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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岁末，北半球正在感受传说中的“千年极寒”，地处热带的墨西哥坎昆还多少能让人感受到一丝暖意。11月29日在这里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6次缔约方会议（COP16），在人为造成的低气压中，和一年前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相比迎来了一个冷清的开幕，以及一个有点惊喜的结尾，虽然可能只是提升了最小的计量单位。
一年前，整个世界在哥本哈根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对于坎昆会议的态度已经灰暗到“不抱过高期望就不会失望”。“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大家变的很现实，认识到要达成一个公正、积极、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还缺少很多的决心和政治意愿以及各国的推动力。所以从一开始，大家对坎昆大会的预期就是扮演一个中间驿站的过渡角色，争取不要像哥本哈根那样空手而归就可以了。”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李雁告诉《商务周刊》，会议开始的第一周，整个会场显得很没精神，每个代表因为期望值不高，带到坎昆的能量值也不高，一直是在一些以往的议题上进行老生常谈。
沉闷中仅有的几声高音，也是不和谐音符。12月1日，日本公开表态，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日本都绝对不会在《京都议定书》的第二阶段承诺任何减排目标，再也不会在议定书框架下安排其减排目标。
以日本为代表的“伞形国家”逃离《京都议定书》的态度似乎已昭然若揭。“当年就是在日本和国际社会的努力下，才最终促成了《京都议定书》。很多发达国家近年来都希望能够逃离《京都议定书》，现在日本带头说这样的话，让很多发展中国家感到恐慌。”李雁说，12月的最初几天里，坎昆随处可听到“母亲杀了孩子”（mother to kill son）的暗喻。
与此同时，传闻中的墨西哥秘密文本——以《哥本哈根协议》取代《京都议定书》，建立无约束的自愿减排体系，因其对发展中国家极具杀伤力而受到与会人员的高度重视。传闻愈演愈烈的结果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菲格雷斯不得不在12月3日公开辟谣：“不存在所谓的秘密文本。”
传言的产生并非偶然，实际上，很多NGO组织、媒体甚至一些谈判代表，都是带着对联合国气候大会的质疑来到坎昆的。李雁告诉记者：“在会议之前，有一些声音确实是质疑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的气候谈判这件事本身是否有意义。在寻求194个国家的共识这个前提下到底能不能出成果，这是否是一个浪费时间、金钱和资源的会议。”
在质疑、猜忌、指责的声音里，坎昆大会进行到第二周，即部长级会议召开阶段。“从12月7日起，大会终于进入到高强度的磋商阶段。”李雁向记者描述，每天部长们的小组磋商会议都会进行到夜里两、三点，甚至有的谈到了天亮。
12月11日凌晨3点，加时半天的坎昆大会通过了两项决议——发达国家按照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做出的承诺减排量减排，但是对此没有强制要求；发达国家设立一个绿色气候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
横空出世的《坎昆协议》多少有些“超过预期”。“过去一直说发达国家有义务在资金和技术上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工作给予支持，但是一直没有成型的方案。此次提出的绿色气候基金，除了发达国家最初注入的‘快速启动资金’300亿美金，每年还将有1000亿美元的常规投资注入其中，具有重大意义。”李雁说，此次的绿色气候基金是由联合国而不是世界银行等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相对较少的机构管理，给了发展中国家更公平的机会。此外，《坎昆协议》在技术转让方面也建立起了发展中国家希望的合作机制。
“坎昆会议取得了两项巨大成功。除了建立的绿色气候基金，还让近200个国家对气候会议重新信任起来，也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自身重拾了信心。”国际环境与发展机构发言人迈克·沙纳罕告诉《商务周刊》，“《坎昆协议》表明，各国政府还是愿意聚在一起共同商讨气候变化问题的，我们似乎找到了共同的表达方式。”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坎昆这种逢低反弹，是基于哥本哈根峰会惨败的结果。而对原则的坚持，不能说是有突破，只能说没有倒退。”
但在各方利益盘根错节的气候问题上，要想坚持原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坎昆大会为了能够尽快让各国达成共识，对诸如《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等关键问题采用了模糊措辞——《议定书》特设工作组应及时确保第一承诺期与第二承诺期之间不会出现空当。这一说法虽然承认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存在，但是后者的具体落实时间表却只能是留待以后商榷的议题。
“坎昆会议的实质内容还是很有限的，它的象征意义似乎更大一些。为了能够让大家重新树立信心继续以后的谈判，主办国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分析了主要国家集团核心关切的问题和诉求，引导谈判草案反映主要国家集团的诉求；对一些难以调和的难题，采用分步解决的办法模糊处理。”亚洲开发银行（ADB）气候变化问题和碳市场顾问吕学都告诉《商务周刊》，这样的妥协让过去“难缠”的各国谈判代表虽然都感到不太理想，但又都勉强可以接受，相互进行了“妥协”。
重新回到“角力场”，各国将开始新一轮有关具体细节的漫长谈判。“绿色气候基金作为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资金支持的机制，它是否能够如愿筹到所需资金并有效运行，还存在很多疑问。”吕学都解释道，“《坎昆协议》里注明基金的来源很广泛，既有发达国家的公共基金，也包括私人投资和多边投资，以及银行投资等。但如果这些资金主要不是新的和额外的公共资金，而主要是靠市场和直接投资，即使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的投资额，其能够真正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提供的支持也会非常有限。而且筹资的具体细节还需要在今后的谈判中继续磋商确定。”
此外，根据发达国家提出的要求，发展中国家要想获得绿色气候基金，还需要接受一个捆绑条件。“相较于布什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不理不睬，奥巴马政府希望美国能够重新回到游戏中来，并且担任规则的制定者。美国接受绿色气候基金，但条件是要求发展中大国的减排数据透明度能够进一步提升，并且接受国际的审查。”李雁说，坎昆会场上对于此事普遍的评论是，美国用数据透明度来绑架其他谈判议题。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在数据透明度上让步，那么美国也不会同意建立气候基金。
“我参加过对发达国家包括减排在内的国家信息通报的审查。审查的工作量很大，审定起来很不容易，因为这些信息通报的数据量非常大。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现有的决定，发达国家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涉及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的信息收集和统计体系，涉及到大量的工作，也需要很多费用。”吕学都说，现在说发展中国家公开报告减排数据，其实难点不在于增强透明度，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是否有能力象发达国家那样，也建立一整套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管理、信息收集和统计体系。
包括绿色气候基金在内的诸多“进步产物”已是势不可挡，但仅此一项提议中就包含着发达国家如何出钱，发展中国家如何完善数据透明体系等若干问题。坎昆会议迈上的矮矮一级台阶，就为以后的谈判埋下了诸多的争论焦点，各国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明年在南非德班的另一轮舌战。
坎昆大会让所有人重拾对气候谈判的信心
——专访国际环境与发展机构发言人迈克·沙纳罕
《商务周刊》：今年举行的坎昆气候变化大会在历时12天常规会议以及半天“加时赛”后，公布了大会《公约》和《议定书》两项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其中包括建立绿色气候基金等重要议题。您对于此次的坎昆气候大会有何评价？
沙纳罕：坎昆会议取得了两项巨大成功。除了建立的绿色气候基金，还让近200个国家对气候会议重新信任起来，也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自身重拾了信心。《坎昆协议》具有很多积极意义，这些都表明了各国政府还是愿意聚在一起共同商讨气候变化问题的，我们似乎找到了共同的表达方式。
当然，目前制定的这些协议还只是大的框架，那些具体的细节，比如谁来履行哪些义务，他们应该如何做以及全球如何调动现有科技力量支持这些减排工作等，还有待后面的气候大会再做商榷。
《商务周刊》：气候问题已经成为和军事、国际贸易同等重要的国际议题，气候大会上产生的协议将对各国经济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您怎么看气候变化议题的未来发展趋向？
沙纳罕：中国被指责要对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失败负责，是很不公平的事。今年，中国对谈判各国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都表现出了很高的协作精神。
现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和印度正面临着抉择。两者是要继续依照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行动行事，还是自己掌握主动权，成为国际气候变化争端的主要领导者。美国-中国-印度的动态三角关系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变得非常微妙。
就气候变化问题而言，全球在未来既有可能形成一种有利于人类发展的良好的国际关系，也有可能因毁灭性的争端而延误采取真正有效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法。我们一直在说气候变化的历史性责任，但这段历史只有150年，而我们未来对环境要负担的责任却有人类未来生存史那么长。有远见的领导者应该关注对环境变化长期的展望。
《商务周刊》：近年来，参与气候大会的不仅仅是各国谈判代表以及政府官员，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家、NGO以及媒体也成为大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否可以这样说，气候大会在影响每一个人的同时，也被众人“围观”且影响着？
沙纳罕：全球NGO、企业家以及媒体对于气候变化会议的参与非常重要。政府参与会议是为了协商他们的民众应该如何做来实现节能减排，所以各国的民众有权知道他们在大会中都做了什么，以及给那些谈判代表施加压力。
在未来，商业将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上起到核心作用，所以私人部门参与到气候变化会议将变得十分重要。另外，媒体也应该作为重要的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大会，在报道各方磋商进程的同时，也要向与会者传递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人们的各种看法，让气候大会真正做到服务全人类。
一年前，整个世界在哥本哈根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对于坎昆会议的态度已经灰暗到“不抱过高期望就不会失望”。“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大家变的很现实，认识到要达成一个公正、积极、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还缺少很多的决心和政治意愿以及各国的推动力。所以从一开始，大家对坎昆大会的预期就是扮演一个中间驿站的过渡角色，争取不要像哥本哈根那样空手而归就可以了。”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李雁告诉《商务周刊》，会议开始的第一周，整个会场显得很没精神，每个代表因为期望值不高，带到坎昆的能量值也不高，一直是在一些以往的议题上进行老生常谈。
沉闷中仅有的几声高音，也是不和谐音符。12月1日，日本公开表态，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日本都绝对不会在《京都议定书》的第二阶段承诺任何减排目标，再也不会在议定书框架下安排其减排目标。
以日本为代表的“伞形国家”逃离《京都议定书》的态度似乎已昭然若揭。“当年就是在日本和国际社会的努力下，才最终促成了《京都议定书》。很多发达国家近年来都希望能够逃离《京都议定书》，现在日本带头说这样的话，让很多发展中国家感到恐慌。”李雁说，12月的最初几天里，坎昆随处可听到“母亲杀了孩子”（mother to kill son）的暗喻。
与此同时，传闻中的墨西哥秘密文本——以《哥本哈根协议》取代《京都议定书》，建立无约束的自愿减排体系，因其对发展中国家极具杀伤力而受到与会人员的高度重视。传闻愈演愈烈的结果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菲格雷斯不得不在12月3日公开辟谣：“不存在所谓的秘密文本。”
传言的产生并非偶然，实际上，很多NGO组织、媒体甚至一些谈判代表，都是带着对联合国气候大会的质疑来到坎昆的。李雁告诉记者：“在会议之前，有一些声音确实是质疑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的气候谈判这件事本身是否有意义。在寻求194个国家的共识这个前提下到底能不能出成果，这是否是一个浪费时间、金钱和资源的会议。”
在质疑、猜忌、指责的声音里，坎昆大会进行到第二周，即部长级会议召开阶段。“从12月7日起，大会终于进入到高强度的磋商阶段。”李雁向记者描述，每天部长们的小组磋商会议都会进行到夜里两、三点，甚至有的谈到了天亮。
12月11日凌晨3点，加时半天的坎昆大会通过了两项决议——发达国家按照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做出的承诺减排量减排，但是对此没有强制要求；发达国家设立一个绿色气候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
横空出世的《坎昆协议》多少有些“超过预期”。“过去一直说发达国家有义务在资金和技术上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工作给予支持，但是一直没有成型的方案。此次提出的绿色气候基金，除了发达国家最初注入的‘快速启动资金’300亿美金，每年还将有1000亿美元的常规投资注入其中，具有重大意义。”李雁说，此次的绿色气候基金是由联合国而不是世界银行等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相对较少的机构管理，给了发展中国家更公平的机会。此外，《坎昆协议》在技术转让方面也建立起了发展中国家希望的合作机制。
“坎昆会议取得了两项巨大成功。除了建立的绿色气候基金，还让近200个国家对气候会议重新信任起来，也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自身重拾了信心。”国际环境与发展机构发言人迈克·沙纳罕告诉《商务周刊》，“《坎昆协议》表明，各国政府还是愿意聚在一起共同商讨气候变化问题的，我们似乎找到了共同的表达方式。”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坎昆这种逢低反弹，是基于哥本哈根峰会惨败的结果。而对原则的坚持，不能说是有突破，只能说没有倒退。”
但在各方利益盘根错节的气候问题上，要想坚持原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坎昆大会为了能够尽快让各国达成共识，对诸如《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等关键问题采用了模糊措辞——《议定书》特设工作组应及时确保第一承诺期与第二承诺期之间不会出现空当。这一说法虽然承认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存在，但是后者的具体落实时间表却只能是留待以后商榷的议题。
“坎昆会议的实质内容还是很有限的，它的象征意义似乎更大一些。为了能够让大家重新树立信心继续以后的谈判，主办国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分析了主要国家集团核心关切的问题和诉求，引导谈判草案反映主要国家集团的诉求；对一些难以调和的难题，采用分步解决的办法模糊处理。”亚洲开发银行（ADB）气候变化问题和碳市场顾问吕学都告诉《商务周刊》，这样的妥协让过去“难缠”的各国谈判代表虽然都感到不太理想，但又都勉强可以接受，相互进行了“妥协”。
重新回到“角力场”，各国将开始新一轮有关具体细节的漫长谈判。“绿色气候基金作为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资金支持的机制，它是否能够如愿筹到所需资金并有效运行，还存在很多疑问。”吕学都解释道，“《坎昆协议》里注明基金的来源很广泛，既有发达国家的公共基金，也包括私人投资和多边投资，以及银行投资等。但如果这些资金主要不是新的和额外的公共资金，而主要是靠市场和直接投资，即使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的投资额，其能够真正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提供的支持也会非常有限。而且筹资的具体细节还需要在今后的谈判中继续磋商确定。”
此外，根据发达国家提出的要求，发展中国家要想获得绿色气候基金，还需要接受一个捆绑条件。“相较于布什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不理不睬，奥巴马政府希望美国能够重新回到游戏中来，并且担任规则的制定者。美国接受绿色气候基金，但条件是要求发展中大国的减排数据透明度能够进一步提升，并且接受国际的审查。”李雁说，坎昆会场上对于此事普遍的评论是，美国用数据透明度来绑架其他谈判议题。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在数据透明度上让步，那么美国也不会同意建立气候基金。
“我参加过对发达国家包括减排在内的国家信息通报的审查。审查的工作量很大，审定起来很不容易，因为这些信息通报的数据量非常大。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现有的决定，发达国家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涉及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的信息收集和统计体系，涉及到大量的工作，也需要很多费用。”吕学都说，现在说发展中国家公开报告减排数据，其实难点不在于增强透明度，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是否有能力象发达国家那样，也建立一整套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管理、信息收集和统计体系。
包括绿色气候基金在内的诸多“进步产物”已是势不可挡，但仅此一项提议中就包含着发达国家如何出钱，发展中国家如何完善数据透明体系等若干问题。坎昆会议迈上的矮矮一级台阶，就为以后的谈判埋下了诸多的争论焦点，各国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明年在南非德班的另一轮舌战。
坎昆大会让所有人重拾对气候谈判的信心
——专访国际环境与发展机构发言人迈克·沙纳罕
《商务周刊》：今年举行的坎昆气候变化大会在历时12天常规会议以及半天“加时赛”后，公布了大会《公约》和《议定书》两项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其中包括建立绿色气候基金等重要议题。您对于此次的坎昆气候大会有何评价？
沙纳罕：坎昆会议取得了两项巨大成功。除了建立的绿色气候基金，还让近200个国家对气候会议重新信任起来，也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自身重拾了信心。《坎昆协议》具有很多积极意义，这些都表明了各国政府还是愿意聚在一起共同商讨气候变化问题的，我们似乎找到了共同的表达方式。
当然，目前制定的这些协议还只是大的框架，那些具体的细节，比如谁来履行哪些义务，他们应该如何做以及全球如何调动现有科技力量支持这些减排工作等，还有待后面的气候大会再做商榷。
《商务周刊》：气候问题已经成为和军事、国际贸易同等重要的国际议题，气候大会上产生的协议将对各国经济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您怎么看气候变化议题的未来发展趋向？
沙纳罕：中国被指责要对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失败负责，是很不公平的事。今年，中国对谈判各国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都表现出了很高的协作精神。
现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和印度正面临着抉择。两者是要继续依照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行动行事，还是自己掌握主动权，成为国际气候变化争端的主要领导者。美国-中国-印度的动态三角关系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变得非常微妙。
就气候变化问题而言，全球在未来既有可能形成一种有利于人类发展的良好的国际关系，也有可能因毁灭性的争端而延误采取真正有效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法。我们一直在说气候变化的历史性责任，但这段历史只有150年，而我们未来对环境要负担的责任却有人类未来生存史那么长。有远见的领导者应该关注对环境变化长期的展望。
《商务周刊》：近年来，参与气候大会的不仅仅是各国谈判代表以及政府官员，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家、NGO以及媒体也成为大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否可以这样说，气候大会在影响每一个人的同时，也被众人“围观”且影响着？
沙纳罕：全球NGO、企业家以及媒体对于气候变化会议的参与非常重要。政府参与会议是为了协商他们的民众应该如何做来实现节能减排，所以各国的民众有权知道他们在大会中都做了什么，以及给那些谈判代表施加压力。
在未来，商业将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上起到核心作用，所以私人部门参与到气候变化会议将变得十分重要。另外，媒体也应该作为重要的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大会，在报道各方磋商进程的同时，也要向与会者传递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人们的各种看法，让气候大会真正做到服务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