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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白俄罗斯女记者和散文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她的代表作主要有《车诺比的悲鸣》《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锌皮娃娃兵》《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最后一个证人》等。
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纪实性。评委会说“她的复调式书写,为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树立了丰碑”。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说,阿列克谢耶维奇创造性地书写了一段“情感的历史、灵魂的历史”。她每写一本书都要花上至少三四年的时间,接触到成百上千个相关人物,他们大多是亲历事件的小人物,而这些小人物恰恰是一滴能够反映历史一斑的水滴。阿列克谢耶维奇曾说过:“一个人讲述的事件构成他或她自己的生命,但很多人讲述的事件构成历史。”不可否认的是,凭借一种作为历史学体系中被认为是非主流的描述方式——口述历史的作品斩获诺贝尔文学奖实属难得,这也表现出文学界对非虚构作品的价值肯定和鼓励。
纵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们大多是职业作家,擅长写作小说类文学作品。当然,非虚构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并非没有先例。比如西方的一些哲学家像罗素、伯格森、奥伊肯都是不靠文学作品获奖的人,还有两个闯入文学圈的历史学家。他们分别是德国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六十多年前,丘吉尔“由于他在描述历史与传记方面的造诣,同时由于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的光辉演说”摘得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上个世纪初,特奥多尔·蒙森以其皇皇巨著《罗马史》成为第二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时他还是诺贝尔文学史上以专业历史学作品获奖的第一人。颁奖词称“它(《罗马史》)不仅以其深厚而广博的学术功底见长,而且叙述风格生动活泼”。
蒙森:
“现存历史写作艺术的最伟大的大师”
1817年冬,特奥多尔·蒙森出生在德意志石勒苏益格省的一个牧师家庭。从小接受拉丁语的家庭教育,这使得蒙森阅读了西塞罗、贺拉西、塔西佗、波里比阿等古罗马作家的著作,这种学习经历为他日后研究罗马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蒙森的主要贡献是其编撰的《罗马史》,据说这本书的写作完全是出于偶然。当时在莱比锡大学担任教授的蒙森应邀做了一次有关罗马史的演讲,台下听讲座的两位出版商对蒙森深刻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印象深刻。于是,几天后,出版商亲自登门拜访蒙森,请他写一部《罗马史》。当时蒙森并未表态。两年后,蒙森觉得有必要通过写《罗马史》来进一步反映他丰富的研究成果,他说自己创作《罗马史》就是“想把古典时代的知识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呈现给更广泛的读者”。当然,他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1854年至1856年,《罗马史》前三卷陆陆续续出版问世,得到了学术界和读者的一致好评。这部著作清晰透彻地“给近代世界第一次提供了一部关于罗马共和国的全面概述”,同时,它也被历史学界认为“可能是现代历史编纂最伟大的描述性著作”。然而蒙森并没有接着撰写第四卷,而是于1885年直接出版了第五卷《从恺撒到戴克里先时期的罗马行省史》。也就是说,《罗马史》只有一、二、三、五卷,但恰恰是这部没有完成的专业历史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在一百多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孔子有云:“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可见著书立说者必须具备深厚的写作功底。读蒙森的《罗马史》,你会发现他把驾驭浩瀚材料的能力和富于时代感的判断、生动活泼的文风结合得天衣无缝。由于蒙森文笔洗练,刻画人物形象生动,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文学作品阅读。当时的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对蒙森说:“尊著《罗马史》我拜读再三,你看,封皮都快被磨破了。”在叙述历史时,蒙森采用了古典夹叙夹议的方式,在描述中穿插着分析,在分析汇总导引处概括。同时,蒙森还注重原始史料的整理 、辩伪和考证源流,善于将考古证据和传统文献相互印证,去粗取精,融会贯通。正因为如此,“爱德华·吉本之后,还不曾有哪个历史学家能像蒙森这样才兼文史,既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又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并且完美地把二者结合在一起”。1902年第二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更是把蒙森誉为“现存历史写作艺术的最伟大的大师”。直到今天,他依然位居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前列。
蒙森是近代最伟大的罗马史学家之一,著述极丰。有英国学者称,就他的成就而言,在19世纪任何人的工作都无出其右。除了在罗马历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外,蒙森在罗马法、拉丁铭文等领域也造诣颇深。意大利著名的史学家莫米利亚诺曾说过:“在罗马史方面,蒙森在100多年前就树立了牢固的地位,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取代他。”他甚至称,蒙森的创造力似乎从未枯竭,以至于没有留下任何空白让后人去做独立的研究。可见,蒙森在罗马史研究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年第二届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这样写道:“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历史的典范曾燃起了我们的热情;而现在,我们已不再年轻,但当我们重读这些史迹时,我们的心灵仍然感受到它那永久的感染力。史学与伟大的艺术相结合,便能产生如此神奇的力量。”特奥多尔·蒙森也因此成为诺贝尔文学史上首位获此殊荣的职业历史学家。
丘吉尔:
有着综合杰出成就的非学者型历史学家
1953年,经邦治国的政治家、战地记者、历史学家、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成为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得主。尽管丘吉尔并非是一个学者型的历史学家,但他那300多万字的六卷本系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以及早年发表的大量人物传记和评论足以让他得到瑞典文学院的肯定。颁奖词这样说道:“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予作者,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个奖项以荣誉。”
“二战”结束后,丘吉尔因大选失败而黯然离开首相宝座,转而投入到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工作中。由于他特殊的身份和政治地位,使得丘吉尔能够掌握到一般人难以接触到的许多宝贵材料,“二战”中他保留下来的大量便条、备忘录、 手令以及和罗斯福等人的信函都为回忆录提供了翔实的素材。《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经出版,就获得巨大成功,而后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全世界发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不仅是一部艺术性很强的文学著作,还是一部历史性文学著作。正是基于此,丘吉尔首次打破了瑞典文学院的禁忌(瑞典文学院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不颁奖给任何在角逐诺贝尔奖期间在其本国政府担任职务的作家)获得了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会会员席瓦兹在宣读颁奖词时说:“大政治家和大战士难得也是大作家。我们想起恺撒、马库斯甚至拿破仑……丘吉尔的政治和文学成就太大了,我们忍不住要将他刻画成拥有西塞罗文才的恺撒大帝。以前从来没有一个历史领袖人物两样兼备又这么杰出,跟我们如此接近。”
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以外,丘吉尔还著有《世界危机》、《马尔巴罗传·他的生平和时代》、以战地记者身份完成的《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等历史作品。瑞典文学院安伦教授曾做出这样的评价:丘吉尔写的《世界危机》具有极大的文学价值。他指出,关于那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没有一部像它那样,深刻触及那个时代真正的内涵。要得出这样的印象,需要出类拔萃的艺术天分。在安伦眼中,丘吉尔是描述历史的一个无与伦比的“画家”。《马尔巴罗传·他的生平和时代》是丘吉尔为其打败法王路易十四的伟大祖先——马尔巴罗公爵所写的传记,虽有对祖先歌功颂德之嫌,但传记中展现出来的珍贵家族文献具有极大的史学价值。丘吉尔在该书中详细描述了马尔巴罗公爵的丰功伟绩,力图在读者面前为祖先树立一座丰碑,同时也反映出了其祖先马尔巴罗公爵所在时代的历史面貌。这一系列作品都足以证明丘吉尔“对历史的通读和传记描述有着精湛的把握”,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自然也是在情理之中。
克罗齐: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
除了蒙森和丘吉尔这两位成功闯入文学圈的历史学家外,史上还有一个历史学家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却被拦在门外,无缘这一荣誉,而留下巨大遗憾。这个人就是贝奈戴托·克罗齐。克罗齐是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同时在美学、哲学等领域也颇有建树。其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度成为历史学界的流行语。1938年,克罗齐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之一,以他的历史成就似乎获此殊荣毫不为过。然而,幸运之神并没有降临到历史学家身上,那一年,饱受争议的美国作家赛珍珠获奖。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克罗齐成为史学界一大遗憾。人们不禁感慨:世间再无蒙森矣!
从特奥多尔·蒙森这个地地道道的历史学家,再到擅长传记写作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以及今天凭借口述历史的纪实性作品获奖的阿列克谢耶维奇,还有离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只有一步之遥的克罗齐,我们不难看出,非虚构作品的价值已经得到了文学界的肯定,或许以后还会有更多历史学家在诺贝尔文学史上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纪实性。评委会说“她的复调式书写,为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树立了丰碑”。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说,阿列克谢耶维奇创造性地书写了一段“情感的历史、灵魂的历史”。她每写一本书都要花上至少三四年的时间,接触到成百上千个相关人物,他们大多是亲历事件的小人物,而这些小人物恰恰是一滴能够反映历史一斑的水滴。阿列克谢耶维奇曾说过:“一个人讲述的事件构成他或她自己的生命,但很多人讲述的事件构成历史。”不可否认的是,凭借一种作为历史学体系中被认为是非主流的描述方式——口述历史的作品斩获诺贝尔文学奖实属难得,这也表现出文学界对非虚构作品的价值肯定和鼓励。
纵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们大多是职业作家,擅长写作小说类文学作品。当然,非虚构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并非没有先例。比如西方的一些哲学家像罗素、伯格森、奥伊肯都是不靠文学作品获奖的人,还有两个闯入文学圈的历史学家。他们分别是德国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六十多年前,丘吉尔“由于他在描述历史与传记方面的造诣,同时由于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的光辉演说”摘得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上个世纪初,特奥多尔·蒙森以其皇皇巨著《罗马史》成为第二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时他还是诺贝尔文学史上以专业历史学作品获奖的第一人。颁奖词称“它(《罗马史》)不仅以其深厚而广博的学术功底见长,而且叙述风格生动活泼”。
蒙森:
“现存历史写作艺术的最伟大的大师”
1817年冬,特奥多尔·蒙森出生在德意志石勒苏益格省的一个牧师家庭。从小接受拉丁语的家庭教育,这使得蒙森阅读了西塞罗、贺拉西、塔西佗、波里比阿等古罗马作家的著作,这种学习经历为他日后研究罗马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蒙森的主要贡献是其编撰的《罗马史》,据说这本书的写作完全是出于偶然。当时在莱比锡大学担任教授的蒙森应邀做了一次有关罗马史的演讲,台下听讲座的两位出版商对蒙森深刻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印象深刻。于是,几天后,出版商亲自登门拜访蒙森,请他写一部《罗马史》。当时蒙森并未表态。两年后,蒙森觉得有必要通过写《罗马史》来进一步反映他丰富的研究成果,他说自己创作《罗马史》就是“想把古典时代的知识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呈现给更广泛的读者”。当然,他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1854年至1856年,《罗马史》前三卷陆陆续续出版问世,得到了学术界和读者的一致好评。这部著作清晰透彻地“给近代世界第一次提供了一部关于罗马共和国的全面概述”,同时,它也被历史学界认为“可能是现代历史编纂最伟大的描述性著作”。然而蒙森并没有接着撰写第四卷,而是于1885年直接出版了第五卷《从恺撒到戴克里先时期的罗马行省史》。也就是说,《罗马史》只有一、二、三、五卷,但恰恰是这部没有完成的专业历史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在一百多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孔子有云:“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可见著书立说者必须具备深厚的写作功底。读蒙森的《罗马史》,你会发现他把驾驭浩瀚材料的能力和富于时代感的判断、生动活泼的文风结合得天衣无缝。由于蒙森文笔洗练,刻画人物形象生动,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文学作品阅读。当时的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对蒙森说:“尊著《罗马史》我拜读再三,你看,封皮都快被磨破了。”在叙述历史时,蒙森采用了古典夹叙夹议的方式,在描述中穿插着分析,在分析汇总导引处概括。同时,蒙森还注重原始史料的整理 、辩伪和考证源流,善于将考古证据和传统文献相互印证,去粗取精,融会贯通。正因为如此,“爱德华·吉本之后,还不曾有哪个历史学家能像蒙森这样才兼文史,既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又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并且完美地把二者结合在一起”。1902年第二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更是把蒙森誉为“现存历史写作艺术的最伟大的大师”。直到今天,他依然位居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前列。
蒙森是近代最伟大的罗马史学家之一,著述极丰。有英国学者称,就他的成就而言,在19世纪任何人的工作都无出其右。除了在罗马历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外,蒙森在罗马法、拉丁铭文等领域也造诣颇深。意大利著名的史学家莫米利亚诺曾说过:“在罗马史方面,蒙森在100多年前就树立了牢固的地位,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取代他。”他甚至称,蒙森的创造力似乎从未枯竭,以至于没有留下任何空白让后人去做独立的研究。可见,蒙森在罗马史研究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年第二届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这样写道:“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历史的典范曾燃起了我们的热情;而现在,我们已不再年轻,但当我们重读这些史迹时,我们的心灵仍然感受到它那永久的感染力。史学与伟大的艺术相结合,便能产生如此神奇的力量。”特奥多尔·蒙森也因此成为诺贝尔文学史上首位获此殊荣的职业历史学家。
丘吉尔:
有着综合杰出成就的非学者型历史学家
1953年,经邦治国的政治家、战地记者、历史学家、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成为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得主。尽管丘吉尔并非是一个学者型的历史学家,但他那300多万字的六卷本系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以及早年发表的大量人物传记和评论足以让他得到瑞典文学院的肯定。颁奖词这样说道:“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予作者,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个奖项以荣誉。”
“二战”结束后,丘吉尔因大选失败而黯然离开首相宝座,转而投入到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工作中。由于他特殊的身份和政治地位,使得丘吉尔能够掌握到一般人难以接触到的许多宝贵材料,“二战”中他保留下来的大量便条、备忘录、 手令以及和罗斯福等人的信函都为回忆录提供了翔实的素材。《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经出版,就获得巨大成功,而后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全世界发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不仅是一部艺术性很强的文学著作,还是一部历史性文学著作。正是基于此,丘吉尔首次打破了瑞典文学院的禁忌(瑞典文学院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不颁奖给任何在角逐诺贝尔奖期间在其本国政府担任职务的作家)获得了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会会员席瓦兹在宣读颁奖词时说:“大政治家和大战士难得也是大作家。我们想起恺撒、马库斯甚至拿破仑……丘吉尔的政治和文学成就太大了,我们忍不住要将他刻画成拥有西塞罗文才的恺撒大帝。以前从来没有一个历史领袖人物两样兼备又这么杰出,跟我们如此接近。”
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以外,丘吉尔还著有《世界危机》、《马尔巴罗传·他的生平和时代》、以战地记者身份完成的《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等历史作品。瑞典文学院安伦教授曾做出这样的评价:丘吉尔写的《世界危机》具有极大的文学价值。他指出,关于那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没有一部像它那样,深刻触及那个时代真正的内涵。要得出这样的印象,需要出类拔萃的艺术天分。在安伦眼中,丘吉尔是描述历史的一个无与伦比的“画家”。《马尔巴罗传·他的生平和时代》是丘吉尔为其打败法王路易十四的伟大祖先——马尔巴罗公爵所写的传记,虽有对祖先歌功颂德之嫌,但传记中展现出来的珍贵家族文献具有极大的史学价值。丘吉尔在该书中详细描述了马尔巴罗公爵的丰功伟绩,力图在读者面前为祖先树立一座丰碑,同时也反映出了其祖先马尔巴罗公爵所在时代的历史面貌。这一系列作品都足以证明丘吉尔“对历史的通读和传记描述有着精湛的把握”,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自然也是在情理之中。
克罗齐: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
除了蒙森和丘吉尔这两位成功闯入文学圈的历史学家外,史上还有一个历史学家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却被拦在门外,无缘这一荣誉,而留下巨大遗憾。这个人就是贝奈戴托·克罗齐。克罗齐是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同时在美学、哲学等领域也颇有建树。其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度成为历史学界的流行语。1938年,克罗齐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之一,以他的历史成就似乎获此殊荣毫不为过。然而,幸运之神并没有降临到历史学家身上,那一年,饱受争议的美国作家赛珍珠获奖。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克罗齐成为史学界一大遗憾。人们不禁感慨:世间再无蒙森矣!
从特奥多尔·蒙森这个地地道道的历史学家,再到擅长传记写作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以及今天凭借口述历史的纪实性作品获奖的阿列克谢耶维奇,还有离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只有一步之遥的克罗齐,我们不难看出,非虚构作品的价值已经得到了文学界的肯定,或许以后还会有更多历史学家在诺贝尔文学史上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