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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6月至1940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赴苏联学习、治病。近年来,毛泽民的后人曾几次去莫斯科,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寻找有关资料,发现了包括毛泽民的报告、书信、发言记录稿在内的近10万字的真迹。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揭发和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战斗的锋芒直指“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细读这些解密的珍贵档案,笔者感到,70多年前,在莫斯科曾发生过一场鲜为人知却事关重大的政治搏斗。
1937年十二月会议后,王明在武汉以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毛泽东先后派出毛泽民、刘亚楼等人,到莫斯科执行“外线作战”任务
1937年11月29日,在莫斯科“逍遥”了6年之久的王明回到延安。12月9日,即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的第一
天,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脱离实际地提出全国抗日部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作战行动”等主张。王明口称代表共产国际,他的鼓噪对与会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两次发言,重申并坚持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由于毛泽东等人的坚决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最终没有形成会议决议。
在十二月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还作出一项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党的工作。而在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到达武汉后举行的第一次联席会议上,即决定将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合并,由王明任书记。三天后,王明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继续宣传他的错误主张。
毛泽东曾经说过:十二月会议时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具有大智勇、大气魄、大手笔的毛泽东,从来不惧怕那些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自称“国际路线”的领导人。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及时把握住新一届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大力改进领导工作,加强与各国共产党中央联系的有利时机,派出一支特别梯队,出其不意地到王明曾“一手遮天”的大本营——莫斯科开展“外线作战”,谋求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理解与支持。
这年年底,毛泽民胜利完成接受共产国际巨额援助的任务后,从上海回到延安,准备接受新的工作。当他来到凤凰山看望大哥毛泽东时,才知道党中央已决定送他去苏联学习、治病。
全面抗战爆发后,陕北成为领导全国抗战的中心,要做的工作很多,摆在面前的困难就更多了。大敌当前,毛泽民怎么能安心去苏联学习、养病呢?但毛泽东表情凝重地说:“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望着大哥期待和信任的目光,毛泽民明白了一切——去莫斯科也是战斗!
元旦刚过,毛泽民便动身了,经过六天的长途颠簸,终于到达甘肃省会兰州。一到兰州,毛泽民首先向兰州办事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代表谢觉哉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以及党中央的坚定立场。谢觉哉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他的主持下,毛泽民连续几个晚上向办事处全体人员和中共过往兰州人员,传达和宣讲中央的主张,并与一些重要领导深入交换意见,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更加深入人心。
然而,当飞机刚刚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机场降落时,毛泽民就从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手中接到张闻天和毛泽东从延安发来的紧急电报。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盛情邀请,中共中央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考虑,决定毛泽民留在新疆工作。
而此时,王明在武汉的表演更加露骨:1938年2月9日,不经毛泽东同意,他就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对《新中华报》记者的公开谈话;他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抗战阶段的划分,故而拒绝在武汉《新华日报》上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不同意延安在华北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居高临下地对中央书记处横加批评;他公然提议停止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在延安发行,主张改在武汉印刷制版……特别让中央书记处领导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张国焘叛逃,王稼祥、任弼时在莫斯科,武汉的政治局委员人数经常超过延安的情况下,王明居然提出延安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张闻天和毛泽东不应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
既然王明与在延安的党中央分庭抗礼,毛泽东就决定把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党情况的这篇文章做得更大一些。
刘亚楼身体精壮,什么病都没有。他被派到莫斯科,除了学习军事外,还担负着毛泽东赋予的特殊使命
1938年1月,28岁的红军师政委刘亚楼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住处搬到了凤凰山毛泽东住的窑洞旁。
刘亚楼是于1929年在闽西参加小澜农民暴动后,加入朱毛领导的红四军的。三年内,他由“刺刀见过红”的士兵升任红军师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中的主要战役。毛泽东十分看重他丰富的实战经验,加之他上过中学,又当过小学教员,不但头脑灵活,而且有很好的理解和表达能力。长征结束后,毛泽东特意把刘亚楼留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训练部部长,1938年1月起任教育长,协助他研究、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并协助他组织讨论会,搜集资料,整理文件和文稿。
自从搬到凤凰山,刘亚楼白天在抗大工作,早晨和夜晚帮助毛泽东整理文件。毛泽东特别指示刘亚楼,要认真地读懂他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几篇重要文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是毛泽东于1936年12月在抗日红军大学所作的报告,1937年5月整理完成。刘亚楼亲耳聆听过毛泽东的报告,又认真阅读了毛泽东修改后的文章,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一系列想不通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当刘亚楼结合过去的战例,兴致勃勃地谈起读书体会时,毛泽东满意地频频点头。
1938年4月初,中央决定派刘亚楼去苏联学习、治病。这时,刘亚楼才茅塞顿开:原来,几个月来,毛主席的亲切教诲,关系到一个重要的战略使命!
毛泽东嘱咐刘亚楼:把我党历史上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以及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主张和原则,直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汇报。为使共产国际更多地了解中国党的情况,毛泽东请刘亚楼带着《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几篇重要著作以及遵义会议决议,并叮嘱一定要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
刘亚楼的儿子刘煜奋告诉笔者,1938年,党中央先后派刘亚楼、杨至成、李天佑、卢冬生、钟赤兵、谭家述等6位高级干部去苏联养病,并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其实,刘亚楼身体精壮,什么病都没有,他除了学习军事外,还担负着毛泽东赋予的特殊使命。
李德后来在《中国纪事》一书中回忆说:“他们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遵义会议《决议》”,“完整的《决议》到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手里时,已经又是好几年过去了,而且还不是通过正式的途径”。李德这段话,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毛泽东派刘亚楼到莫斯科呈送遵义会议决议等重要文件的史实。
十二月会议后,因王明引起的党内矛盾,很快被反映到莫斯科。1938年3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当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党内情况时,执委会领导人主动向他询问有关王明的情况。首先是执委会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做中央意见的倾向?王明是否总是习惯于拉拢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王明与毛泽东是否处不好关系?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不能不介绍王明向党中央争权力及闹意见分歧的种种表现。
这年7月,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临时代表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特地召见了他和任弼时,并就中共领导核心的团结以及中共领袖人选问题谈了几点意见。其中特别提到:“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9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稼祥忠实地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在随后举行的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在党中央的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在中共领导人中,迅速形成推举毛泽东为党的正式领袖的热烈气氛。
季米特洛夫交给毛泽民一项重要任务:写一份全面反映中国党工作情况的报告
1939年春,鉴于毛泽民的健康状况,中共中央再次决定安排他到苏联学习、治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莫斯科递交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委员贝利亚批准了这一请求。
6月初,毛泽民到达莫斯科。他刚刚安顿下,共产国际干部部部长马特维洛夫便提出要求,请他回忆、撰写一系列有关中共重大事件情况的报告。共产国际迫切希望了解和弄清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为什么失败,以及导致中央苏区全部丧失和红军遭受惨重损失的主要原因。为了谈话方便,共产国际干部部在柳克斯饭店为毛泽民开了房间。马特维洛夫多次与毛泽民深入交谈,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
毛泽民撰写的《关于过去肃反工作中的几段片段材料》、《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等报告,以及他在共产国际召开的研究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等,被陆续转到季米特洛夫手上。加上刘亚楼等人汇报的情况,季米特洛夫深感中国党这些年所发生的错误远比过去估计的要严重得多。他通过马特维洛夫,向毛泽民交代了一项重要任务:写一份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工作情况的报告。
9月初,毛泽民来到乌克兰共和国著名的旅游和疗养胜地雅尔塔休养。他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有大量的书籍和文件。其中有中共历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向导》周刊等中共机关刊物,以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联共(布)十七大的相关文件。季米特洛夫专门指示干部部,要为毛泽民阅读有关材料提供方便。
在一个月的疗养中,毛泽民一刻也没有停下手中的笔,每天学习、工作到深夜。他集中阅读和研究了党的历史文件,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内历次错误路线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梳理,做了大量读书笔记,写下厚厚一沓读书心得。
究竟以怎样的形式向共产国际写出这份报告更能反映中国党的实际情况,又最能切中历次机会主义的要害呢?毛泽民决定站在中国共产党一名普通老党员的立场上,用自己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以“读后感”的形式,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进行汇报。
这份从莫斯科找回的《读后感》是俄文翻译稿,被打印在16开公文纸上,共75页。中文原稿估计有4万字左右。在报告的每一页,阅读者都用铅笔作了记号,重点段落旁边画有单线或双线,有些文字下边还作了重点记号。从这些记号的规律看,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对中国党发生的重大事件、党内机会主义领导人的错误论点,以及毛泽民对错误实质的定性分析最为重视,都作了重点记号。
毛泽民认为:“18年来,中国革命和整个党遭到的损失更多是来自内部的敌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流血的教训,重要的是找出这些教训的实质。”在汇报材料中,毛泽民几乎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重点历数了“左”倾错误路线给中共带来的教训。
在分析“左”倾错误的教训时,毛泽民重点剖析了立三路线产生的背景和基础,一针见血地戳穿了由米夫和王明一手操纵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的真正立场。毛泽民认为,正是在四中全会新的“左”倾路线的指导下,在1932年至1935年这一时期,党不仅没有清除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相反,某些忠于错误路线的人仍然掌握着党的高层领导权,由此带来一系列沉痛的教训。
毛泽民把犀利的笔锋直接指向王明,条分缕析,戳穿了王明编造的一系列谎言
在《关于对某些事实的造假和歪曲》一节中,毛泽民把犀利的笔锋直接戳向“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他针对王明在联共(布)十七大上编造的天方夜谭似的谎言,给予了不留情面的驳斥。
王明在报告中说:“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前四次‘围剿’中的战果是:击退国民党军队50多个师,其中20个师被消灭,缴获步枪20万支、轻重机枪5000挺、数百门火炮和重武器……”
毛泽民逐条予以否认:“这些数字远不符合实际。就拿缴获的步枪的数字来说,实际上不超过所说的四分之一,即5万支;关于缴获的火炮和重武器,当时,红军并没有见过重型火炮,除了1930年在与蒋介石作战中缴获过2门火炮外,再也没有缴获过。”
王明在证实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时补充说:“1932年,红军仅在中央苏区就俘虏了3名师长、13名旅长、18名团长。1933年1月至4月,又俘虏了2名师长、2名旅长和4名团长,约3万士兵投向红军。”
毛泽民批驳道:“1932年的赣州战役,红军遭到失败,我红三军团1名师长被俘,似乎根本没有俘虏敌军3名师长的情况。在此期间,也没有俘虏数名旅长和团长的事情。1933年1月至4月,确实俘虏了2名已死或重伤的师长,至于3万士兵投向红军,如此多的数量,也是被夸大了。”
在谈到有关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果时,王明说:“红军缴获了12艘大型汽船,为拆解其中8艘,用了1万名工人。”
看了王明这段报告,毛泽民哑然失笑。在此期间,除了红二军团曾在有船运河流的湘江地区作战外,红军部队甚至没有在有任何小型船运河流的地区作战。至于红军缴获了12艘大型汽船的事,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毛泽民不无讽刺地说:“为了拆解8艘汽船,红军竟雇用了1万名工人,看来这些汽船真是够大的!”
王明在报告中说:“在1934年1月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前,中国苏区,即稳定的地区和有游击队行动的地区,面积总计为135万平方公里。仅稳定的苏区就有68万平方公里,比法国的面积大19.1%,比德国的面积大31.3%,比日本的面积大54.15%,比英国的面积大64.5%。此时,红军正规部队已经超过35万人,非正规部队,即武装支队有60万多人,此外,还有数百万各种半武装的群众组织。”对此,毛泽民不无讥讽地批驳道:
我首先应该解释的是,1934年,不仅稳定的苏区没有68万多平方公里,而且红军曾到过的地区也远远没有达到比日本的面积大54.15%,比英国的面积大64.5%。这种说法像是天方夜谭,远不符合实际情况。我认为,1934年,稳定的苏区最多是王明同志所说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整个苏区的人口不超过400万到500万。
第二,正规红军无论如何也到不了35万人。到1934年初,全中国的正规红军共有15万人。这是最大数字。所谓非正规部队,即武装支队和游击队,全国最多共有王明同志所说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总之,如果我们有王明同志所说的如此之多的军事力量,那么,国民党政府早就被推翻了!
毛泽民援引的王明在联共(布)十七大上的这段发言,以及他的批驳和更正,共产国际领导人阅读时,在段落旁边全都画了标示重点的双线。
在中央苏区,毛泽民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又是没收征集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央苏区的财政状况和红军每次战斗的俘虏、缴获情况了如指掌。按照王明的说法,1933年1月至4月,如果有3万国民党军投向红军,那么国家银行就要增加3万人的军费和给养支出。这样大的数字,作为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能不知道吗?
王明在报告中还谈到白区和苏区党组织的状况:“1933年,中共有党员41.6万人,其中白区在1930年有1万名党员……到1933年,为6万多名。”
看到这里,毛泽民几乎动怒了:“1931年至1934年,由于李竹声的叛变,白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1934年,白区的党员怎么会有6万名呢?”毛泽民手中握有铁一般的证据——1937年12月中央组织局编制的中共党员状况统计表。中共中央责成毛泽民将这份统计表带到莫斯科,直接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在这一节最后,毛泽民写了一段十分精彩的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可得出如下结论:
我不知道王明同志从何处得到的这些材料。如果这些材料的依据是上海党组织的报告,那么,这些材料毫无疑问是虚假的,是不可信的,因为上海党组织当时被叛徒李竹声控制。如果是这样,王明同志是被叛徒欺骗了。
如果王明同志被欺骗了,那么他也欺骗了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因为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说,他是根据王明同志提供的材料写的。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都被李竹声这个坏蛋欺骗了。除此之外,别无解释!
毛泽民在莫斯科大胆揭露王明编造的一系列谎言,在共产国际领导人面前,戳穿了王明“马克思主义者”的假面具!
周恩来到莫斯科治疗臂伤,同时肩负着中共中央赋予的一项重要任务。刘亚楼、林彪、毛泽民联名向共产国际提交报告
1939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到莫斯科治疗臂伤。此行,他还带着党中央赋予的一项重要任务——呈请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和处理李德的问题。李德作为中共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主要支持者,对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的丧失,负有重大的责任。李德随同周恩来一起来到莫斯科。
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和处理李德问题的会议于12月29日正式召开。周恩来、任弼时、毛泽民、刘亚楼、杨至成等出席了这次审查批判会。
会议正式开始后,先由李德本人作全面检查。随后,大会进行审查发言。首先发言的是周恩来。他按照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陈述了李德的主要错误,如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等战术原则,对“福建事变”的处理和长征转移的决策,都有严重错误。周恩来同时表示,自己当时执行了李德的方针决策,没能及时批评抵制,对造成错误同样负有责任。周恩来发言后,即请来自中央苏区、亲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同志为他的“起诉”作证。
第一个进行作证发言的是红军一线指挥员刘亚楼。他以“福建事变”为例,剖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随后,他又以湘江战役为例,继续陈述李德的错误。当谈到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有8.6万人,这时已减员到3万多人,他领导的红二师由7000多人减少到4000多人时,刘亚楼怒火中烧,对李德发出连珠炮似的质问。
接下来作证的是杨至成。他是参加过湘南起义的老同志,跟随朱德、陈毅走上井冈山。他痛斥李德和博古在广昌保卫战中不接受毛泽东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作战以调动敌人的建议,不顾红军十分疲惫、减员严重的现实,命令红军以所谓“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与敌人进行“正规战”。杨至成领导的总供给部把库存的武器和弹药全都运上阵地,也无法抵挡敌人密集的枪弹。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敌人攻破。红军血战18天,付出了伤亡5000余人的惨重代价。杨至成指着李德的鼻子说:“李德同志,你不是军事专家吗?我打了这么多年仗,还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窝囊、愚蠢的打法!几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啊!我不知道,将来见了马克思,你这个号称红色军事家的德国人,怎么去向你的‘老祖宗’交代!”
最后出来作证发言的是毛泽民。他首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从1931年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到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发生在中央苏区的两条路线斗争,博古和李德是怎样一步步地排挤中国红军和中华苏维埃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剥夺了他对红军的领导和指挥权,撤销了他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随后,他深入揭露了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和红军带来的严重危害,并剖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毛泽民的发言提纲挈领,字字句句犹如重锤,猛击要害。他严厉地质问李德:“由于你和博古的错误指挥,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经过六七年艰难创造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就这样白白地葬送掉了,大批英勇忠诚的红军指挥员和红军战士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李德同志,难道你就不感到痛心和有罪吗?”
共产国际审查李德的会议结束后,监委会主席佛罗林专门找毛泽民谈话,希望他能将中国同志在审查会上的发言和意见,用最精练的语言概括出来,以便更准确、更系统地了解中国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并将这一情况提交给季米特洛夫总书记。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收藏的毛泽民的档案卷宗里,有一份由王松(刘亚楼)、李进(林彪)、周全(毛泽民)联名提交的《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正是他们根据佛罗林主席的要求撰写的,落款时间是1940年1月8日。
关于中国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遵义会议决议已经作了说明,错误的最主要的负责者是博古和李德,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博古,这与共产国际监委会的意见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政党,李德的错误意见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
那么,博古、李德来到中央苏区后,为什么能独揽党和红军的大权?中国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错误的由来和背景又是怎样?每一阶段的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还有哪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探究?经过缜密思考和研究,刘亚楼、林彪和毛泽民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清责任。他们报告了以下五个问题,内容大意是:
一、根据马特维洛夫的揭发,李德不是国际代表,也不是由国际派去中国的;在中国党任总负责人的博古连真正的中共中央委员也不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和李德是干错了呢,还是有计划这样干的?
二、遵义会议仅撤销了博古中央书记的职务,他现在仍然是中央的政治局委员及书记之一。博古在遵义会议后继续犯错误。他的几个主要助手在党内仍然有相当的位置,担任相当重要的工作。博古继续担任党的重要工作是不应该的,对党的事业不利。
三、以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依据,概述中国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而导致失败的错误方针是从1932年1月开始的。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第三阶段造成逃跑主义,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错误方针才宣告破产。报告分别指出了各个阶段错误的负责者。
四、1936年党中央专门派方林(邓发的化名)将遵义会议的决议案送交国际,时已三年却没有到达国际主席团。希望国际迅速查明其原因。
五、以上各情况“都与国际处理中国问题有关”。中国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这封信也是作为提交共产国际对指示中国党的一种参考材料。
这份报告只有3000多字,第三个问题占了一半的篇幅。其他四个问题虽然篇幅不大,却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质疑:“遵义会议这样重要的决议案”,为什么三年之久“尚未到达国际主席团”?“我们不了解过去中国驻国际代表团在干什么!”刘亚楼、林彪、毛泽民提出的一连串疑问都与王明有直接的关系。
毛泽民指出:王明从未做过中国党的组织工作,也不参加中国党的实际工作,由他来作中共七大组织报告是不妥
当的
自从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一直没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对中共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格外重视。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1938年内召开党的七大,然而由于战事紧张和准备工作不足,七大未能如期举行。1938年9月至11月间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加紧完成准备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召开七大。1939年6月和7月,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发出关于选举七大代表问题的通知,要求1939年9月1日前代表选举完毕。随后,全党范围的中共七大代表选举,开始进入议事日程。
毛泽民正是在这一特殊时刻来到莫斯科的。
1940年1月2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安排,毛泽民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国。这天夜里,毛泽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回顾8个月来的经历,他非常感谢季米特洛夫能够让他在共产国际高级别的会议上,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党的正确路线伸张正义。同时,他又在仔细地思索着,还有哪些事情被遗漏,或者没有表达清楚。
几天前,共产国际执委会邀请毛泽民参加讨论中国问题的重要会议。在会上,周恩来将他起草的长达5万多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向共产国际进行了详细的宣讲,同时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共干部问题,以及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等等。最初,毛泽民没有想到自己能参加如此重要的会议,也不知道自己能在会上发言,对一些重要问题还来不及发表意见。特别是周恩来报告中提到的“七大组织报告由王明同志作”这件事,让毛泽民对中国党今后的前途和命运极为担忧:由王明来作党中央的组织报告,就意味着王明在党的七大后仍在党内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无疑为中国党埋下更大的隐患和危机!当然,这不是周恩来个人的意见,而是党中央的意见。
毛泽民想,既然共产国际执委会允许自己发表意见,就应该毫无保留地把问题讲透彻。他立即起身,提笔给季米特洛夫写信,言简意赅地提出三点书面意见。
首先,毛泽民提出中国党的组织纪律问题。由于中国党过去对于党的组织纪律欠重视,因而造成既非中央委员、又毫无革命实际工作经验、更无任何革命功绩的博古掌握着党中央最高领导实权,加上与李德的相互关系,使得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进攻,使中国苏维埃运动遭受失败,红军遭到极大的削弱,党的组织受到极大的摧残,这是血的教训。毛泽民提议: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应具体讨论党的组织纪律问题。根据共产国际章程,在中国党的党章中严格规定党的组织纪律,使以后不再重犯,才能保证中国党正确执行国际路线与中国党的党纲与政纲。
其次,毛泽民提出中共七大会议报告人的问题。他认为,由王明作七大组织报告是不妥当的,“因王明同志从未做过中国党的组织工作”,“也不参加中国党的实际工作”,“如果他作组织报告,恐如在国际七次大会、联共(布)十七次大会中的演(讲)词一样,成为漂亮的外交式的演(讲)词,这是不应该的”。毛泽民建议,最好由周恩来同志作统战工作报告,由做了几年实际工作的洛甫同志作组织工作报告。
再次,毛泽民谈到,中国党过去吃亏最大的就是喜欢提出过早、过左的口号,盲动主义、立三路线和军事冒险主义,都是由过早与过左所产生的。过去的教训绝不应忘记。
在毛泽民离开莫斯科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继续与周恩来、任弼时一道分析中共干部状况,并就有关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进行了磋商。
1940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作出关于中共代表(周恩来)报告的决议,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认为当前动员千百万中国人民来克服投降主义的危险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书记处还对中共组织干部问题作出了重要决议。在中共七大召开前,这无疑是共产国际就中国党和中国革命问题所作出的最重要的决议之一。
这年3月,周恩来和任弼时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国,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都明确讲过,王明有一些明显的个人缺点,如总是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做中央的意见,一向喜欢拉帮结派,比较滑头,不够诚实,缺乏工作经验,等等。季米特洛夫委托周恩来、任弼时告诉毛泽东,对王明要进行帮助。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林彪和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的几位中共军事干部,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准备回国参加抗战。季米特洛夫在7月21日的日记中记有“邀集即将回国的中国同志(林彪和军事小组)座谈”的内容。林彪和军事小组,即林彪、刘亚楼、杨至成等人。季米特洛夫对林彪一行说“中国共产党是从错误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今天成为强有力的党了。你们要记着,要紧紧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像苏联的党团结在斯大林同志周围一样。你们回去,请代为致意上至毛主席下至伙夫、马夫同志,说季米特洛夫向他们问好!”
就在毛泽民离开莫斯科一年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副部长维尔科夫、干部部主任顾问久津和干部部主任顾问莫尔耶夫等人,分别写下两份鉴定材料,高度评价毛泽民在莫斯科期间“提供了一系列有关中共中央实际情况的珍贵资料。协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研究中共干部问题”。
1940年12月,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毛泽东开始把江西时期的“左”倾错误问题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他指出: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下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
1941年秋,毛泽东开始起草《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明确指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的原则错误,形成了一条形态最完备、时间最长久、危害最严重的错误路线,其思想特点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其组织特点是极端恶劣的宗派主义。
1942年2月,毛泽东接连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开始在全党肃清教条主义倾向的尝试,掀起了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
在1943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被推定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不久,中共中央开始全面批判王明,将四中全会定为第三次“左”倾路线之起源,王明是这条路线的祸首,并把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提升到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高度来批判。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才使毛泽东能够大胆地解决王明的错误问题。毛泽民的莫斯科档案被解密后,这个时间表被大大地提前了。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地讲:“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的忙。抗日战争中他帮助我们抵抗了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就是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王明。”
毛泽民的莫斯科档案正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为我们揭示了这个重要事实:毛泽东领导全党清算王明路线的战斗首先是在莫斯科打响的!在这场政治较量中,季米特洛夫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全力支持毛泽东抵抗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而毛泽东超人的政治斗争勇气和艺术在这场较量中彰显得淋漓尽致。
1937年十二月会议后,王明在武汉以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毛泽东先后派出毛泽民、刘亚楼等人,到莫斯科执行“外线作战”任务
1937年11月29日,在莫斯科“逍遥”了6年之久的王明回到延安。12月9日,即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的第一
天,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脱离实际地提出全国抗日部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作战行动”等主张。王明口称代表共产国际,他的鼓噪对与会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两次发言,重申并坚持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由于毛泽东等人的坚决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最终没有形成会议决议。
在十二月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还作出一项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党的工作。而在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到达武汉后举行的第一次联席会议上,即决定将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合并,由王明任书记。三天后,王明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继续宣传他的错误主张。
毛泽东曾经说过:十二月会议时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具有大智勇、大气魄、大手笔的毛泽东,从来不惧怕那些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自称“国际路线”的领导人。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及时把握住新一届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大力改进领导工作,加强与各国共产党中央联系的有利时机,派出一支特别梯队,出其不意地到王明曾“一手遮天”的大本营——莫斯科开展“外线作战”,谋求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理解与支持。
这年年底,毛泽民胜利完成接受共产国际巨额援助的任务后,从上海回到延安,准备接受新的工作。当他来到凤凰山看望大哥毛泽东时,才知道党中央已决定送他去苏联学习、治病。
全面抗战爆发后,陕北成为领导全国抗战的中心,要做的工作很多,摆在面前的困难就更多了。大敌当前,毛泽民怎么能安心去苏联学习、养病呢?但毛泽东表情凝重地说:“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望着大哥期待和信任的目光,毛泽民明白了一切——去莫斯科也是战斗!
元旦刚过,毛泽民便动身了,经过六天的长途颠簸,终于到达甘肃省会兰州。一到兰州,毛泽民首先向兰州办事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代表谢觉哉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以及党中央的坚定立场。谢觉哉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他的主持下,毛泽民连续几个晚上向办事处全体人员和中共过往兰州人员,传达和宣讲中央的主张,并与一些重要领导深入交换意见,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更加深入人心。
然而,当飞机刚刚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机场降落时,毛泽民就从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手中接到张闻天和毛泽东从延安发来的紧急电报。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盛情邀请,中共中央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考虑,决定毛泽民留在新疆工作。
而此时,王明在武汉的表演更加露骨:1938年2月9日,不经毛泽东同意,他就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对《新中华报》记者的公开谈话;他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抗战阶段的划分,故而拒绝在武汉《新华日报》上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不同意延安在华北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居高临下地对中央书记处横加批评;他公然提议停止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在延安发行,主张改在武汉印刷制版……特别让中央书记处领导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张国焘叛逃,王稼祥、任弼时在莫斯科,武汉的政治局委员人数经常超过延安的情况下,王明居然提出延安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张闻天和毛泽东不应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
既然王明与在延安的党中央分庭抗礼,毛泽东就决定把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党情况的这篇文章做得更大一些。
刘亚楼身体精壮,什么病都没有。他被派到莫斯科,除了学习军事外,还担负着毛泽东赋予的特殊使命
1938年1月,28岁的红军师政委刘亚楼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住处搬到了凤凰山毛泽东住的窑洞旁。
刘亚楼是于1929年在闽西参加小澜农民暴动后,加入朱毛领导的红四军的。三年内,他由“刺刀见过红”的士兵升任红军师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中的主要战役。毛泽东十分看重他丰富的实战经验,加之他上过中学,又当过小学教员,不但头脑灵活,而且有很好的理解和表达能力。长征结束后,毛泽东特意把刘亚楼留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训练部部长,1938年1月起任教育长,协助他研究、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并协助他组织讨论会,搜集资料,整理文件和文稿。
自从搬到凤凰山,刘亚楼白天在抗大工作,早晨和夜晚帮助毛泽东整理文件。毛泽东特别指示刘亚楼,要认真地读懂他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几篇重要文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是毛泽东于1936年12月在抗日红军大学所作的报告,1937年5月整理完成。刘亚楼亲耳聆听过毛泽东的报告,又认真阅读了毛泽东修改后的文章,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一系列想不通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当刘亚楼结合过去的战例,兴致勃勃地谈起读书体会时,毛泽东满意地频频点头。
1938年4月初,中央决定派刘亚楼去苏联学习、治病。这时,刘亚楼才茅塞顿开:原来,几个月来,毛主席的亲切教诲,关系到一个重要的战略使命!
毛泽东嘱咐刘亚楼:把我党历史上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以及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主张和原则,直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汇报。为使共产国际更多地了解中国党的情况,毛泽东请刘亚楼带着《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几篇重要著作以及遵义会议决议,并叮嘱一定要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
刘亚楼的儿子刘煜奋告诉笔者,1938年,党中央先后派刘亚楼、杨至成、李天佑、卢冬生、钟赤兵、谭家述等6位高级干部去苏联养病,并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其实,刘亚楼身体精壮,什么病都没有,他除了学习军事外,还担负着毛泽东赋予的特殊使命。
李德后来在《中国纪事》一书中回忆说:“他们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遵义会议《决议》”,“完整的《决议》到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手里时,已经又是好几年过去了,而且还不是通过正式的途径”。李德这段话,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毛泽东派刘亚楼到莫斯科呈送遵义会议决议等重要文件的史实。
十二月会议后,因王明引起的党内矛盾,很快被反映到莫斯科。1938年3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当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党内情况时,执委会领导人主动向他询问有关王明的情况。首先是执委会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做中央意见的倾向?王明是否总是习惯于拉拢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王明与毛泽东是否处不好关系?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不能不介绍王明向党中央争权力及闹意见分歧的种种表现。
这年7月,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临时代表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特地召见了他和任弼时,并就中共领导核心的团结以及中共领袖人选问题谈了几点意见。其中特别提到:“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9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稼祥忠实地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在随后举行的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在党中央的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在中共领导人中,迅速形成推举毛泽东为党的正式领袖的热烈气氛。
季米特洛夫交给毛泽民一项重要任务:写一份全面反映中国党工作情况的报告
1939年春,鉴于毛泽民的健康状况,中共中央再次决定安排他到苏联学习、治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莫斯科递交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委员贝利亚批准了这一请求。
6月初,毛泽民到达莫斯科。他刚刚安顿下,共产国际干部部部长马特维洛夫便提出要求,请他回忆、撰写一系列有关中共重大事件情况的报告。共产国际迫切希望了解和弄清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为什么失败,以及导致中央苏区全部丧失和红军遭受惨重损失的主要原因。为了谈话方便,共产国际干部部在柳克斯饭店为毛泽民开了房间。马特维洛夫多次与毛泽民深入交谈,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
毛泽民撰写的《关于过去肃反工作中的几段片段材料》、《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等报告,以及他在共产国际召开的研究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等,被陆续转到季米特洛夫手上。加上刘亚楼等人汇报的情况,季米特洛夫深感中国党这些年所发生的错误远比过去估计的要严重得多。他通过马特维洛夫,向毛泽民交代了一项重要任务:写一份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工作情况的报告。
9月初,毛泽民来到乌克兰共和国著名的旅游和疗养胜地雅尔塔休养。他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有大量的书籍和文件。其中有中共历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向导》周刊等中共机关刊物,以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联共(布)十七大的相关文件。季米特洛夫专门指示干部部,要为毛泽民阅读有关材料提供方便。
在一个月的疗养中,毛泽民一刻也没有停下手中的笔,每天学习、工作到深夜。他集中阅读和研究了党的历史文件,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内历次错误路线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梳理,做了大量读书笔记,写下厚厚一沓读书心得。
究竟以怎样的形式向共产国际写出这份报告更能反映中国党的实际情况,又最能切中历次机会主义的要害呢?毛泽民决定站在中国共产党一名普通老党员的立场上,用自己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以“读后感”的形式,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进行汇报。
这份从莫斯科找回的《读后感》是俄文翻译稿,被打印在16开公文纸上,共75页。中文原稿估计有4万字左右。在报告的每一页,阅读者都用铅笔作了记号,重点段落旁边画有单线或双线,有些文字下边还作了重点记号。从这些记号的规律看,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对中国党发生的重大事件、党内机会主义领导人的错误论点,以及毛泽民对错误实质的定性分析最为重视,都作了重点记号。
毛泽民认为:“18年来,中国革命和整个党遭到的损失更多是来自内部的敌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流血的教训,重要的是找出这些教训的实质。”在汇报材料中,毛泽民几乎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重点历数了“左”倾错误路线给中共带来的教训。
在分析“左”倾错误的教训时,毛泽民重点剖析了立三路线产生的背景和基础,一针见血地戳穿了由米夫和王明一手操纵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的真正立场。毛泽民认为,正是在四中全会新的“左”倾路线的指导下,在1932年至1935年这一时期,党不仅没有清除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相反,某些忠于错误路线的人仍然掌握着党的高层领导权,由此带来一系列沉痛的教训。
毛泽民把犀利的笔锋直接指向王明,条分缕析,戳穿了王明编造的一系列谎言
在《关于对某些事实的造假和歪曲》一节中,毛泽民把犀利的笔锋直接戳向“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他针对王明在联共(布)十七大上编造的天方夜谭似的谎言,给予了不留情面的驳斥。
王明在报告中说:“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前四次‘围剿’中的战果是:击退国民党军队50多个师,其中20个师被消灭,缴获步枪20万支、轻重机枪5000挺、数百门火炮和重武器……”
毛泽民逐条予以否认:“这些数字远不符合实际。就拿缴获的步枪的数字来说,实际上不超过所说的四分之一,即5万支;关于缴获的火炮和重武器,当时,红军并没有见过重型火炮,除了1930年在与蒋介石作战中缴获过2门火炮外,再也没有缴获过。”
王明在证实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时补充说:“1932年,红军仅在中央苏区就俘虏了3名师长、13名旅长、18名团长。1933年1月至4月,又俘虏了2名师长、2名旅长和4名团长,约3万士兵投向红军。”
毛泽民批驳道:“1932年的赣州战役,红军遭到失败,我红三军团1名师长被俘,似乎根本没有俘虏敌军3名师长的情况。在此期间,也没有俘虏数名旅长和团长的事情。1933年1月至4月,确实俘虏了2名已死或重伤的师长,至于3万士兵投向红军,如此多的数量,也是被夸大了。”
在谈到有关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果时,王明说:“红军缴获了12艘大型汽船,为拆解其中8艘,用了1万名工人。”
看了王明这段报告,毛泽民哑然失笑。在此期间,除了红二军团曾在有船运河流的湘江地区作战外,红军部队甚至没有在有任何小型船运河流的地区作战。至于红军缴获了12艘大型汽船的事,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毛泽民不无讽刺地说:“为了拆解8艘汽船,红军竟雇用了1万名工人,看来这些汽船真是够大的!”
王明在报告中说:“在1934年1月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前,中国苏区,即稳定的地区和有游击队行动的地区,面积总计为135万平方公里。仅稳定的苏区就有68万平方公里,比法国的面积大19.1%,比德国的面积大31.3%,比日本的面积大54.15%,比英国的面积大64.5%。此时,红军正规部队已经超过35万人,非正规部队,即武装支队有60万多人,此外,还有数百万各种半武装的群众组织。”对此,毛泽民不无讥讽地批驳道:
我首先应该解释的是,1934年,不仅稳定的苏区没有68万多平方公里,而且红军曾到过的地区也远远没有达到比日本的面积大54.15%,比英国的面积大64.5%。这种说法像是天方夜谭,远不符合实际情况。我认为,1934年,稳定的苏区最多是王明同志所说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整个苏区的人口不超过400万到500万。
第二,正规红军无论如何也到不了35万人。到1934年初,全中国的正规红军共有15万人。这是最大数字。所谓非正规部队,即武装支队和游击队,全国最多共有王明同志所说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总之,如果我们有王明同志所说的如此之多的军事力量,那么,国民党政府早就被推翻了!
毛泽民援引的王明在联共(布)十七大上的这段发言,以及他的批驳和更正,共产国际领导人阅读时,在段落旁边全都画了标示重点的双线。
在中央苏区,毛泽民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又是没收征集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央苏区的财政状况和红军每次战斗的俘虏、缴获情况了如指掌。按照王明的说法,1933年1月至4月,如果有3万国民党军投向红军,那么国家银行就要增加3万人的军费和给养支出。这样大的数字,作为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能不知道吗?
王明在报告中还谈到白区和苏区党组织的状况:“1933年,中共有党员41.6万人,其中白区在1930年有1万名党员……到1933年,为6万多名。”
看到这里,毛泽民几乎动怒了:“1931年至1934年,由于李竹声的叛变,白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1934年,白区的党员怎么会有6万名呢?”毛泽民手中握有铁一般的证据——1937年12月中央组织局编制的中共党员状况统计表。中共中央责成毛泽民将这份统计表带到莫斯科,直接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在这一节最后,毛泽民写了一段十分精彩的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可得出如下结论:
我不知道王明同志从何处得到的这些材料。如果这些材料的依据是上海党组织的报告,那么,这些材料毫无疑问是虚假的,是不可信的,因为上海党组织当时被叛徒李竹声控制。如果是这样,王明同志是被叛徒欺骗了。
如果王明同志被欺骗了,那么他也欺骗了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因为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说,他是根据王明同志提供的材料写的。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都被李竹声这个坏蛋欺骗了。除此之外,别无解释!
毛泽民在莫斯科大胆揭露王明编造的一系列谎言,在共产国际领导人面前,戳穿了王明“马克思主义者”的假面具!
周恩来到莫斯科治疗臂伤,同时肩负着中共中央赋予的一项重要任务。刘亚楼、林彪、毛泽民联名向共产国际提交报告
1939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到莫斯科治疗臂伤。此行,他还带着党中央赋予的一项重要任务——呈请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和处理李德的问题。李德作为中共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主要支持者,对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的丧失,负有重大的责任。李德随同周恩来一起来到莫斯科。
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和处理李德问题的会议于12月29日正式召开。周恩来、任弼时、毛泽民、刘亚楼、杨至成等出席了这次审查批判会。
会议正式开始后,先由李德本人作全面检查。随后,大会进行审查发言。首先发言的是周恩来。他按照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陈述了李德的主要错误,如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等战术原则,对“福建事变”的处理和长征转移的决策,都有严重错误。周恩来同时表示,自己当时执行了李德的方针决策,没能及时批评抵制,对造成错误同样负有责任。周恩来发言后,即请来自中央苏区、亲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同志为他的“起诉”作证。
第一个进行作证发言的是红军一线指挥员刘亚楼。他以“福建事变”为例,剖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随后,他又以湘江战役为例,继续陈述李德的错误。当谈到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有8.6万人,这时已减员到3万多人,他领导的红二师由7000多人减少到4000多人时,刘亚楼怒火中烧,对李德发出连珠炮似的质问。
接下来作证的是杨至成。他是参加过湘南起义的老同志,跟随朱德、陈毅走上井冈山。他痛斥李德和博古在广昌保卫战中不接受毛泽东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作战以调动敌人的建议,不顾红军十分疲惫、减员严重的现实,命令红军以所谓“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与敌人进行“正规战”。杨至成领导的总供给部把库存的武器和弹药全都运上阵地,也无法抵挡敌人密集的枪弹。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敌人攻破。红军血战18天,付出了伤亡5000余人的惨重代价。杨至成指着李德的鼻子说:“李德同志,你不是军事专家吗?我打了这么多年仗,还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窝囊、愚蠢的打法!几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啊!我不知道,将来见了马克思,你这个号称红色军事家的德国人,怎么去向你的‘老祖宗’交代!”
最后出来作证发言的是毛泽民。他首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从1931年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到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发生在中央苏区的两条路线斗争,博古和李德是怎样一步步地排挤中国红军和中华苏维埃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剥夺了他对红军的领导和指挥权,撤销了他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随后,他深入揭露了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和红军带来的严重危害,并剖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毛泽民的发言提纲挈领,字字句句犹如重锤,猛击要害。他严厉地质问李德:“由于你和博古的错误指挥,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经过六七年艰难创造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就这样白白地葬送掉了,大批英勇忠诚的红军指挥员和红军战士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李德同志,难道你就不感到痛心和有罪吗?”
共产国际审查李德的会议结束后,监委会主席佛罗林专门找毛泽民谈话,希望他能将中国同志在审查会上的发言和意见,用最精练的语言概括出来,以便更准确、更系统地了解中国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并将这一情况提交给季米特洛夫总书记。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收藏的毛泽民的档案卷宗里,有一份由王松(刘亚楼)、李进(林彪)、周全(毛泽民)联名提交的《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正是他们根据佛罗林主席的要求撰写的,落款时间是1940年1月8日。
关于中国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遵义会议决议已经作了说明,错误的最主要的负责者是博古和李德,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博古,这与共产国际监委会的意见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政党,李德的错误意见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
那么,博古、李德来到中央苏区后,为什么能独揽党和红军的大权?中国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错误的由来和背景又是怎样?每一阶段的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还有哪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探究?经过缜密思考和研究,刘亚楼、林彪和毛泽民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清责任。他们报告了以下五个问题,内容大意是:
一、根据马特维洛夫的揭发,李德不是国际代表,也不是由国际派去中国的;在中国党任总负责人的博古连真正的中共中央委员也不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和李德是干错了呢,还是有计划这样干的?
二、遵义会议仅撤销了博古中央书记的职务,他现在仍然是中央的政治局委员及书记之一。博古在遵义会议后继续犯错误。他的几个主要助手在党内仍然有相当的位置,担任相当重要的工作。博古继续担任党的重要工作是不应该的,对党的事业不利。
三、以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依据,概述中国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而导致失败的错误方针是从1932年1月开始的。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第三阶段造成逃跑主义,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错误方针才宣告破产。报告分别指出了各个阶段错误的负责者。
四、1936年党中央专门派方林(邓发的化名)将遵义会议的决议案送交国际,时已三年却没有到达国际主席团。希望国际迅速查明其原因。
五、以上各情况“都与国际处理中国问题有关”。中国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这封信也是作为提交共产国际对指示中国党的一种参考材料。
这份报告只有3000多字,第三个问题占了一半的篇幅。其他四个问题虽然篇幅不大,却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质疑:“遵义会议这样重要的决议案”,为什么三年之久“尚未到达国际主席团”?“我们不了解过去中国驻国际代表团在干什么!”刘亚楼、林彪、毛泽民提出的一连串疑问都与王明有直接的关系。
毛泽民指出:王明从未做过中国党的组织工作,也不参加中国党的实际工作,由他来作中共七大组织报告是不妥
当的
自从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一直没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对中共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格外重视。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1938年内召开党的七大,然而由于战事紧张和准备工作不足,七大未能如期举行。1938年9月至11月间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加紧完成准备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召开七大。1939年6月和7月,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发出关于选举七大代表问题的通知,要求1939年9月1日前代表选举完毕。随后,全党范围的中共七大代表选举,开始进入议事日程。
毛泽民正是在这一特殊时刻来到莫斯科的。
1940年1月2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安排,毛泽民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国。这天夜里,毛泽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回顾8个月来的经历,他非常感谢季米特洛夫能够让他在共产国际高级别的会议上,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党的正确路线伸张正义。同时,他又在仔细地思索着,还有哪些事情被遗漏,或者没有表达清楚。
几天前,共产国际执委会邀请毛泽民参加讨论中国问题的重要会议。在会上,周恩来将他起草的长达5万多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向共产国际进行了详细的宣讲,同时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共干部问题,以及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等等。最初,毛泽民没有想到自己能参加如此重要的会议,也不知道自己能在会上发言,对一些重要问题还来不及发表意见。特别是周恩来报告中提到的“七大组织报告由王明同志作”这件事,让毛泽民对中国党今后的前途和命运极为担忧:由王明来作党中央的组织报告,就意味着王明在党的七大后仍在党内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无疑为中国党埋下更大的隐患和危机!当然,这不是周恩来个人的意见,而是党中央的意见。
毛泽民想,既然共产国际执委会允许自己发表意见,就应该毫无保留地把问题讲透彻。他立即起身,提笔给季米特洛夫写信,言简意赅地提出三点书面意见。
首先,毛泽民提出中国党的组织纪律问题。由于中国党过去对于党的组织纪律欠重视,因而造成既非中央委员、又毫无革命实际工作经验、更无任何革命功绩的博古掌握着党中央最高领导实权,加上与李德的相互关系,使得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进攻,使中国苏维埃运动遭受失败,红军遭到极大的削弱,党的组织受到极大的摧残,这是血的教训。毛泽民提议: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应具体讨论党的组织纪律问题。根据共产国际章程,在中国党的党章中严格规定党的组织纪律,使以后不再重犯,才能保证中国党正确执行国际路线与中国党的党纲与政纲。
其次,毛泽民提出中共七大会议报告人的问题。他认为,由王明作七大组织报告是不妥当的,“因王明同志从未做过中国党的组织工作”,“也不参加中国党的实际工作”,“如果他作组织报告,恐如在国际七次大会、联共(布)十七次大会中的演(讲)词一样,成为漂亮的外交式的演(讲)词,这是不应该的”。毛泽民建议,最好由周恩来同志作统战工作报告,由做了几年实际工作的洛甫同志作组织工作报告。
再次,毛泽民谈到,中国党过去吃亏最大的就是喜欢提出过早、过左的口号,盲动主义、立三路线和军事冒险主义,都是由过早与过左所产生的。过去的教训绝不应忘记。
在毛泽民离开莫斯科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继续与周恩来、任弼时一道分析中共干部状况,并就有关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进行了磋商。
1940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作出关于中共代表(周恩来)报告的决议,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认为当前动员千百万中国人民来克服投降主义的危险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书记处还对中共组织干部问题作出了重要决议。在中共七大召开前,这无疑是共产国际就中国党和中国革命问题所作出的最重要的决议之一。
这年3月,周恩来和任弼时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国,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都明确讲过,王明有一些明显的个人缺点,如总是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做中央的意见,一向喜欢拉帮结派,比较滑头,不够诚实,缺乏工作经验,等等。季米特洛夫委托周恩来、任弼时告诉毛泽东,对王明要进行帮助。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林彪和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的几位中共军事干部,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准备回国参加抗战。季米特洛夫在7月21日的日记中记有“邀集即将回国的中国同志(林彪和军事小组)座谈”的内容。林彪和军事小组,即林彪、刘亚楼、杨至成等人。季米特洛夫对林彪一行说“中国共产党是从错误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今天成为强有力的党了。你们要记着,要紧紧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像苏联的党团结在斯大林同志周围一样。你们回去,请代为致意上至毛主席下至伙夫、马夫同志,说季米特洛夫向他们问好!”
就在毛泽民离开莫斯科一年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副部长维尔科夫、干部部主任顾问久津和干部部主任顾问莫尔耶夫等人,分别写下两份鉴定材料,高度评价毛泽民在莫斯科期间“提供了一系列有关中共中央实际情况的珍贵资料。协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研究中共干部问题”。
1940年12月,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毛泽东开始把江西时期的“左”倾错误问题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他指出: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下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
1941年秋,毛泽东开始起草《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明确指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的原则错误,形成了一条形态最完备、时间最长久、危害最严重的错误路线,其思想特点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其组织特点是极端恶劣的宗派主义。
1942年2月,毛泽东接连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开始在全党肃清教条主义倾向的尝试,掀起了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
在1943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被推定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不久,中共中央开始全面批判王明,将四中全会定为第三次“左”倾路线之起源,王明是这条路线的祸首,并把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提升到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高度来批判。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才使毛泽东能够大胆地解决王明的错误问题。毛泽民的莫斯科档案被解密后,这个时间表被大大地提前了。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地讲:“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的忙。抗日战争中他帮助我们抵抗了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就是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王明。”
毛泽民的莫斯科档案正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为我们揭示了这个重要事实:毛泽东领导全党清算王明路线的战斗首先是在莫斯科打响的!在这场政治较量中,季米特洛夫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全力支持毛泽东抵抗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而毛泽东超人的政治斗争勇气和艺术在这场较量中彰显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