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大学毕业到洛阳师范学院工作，“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半年之后根据学校领导的安排，从马列主义教研室哲学教师转到教育学心理学教研室担任教育学公共课教学工作。我在参加北师大教育系的教育基本理论函授班过程中开始一步一步了解教育学，弥补专业上的严重不足。那些年头教育学的专业书籍稀缺，我有幸读到黄济先生的《教育哲学初稿》，如久旱遇甘霖一样心情十分畅快，但有许多的不懂和懵懂，便写信请教这本书的作者，黄先生很快复信详细说明，俊逸的钢笔字中透着先生研究教育学问的豪情，使我这位刚从政治教育转向高师教育学公共课的青年对教育学研究顿生向往之意。
　　1985年我在河南教育学院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第一次见到黄先生，“能够见到黄教授真是荣幸！”“我见到你们青年同志一样很受鼓舞！”那时黄先生已是全国知名教育学者，但不见他有一点架子，有的只是朴素的衣着、睿智的逻辑和亲切的话语，这使我有了继续请教黄先生的信心和勇气。其后，我在思考一些教育理论问题遇到困惑不解或心有所得时，常给黄先生寄去自己的短文，多数情况下能够得到黄先生回复，后来先生还鼓励我写了评论他大作的书评，发表在《社会科学述评》1987年第4期，并为《中国教育报》等报转载。
　　1993年9月初，我终于来到北师大教育系做黄先生的访问学者。到北京的第一天，系办公室主任陈强同志协助我安排好住宿后报告黄先生，黄先生当即约我下午就到他家里来。在黄先生那间不大的书房里，有一排书柜、一个平板床，几乎都放满了书籍和报刊，先生所用的大桌子摞着很多手稿和信件，先生问我近期在做些什么后直言相告，“首先是读书和思考，再者就是讨论和写作”，“访问学者最重要的就是认真读书，当然要联系实际思考问题”，这些话至今还在激励着我做学问必须理论联系实际。谈话末了，黄先生还给了两篇文章命我细读。
　　那时先生已有72岁，但他依然给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上课。记得1994年春季开学后天气还冷，黄先生身着棉中山装来到教室，几句谦虚的介绍之后就进入到中国教育思想的宏论中，原本以为枯燥的教育思想史被先生深邃的见解、幽默的语言，还有那潇洒的书法“激活”，古代教育大家的贤明思想马上征服了学生的心;夏天来了黄先生换上半新的短袖衫，他从“文化大革命”我国教育遭受的严重破坏切入，说明教育发展和改革必须遵循教育规律，“那种主观随意的改革再也不能搞了”，他的话语引起了我们学生探究教育规律的极大热情。在我印象中，黄济先生每次到教室都是很早的，他以和蔼的目光迎接学生的到来，下课之后他也乐意同学生个别交谈，有时他会边看学生的笔记或作业边提出自己的意见。
　　我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关注家庭教育，来北师大时刚好在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了《现代儿童家庭教育艺术》。我在北师大访学期间除了跟着黄济教授钻研教育基本理论之外，还想做一些家庭教育的研究，但我不知道黄先生是否赞成，所以最初在北师大学习的两个月时间里不敢向黄先生汇报。到现在我还不知道黄先生最初是怎样了解到我对家庭教育有兴趣的，一次我到先生家里汇报学习劳动教育理论的心得体会，黄先生主动谈到独生子女家庭教育问题，“家长忽视劳动教育很危险”，“学校教师关心家庭教育和指导家庭教育是本分”，他明确表示支持我研究家庭教育，这使我深受鼓励，很快就读了七八本家庭教育方面的书籍。
　　1994年新年之后，我到黄先生家里时老人家谈论家庭教育的兴致越来越高。有一次在谈到传统文化时，黄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优秀遗产是中国优秀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古代先贤的家庭教育经验值得继承和发扬。我向先生请教哪些名家的东西最值得学习时，黄先生很具体地给我讲述了颜之推、袁采、司马光、朱伯庐等多位古代学者的家庭教育思想和他熟悉的家庭教育名篇，后来我在黄济先生的《教育哲学》等著作中看到了他对古代家庭教育思想的梳理。1994年初夏的一天，黄济先生看过我的家庭教育论文后很高兴，“我对家庭教育没有研究，山东老家的家教报约稿我是硬着头皮完成的，今后你可以给他们写点文章”;黄济先生还打电话给同住师大院里的全国家庭教育学会会长卢乐山教授，推荐我前去拜访这位家庭教育学界的领袖人物。得到卢乐山和林崇德、赵忠心等大师的耳提面命，极大地提高了我从事家庭教育研究和宣传工作的积极性。
　　我离开北师大后恩师仍然关怀着我，希望我在家庭教育研究中做出成绩。1996年黄先生赠送我《现代教育论》，1998年《教育哲学通论》出版后又寄送给我，当我打电话表示谢意的时候，黄先生用带有胶东口音的普通话告诉我：“骆风同志，这本著作是比《初稿》好了许多，但肯定还有不少不当之处，欢迎您再提意见。”1999年10月到黄先生家里探望时，我汇报了自己在家庭教育研究中的成绩和一些困惑，恩师告诫我要排除不利因素、坚持研究终究会有成就，先生当即为我写了一张条幅“中国自古重家教，以身作则最重要，长善救失方法多，潜移默化不可少”，这成为我研究家庭教育座右铭。2000—2001学年我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做家庭社会学方向访问学者，期间多次到黄先生家里请教。得到恩师的指导，加之本人一直努力，我先后出版了四本揭示北大学子家庭教育奥秘的著作，主持家庭教育方面的教育部重点课题、广东省政府重大决策课题，我提出把家庭教育事业纳入国家战略的建议得到温家宝总理的肯定性批示。
　　最后，再叙述一些黄先生虚心学习和爱生如子的小事。黄先生不仅在工作中常常带着小本子随时记录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而且还常问同事和学生“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在到他家里就有几次听到黄先生讲完一段后对我说“骆风同志，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由于自己初出茅庐不知所措还闹出一些笑话，但黄老师依然是兴致勃勃，一点也不生气。1994年和2001年，我爱人曾随我一起到过黄先生家里两次，得知她是中医师后黄先生就问她一些中医知识，获得我爱人的解答后黄济先生特别畅快，连连表示感谢，一定要我们两个在他家里吃饭。后来，每逢我给黄济先生打电话问候的时候，黄先生在末了总是说“向你爱人张医生问好啊！”斯人已逝，风范犹存。敬爱的黄济老师您安息吧，晚辈学生会以家庭教育研究的新成果告慰您！
　　（作者系广东现代家庭文明与亲子教育学会会长，广州大学现代国民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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