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我被七斗八斗。一位坐得离我最近的女同事看我这样镇定，小声嘀咕：“你怎么还不死，要我早自杀了。”
　　我吃惊地看了她一眼，表示不解，因为自己未曾有过此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在东北垃子山干校，听说另一连队一女性不堪忍受批斗，喝了敌敌畏死在高粱地里，结果以“畏罪自杀”了事。
　　可我，即使在那样肃杀之氛围里，也会可笑地暗想：我那么好看、那么心好的女孩，我干吗要死呢？
　　我的外婆23歲就做了遗孀，刚强地在家族众目睽睽之下挺了过来。她对孩子们的一句口头禅“你们要为我争口气”，成就了出类拔萃的兄妹仨。
　　年迈的外婆在“文革”中扫过大街，我妈也挨过耳光。士可杀不可辱，她们都活过了九十。
　　是啊，我妈心里永远都记着外婆的一句话：“多活活，看这世界多么有趣。”
　　我便是她们这一信条的忠实继承者。
　　1955年，母亲因误诊，造成胸口感染。她去汉口路的诊所打针，我陪在一旁，眼看那尖尖的针戳进她白白的胸脯里，让她痛苦地抽搐一下，我感到真是太残忍了。她却活了过来。
　　自从父亲过世，母亲病灾也多起来了。可母亲和别人不同，她喜欢住医院，喜欢暖气，喜欢白衣天使。她觉得在这里观察人最有意思，还爱发表议论。她每次住院都会结交许多新朋友，译作《呼啸山庄》几乎让大夫们人手一册，甚至把病房当成会客厅和书房。
　　21世纪第一个大年三十，一家人也是在医院过的。同房病友被家人接回家去了，我们在两张床之间摆宴席，照样像在家里一样互敬酒说祝词。母亲祝我———她的小女儿新的一年剪掉一头“愁丝”，开始新的生活。
　　陪床时，我们子女好犯困，照样睡过去，病人却炯炯有神。
　　陪母亲输液是听她讲老故事的最好时候，太阳快下山了，瓶里的药水快滴完了，可她的故事还没完。
　　谁没点难，大到生老病死，中到失业、婚变，子女不孝，小到人际纠葛，鸡毛蒜皮，鸡零狗碎，一件事，一句话，可以让刚升起的太阳顿时暗淡无光。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生活其实就是如此，就像日出日落，四季转换，冷暖交替，你嫌热也好，你畏寒也罢，它们就是年复一年变换着，重复着，让你不感到单调和乏味，你能适应，就能享受到无尽的精彩。
　　身为女人，我更觉得要好好活下去，我们有一万个活下去的理由。我们好美，感情丰富。遇到和男士的碰撞不愉快时，我好开玩笑说一句，好女不跟男斗嘛，自我解嘲，然后释然。我们可以夜半在电话听筒边厮磨，与闺蜜互吐衷肠。我们可以为淘到一件心仪的衣裙饰物，而且绝对价廉物美得了手而开心不已。我们可以在厨边不怕费功夫，腿都站木了，为亲友，甚至只为自己成功烹调一顿美餐而洋洋得意。
　　哈姆雷特有一句著名的内心独白：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究竟哪样更高贵？这具有穿透力磁性一般的音色，将处在极度悲愤的王子那高贵不屈的灵魂传递出来。
　　因而，人一定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好好的，虽然我知道死亡迟早会来临。
　　（摘自《补丁新娘》二十一世纪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