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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三大导演，侯孝贤、李安、杨德昌，杨德昌早逝。这三位导演，各有千秋。李安浸淫在好莱坞世界多年，深得其法，他的电影游走在中西传统的交汇处，通过好莱坞成熟的电影语言，传达中国传统世界细腻委婉的种种情愫。李安的电影，可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而杨德昌则不同，他理科出身，留学美国，早年的他，一度是电脑工程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开始研究电脑中文输入法。这在当时，算是走在潮流之先。可是，由于种种机缘，他中断了研究生涯，转而投身电影。这次转身，称得上是华丽的转身。与李安师法好莱坞不同，杨德昌师法欧洲新浪潮。他在电影路上的导师，是欧洲新浪潮的伟大导师——米开朗其罗·安东尼奥尼。
杨德昌的电影，出手不凡，《独立时代》《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青梅竹马》等作品，堪称台湾电影新浪潮的开山之作。而他的作品，也得到了新浪潮的诞生地——法国的认可。杨德昌凭借《一一》，荣获法国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至此之后，杨德昌却再也没有作品面世。他沉迷于一部动画片的制作，直到去世。可惜的是，这部作品始终没有完成。杨德昌走了，他最后留给电影的礼物是一堆凌乱的漫画镜头手稿。在《颜色药水和一样药》中，杨德昌回忆了他童年的漫画之旅。从这些文字中，不难看出，他对漫画的热爱，久藏内心，这便可以理解为何他去世前会如此热衷于动画电影了。
1. 五岁的时候，哥哥在我身边，突然递给我一本他正在涂写的本子，当时他七岁，本子封面是用不同颜色的彩色铅笔写的几个大字：颜色药水和一样药，我一页一页翻下去，看得目瞪口呆，是哥哥自己编的连环漫画，故事大致是说一个神童，发明了两种神奇的玩意：“颜色药水”是可以注射在各种人或物身上而任意改变它的颜色；“一样药”可以将不同的人或物变成复制品般一模一样。这小孩用两种神奇的发明救助了他被歹徒绑去的好友，神童用“颜色药水”将自己隐身于草丛之中，而潜入歹徒的屋子，救人后逃走的时候又被歹徒追上，神童将害怕的百姓全用“一样药”变成了一群警察而将歹徒制服。
这是最原始的一次回忆，也是我和漫画故事的开始。当时，哥哥的突然“发明”的确令我们兄弟俩专心地度过了不少无聊空闲的童年，乱画，乱想，乱涂。当时，我相信我们俩各自心中的那虚构世界是相通的，我的脑门有一条秘密通道，直接能进入他那比我灵活成熟的心灵想象世界里，那是一种以后再也没有类似如此感受的可靠默契。
十岁那年，哥哥开始读古文，是父亲坚持的，他必须要开始懂事，那条秘密通道从此便渐渐荒废了。后来，哥哥考初中，我猜父亲的压力比他还大，考取了之后，我看到他画的人物已经僵硬了。他当时喜欢画篮球赛，他满心满脑的篮球，画了不少身高长人，各种上篮和防守姿势，他的铅笔尖射出了他心里的寄托。后来，他长个儿之后，画得越来越少，越来越晚回家，回到家总是因为苦练累到全身抽筋。高一之后，他打进了校队，他达成了他漫画笔下的梦，而他也从此没有再回到笔的另一端去。
2. 街角的杂货店，一到星期四清晨，就有一票小鬼排队等着租阅《漫画大王》，后来改名叫《漫画周刊》，五毛钱借阅一次，三块五买一本。接着，跟风追起，一些其它的朝生暮死的漫画杂志摆满了书报摊、杂货店。市场清晨热络，牛车、竹篓，印着蓝色大印的大块大块的猪肉，还有蔬菜和屠户混杂的一种特殊的味道，收音机流行歌曲仍旧不断，香港出版的《国际电影》杂志，成为家庭主妇和少女必读，很多人把它当作流行服饰指南……隔壁的冰果店的店名我永远不会忘记，叫做“黄阁”。当时的帅哥帅姐都是在黄阁出没，喇叭裤、磕磕鞋，在学的留大平头，退学的留大包头，小太妹，紧衣、紧裙、赫本头，当时虽然物质条件都不理想，这些小变化小趣味还是样样不能少的。
晚上，夜深人静了，九点以后的台北就是一片清净，没有摩托车，只有街尾零星的几声叫卖云吞的小贩，或是偶尔有个按摩盲人的笛声，凄凄地一长划，笔直地带点勾。听到过几次太保杀人的械斗声，啊呀——脚步声，几句接不上的七嘴八舌，又回到寂静，直到清晨。
3.《模范少年》后来取代了式微的《漫画周刊》，吕四娘、方世玉、地球先锋号，是记忆中比较有印象的故事，但是诸葛四郎的高潮是始终没有任何另一个漫画创作能重复它的辉煌。那正是我初中的几年，认为自己是成人而成人认为你还是孩子的那几年，认為和家长一起在西门町出现是很没面子的那几年，也是回忆里最充满武侠的浪漫气氛的几年。对于在台北上学的中学生来说，那是一种群雄四起，据地为王，狂想式的江湖战国时代。当时有不少家喻户晓只知道绰号的传奇人物和他们的传奇故事，不断地在发生，不断地在同学之间流传，那个属于漫画的狂想世界似乎已经扩大到现实的全部……
那个阿中，就是比较认真的，他不太喜欢看武侠小说，喜欢看漫画、电影，也常常会要求我编画他构想的一些故事。初中的时候他加入了一个附近的少年帮派，大家都说他很带种，后来他的绰号冠上地盘的帮派名称，也成为类似武侠小说里的人物一般，在台北学生之间无人不知。出了一次大事以后就一直没有再见到他，直到前两年，25年之后，他已经是个成功的商人了，温文有礼。当初，他大概是个不很容易披“颜色药水”改色，被“一样药”划一的一个角色吧……
4. 10年后的那天，在公卖局露天球场的那场球赛，是自由杯高男组的冠亚军之争，在加时之后，哥哥的高中终于赢得了当时我就读的那所中学的高中队，与我邻座的同学都很失望，鸦雀无声地望着著名的黑色球衣退场。全场男生突然欢声雷动地鼓噪，迎接了冠亚军之争的女子组球队，初夏日落后的微风，吹动着头顶上用铁丝悬吊的几盏照明大灯，来回懒洋洋地晃着，底下一串瘦长个儿的小女生，背着书包、拍着球，挺挺地走进球场，他们穿着绿色的球衣，我认出一个小学同学，她十二岁，在全场男生刻意的口哨声，尖叫声，跺脚声的嘈杂里，在齐耳迎风的短发与暖身后的健康面容之间，我看到她放射出一个充满自信的微笑。这大概就是发现自己“懂事”的第一个证据。
自从女孩加入了篮球、漫画、电影……的行列之后，课余时间的分配自然就产生了新的变化和组合，不过，经济能力还是主宰了这一切的分配。电影永远是最花钱的玩意，漫画就省多了，打球是和呼吸空气一样免费。当时老师、父母，总以为这些都是无聊的闲事，一些打发时间的消遣，我到今天还是不能赞同这种看法，因为，这和打麻将之类的消遣最不同的是，这些行为里永远都存在着一个梦，一种向往，一种对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存在的信心、期待、依据。我想，每个人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总是属于一个只有自己的空间，洋人称这作“隐私”，我们也许称之为“内在”，这在每个人自幼弱小的心灵里就存在着的，建议性的“颜色药水”和强制性的“一样药”，都是我们今后去点缀这内心世界的一些参考和方法——在选择中找规律，在单调里寻找变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完成自己内心中的那幅美丽的图画。
对我来说，哥哥是个天才。
本栏插图 鲁 璐
本栏责任编辑 张家瑜
而杨德昌则不同，他理科出身，留学美国，早年的他，一度是电脑工程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开始研究电脑中文输入法。这在当时，算是走在潮流之先。可是，由于种种机缘，他中断了研究生涯，转而投身电影。这次转身，称得上是华丽的转身。与李安师法好莱坞不同，杨德昌师法欧洲新浪潮。他在电影路上的导师，是欧洲新浪潮的伟大导师——米开朗其罗·安东尼奥尼。
杨德昌的电影，出手不凡，《独立时代》《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青梅竹马》等作品，堪称台湾电影新浪潮的开山之作。而他的作品，也得到了新浪潮的诞生地——法国的认可。杨德昌凭借《一一》，荣获法国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至此之后，杨德昌却再也没有作品面世。他沉迷于一部动画片的制作，直到去世。可惜的是，这部作品始终没有完成。杨德昌走了，他最后留给电影的礼物是一堆凌乱的漫画镜头手稿。在《颜色药水和一样药》中，杨德昌回忆了他童年的漫画之旅。从这些文字中，不难看出，他对漫画的热爱，久藏内心，这便可以理解为何他去世前会如此热衷于动画电影了。
1. 五岁的时候，哥哥在我身边，突然递给我一本他正在涂写的本子，当时他七岁，本子封面是用不同颜色的彩色铅笔写的几个大字：颜色药水和一样药，我一页一页翻下去，看得目瞪口呆，是哥哥自己编的连环漫画，故事大致是说一个神童，发明了两种神奇的玩意：“颜色药水”是可以注射在各种人或物身上而任意改变它的颜色；“一样药”可以将不同的人或物变成复制品般一模一样。这小孩用两种神奇的发明救助了他被歹徒绑去的好友，神童用“颜色药水”将自己隐身于草丛之中，而潜入歹徒的屋子，救人后逃走的时候又被歹徒追上，神童将害怕的百姓全用“一样药”变成了一群警察而将歹徒制服。
这是最原始的一次回忆，也是我和漫画故事的开始。当时，哥哥的突然“发明”的确令我们兄弟俩专心地度过了不少无聊空闲的童年，乱画，乱想，乱涂。当时，我相信我们俩各自心中的那虚构世界是相通的，我的脑门有一条秘密通道，直接能进入他那比我灵活成熟的心灵想象世界里，那是一种以后再也没有类似如此感受的可靠默契。
十岁那年，哥哥开始读古文，是父亲坚持的，他必须要开始懂事，那条秘密通道从此便渐渐荒废了。后来，哥哥考初中，我猜父亲的压力比他还大，考取了之后，我看到他画的人物已经僵硬了。他当时喜欢画篮球赛，他满心满脑的篮球，画了不少身高长人，各种上篮和防守姿势，他的铅笔尖射出了他心里的寄托。后来，他长个儿之后，画得越来越少，越来越晚回家，回到家总是因为苦练累到全身抽筋。高一之后，他打进了校队，他达成了他漫画笔下的梦，而他也从此没有再回到笔的另一端去。
2. 街角的杂货店，一到星期四清晨，就有一票小鬼排队等着租阅《漫画大王》，后来改名叫《漫画周刊》，五毛钱借阅一次，三块五买一本。接着，跟风追起，一些其它的朝生暮死的漫画杂志摆满了书报摊、杂货店。市场清晨热络，牛车、竹篓，印着蓝色大印的大块大块的猪肉，还有蔬菜和屠户混杂的一种特殊的味道，收音机流行歌曲仍旧不断，香港出版的《国际电影》杂志，成为家庭主妇和少女必读，很多人把它当作流行服饰指南……隔壁的冰果店的店名我永远不会忘记，叫做“黄阁”。当时的帅哥帅姐都是在黄阁出没，喇叭裤、磕磕鞋，在学的留大平头，退学的留大包头，小太妹，紧衣、紧裙、赫本头，当时虽然物质条件都不理想，这些小变化小趣味还是样样不能少的。
晚上，夜深人静了，九点以后的台北就是一片清净，没有摩托车，只有街尾零星的几声叫卖云吞的小贩，或是偶尔有个按摩盲人的笛声，凄凄地一长划，笔直地带点勾。听到过几次太保杀人的械斗声，啊呀——脚步声，几句接不上的七嘴八舌，又回到寂静，直到清晨。
3.《模范少年》后来取代了式微的《漫画周刊》，吕四娘、方世玉、地球先锋号，是记忆中比较有印象的故事，但是诸葛四郎的高潮是始终没有任何另一个漫画创作能重复它的辉煌。那正是我初中的几年，认为自己是成人而成人认为你还是孩子的那几年，认為和家长一起在西门町出现是很没面子的那几年，也是回忆里最充满武侠的浪漫气氛的几年。对于在台北上学的中学生来说，那是一种群雄四起，据地为王，狂想式的江湖战国时代。当时有不少家喻户晓只知道绰号的传奇人物和他们的传奇故事，不断地在发生，不断地在同学之间流传，那个属于漫画的狂想世界似乎已经扩大到现实的全部……
那个阿中，就是比较认真的，他不太喜欢看武侠小说，喜欢看漫画、电影，也常常会要求我编画他构想的一些故事。初中的时候他加入了一个附近的少年帮派，大家都说他很带种，后来他的绰号冠上地盘的帮派名称，也成为类似武侠小说里的人物一般，在台北学生之间无人不知。出了一次大事以后就一直没有再见到他，直到前两年，25年之后，他已经是个成功的商人了，温文有礼。当初，他大概是个不很容易披“颜色药水”改色，被“一样药”划一的一个角色吧……
4. 10年后的那天，在公卖局露天球场的那场球赛，是自由杯高男组的冠亚军之争，在加时之后，哥哥的高中终于赢得了当时我就读的那所中学的高中队，与我邻座的同学都很失望，鸦雀无声地望着著名的黑色球衣退场。全场男生突然欢声雷动地鼓噪，迎接了冠亚军之争的女子组球队，初夏日落后的微风，吹动着头顶上用铁丝悬吊的几盏照明大灯，来回懒洋洋地晃着，底下一串瘦长个儿的小女生，背着书包、拍着球，挺挺地走进球场，他们穿着绿色的球衣，我认出一个小学同学，她十二岁，在全场男生刻意的口哨声，尖叫声，跺脚声的嘈杂里，在齐耳迎风的短发与暖身后的健康面容之间，我看到她放射出一个充满自信的微笑。这大概就是发现自己“懂事”的第一个证据。
自从女孩加入了篮球、漫画、电影……的行列之后，课余时间的分配自然就产生了新的变化和组合，不过，经济能力还是主宰了这一切的分配。电影永远是最花钱的玩意，漫画就省多了，打球是和呼吸空气一样免费。当时老师、父母，总以为这些都是无聊的闲事，一些打发时间的消遣，我到今天还是不能赞同这种看法，因为，这和打麻将之类的消遣最不同的是，这些行为里永远都存在着一个梦，一种向往，一种对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存在的信心、期待、依据。我想，每个人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总是属于一个只有自己的空间，洋人称这作“隐私”，我们也许称之为“内在”，这在每个人自幼弱小的心灵里就存在着的，建议性的“颜色药水”和强制性的“一样药”，都是我们今后去点缀这内心世界的一些参考和方法——在选择中找规律，在单调里寻找变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完成自己内心中的那幅美丽的图画。
对我来说，哥哥是个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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