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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凤枚和老伴不到10平方米的租住屋里，最珍贵、藏得最严实的，不是金银首饰，而是一个黑色的小账本。它藏在一个破旧木箱里，裹在一堆衣服之中。
这个账本看起来很普通，和课本一般大小，边角有些破损，已经用胶带粘了一圈。它记载着215笔账。它也是这个没有桌椅、没有柜子、衣服挂在墙角的破烂不堪的家里最大的秘密。从2002年开店还债到去年完成“任务”，南凤枚偷偷翻了、记了10年小黑本，老伴一直没有发现。
小黑本记录的不是自家店里的收入，而是一笔笔支出。本子的封面上写着几个字：储户取款数。南凤枚交给自己的“任务”，就是要偿还曾经经手的一笔“公家债”。
这笔债有5万多元，她用了10年的时间，还了200多次才还清。每一笔储户取款，多则数百，少则几十，她都一条条记在小黑本里。而当初，她仅仅是这笔债的经手人。
“因为我是经手人，负有主要责任。”这是南凤枚坚持替公家还债的理由。从湖南省宁乡县金湾村（现保安村）妇女主任职位上退休，领着每个月25元钱的退休金，又从信用社借了些钱，南凤枚便和老伴廖立成来县城里开了一个小商店——挣钱还债。
卖一瓶红茶赚5毛钱；卖一瓶果粒橙赚3毛；卖一盒烟赚七八毛钱；卖一个小孩们喜欢吃的牛奶糖只挣1毛5分钱……一开始，每天也就能挣十几块。开店一个月，南凤枚偿还了第一笔欠款。回到租住屋里，南凤枚立即翻出小黑本，拿起笔来工工整整记下：2002年8月份，付徐叔连取款，200元，袁正华经手。
只要手里一有结余的钱，南凤枚就拿去还债。第一年，南凤枚共还了18笔合计1436块钱，最少的一笔只有30块，悉数记在小黑本里。
这只是南凤枚“长征路”的第一小步。自从背负起这笔本属于村里储金会的债务时，她就决定要负责到底。储金会是20世纪90年代，在农村风靡一时的小型金融组织。农民为了图方便，很多人将钱存进去。
南凤枚是金湾村储金会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会计，一干就是7年。她是资金经手人，存放款的审批则由村支部书记负责。凭着南凤枚是一个“有信用的人”，同村的徐叔连把养鸡、喂猪、种地攒下的3500元养老钱也交到了南凤枚手里。
可到了2002年，各村的储金会普遍陷入了困境。村民要求把钱取回家，但是贷出的款却还不回来——村民的钱眼见就要打水漂儿。
储金会倒闭时，南凤枚也到了退休的年纪。她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到58个储户家里逐个重新计算本息，将最后清理出的5万多元欠款一手揽到自己肩上。而对于南凤枚到底背负起多少债，她的老伴和孩子一直都不清楚。
因为生意不太好，老廖凭着自己还有点力气，把店扔给南凤枚，自己去谋了一份园林工的差事。但是刚工作没多久，老廖出了车祸，当场不省人事。
在随后的40多天里，南凤枚一边照看着小店，一边到医院照顾老伴。从沙河市场到县医院有10里路，为了省下几元钱车费，她每天来回都是靠双脚走。现在想起来，南凤枚倒是很乐观：“一个小时就够了。”那段时间里，她的体重降了将近30斤。
老廖出院后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干不了重活儿，讲话也不清楚，店里的生意他也帮不上忙。南凤枚就派他去还钱。每还一笔，她就偷偷拿出小黑本记上一笔，后面特别标注：“立成经手。”
后来，老廖又中风了，脾气变得越来越大，有时候来买东西的顾客态度不够好，老廖会抓起东西往柜台上“哐”地一丢。但是，他还是会乖乖地为南凤枚去送钱还债。
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2005年，在广东打工的女儿被查出患了胆总管癌。女儿确诊后的第93天便离开人世，去世时，身体只剩下70多斤重，皮肤发黄，像烟熏过一样。看到女儿身上也没什么像样的东西，下葬前，南凤枚摘下自己戴了10年的金耳环给女儿戴上。
女儿去世后，她便开始失眠。也是从那时起，每当接到储户的电话，她心里都“怦怦”地跳，变得很紧张。
老两口开始琢磨起别的营生。他们每天一大早5点多就起床，给附近的装卸工、路人以及住户准备肉丝面，一碗收5块钱。晚上到了九十点才关门，这样可以多卖点东西。南凤枚还学着熬猪油，拿到市场上去卖。还钱，成了老两口最大的心事。
可她的执著并没有得到老天的眷顾。刚满60岁的她住进了医院。医生的检查报告吓了她一大跳：冠心病、心肌梗死、高血压……在医院住了7天，不顾医生的劝阻，她便急急忙忙出了院，并说：“没钱住了。”南凤枚从医院带回药品，边看着店边打点滴。
翻着还没记完的账本，南凤枚很怕活不到还清的那一天。她叫来儿子和儿媳，说：“哪一天我要不行了，你们替我把钱还上！”
在小店附近打工的装卸工知道南凤枚的事后，也经常过来买东西。他们说：“虽然老爷子有时候脾气不好，但我们是冲着老太太来的。”
南凤枚自己从不埋怨，也不找人诉苦。工人们来了，她就沏一壶茶。晚上小店里电视开着，大家随便来看，衣服破了也可以找她来缝缝补补。“开朗”、“勤劳”、“善良”，是装卸工人们从词语并不充裕的脑袋里想到的最贴切的评价。知道实情的人也会认为她“太执著”，甚至有点“傻”。
一直到2012年的农历除夕夜，南凤枚第19次将两张百元钞票交给徐叔连，这也是“公家债”的最后一笔欠款。
她在小黑本的空白页上用黑笔重重写下一段“基金会取款总结”：自2002年8月份至2012年1月，共取款金额本金加利息51601元，取款次数215笔（次），户名数58户。
她将徐叔连送走时，离新年只有3个多小时。天上飘着雪。南凤枚将徐叔连送出几十米远，但她一直没讲自己已经还完了最后一笔钱。
南凤枚迈着步子往回走，“感觉自己轻了很多”。眼前除了黑黢黢的山，茫茫的雪，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她没有打手电筒，因为已经习惯了在黑夜里找到回家的路。
过完春节，南凤枚又回到县城的小店，小黑本依然放在那个装旧衣物的木箱里。藏了十年多，纸页上都生了黄色的霉点，就像老人手上长出的老年斑。
（摘自《冰点周刊》，有删节） （责编 达溪河）
这个账本看起来很普通，和课本一般大小，边角有些破损，已经用胶带粘了一圈。它记载着215笔账。它也是这个没有桌椅、没有柜子、衣服挂在墙角的破烂不堪的家里最大的秘密。从2002年开店还债到去年完成“任务”，南凤枚偷偷翻了、记了10年小黑本，老伴一直没有发现。
小黑本记录的不是自家店里的收入，而是一笔笔支出。本子的封面上写着几个字：储户取款数。南凤枚交给自己的“任务”，就是要偿还曾经经手的一笔“公家债”。
这笔债有5万多元，她用了10年的时间，还了200多次才还清。每一笔储户取款，多则数百，少则几十，她都一条条记在小黑本里。而当初，她仅仅是这笔债的经手人。
“因为我是经手人，负有主要责任。”这是南凤枚坚持替公家还债的理由。从湖南省宁乡县金湾村（现保安村）妇女主任职位上退休，领着每个月25元钱的退休金，又从信用社借了些钱，南凤枚便和老伴廖立成来县城里开了一个小商店——挣钱还债。
卖一瓶红茶赚5毛钱；卖一瓶果粒橙赚3毛；卖一盒烟赚七八毛钱；卖一个小孩们喜欢吃的牛奶糖只挣1毛5分钱……一开始，每天也就能挣十几块。开店一个月，南凤枚偿还了第一笔欠款。回到租住屋里，南凤枚立即翻出小黑本，拿起笔来工工整整记下：2002年8月份，付徐叔连取款，200元，袁正华经手。
只要手里一有结余的钱，南凤枚就拿去还债。第一年，南凤枚共还了18笔合计1436块钱，最少的一笔只有30块，悉数记在小黑本里。
这只是南凤枚“长征路”的第一小步。自从背负起这笔本属于村里储金会的债务时，她就决定要负责到底。储金会是20世纪90年代，在农村风靡一时的小型金融组织。农民为了图方便，很多人将钱存进去。
南凤枚是金湾村储金会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会计，一干就是7年。她是资金经手人，存放款的审批则由村支部书记负责。凭着南凤枚是一个“有信用的人”，同村的徐叔连把养鸡、喂猪、种地攒下的3500元养老钱也交到了南凤枚手里。
可到了2002年，各村的储金会普遍陷入了困境。村民要求把钱取回家，但是贷出的款却还不回来——村民的钱眼见就要打水漂儿。
储金会倒闭时，南凤枚也到了退休的年纪。她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到58个储户家里逐个重新计算本息，将最后清理出的5万多元欠款一手揽到自己肩上。而对于南凤枚到底背负起多少债，她的老伴和孩子一直都不清楚。
因为生意不太好，老廖凭着自己还有点力气，把店扔给南凤枚，自己去谋了一份园林工的差事。但是刚工作没多久，老廖出了车祸，当场不省人事。
在随后的40多天里，南凤枚一边照看着小店，一边到医院照顾老伴。从沙河市场到县医院有10里路，为了省下几元钱车费，她每天来回都是靠双脚走。现在想起来，南凤枚倒是很乐观：“一个小时就够了。”那段时间里，她的体重降了将近30斤。
老廖出院后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干不了重活儿，讲话也不清楚，店里的生意他也帮不上忙。南凤枚就派他去还钱。每还一笔，她就偷偷拿出小黑本记上一笔，后面特别标注：“立成经手。”
后来，老廖又中风了，脾气变得越来越大，有时候来买东西的顾客态度不够好，老廖会抓起东西往柜台上“哐”地一丢。但是，他还是会乖乖地为南凤枚去送钱还债。
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2005年，在广东打工的女儿被查出患了胆总管癌。女儿确诊后的第93天便离开人世，去世时，身体只剩下70多斤重，皮肤发黄，像烟熏过一样。看到女儿身上也没什么像样的东西，下葬前，南凤枚摘下自己戴了10年的金耳环给女儿戴上。
女儿去世后，她便开始失眠。也是从那时起，每当接到储户的电话，她心里都“怦怦”地跳，变得很紧张。
老两口开始琢磨起别的营生。他们每天一大早5点多就起床，给附近的装卸工、路人以及住户准备肉丝面，一碗收5块钱。晚上到了九十点才关门，这样可以多卖点东西。南凤枚还学着熬猪油，拿到市场上去卖。还钱，成了老两口最大的心事。
可她的执著并没有得到老天的眷顾。刚满60岁的她住进了医院。医生的检查报告吓了她一大跳：冠心病、心肌梗死、高血压……在医院住了7天，不顾医生的劝阻，她便急急忙忙出了院，并说：“没钱住了。”南凤枚从医院带回药品，边看着店边打点滴。
翻着还没记完的账本，南凤枚很怕活不到还清的那一天。她叫来儿子和儿媳，说：“哪一天我要不行了，你们替我把钱还上！”
在小店附近打工的装卸工知道南凤枚的事后，也经常过来买东西。他们说：“虽然老爷子有时候脾气不好，但我们是冲着老太太来的。”
南凤枚自己从不埋怨，也不找人诉苦。工人们来了，她就沏一壶茶。晚上小店里电视开着，大家随便来看，衣服破了也可以找她来缝缝补补。“开朗”、“勤劳”、“善良”，是装卸工人们从词语并不充裕的脑袋里想到的最贴切的评价。知道实情的人也会认为她“太执著”，甚至有点“傻”。
一直到2012年的农历除夕夜，南凤枚第19次将两张百元钞票交给徐叔连，这也是“公家债”的最后一笔欠款。
她在小黑本的空白页上用黑笔重重写下一段“基金会取款总结”：自2002年8月份至2012年1月，共取款金额本金加利息51601元，取款次数215笔（次），户名数58户。
她将徐叔连送走时，离新年只有3个多小时。天上飘着雪。南凤枚将徐叔连送出几十米远，但她一直没讲自己已经还完了最后一笔钱。
南凤枚迈着步子往回走，“感觉自己轻了很多”。眼前除了黑黢黢的山，茫茫的雪，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她没有打手电筒，因为已经习惯了在黑夜里找到回家的路。
过完春节，南凤枚又回到县城的小店，小黑本依然放在那个装旧衣物的木箱里。藏了十年多，纸页上都生了黄色的霉点，就像老人手上长出的老年斑。
（摘自《冰点周刊》，有删节） （责编 达溪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