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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干部是理解我国行政系统运转的基础,他们的行为深受行政系统注意力分配的影响.疫情早期受到系统性风险冲击,行政系统功能不彰,可从三个层面理解:面临制度间隙与危机情景,地方干部热衷承担过程性责任,规避结果性责任;传统激励机制惯性牵扯了突变情境新激励机制的效果;行政系统“死机”与疫情信息“黑洞”并存.面临这些挑战,最高决策层通过权力权威、激励与资源配置三种制度化方式引导干部群体注意力分配,有效推动行政系统由“多任务”转变为“危机处理”.结果显示,我国迅速取得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双推进,彰显了“中国制度”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