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旧书店淘书，看到一本顾城的《英儿》，拿到手里却发现一张已预订的纸条。店主见我满脸遗憾，随手递过一本书说：“这个也不错，是顾城的父亲写的，年轻时的恋爱故事。”接过一看，《年輕时我热恋》，果真是顾工的作品。
　　关于此书，有传闻称本来是取名《我的五十年代》的，但被出版方私自改了名字，封底和勒口也被炒作心切地加上“顾城和《英儿》”的字样，据说收到样书后让顾工大为不满，甚至情绪激动地写下了《我再也不想写书》的声明。
　　书中那段曲曲折折的人生，极具浪漫色彩的爱情，应接不暇的世事纷争，让我难以释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提到的一则轶事。
　　1949年，20岁的顾工被派到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的演出委员会工作。一次，梅兰芳在长安大剧院演出，顾工负责“看座位”，演出委员会的领导特别叮嘱，楼上前排的包厢座位，只有中央委员来了才能坐，其他人一概不行，切记！
　　就这样，恪尽职守的顾工连续婉拒了自己最崇拜的电影明星白杨，文代会主席团委员黄镇后，见一位颔下飘着白须的老人犹犹豫豫地在前排坐下。顾工当即走过去，轻声提醒道：“同志，这是中央委员坐的。”老人听了，仿佛做了一件很失礼的事，连连点头致歉，然后走到楼座的最后一排，扶着椅背，凝立不动。
　　即将开幕的预备铃声拉响后，中央领导人依次入场并坐在了前排，毛泽东在向热烈鼓掌的人们挥手致意时，看到了伫立在最后一排的那位老人。“董老，您过来，过来嘛。”毛泽东向他大声召唤，老人踏着一级级阶梯欣然走来，毛泽东扶他坐下，愉快地与之谈笑。
　　顾工这才知道那位被他赶走的老人，竟然就是几个月后的政务院副总理，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难怪顾工在事后常常感到愧疚，时时诧异：当时他为什么不加以申辩呢？
　　明人曹臣所编《舌华录》中也记载了一则类似的轶事。给事中蒋性中清廉耿介，卸任还乡时临时租了一条小船，恰逢落潮，船不能前进。于是便由二仆拉纤，蒋亲自用篙撑船，狼狈不堪，被其他船上的人百般嘲笑羞辱。二仆厉声喝道：“撑船的是给事中蒋大人，你们不要蛮横无理。”蒋性中却大声笑道：“他们怎么会被你哄骗呢？”
　　为什么不加以申辩呢？为什么不亮出身份呢？此般作为直教人不解其中味，否则也不会出现频出“雷人之语”打着官腔的各级官员；遇事顶着官服上，甚至动手打人的局长处长了。
　　合上书，我为董老的大度而热泪盈眶，这种为官者的修为，就当下而言，是不是比浪漫的爱情故事更具有传奇色彩呢？
　　 （编辑 仕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