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以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知道为自己而存在了。”
下面，我给您抄一段外国人的话：
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个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直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和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组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和社团的一员——只透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早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了表现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认识他自己。
这是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的一段话，说的是西方的文艺复兴，我们的五四不也是这样吗？六十年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不也是这样吗？那么，这一次再觉醒了的精神个体，他们的自我意识是什么？我不知道，当年您和周扬一起研究“异化”问题时，是否触及到了这些，当年我只认识到人性与极左思潮，上面那些看法，是读了您的有关文章后才往这方面想的。去年有人呼唤文艺复兴，我真希望他们沉下心来，清理百年来的这段非理清楚不可的历史，也希望他们能从您那里得到启发，注意五四和游民文化的问题。
说到对五四的反思，总的来说，您的主张和态度我是完全赞同的。不过，您在《对五四的反思》一文中提到的那四个问题，我觉得还需要作些具体分析。那四个问题都是存在的，但他们的性质与产生和存在的情况却各有不同，似乎需要加以区别。庸俗进化论并非始于五四，您也提到了严复，说到了这一思想的普遍性，可见那是一种时代局限，不能归咎于五四。功利主义则更是由来已久，可能和那种工具理性有关。您提到的与学术无关的实用目的，也主要在教化方面，而不是自然科学。激进主义和意图伦理的影响则更大，至今犹存，确实需要指出以引起注意。但我觉得它们与五四的关系也很复杂，应该具体分析。比如，最初冲决网罗时那些呐喊中的激烈言辞，如“放火”、“掀屋顶”之类，与那种“破字当头”、“彻底决裂”的斗争哲学、仇恨文化不同，应该加以区别。一种是情绪表述方面的，一种是根本的文化观、世界观。我觉得五四时期主要是前者，应该说那是一种偏激情绪，成为一种带破坏性的主义，是后来的事。
意图伦理也有类似情况。“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即使是“于今为烈”，也是传统恶习，和“党同伐异”一样，都不是五四时期才有的。但是，这些东西一旦成为明确的思想观念，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思想行为准则，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指的是“立场”，那种有态度、动机和目的等含义的紧箍咒。我觉得这东西既古老又时新，远之可以通向人兽之分、夏夷之辨，近则直接与“阶级论”相关。在我看来，您说的“意图伦理”即指此而言。据我的见闻所及，这种“立场”式的意图伦理当时还没有出现或不普遍，您说的那种情况是后来，1927年以后的事。
总之，我的看法是：四个问题确实存在，但是，一、它们都是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的主张和精神不一致的；二、有的并不是五四时期出现的，因此，应该看到这些并引以为戒，却不能把它们归咎于五四本身并以之苛责先驱者，贬低或否定这场伟大的启蒙运动或文艺复兴，甚至把整个五四说成是激进主义极左思潮的源头。从我读您的有关著作所获的总体印象，您对五四的看法和态度，可以概括为：反思五四，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完成五四未竟之业——不知这是否符合您的原意。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触及一个复杂而又麻烦的话题，即今天怎样认识和评价鲁迅的问题。前几年出现“非鲁”议论时，李慎之先生在给我的信里指责鲁迅过左，并说他也受了鲁迅的“误导”。我回信表示不同意。当时心里很不平静，开始重新思考有关问题。这可不是一个轻松愉快的精神历程，因为触及自己大半生坚守的一些观点和信念，如王国维所说“可爱”与“可信”的矛盾，别林斯基所说的“痛苦的真理与可爱的谬误”。后来，我终于跨过了这一步，承认了既要清除鲁迅身上被涂抹的油彩，也要认识并批判他心里确实存在的“毒气”和“鬼气”——这也是他自己承认的。
这一步的跨越，就和读您的著作有关，您提到的那个问题——鲁迅接受“阶级论”并改变对“庸众”的看法和态度，是非常准确、至关重要的。鲁迅和其后几代知识分子向左转，就都与此相关——这就要从鲁迅的“转变”说起。鲁迅是否有过“转变”，思想是否“分期”，一直争论了半个世纪，我就一直站在没有转变、不分期论的一边。今天看来，这中间确有自欺欺人的成分，至少我个人是如此——因为钟爱他前期那些充满人道主义激情和理性批判意识的启蒙呐喊，那是青少年时代用心灵和生命拥抱并已溶入血管中的东西，那是绝对不能贬低、更不能否定的，加上对创造社和周扬们的反感，就有意无意地回避、无视“转变”和“分期”的事实。
其实，关键并不在事实本身，而在事实背后的价值判断，即怎样认识和评价鲁迅的这一转变，以及转变后的思想和著作。对此您没有具体涉及，但您提出的那个“接口”非常重要，我就是从那里受到启发，解开了一个多年来未解开的疑问，即鲁迅在批判梁实秋和“第三种人”时，为什么会持那种态度，那样的观点？我在教现代文学时，发现那两场论争真正的赢家并不是鲁迅和瞿秋白、周扬，鲁迅是在强辩，因而理论上就出现了矛盾。实事求是地看，梁实秋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而胡秋原、苏汶在对文艺的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面，都比左联的人更高明，而鲁迅却采取那样的态度。后来的研究者一边倒地肯定鲁迅和左联诸人，贬斥梁实秋、胡秋原和苏汶。我觉得，这中间就有您说的那种“意图伦理”，自觉或不自觉的。
您提到了“阶级论”与对群众的看法和态度问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鲁迅这次转变的突然和幅度之大。我觉得，这次的转变并非全是理论的力量，现实的刺激关系甚大。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了，是国共双方合力把鲁迅推向左转的，一边是抓人禁书，一边是统战工作，双方共同把一幅年轻人奋斗牺牲的残酷画面呈现在老人面前，让他看到了真正的“阶级斗争”。但是，接受了阶级论，感情上起了很大变化，并不等于他完全放弃了原来的思想主张。也可以说，他的“转变”实际上是陷入了矛盾，这可以从许多地方看出来。感情上、人际关系上的矛盾痛苦在书信中表露得很清楚，理论上的矛盾也有文字可考：1929年在介绍苏联文艺论战时，鲁迅就曾表示，如果把文艺当作党的工作的一翼，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难以解决的，这不依然是他两年前（即转变以前）的观点吗？对于当时苏联人评价托尔斯泰时肯定其艺术技术而否定其思想观点的做法，他提出质疑：这不是说明艺术的寿命比思想的寿命更久远，“为艺术而艺术”论可以复活了？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加入了那个如您所说是“为了别的目的”而建立的文学团体，参与了那几场同样是“为了别的目的”而开展的文艺论争。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文坛和知识界还保持着多元并存的局面，《学衡》还在出版发行，周作人在向晚明寻宗续谱，林语堂在倡“性灵”、追“三袁”，也说明中西新旧不仅并存，各行其道，而且还互有转化。鲁迅的变化，他的加入左联，既整合了左翼阵营，也更加速了上述多元格局的解体和左右两军对垒新局面的形成。
实事求是地说，鲁迅的加入左联，是很有些勉强的，而且一进去就成了矛盾的焦点，他本人也一直处于矛盾痛苦之中，很快就与他们彻底决裂，接着就孑然而去了。后来丧事的隆重，既说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深入人心，又说明他的“转变”成为极其有用的历史契机。胡风执著于前者，周扬则看重后者，这是他们之间冲突的根源；胡风的悲剧由此而来，周扬的命运也与此有关。
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蜕变，直到“文革”悲剧的上演，都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个人或某些人。游民文化的泛滥和肆虐，也不是少数人的责任，而是民族历史的积淀，是国民性的表现。如闻一多所说，大多数中国人身上都有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他说的土匪不就是游民吗？我们多数人身上都有游民文化的病毒，否则文化大革命就不会那样一哄而起，那样轰轰烈烈。在当时，有几个人没有喊过“万岁”、“打倒”？几十年过去了，作为“文革”精神资源和指导思想的游民文化，却至今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忧虑。
这就是近来我在关注那几场论争时所想到的。都是大问题，心情急迫而知识不足，所以拉杂而又啰嗦，谬误之处请不客气地指出。
专此 即颂
近安
姜 弘
2007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