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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影《武训传》于建国初期上映，由于不符合官方对于书写历史的规范、不适应新时代的审美品味和意识形态的需要而遭受批判。通过这次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思想的改造，从而批判“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消除了社会各界对激进的革命思想的怀疑。自此，新的文学体制和创作规范得以建立，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意识形态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影响了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进程。
关键词：文学批判；《武训传》；规范；历史
电影《武训传》是一部反映清末山东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办学”的传记故事片，由左翼电影人孙瑜执导，赵丹主演。制作者本希望通过该片“歌颂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孰料影片上映后，引起了当时中央的重视与不满，从而引发了新中国第一场全国性规模的文艺批判运动。
一、《武训传》批判的语境背景
电影《武训传》的拍摄始于1948年，完成于1950年底。电影公映后引发全国范围的“武训热”，大部分人对于影片持肯定态度。但是仔细想来，这其中暗含着吊诡：一方面弘扬积德行善的精神，一方面是“为人民服务”的阶级自觉，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小的政治与历史距离，两种话语系统之间难以衔接。同时，对于武训“行乞兴学”这种个人式奋斗的赞美与当时提倡的集体主义显得有些背离，对于造反者周大这一形象的处理不够鲜明。从这些角度来看《武训传》，它并没有达到明显的教化作用或表现积极的革命战斗精神，甚至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相去甚远，这也就不难预料它日后的命运了。
1951年3月，文艺界出现了批评的声音，认为影片“对于中国革命传统的认识，反映了很多糊涂观念”[1]。随后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在5月2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给影片下了论断：“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由此文艺界开展了对于《武训传》的批判运动。
社论的发表，表明对电影《武训传》的评价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文学批评范围内的争论，更是一个思想问题、政治问题。但是在当时，这样的批判是《武训传》的制作方和一些文艺领导人始料未及的，正是由于他们对新文艺规范的陌生导致了影片中出现了阶级观念和立场模糊不清的错误。事实上，毛泽东早在《讲话》中明确提到，“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学批评”，它承担了规范的确立、实施的保证。当毛泽东和文学权力阶层认为某一作家、作品，某种文学思潮、现象的“错误”性质严重，对文学路线发出挑战，产生严重损害的时候，批评便可能演化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2]因此，他要借这次批判运动，对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上的改造，对革命队伍内外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予以全面清理。
二、“新”与“旧”的碰撞——如何书写历史？
与歌颂、赞美新中国朝气蓬勃的新生活相比，历史题材是陈旧的，不合时宜的，甚至是有所禁忌的。如何按照新的意识形态去正确评价和叙述历史、处理好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完成对新中国革命的文化架构，是执政者首要考虑的、极为敏感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建国后所有文艺创作者面临的共同难题。
而电影《武训传》恰恰触犯了这个禁忌。为了让武训这个旧时代的人物符合新形势的要求，适应新时代观众的审美品味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影片的主导思想由对武训的全面赞扬变成批判性的肯定。可以看出，孙瑜在修改剧本时努力突出强调了时代性和阶级性内容，试图以此缝合与当下现实生活的差距。但即使是这样，仍然不能够达到一种“旧”与“新”的平衡关系。
主人公武训在封建社会兴办义学，义学的内容和性质都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他办学所依靠的又正好是被无产阶级所否定的封建地主阶级；他兴办义学的方式是向统治阶级在内的封建社会乞讨；武训为了兴学动辄给人下跪，丧失的不仅仅是个人的人格尊严，更被视为向反动统治阶级投降的象征。总之，与革命者的斗争意志相比，武训完全不能够表现新时代的精神，《武训传》也与新的叙述语境格格不入。因此，《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社论，严厉批评了《武训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对反动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此外，关于《武训传》的批判还涉及到人性论和阶级论的问题。作为一个备受欺凌的人物，处于封建社会社会权力体系的最底层，武训的身上浸透着千百年来社会弱势群体对权势、权力的畏惧，这是人性自然的体现。但是从阶级论的角度，武训为了兴办义学向地主阶级卑躬屈膝的行为，无疑让他成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奴才”。在批判者看来，影片体现的是对阶级对抗立场的消饵：武训只能用跪拜的方式来达到兴学救人的目的，却不能像他的朋友周大那样举起旗帜、发动起义来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这对于通过革命斗争方式建立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当然是要严加修正的。在革命者的语境中，坚持革命道路还是改良道路，是划分不同阶级立场的标准。
总之，《武训传》所体现“旧”思想的与“新”时代的语境和意识形态大相径庭，却没有引起大部分知识分子的足够注意，甚至在上映之初获得一片叫好声。这引起了领导层的注意：对于意识形态的认知应该比对电影本身的评价更加重要。所以，影片不是批判的根本目的，他们最终是要通过对《武训传》的批判，重申阶级斗争和武装革命路线的重要性，并且以此暗示：如果否定阶级斗争、否定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革命，实际上就是否定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正如其他研究者所说，“毛泽东之所以将对《武训传》的批判提高到政治高度，就是要剪除旧文艺及知识分子思想的旁枝杂叶，进行意识形态的规训和改造。”[3]
三、批判之后：文艺的规范化与知识分子的改造
这场“讨论”的结果以影片及其创作者、支持者受到全面批判而告终，《武训传》被宣判为“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4]，孙瑜、赵丹、夏衍等人迫于形势的发展做了检讨，这是新生的政权在推进文艺体制一体化进程中，主流意识形态对文艺思想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整合。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开启了新中国政权改造知识分子、规范文学创作的先河。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要建立一个新的文学体制，并且把方方面面的文艺思想引导和统一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轨道上来。中国共产党历来对意识形态问题高度重视，毛泽东早在《讲话》中就主张文艺从属于政治并且为政治服务，将文艺视为意识形态领域各阶级争夺的前沿阵地。在这种严密的注视和监管下，改造知识分子的运动是必然会发生的，因为“许多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艺工作者涌进了革命文艺的队伍，他们带着很多的非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和各种旧意识的残余……这就使文艺界在思想上发生了相当混乱的现象”[5]。
《武训传》批判运动同时为“旧知识分子”敲响了警钟，因为即使是使艺术家们为了题材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而进行改造，还是无法避免作者个人意志与国家宏大叙事的偏离。这表明“在面对书写历史的转变、进而主观上也要求自身去迎合这种转变时，知识分子内在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并未真正完成改变，这就导致创作过程中仍然渗透了原有的创作理念而并不自知”[6]。电影《武训传》之所以引起批判，就是这种外在的迎合与内心的思维惯性相互冲突。毛泽东发动《武训传》的批判，就是因为他从《武训传》中看到知识分子这种难以根除的思维惯性，所以才强调改造知识分子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自此之后，在政治力量的直接干预下，新中国文学在一次次的周期性震荡中曲折地发展。接踵而来的文艺界批判运动使得艺术家们的个体表达逐渐被被主流意识形态强制修改和同化。知识分子在完成对自我的价值判断标准的转换过程中不断地否定自我，试图保持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批判完成了它的政治功能，知识分子也被“成功”地改造了。
《武训传》批判对文艺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是确立了书写历史的新范式：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叙述是文学表现的主体，歌颂光明与胜利的活力和乐观主义色调成为时代美学的要求。在此情境下，描写和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以及建立政权的作品大量涌现，如《红日》、《红岩》、《红旗谱》、《保卫延安》等，它们大多被称为“革命历史小说”，带有“既定”的性质，即“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7]。所谓的“既定意识形态目的”就是“合法性论证”，即“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到下的武装斗争最终取得全国胜利所具有的真理性和正义性”[8]。因此在这些作品里，已经丝毫找不到类似《武训传》里的模糊立场和政治错误。
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对英雄人物的歌颂以及对光明的向往成为文学表现的主题。“新的人物”即各种英雄模范人物成为颂扬的重点，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随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普泛化，当代文学中的人物形象的模式化倾向越来越明显，阶级属性成为人物道德身份界定的主要依据。“新的人物”逐渐被狭隘规定为“工农兵”、“正面人物”、“英雄人物”，直至发展到文革时期的“根本任务论”和“三突出”原则。在此情境下，革命历史小说的艺术性和美学效果大打折扣，比如人物形象塑造的扁平化、单一化，情节的模式化，风格的单调、沉闷等问题，有的甚至完全沦为宣传政治理念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自批判《武训传》后关于书写历史的另一极端，这是当时批判《武训传》的人所未曾料到的。
四、结语
总之，对《武训传》的批判作为建国后的第一次批判运动，从当代文学思潮的角度看，有其生成和发展的必然性。这次运动对来自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系统而有效的改造，对革命队伍内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予以了全面批判和清理；并且为作家如何正确书写革命历史规定了范式，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正统地位，开启了新中国文学一体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见江华.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邓友梅：《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等。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3～24.
[3]曹霞.〈武训传〉批判对旧文艺及知识分子的规训[J].南方文坛，2009，（09）：90.
[4]周扬.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N]..人民日报，1951.8.8.
[5]王瑶.新中国文学史稿（下册） [M].新文艺出版社，1953.45.
[6]肖进.对电影〈武训传〉及其批判的再审视[J].当代文坛，2012，（07）：29.
[7]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M].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2.
[8]王庆生，王又平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上册）[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55.
关键词：文学批判；《武训传》；规范；历史
电影《武训传》是一部反映清末山东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办学”的传记故事片，由左翼电影人孙瑜执导，赵丹主演。制作者本希望通过该片“歌颂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孰料影片上映后，引起了当时中央的重视与不满，从而引发了新中国第一场全国性规模的文艺批判运动。
一、《武训传》批判的语境背景
电影《武训传》的拍摄始于1948年，完成于1950年底。电影公映后引发全国范围的“武训热”，大部分人对于影片持肯定态度。但是仔细想来，这其中暗含着吊诡：一方面弘扬积德行善的精神，一方面是“为人民服务”的阶级自觉，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小的政治与历史距离，两种话语系统之间难以衔接。同时，对于武训“行乞兴学”这种个人式奋斗的赞美与当时提倡的集体主义显得有些背离，对于造反者周大这一形象的处理不够鲜明。从这些角度来看《武训传》，它并没有达到明显的教化作用或表现积极的革命战斗精神，甚至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相去甚远，这也就不难预料它日后的命运了。
1951年3月，文艺界出现了批评的声音，认为影片“对于中国革命传统的认识，反映了很多糊涂观念”[1]。随后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在5月2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给影片下了论断：“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由此文艺界开展了对于《武训传》的批判运动。
社论的发表，表明对电影《武训传》的评价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文学批评范围内的争论，更是一个思想问题、政治问题。但是在当时，这样的批判是《武训传》的制作方和一些文艺领导人始料未及的，正是由于他们对新文艺规范的陌生导致了影片中出现了阶级观念和立场模糊不清的错误。事实上，毛泽东早在《讲话》中明确提到，“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学批评”，它承担了规范的确立、实施的保证。当毛泽东和文学权力阶层认为某一作家、作品，某种文学思潮、现象的“错误”性质严重，对文学路线发出挑战，产生严重损害的时候，批评便可能演化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2]因此，他要借这次批判运动，对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上的改造，对革命队伍内外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予以全面清理。
二、“新”与“旧”的碰撞——如何书写历史？
与歌颂、赞美新中国朝气蓬勃的新生活相比，历史题材是陈旧的，不合时宜的，甚至是有所禁忌的。如何按照新的意识形态去正确评价和叙述历史、处理好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完成对新中国革命的文化架构，是执政者首要考虑的、极为敏感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建国后所有文艺创作者面临的共同难题。
而电影《武训传》恰恰触犯了这个禁忌。为了让武训这个旧时代的人物符合新形势的要求，适应新时代观众的审美品味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影片的主导思想由对武训的全面赞扬变成批判性的肯定。可以看出，孙瑜在修改剧本时努力突出强调了时代性和阶级性内容，试图以此缝合与当下现实生活的差距。但即使是这样，仍然不能够达到一种“旧”与“新”的平衡关系。
主人公武训在封建社会兴办义学，义学的内容和性质都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他办学所依靠的又正好是被无产阶级所否定的封建地主阶级；他兴办义学的方式是向统治阶级在内的封建社会乞讨；武训为了兴学动辄给人下跪，丧失的不仅仅是个人的人格尊严，更被视为向反动统治阶级投降的象征。总之，与革命者的斗争意志相比，武训完全不能够表现新时代的精神，《武训传》也与新的叙述语境格格不入。因此，《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社论，严厉批评了《武训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对反动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此外，关于《武训传》的批判还涉及到人性论和阶级论的问题。作为一个备受欺凌的人物，处于封建社会社会权力体系的最底层，武训的身上浸透着千百年来社会弱势群体对权势、权力的畏惧，这是人性自然的体现。但是从阶级论的角度，武训为了兴办义学向地主阶级卑躬屈膝的行为，无疑让他成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奴才”。在批判者看来，影片体现的是对阶级对抗立场的消饵：武训只能用跪拜的方式来达到兴学救人的目的，却不能像他的朋友周大那样举起旗帜、发动起义来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这对于通过革命斗争方式建立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当然是要严加修正的。在革命者的语境中，坚持革命道路还是改良道路，是划分不同阶级立场的标准。
总之，《武训传》所体现“旧”思想的与“新”时代的语境和意识形态大相径庭，却没有引起大部分知识分子的足够注意，甚至在上映之初获得一片叫好声。这引起了领导层的注意：对于意识形态的认知应该比对电影本身的评价更加重要。所以，影片不是批判的根本目的，他们最终是要通过对《武训传》的批判，重申阶级斗争和武装革命路线的重要性，并且以此暗示：如果否定阶级斗争、否定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革命，实际上就是否定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正如其他研究者所说，“毛泽东之所以将对《武训传》的批判提高到政治高度，就是要剪除旧文艺及知识分子思想的旁枝杂叶，进行意识形态的规训和改造。”[3]
三、批判之后：文艺的规范化与知识分子的改造
这场“讨论”的结果以影片及其创作者、支持者受到全面批判而告终，《武训传》被宣判为“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4]，孙瑜、赵丹、夏衍等人迫于形势的发展做了检讨，这是新生的政权在推进文艺体制一体化进程中，主流意识形态对文艺思想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整合。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开启了新中国政权改造知识分子、规范文学创作的先河。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要建立一个新的文学体制，并且把方方面面的文艺思想引导和统一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轨道上来。中国共产党历来对意识形态问题高度重视，毛泽东早在《讲话》中就主张文艺从属于政治并且为政治服务，将文艺视为意识形态领域各阶级争夺的前沿阵地。在这种严密的注视和监管下，改造知识分子的运动是必然会发生的，因为“许多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艺工作者涌进了革命文艺的队伍，他们带着很多的非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和各种旧意识的残余……这就使文艺界在思想上发生了相当混乱的现象”[5]。
《武训传》批判运动同时为“旧知识分子”敲响了警钟，因为即使是使艺术家们为了题材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而进行改造，还是无法避免作者个人意志与国家宏大叙事的偏离。这表明“在面对书写历史的转变、进而主观上也要求自身去迎合这种转变时，知识分子内在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并未真正完成改变，这就导致创作过程中仍然渗透了原有的创作理念而并不自知”[6]。电影《武训传》之所以引起批判，就是这种外在的迎合与内心的思维惯性相互冲突。毛泽东发动《武训传》的批判，就是因为他从《武训传》中看到知识分子这种难以根除的思维惯性，所以才强调改造知识分子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自此之后，在政治力量的直接干预下，新中国文学在一次次的周期性震荡中曲折地发展。接踵而来的文艺界批判运动使得艺术家们的个体表达逐渐被被主流意识形态强制修改和同化。知识分子在完成对自我的价值判断标准的转换过程中不断地否定自我，试图保持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批判完成了它的政治功能，知识分子也被“成功”地改造了。
《武训传》批判对文艺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是确立了书写历史的新范式：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叙述是文学表现的主体，歌颂光明与胜利的活力和乐观主义色调成为时代美学的要求。在此情境下，描写和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以及建立政权的作品大量涌现，如《红日》、《红岩》、《红旗谱》、《保卫延安》等，它们大多被称为“革命历史小说”，带有“既定”的性质，即“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7]。所谓的“既定意识形态目的”就是“合法性论证”，即“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到下的武装斗争最终取得全国胜利所具有的真理性和正义性”[8]。因此在这些作品里，已经丝毫找不到类似《武训传》里的模糊立场和政治错误。
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对英雄人物的歌颂以及对光明的向往成为文学表现的主题。“新的人物”即各种英雄模范人物成为颂扬的重点，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随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普泛化，当代文学中的人物形象的模式化倾向越来越明显，阶级属性成为人物道德身份界定的主要依据。“新的人物”逐渐被狭隘规定为“工农兵”、“正面人物”、“英雄人物”，直至发展到文革时期的“根本任务论”和“三突出”原则。在此情境下，革命历史小说的艺术性和美学效果大打折扣，比如人物形象塑造的扁平化、单一化，情节的模式化，风格的单调、沉闷等问题，有的甚至完全沦为宣传政治理念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自批判《武训传》后关于书写历史的另一极端，这是当时批判《武训传》的人所未曾料到的。
四、结语
总之，对《武训传》的批判作为建国后的第一次批判运动，从当代文学思潮的角度看，有其生成和发展的必然性。这次运动对来自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系统而有效的改造，对革命队伍内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予以了全面批判和清理；并且为作家如何正确书写革命历史规定了范式，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正统地位，开启了新中国文学一体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见江华.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邓友梅：《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等。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3～24.
[3]曹霞.〈武训传〉批判对旧文艺及知识分子的规训[J].南方文坛，2009，（09）：90.
[4]周扬.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N]..人民日报，1951.8.8.
[5]王瑶.新中国文学史稿（下册） [M].新文艺出版社，1953.45.
[6]肖进.对电影〈武训传〉及其批判的再审视[J].当代文坛，2012，（07）：29.
[7]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M].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2.
[8]王庆生，王又平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上册）[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