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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7月9日傍晚，金砖国家同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及受邀国领导人共同拍摄“全家福”。
在东道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示意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巴西总统罗塞夫、印度总理莫迪、南非总统祖马等14国领导人共同朝着镜头挥手微笑。
7月8日至10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在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首府乌法举行。地处欧亚分界线乌拉尔山脉西南侧的乌法，被视为俄罗斯跨越欧亚大陆双向发展的缩影。
“金砖时间”和“上合时间”在俄罗斯同期上演并非首次。2009年6月上合组织第九次峰会和首届“金砖四国”峰会便是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同期举行。由于受到2008年8月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的影响，当年的俄罗斯陷入了地缘政治困境，计划中的俄欧峰会、俄罗斯北约峰会等高级别会议均被迫取消。与之相似的是，乌法双峰会召开前，因为乌克兰危机，俄罗斯正遭受西方国家的制裁。
但乌法双峰会期间，除了出席两大峰会的各国领导人是首次合拍“全家福”外，这也是金砖国家同欧亚经济联盟、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及受邀国领导人首次举行对话会。
在当地的鞑靼语中意思为“小”的乌法，在7月8日至10日的三天时间里，承载着小半个世界的能量。
7月9日中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举行期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着电视直播镜头调皮地送出飞吻，好心情溢于言表。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悉数来到乌法出席双峰会，对于正受西方制裁并遭遇经济困境的俄罗斯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会晤结束后，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同对外发布了涵盖了77条成果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乌法宣言》。这份宣言除了重申愿进一步增强金砖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整体作用外，对于当前全球治理机制中存在的不合理问题，金砖国家也表明了强硬的反对立场。“我们对美国迟迟未能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改革方案深表失望，这持续损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可信度、合法性和有效性，阻碍了该机构增加份额资源，影响了在份额和投票权方面作出有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调整。”
此外，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均在峰会上就未来的发展分别作出了规划。金砖国家峰会通过了《金砖国家行动计划》《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等纲领性文件，并全面展开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筹建工作，正式启动应急储备安排，将为金砖国家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持。
上合组织峰会也批准了《上合组织至2025年发展战略》，通过关于启动接收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程序决议，并表示将就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发展基金（专门账户）继续工作。
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宣言中还支持中国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这也预示着上合组织将成为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机制。
此外，中俄蒙三国元首还在上合组织峰会框架下举行了第二次会晤。三方就未来合作所达成的共识，被中国外长王毅视为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一个是要编制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这实际上是我们‘一带一路’的几大走廊之一，非常重要。第二个就是通过中蒙俄合作的路线图，中长期的一个设想。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中蒙俄的三边合作或者是我们推动‘一带一路’就增加了新的内涵。”王毅在峰会结束后举行的吹风会上向媒体谈到。
印度社会科学研究院学者、印度联合研究所（USI）资深研究员昆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领导人共同对话，显示出世界范围内推动革新和展开创新合作的趋势。“目前欧洲国家受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仍在持续，俄罗斯也遭受了严重的制裁。而乌法双峰会的成功举行，显示出世界秩序已不再仅由西方国家所主导，西方霸权正面临挑战。我们需要在各个方面团结合作，从而让我们争取到更多的选择和机会。”
外交学院教授苏浩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金砖国家峰会和上合组织峰会的“结合”虽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两个机制中的成员国有重合之处，将两个具有特色且非西方的机制结合起来进行对话，能很好地将新兴经济体和推动亚洲发展结合起来，有利于两个机制对重叠议题展开讨论。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愈发明显，受关注的程度也越来越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何帆等多名学者此前撰文称，“随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2008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让以往新兴经济体总是经济危机薄弱环节及策源地的局面发生了改变，动摇了欧美治理观念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传统欧美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
在此背景下，包括金砖合作机制、亚洲广域经济圈等由新兴经济体倡议发起的治理尝试开始出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在2013年和2014年共有24次在国内出席重大外事活动或进行外访，其中多达15次行程中含有参加与新兴经济体相关的对话平台或合作机制的日程。
习近平2013年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展开的首访行程，就包括了出席于2013年3月26日至27日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而德班峰会也见证了金砖国家与非洲国家构建伙伴关系，达成《非洲基础设施联合融资多边协议》，这是构建“金砖国家 ”开放合作模式的起点。
如今，除了每年定期参与博鳌亚洲论坛、上合组织峰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等区域内合作机制外，中国领导人还会出席金砖国家峰会、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等跨区域合作机制。 “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开展得很快，主要体现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不管是从具体领域，还是机制化进程都在不断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学者徐秀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在不断提升，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新兴经济体的规模在持续扩大。按购买力平价来计算，2013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GDP的份额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达到50.4%。徐秀军认为，新兴经济体对于改革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起到重要作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问题研究院院长庞中英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新兴经济体清晰地将自身在全球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定位为“改革者”和“建设者”。
“一方面，对1945年后建立的国际治理机制至今仍由欧美国家所主导，新兴经济体表达了自身的不满，当然不满并不意味着要将其毁掉，而是希望能够加以改革；另一方面则是建立新机制，如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等。”庞中英说。
但庞中英并不认同新兴经济体建立新机制将引起新旧秩序之争的说法。他认为，目前全球治理已进入多元化时代，即便是金砖国家在乌法峰会上发表的宣言中存在激烈的言辞，也不意味着他们想“另起炉灶”，新兴国家仍是想推动现存国际机制改革。
徐秀军也认同这个观点， “不管全球经济治理未来向着哪个方向发展，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都有着基本认识，都不试图根本性地改变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兴经济体未来在话语权的争夺上，仅是希望争取与其实力相适应的权利，而并非争夺过分的权利。”
在2014年7月16日巴西举行的金砖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金砖国家应该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并表示，“我们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规划新的合作蓝图。这个蓝图就是发展金砖国家更紧密、更全面、更牢固的伙伴关系。”
而在今年金砖国家乌法峰会上，东道国俄罗斯将“金砖国家伙伴关系”作为会晤主题，说明中方提出的这一理念已获得认同。在此次会晤上，围绕“金砖国家伙伴关系”这一主题，习近平进一步呼吁各成员国共同构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弘扬多元文明、加强全球治理的“四大伙伴关系”。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金砖研究中心主任樊勇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金砖国家峰会在过去两年间将较大精力集中推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而今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伙伴关系”，则将金砖国家的合作领域进一步延伸政治安全、联合国后发展议程、社会文化以及国际事务发言权等领域，不再仅仅集中在经济领域。
在过去多年间，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中的主要代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领域都提出了自身的理念。
中国2013年先后提出的建设“一带一路”和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倡议，也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支持。
在2013年中国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之际，习近平在印尼国会演讲中提出了“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早在2011年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就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则是中国将“命运共同体”应用在与新兴经济体的区域合作机制中。
此外，习近平2014年5月在亚洲相互协作和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的主旨讲话中，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亚洲安全观，这被视为中国在安全领域向世界阐明了自己对于新的世界秩序的理解。
在徐秀军看来，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在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当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
樊勇明也认为，中国毫无疑问是新兴经济体中的中流砥柱。在新兴经济体发展放缓的当下，中国率先进行主动调整，仍然保持积极向上的势头，在经济方面看，中国无疑是新兴经济体的中坚力量。
他还认为，随着中国战略思想从“韬光养晦”转变为“积极有为”，中国在国际事务话语权争夺中已不断提出自身的理念，并持续不断设置新的议程，也获得了不错的效果。
不过，庞中英则担忧，新兴经济体除了在经济方面存在共性，在其他方面则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中国未来能否在多边机制中清晰地找准自己的角色，新兴经济体合作机制又能否克服多边主义合作中长期存在的“集体行动难题”，仍有待观察。
在东道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示意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巴西总统罗塞夫、印度总理莫迪、南非总统祖马等14国领导人共同朝着镜头挥手微笑。
7月8日至10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在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首府乌法举行。地处欧亚分界线乌拉尔山脉西南侧的乌法，被视为俄罗斯跨越欧亚大陆双向发展的缩影。
“金砖时间”和“上合时间”在俄罗斯同期上演并非首次。2009年6月上合组织第九次峰会和首届“金砖四国”峰会便是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同期举行。由于受到2008年8月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的影响，当年的俄罗斯陷入了地缘政治困境，计划中的俄欧峰会、俄罗斯北约峰会等高级别会议均被迫取消。与之相似的是，乌法双峰会召开前，因为乌克兰危机，俄罗斯正遭受西方国家的制裁。
但乌法双峰会期间，除了出席两大峰会的各国领导人是首次合拍“全家福”外，这也是金砖国家同欧亚经济联盟、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及受邀国领导人首次举行对话会。
在当地的鞑靼语中意思为“小”的乌法，在7月8日至10日的三天时间里，承载着小半个世界的能量。
“一带一路”增加新内涵
7月9日中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举行期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着电视直播镜头调皮地送出飞吻，好心情溢于言表。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悉数来到乌法出席双峰会，对于正受西方制裁并遭遇经济困境的俄罗斯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会晤结束后，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同对外发布了涵盖了77条成果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乌法宣言》。这份宣言除了重申愿进一步增强金砖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整体作用外，对于当前全球治理机制中存在的不合理问题，金砖国家也表明了强硬的反对立场。“我们对美国迟迟未能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改革方案深表失望，这持续损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可信度、合法性和有效性，阻碍了该机构增加份额资源，影响了在份额和投票权方面作出有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调整。”
此外，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均在峰会上就未来的发展分别作出了规划。金砖国家峰会通过了《金砖国家行动计划》《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等纲领性文件，并全面展开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筹建工作，正式启动应急储备安排，将为金砖国家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持。
上合组织峰会也批准了《上合组织至2025年发展战略》，通过关于启动接收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程序决议，并表示将就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发展基金（专门账户）继续工作。
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宣言中还支持中国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这也预示着上合组织将成为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机制。
此外，中俄蒙三国元首还在上合组织峰会框架下举行了第二次会晤。三方就未来合作所达成的共识，被中国外长王毅视为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一个是要编制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这实际上是我们‘一带一路’的几大走廊之一，非常重要。第二个就是通过中蒙俄合作的路线图，中长期的一个设想。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中蒙俄的三边合作或者是我们推动‘一带一路’就增加了新的内涵。”王毅在峰会结束后举行的吹风会上向媒体谈到。
印度社会科学研究院学者、印度联合研究所（USI）资深研究员昆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领导人共同对话，显示出世界范围内推动革新和展开创新合作的趋势。“目前欧洲国家受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仍在持续，俄罗斯也遭受了严重的制裁。而乌法双峰会的成功举行，显示出世界秩序已不再仅由西方国家所主导，西方霸权正面临挑战。我们需要在各个方面团结合作，从而让我们争取到更多的选择和机会。”
外交学院教授苏浩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金砖国家峰会和上合组织峰会的“结合”虽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两个机制中的成员国有重合之处，将两个具有特色且非西方的机制结合起来进行对话，能很好地将新兴经济体和推动亚洲发展结合起来，有利于两个机制对重叠议题展开讨论。
“改革者”和“建设者”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愈发明显，受关注的程度也越来越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何帆等多名学者此前撰文称，“随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2008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让以往新兴经济体总是经济危机薄弱环节及策源地的局面发生了改变，动摇了欧美治理观念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传统欧美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
在此背景下，包括金砖合作机制、亚洲广域经济圈等由新兴经济体倡议发起的治理尝试开始出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在2013年和2014年共有24次在国内出席重大外事活动或进行外访，其中多达15次行程中含有参加与新兴经济体相关的对话平台或合作机制的日程。
习近平2013年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展开的首访行程，就包括了出席于2013年3月26日至27日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而德班峰会也见证了金砖国家与非洲国家构建伙伴关系，达成《非洲基础设施联合融资多边协议》，这是构建“金砖国家 ”开放合作模式的起点。
如今，除了每年定期参与博鳌亚洲论坛、上合组织峰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等区域内合作机制外，中国领导人还会出席金砖国家峰会、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等跨区域合作机制。 “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开展得很快，主要体现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不管是从具体领域，还是机制化进程都在不断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学者徐秀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在不断提升，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新兴经济体的规模在持续扩大。按购买力平价来计算，2013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GDP的份额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达到50.4%。徐秀军认为，新兴经济体对于改革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起到重要作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问题研究院院长庞中英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新兴经济体清晰地将自身在全球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定位为“改革者”和“建设者”。
“一方面，对1945年后建立的国际治理机制至今仍由欧美国家所主导，新兴经济体表达了自身的不满，当然不满并不意味着要将其毁掉，而是希望能够加以改革；另一方面则是建立新机制，如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等。”庞中英说。
但庞中英并不认同新兴经济体建立新机制将引起新旧秩序之争的说法。他认为，目前全球治理已进入多元化时代，即便是金砖国家在乌法峰会上发表的宣言中存在激烈的言辞，也不意味着他们想“另起炉灶”，新兴国家仍是想推动现存国际机制改革。
徐秀军也认同这个观点， “不管全球经济治理未来向着哪个方向发展，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都有着基本认识，都不试图根本性地改变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兴经济体未来在话语权的争夺上，仅是希望争取与其实力相适应的权利，而并非争夺过分的权利。”
从“韬光养晦”转变为“积极有为”
在2014年7月16日巴西举行的金砖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金砖国家应该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并表示，“我们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规划新的合作蓝图。这个蓝图就是发展金砖国家更紧密、更全面、更牢固的伙伴关系。”
而在今年金砖国家乌法峰会上，东道国俄罗斯将“金砖国家伙伴关系”作为会晤主题，说明中方提出的这一理念已获得认同。在此次会晤上，围绕“金砖国家伙伴关系”这一主题，习近平进一步呼吁各成员国共同构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弘扬多元文明、加强全球治理的“四大伙伴关系”。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金砖研究中心主任樊勇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金砖国家峰会在过去两年间将较大精力集中推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而今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伙伴关系”，则将金砖国家的合作领域进一步延伸政治安全、联合国后发展议程、社会文化以及国际事务发言权等领域，不再仅仅集中在经济领域。
在过去多年间，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中的主要代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领域都提出了自身的理念。
中国2013年先后提出的建设“一带一路”和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倡议，也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支持。
在2013年中国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之际，习近平在印尼国会演讲中提出了“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早在2011年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就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则是中国将“命运共同体”应用在与新兴经济体的区域合作机制中。
此外，习近平2014年5月在亚洲相互协作和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的主旨讲话中，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亚洲安全观，这被视为中国在安全领域向世界阐明了自己对于新的世界秩序的理解。
在徐秀军看来，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在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当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
樊勇明也认为，中国毫无疑问是新兴经济体中的中流砥柱。在新兴经济体发展放缓的当下，中国率先进行主动调整，仍然保持积极向上的势头，在经济方面看，中国无疑是新兴经济体的中坚力量。
他还认为，随着中国战略思想从“韬光养晦”转变为“积极有为”，中国在国际事务话语权争夺中已不断提出自身的理念，并持续不断设置新的议程，也获得了不错的效果。
不过，庞中英则担忧，新兴经济体除了在经济方面存在共性，在其他方面则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中国未来能否在多边机制中清晰地找准自己的角色，新兴经济体合作机制又能否克服多边主义合作中长期存在的“集体行动难题”，仍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