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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在表现和典型特征上看，楷书的两大直接渊源或过渡形式为“隶楷”和“碑楷”。“隶楷”直接由隶书过渡而来，在文人、刻工和书者的“隶楷”作品中，隶书传统的规整、秀丽等均留下了不可忽略的明显遗痕，正如清儒翁方纲所说，楷书“变隶书为波画，加以点啄挑，仍存古隶之横直”。“碑楷”则为了凸显楷书典型笔画的标志性特点，使横向伸展的隶书典型笔画“飞燕”和“卧蚕”被斜立起来的魏碑撇捺所取代，使逐渐成熟的楷书更显遒劲和挺拔。
东晋以后，国家南北分裂，书道亦形成所谓的南北风格，而书之南北论也早有翁方纲发轫。一般来讲，北派带有汉隶遗痕，笔法古拙劲健，风格质朴方严，以榜书、摩崖为显著代表，给人以刚强豪放的感觉，南派多疏放妍妙，因地域富庶而多用帛纸书写，故以尺牍墨迹为长，给人以潇洒蕴藉的印象。在南北主要风格的基础上，楷书作品又因个人的阅历、习性等而呈现出百花齐放、各臻奇妙的效果，在品位上难分优劣和高下。
鉴于在中国书学史上。帖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故所论亦以字帖为主，参以碑刻和抄经的影响。一般来讲，楷书到钟繇时已具备基本特征，而其直接影响到卫夫人等，卫夫人又影响到王羲之等，可以说字帖形态的楷书肇始于钟王。钟繇所书世称“钟体”，又称“太傅体”，是因为其曾作过魏明帝时的太傅，传世的代表作《宣示表》(其他还有《贺捷表》《荐季直表》和《力命表》等传世，但有存疑)据说已是王羲之的临写本，隶书的笔意已经不明显。《宣示表》字紧行疏的章法也对后来的楷书、行书和草书章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楷书演进的过程中是重要的里程碑。书圣王羲之是书道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书道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峰，但在楷书方面，其影响不仅不如自己的行草，也不如其前后的其他楷书大家。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楷书发展的重要时期，除了“魏碑”刀刻效果的有限影响之外，书写材料的变化、文人创作的活跃，以及审美品位的提高，都为楷书不断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比较典型的“前楷书时期”。
楷书真正的成熟与发展是在隋唐，此后虽偶有高峰迭起，但均难望唐代诸贤之项背。相信这是与唐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思想、艺术、文学等的空前强大和“文治武功”的盛大国势相适应的。隋代短暂，但楷书规范已较明显，代表碑帖有《龙藏寺碑》和智永《真草千字文》中的楷书。
初唐的虞世南，楷书、行书均有造诣，尤其是楷书颇具仙风道骨，结字舒展飘逸，之所以未被列入楷书“四大家”(欧、颜、柳、赵)，是因为欲学“虞体”者，须有一定的书写和文化造诣，否则既难入门，又难体悟其字的高妙之初。尽管如此，他还是与褚遂良、薛稷、欧阳询并称为初唐四家，在书史上地位显赫。据传，虞世南练字非常刻苦。“画腹习书”的故事就是其倾心钻研书法的美谈。在虞体中，可以感到“二王”和智永的影响，被视为王书嫡脉。当然，虞书也有独到之处，沉厚安详、柔中有刚，其名冠朝野、精通文史的学术造诣在隋唐之际的书界亦为翘楚。著有《北堂书钞》《群书理要》《兔园集》等，唐太宗称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为当世“五绝”，虞世南还著有书道专论《笔髓论》《书旨论》等。后世评价其书有“书卷气”，《宣和书谱》言其晚年正书与王羲之相先后，可见对其推崇有加。其楷体代表作有《破邪论》《夫子庙堂碑》等，很有文化品位和初唐气象。
初唐的欧阳询，以精通史学、独好书写著称。他在勤学探索的过程中非常注意继承和创新。一次在路上偶见一块用西晋索靖书体刻成的石碑与众不同，欧阳询被其“银钩虿尾”的特色所吸引，以至流连忘返，并有“卧观三日”的传说感动后人。欧体柔中有刚，源出古隶，尊二王而有所变化。参六朝北派书风而在结体上独成一格，字体方润整齐、刚劲峻拔、一丝不苟、严谨淡雅。代表作有《九成宫醴泉铭》和《化度寺碑》等，在初唐以后千余年一直为学楷者推为入门首选，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书断》称：“询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犹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笼之势，几旋雷激，操举若神。真行之书，出于太令，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达荡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其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之致。”所论可谓中肯、明其书旨。
稍后的褚遂良同样博通经史、精于书写。虽宗法王羲之，也受前辈虞世南、欧阳询影响。经过研习历练，终以疏瘦劲炼之体名世。当然，史上亦有人讥其仅得王氏“媚趣”，不像颜柳之书刚韧。褚遂良的书法看似奔放伸展，但却依然有巧妙安排和静谧的气氛，能达常人难有之境界。褚遂良除学养高妙之外，亦长于书画鉴别，为其书风能兼收并蔷打下了较宽阔的基础。代表作为《雁塔圣教序》《阴符经》等。唐时书界誉其“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宋时不屑唐代书体的米芾也独对褚字有好感，他赞其书“九奏万舞，鹤鹭充庭，锵玉鸣趟，窈窕合度”，用几近完美之词赞颂其书体鲜明的文化艺术个性。
中唐，颜真卿以忠臣烈士、道德君子、文翰武功著称于世，在书道方面的影响也通贯古今。他曾向褚遂良、张旭学字，其字法、章法，后楷、行、草诸体俱佳。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能一反唐初书风，援篆籀之笔入楷，化瘦硬时尚为丰腴敦厚，使结体气势恢宏，充分体现了盛唐气象。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叹日：“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其代表楷书有《多宝塔碑》《东方朔画赞碑》《麻姑仙坛记》《勤礼碑》等多种精品传世。后人学楷多喜临摹其体，认为其人品、书品均堪为师表，宜做开蒙立基之本。
到晚唐，有柳公权独领风骚，其以文史见长，犹善书道。柳公权是历史上少有的因书道入朝为帝师的学者，中年以后曾共指导过七位皇帝写字。其“一字千金”和“用心”“笔正”的笔谏故事，流传久远，是倡导书道的著名书家。柳公权注意借鉴前人的经验，汲取碑刻斩钉截铁之势，使字体点画挺秀、骨力遒劲、结构严谨、均衡瘦硬，有向初唐风格回归的明显特征，在书界故有“颜筋柳骨”之誉。其代表作有《金刚经刻石》《玄秘塔碑》《神策军碑》《冯宿碑》等，亦被视为习者初学之典范。
由于唐代楷书大家辈出，成就特色斐然，所以谈及楷书往往以“唐楷”为代表，明末董其昌在论及书道时认为，晋书取韵、唐书取法、宋书取意，即抓住了唐代楷书标准、规范和注重内在精神的时代特点。“法书”“书法”等概念的产生和影响在这一时期逐渐明晰。也使绝大多数的习字者多从楷书入手研习书道。在后世千余年中，楷书的地位渐为显耀，正规庄重场合亦以楷书装饰为主。
在唐以后楷书可与隋唐诸贤相媲美者，元朝赵孟頫一人而已，古今楷书四大家，只有他在唐朝之后鹤立鸡群、与前贤并立，其在楷书历史上的地位不可谓不显赫。赵氏出身宋朝皇族，有条件观赏历代名 帖，结交文人雅士。赵氏能兼写草书、行书、章草隶书等众体，其书道作品有明显的“二王”影响。并以柔媚流畅著称。由于其用功特勤，可以日写万字，所以有诸多墨迹传世，包括《四体千字文》《道德经》《临黄庭经》《妙严寺记》《汲黯传》等多种。赵孟頫的楷书对当时及后世科举考试推崇的“馆阁体”亦有重要和直接的影响，但在风骨、气节和字体的表现力等方面也常为后世书坛所诟病，言其妩媚有余、骨气欠刚，宜于文弱书生和弱女子学写。随着时代变迁和历史的发展，人们对赵体和“馆阁体”的看法也逐渐发生变化，不仅有了更多的宽容，也看到了其在书道探索方面的贡献。
及至明清，在楷书方面可以谈及的还有文征明和董其昌。前者将小楷写到极致，代表作有《月赋》《雪赋》和《离骚经》等；后者则在明清之际能兼善众体、兼长大小，代表作有《传赞》《法卫夫人》和《金刚经》等。二人传世的楷书精品非常丰富，令后世叹为观止，但因为在前贤登峰造极的巨大光环之下，他们的楷书成就难有更大的影响和突破性的进展，只能沦落为唐楷的流变，不能成为具有时代代表性的书体。加之，清代汉学的复古和包世臣、康有为等人尊碑抑帖的倡导，董字也与赵字一样，因纯熟、秀美而被诟病，康有为甚至明确呼吁后人“勿学赵董流靡之辈”，用极端的思想影响了后人对其书学影响客观和全面的评价。
谈及楷书，有一个特点是值得注意的：在所有书写字体中，只有楷书是以字形的大小再做进一步分类的(大篆与小篆非因字形大小区别，而是写法不同；大草小草亦同；隶书、行书等无此分法)。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说明，楷书在中国的书学领域中，是实践和研究均发展得最为充分的。不仅其书写者多、作品传世者多、形成风格者多、规律探讨者多，而且楷书也被逐渐确认为是学习其他书体的基础。
所谓的大楷大到榜书，字可盈丈，在古代非一般人有能力、有条件书写，只有帝王将相有此气魄和雅兴，至今在宫殿、寺观、学府、名山大川等地留存的摩崖、题写匾额等，多是大楷的杰作。仅清一代，康熙、乾隆、雍正诸帝，乃至慈禧太后等均有上乘作品传世，在名臣中亦有许多能写大字、榜书的佼佼者。
中楷可谓传世者最多，既有唐代石经的众多文字，又有唐代诸楷书大家的系列碑帖。其字形大小一般在3～5公分见方，多用于昭告文字，用途较广。
小楷是中国古代用途最广的文字，所谓“蝇头小楷”是极言其小，而以晋唐小楷声名最为显赫，代表作有传世的三国魏钟繇的《宣示帖》《荐季直表》，东晋王羲之的《乐毅论》《曹娥碑》《黄庭经》，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唐钟绍京的《灵飞经》，元赵孟頫的《道德经》，以及明清王宠、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等的诸多名帖。用途广及日用、科考、经书抄写、各类实用文书，今天与日常硬笔书写联系最密切的也是小楷。
另外，作为书道的大、中、小字不仅有差别，它们之间的关联也有奥妙可寻。如古人曾有“做大字要如小字，做小字要如大字”的说法。宋儒苏东坡亦有“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的妙论，较充分体现了中国式审美典型的二元角度和二元对转变化的哲学意味。从对楷书的评论中也隐含了对其他书体的审美要求。
在楷书历史上，颇显“异类”的书体当推宋徽宗的瘦金书和何绍基的颜书变体。宋徽宗不爱江山爱书画，见多识广，在工笔绘画之余用硬毫小笔创造出一种舒展夸张的字体，何绍基则明显学颜而有所变化，圆融而朴实。二者在楷书传统壁垒森严的书坛上标新立异、别出一格，对书道探索的贡献亦是不可小视的。
楷书之道，既注重敦厚、正直、庄严、道劲、秀美，也提倡多元风格和百花齐放。盛唐之风的大气、规范、典雅、开放、雄奇等在历代诸贤代表性的书体中均有充分的体现，为后世留下的创新探索空间也是宽广的。凡在端庄、严肃、正规的场合，正文的书写一定要用楷书(标题依然用小篆，有时也用隶书)，而楷书的修养依然是写好其他书体的最重要的保障。在历史上，楷书曾被称为正书、真书、(八)分书等，之所以有各种名称，是因为楷模之楷、端正之正、真诚之真等都昭示这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楷书的书写所对应的应该是社会正道、人间正道，是做好一切事务的基础。心正才能笔正，笔正才能字正，字正方见人正，人正才会事正，最终才能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正确道路。楷书之道即是正道。
从表面上看，楷书是最规矩、最标准、笔画交代最清晰的字体，但在前贤的研讨与探索中，楷书又常常与最需要变化、最需要个性、在灵动中最需要遵循其基本规则的草书来对应探索。在字体形态工与巧、静与动、规范与变化的两极审美追求中，博弈和张弛都有可能为新的探索打开新路。唐以后的行草大家张旭、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刘墉等人，均有楷书精品传世，而颜柳等人的行草书亦被后世奉为典范。可见，书道虽有字体之分，但内中之道却是可以相通的。
东晋以后，国家南北分裂，书道亦形成所谓的南北风格，而书之南北论也早有翁方纲发轫。一般来讲，北派带有汉隶遗痕，笔法古拙劲健，风格质朴方严，以榜书、摩崖为显著代表，给人以刚强豪放的感觉，南派多疏放妍妙，因地域富庶而多用帛纸书写，故以尺牍墨迹为长，给人以潇洒蕴藉的印象。在南北主要风格的基础上，楷书作品又因个人的阅历、习性等而呈现出百花齐放、各臻奇妙的效果，在品位上难分优劣和高下。
鉴于在中国书学史上。帖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故所论亦以字帖为主，参以碑刻和抄经的影响。一般来讲，楷书到钟繇时已具备基本特征，而其直接影响到卫夫人等，卫夫人又影响到王羲之等，可以说字帖形态的楷书肇始于钟王。钟繇所书世称“钟体”，又称“太傅体”，是因为其曾作过魏明帝时的太傅，传世的代表作《宣示表》(其他还有《贺捷表》《荐季直表》和《力命表》等传世，但有存疑)据说已是王羲之的临写本，隶书的笔意已经不明显。《宣示表》字紧行疏的章法也对后来的楷书、行书和草书章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楷书演进的过程中是重要的里程碑。书圣王羲之是书道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书道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峰，但在楷书方面，其影响不仅不如自己的行草，也不如其前后的其他楷书大家。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楷书发展的重要时期，除了“魏碑”刀刻效果的有限影响之外，书写材料的变化、文人创作的活跃，以及审美品位的提高，都为楷书不断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比较典型的“前楷书时期”。
楷书真正的成熟与发展是在隋唐，此后虽偶有高峰迭起，但均难望唐代诸贤之项背。相信这是与唐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思想、艺术、文学等的空前强大和“文治武功”的盛大国势相适应的。隋代短暂，但楷书规范已较明显，代表碑帖有《龙藏寺碑》和智永《真草千字文》中的楷书。
初唐的虞世南，楷书、行书均有造诣，尤其是楷书颇具仙风道骨，结字舒展飘逸，之所以未被列入楷书“四大家”(欧、颜、柳、赵)，是因为欲学“虞体”者，须有一定的书写和文化造诣，否则既难入门，又难体悟其字的高妙之初。尽管如此，他还是与褚遂良、薛稷、欧阳询并称为初唐四家，在书史上地位显赫。据传，虞世南练字非常刻苦。“画腹习书”的故事就是其倾心钻研书法的美谈。在虞体中，可以感到“二王”和智永的影响，被视为王书嫡脉。当然，虞书也有独到之处，沉厚安详、柔中有刚，其名冠朝野、精通文史的学术造诣在隋唐之际的书界亦为翘楚。著有《北堂书钞》《群书理要》《兔园集》等，唐太宗称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为当世“五绝”，虞世南还著有书道专论《笔髓论》《书旨论》等。后世评价其书有“书卷气”，《宣和书谱》言其晚年正书与王羲之相先后，可见对其推崇有加。其楷体代表作有《破邪论》《夫子庙堂碑》等，很有文化品位和初唐气象。
初唐的欧阳询，以精通史学、独好书写著称。他在勤学探索的过程中非常注意继承和创新。一次在路上偶见一块用西晋索靖书体刻成的石碑与众不同，欧阳询被其“银钩虿尾”的特色所吸引，以至流连忘返，并有“卧观三日”的传说感动后人。欧体柔中有刚，源出古隶，尊二王而有所变化。参六朝北派书风而在结体上独成一格，字体方润整齐、刚劲峻拔、一丝不苟、严谨淡雅。代表作有《九成宫醴泉铭》和《化度寺碑》等，在初唐以后千余年一直为学楷者推为入门首选，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书断》称：“询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犹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笼之势，几旋雷激，操举若神。真行之书，出于太令，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达荡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其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之致。”所论可谓中肯、明其书旨。
稍后的褚遂良同样博通经史、精于书写。虽宗法王羲之，也受前辈虞世南、欧阳询影响。经过研习历练，终以疏瘦劲炼之体名世。当然，史上亦有人讥其仅得王氏“媚趣”，不像颜柳之书刚韧。褚遂良的书法看似奔放伸展，但却依然有巧妙安排和静谧的气氛，能达常人难有之境界。褚遂良除学养高妙之外，亦长于书画鉴别，为其书风能兼收并蔷打下了较宽阔的基础。代表作为《雁塔圣教序》《阴符经》等。唐时书界誉其“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宋时不屑唐代书体的米芾也独对褚字有好感，他赞其书“九奏万舞，鹤鹭充庭，锵玉鸣趟，窈窕合度”，用几近完美之词赞颂其书体鲜明的文化艺术个性。
中唐，颜真卿以忠臣烈士、道德君子、文翰武功著称于世，在书道方面的影响也通贯古今。他曾向褚遂良、张旭学字，其字法、章法，后楷、行、草诸体俱佳。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能一反唐初书风，援篆籀之笔入楷，化瘦硬时尚为丰腴敦厚，使结体气势恢宏，充分体现了盛唐气象。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叹日：“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其代表楷书有《多宝塔碑》《东方朔画赞碑》《麻姑仙坛记》《勤礼碑》等多种精品传世。后人学楷多喜临摹其体，认为其人品、书品均堪为师表，宜做开蒙立基之本。
到晚唐，有柳公权独领风骚，其以文史见长，犹善书道。柳公权是历史上少有的因书道入朝为帝师的学者，中年以后曾共指导过七位皇帝写字。其“一字千金”和“用心”“笔正”的笔谏故事，流传久远，是倡导书道的著名书家。柳公权注意借鉴前人的经验，汲取碑刻斩钉截铁之势，使字体点画挺秀、骨力遒劲、结构严谨、均衡瘦硬，有向初唐风格回归的明显特征，在书界故有“颜筋柳骨”之誉。其代表作有《金刚经刻石》《玄秘塔碑》《神策军碑》《冯宿碑》等，亦被视为习者初学之典范。
由于唐代楷书大家辈出，成就特色斐然，所以谈及楷书往往以“唐楷”为代表，明末董其昌在论及书道时认为，晋书取韵、唐书取法、宋书取意，即抓住了唐代楷书标准、规范和注重内在精神的时代特点。“法书”“书法”等概念的产生和影响在这一时期逐渐明晰。也使绝大多数的习字者多从楷书入手研习书道。在后世千余年中，楷书的地位渐为显耀，正规庄重场合亦以楷书装饰为主。
在唐以后楷书可与隋唐诸贤相媲美者，元朝赵孟頫一人而已，古今楷书四大家，只有他在唐朝之后鹤立鸡群、与前贤并立，其在楷书历史上的地位不可谓不显赫。赵氏出身宋朝皇族，有条件观赏历代名 帖，结交文人雅士。赵氏能兼写草书、行书、章草隶书等众体，其书道作品有明显的“二王”影响。并以柔媚流畅著称。由于其用功特勤，可以日写万字，所以有诸多墨迹传世，包括《四体千字文》《道德经》《临黄庭经》《妙严寺记》《汲黯传》等多种。赵孟頫的楷书对当时及后世科举考试推崇的“馆阁体”亦有重要和直接的影响，但在风骨、气节和字体的表现力等方面也常为后世书坛所诟病，言其妩媚有余、骨气欠刚，宜于文弱书生和弱女子学写。随着时代变迁和历史的发展，人们对赵体和“馆阁体”的看法也逐渐发生变化，不仅有了更多的宽容，也看到了其在书道探索方面的贡献。
及至明清，在楷书方面可以谈及的还有文征明和董其昌。前者将小楷写到极致，代表作有《月赋》《雪赋》和《离骚经》等；后者则在明清之际能兼善众体、兼长大小，代表作有《传赞》《法卫夫人》和《金刚经》等。二人传世的楷书精品非常丰富，令后世叹为观止，但因为在前贤登峰造极的巨大光环之下，他们的楷书成就难有更大的影响和突破性的进展，只能沦落为唐楷的流变，不能成为具有时代代表性的书体。加之，清代汉学的复古和包世臣、康有为等人尊碑抑帖的倡导，董字也与赵字一样，因纯熟、秀美而被诟病，康有为甚至明确呼吁后人“勿学赵董流靡之辈”，用极端的思想影响了后人对其书学影响客观和全面的评价。
谈及楷书，有一个特点是值得注意的：在所有书写字体中，只有楷书是以字形的大小再做进一步分类的(大篆与小篆非因字形大小区别，而是写法不同；大草小草亦同；隶书、行书等无此分法)。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说明，楷书在中国的书学领域中，是实践和研究均发展得最为充分的。不仅其书写者多、作品传世者多、形成风格者多、规律探讨者多，而且楷书也被逐渐确认为是学习其他书体的基础。
所谓的大楷大到榜书，字可盈丈，在古代非一般人有能力、有条件书写，只有帝王将相有此气魄和雅兴，至今在宫殿、寺观、学府、名山大川等地留存的摩崖、题写匾额等，多是大楷的杰作。仅清一代，康熙、乾隆、雍正诸帝，乃至慈禧太后等均有上乘作品传世，在名臣中亦有许多能写大字、榜书的佼佼者。
中楷可谓传世者最多，既有唐代石经的众多文字，又有唐代诸楷书大家的系列碑帖。其字形大小一般在3～5公分见方，多用于昭告文字，用途较广。
小楷是中国古代用途最广的文字，所谓“蝇头小楷”是极言其小，而以晋唐小楷声名最为显赫，代表作有传世的三国魏钟繇的《宣示帖》《荐季直表》，东晋王羲之的《乐毅论》《曹娥碑》《黄庭经》，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唐钟绍京的《灵飞经》，元赵孟頫的《道德经》，以及明清王宠、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等的诸多名帖。用途广及日用、科考、经书抄写、各类实用文书，今天与日常硬笔书写联系最密切的也是小楷。
另外，作为书道的大、中、小字不仅有差别，它们之间的关联也有奥妙可寻。如古人曾有“做大字要如小字，做小字要如大字”的说法。宋儒苏东坡亦有“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的妙论，较充分体现了中国式审美典型的二元角度和二元对转变化的哲学意味。从对楷书的评论中也隐含了对其他书体的审美要求。
在楷书历史上，颇显“异类”的书体当推宋徽宗的瘦金书和何绍基的颜书变体。宋徽宗不爱江山爱书画，见多识广，在工笔绘画之余用硬毫小笔创造出一种舒展夸张的字体，何绍基则明显学颜而有所变化，圆融而朴实。二者在楷书传统壁垒森严的书坛上标新立异、别出一格，对书道探索的贡献亦是不可小视的。
楷书之道，既注重敦厚、正直、庄严、道劲、秀美，也提倡多元风格和百花齐放。盛唐之风的大气、规范、典雅、开放、雄奇等在历代诸贤代表性的书体中均有充分的体现，为后世留下的创新探索空间也是宽广的。凡在端庄、严肃、正规的场合，正文的书写一定要用楷书(标题依然用小篆，有时也用隶书)，而楷书的修养依然是写好其他书体的最重要的保障。在历史上，楷书曾被称为正书、真书、(八)分书等，之所以有各种名称，是因为楷模之楷、端正之正、真诚之真等都昭示这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楷书的书写所对应的应该是社会正道、人间正道，是做好一切事务的基础。心正才能笔正，笔正才能字正，字正方见人正，人正才会事正，最终才能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正确道路。楷书之道即是正道。
从表面上看，楷书是最规矩、最标准、笔画交代最清晰的字体，但在前贤的研讨与探索中，楷书又常常与最需要变化、最需要个性、在灵动中最需要遵循其基本规则的草书来对应探索。在字体形态工与巧、静与动、规范与变化的两极审美追求中，博弈和张弛都有可能为新的探索打开新路。唐以后的行草大家张旭、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刘墉等人，均有楷书精品传世，而颜柳等人的行草书亦被后世奉为典范。可见，书道虽有字体之分，但内中之道却是可以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