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草根出身的欧阳修，凭借自己韩柳之后第一人的文笔，在遍地学霸的科场中杀开一条血路，于天圣八年进士及第，实现阶级跃升。这位日后的文坛宗师之所以没中状元，有多种解释。按时任主考官晏殊的说法，欧阳修锋芒过露，众考官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
　　虽然没中状元，欧阳修也获得了不错的名次。宋仁宗天圣九年，二十五岁的他被朝廷授予秘书省校书郎，充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来到洛阳后，他和自己的顶头上司兼文学界老前辈钱惟演结下了不解之缘。

　　少年得志的欧阳修，工作之余与一名才貌双全的官妓谈起了恋爱。按照宋代的律法，这个可以归于“踰滥”，也就是出格的意思。钱惟演一再暗示他要注意影响，热恋中的欧阳修当然听不进去，依旧我行我素。
　　在洛阳工作的第一年，欧阳修结识了自己一生的挚友梅尧臣，二人诗文唱和，相得甚欢。这年秋后，梅尧臣调任河阳簿，身边缺少知己，好生寂寞。明道元年春，梅尧臣赶到洛阳与欧阳修相聚，二人在东郊旧地同游，饮酒观花之余，免不了要发一番聚散匆匆的人生感慨，于是欧阳修挥笔写下《浪淘沙》：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在人生聚散无常的叹息之外，所幸尚有“明年花更好”的希望，前程似锦的才子并没有太多的失落，只是流露出知音难觅的淡淡伤感。

②

　　景祐元年，二十七岁的欧阳修，结束了“曾是洛阳花下客”的浪漫岁月，被一纸调令召往东京，授官宣德郎，以馆阁校勘的身份参与编修《崇文总目》，干起了一辈子再也撂不下的文字工作。
　　在此期间，他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写史书。对于薛居正所编的《旧五代史》，欧阳修是看不上的。他始终认为，“史者，国家之典法也”，写史书的目的在于“垂劝戒、示后世”，而薛居正没有做到这一点，“繁猥失实”的《旧五代史》不是自己心中理想的史书。为此，他决心以孔子为榜样，用“春秋笔法”重写五代史。
　　这一写，就得罪了人。
　　在《新五代史·吴越世家》一文中，欧阳修把吴越国重敛虐民的暴行揭了个底朝天。他说，钱镠领导下的吴越国“俗喜淫侈，偷工生巧”。为了满足钱家穷奢极欲的生活，该国的赋税简直骇人听闻，小到一鸡一鱼都要挨家挨户收税，无法按时缴税的纳税人无一例外要挨板子，欠得越多挨得越多。
　　吴越国钱氏一族真的就像欧阳修说得那样一无是处吗？恐怕也未必。钱家在江南一带口碑并不坏，否则杭州城也不会留下诸如保俶塔、钱王祠这样的名胜古迹了。欧阳修为何把钱家写得如此不堪，原因不得而知。事实上，要论搜刮民财的本事，小小的吴越国哪里比得上大宋朝廷？
　　文能活人，亦能杀人。钱家的后人知道欧阳先生这样黑化他们的先人，自然是相当的不快。

③

　　庆历四年，三十八岁的欧阳修在朝中担任知制诰，也就是官家的高级秘书，专门负责起草诏书，处在权力核心的边缘。知书达理的仁宗皇帝对他十分看重，甚至有些崇拜。
　　然而，意外发生了。一则狗血新闻让欧阳修一夜之间人设崩塌。事情是这样子的：欧阳修的妹夫英年早逝，守寡的妹妹（续弦）带着亡夫前妻的小女儿张氏从此住在欧阳修家中。小姑娘长到了十五岁时，欧阳修将她嫁给了自己的侄子欧阳晟。谁知张氏嫁过去没几年就和仆人私通，被欧阳晟扭送至开封府。张氏在受审时说和自己私通的实际上是欧阳修，仆人不过是通风报信的。
　　这则“盗淫甥女”的奇闻记录在宋人王铚的野史笔记《默记》之中。按照王铚的说法，张氏之所以“其语皆引公未嫁时事，语多丑异”，是因为“惧罪，且图自能免”。
　　这显然严重不合逻辑。和舅舅有染显然比和仆人私通罪名更大，张氏怎么可能以此来为自己免罪？所以说，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张氏的口供一定是有人威逼指使的。
　　透过迷雾重重的史料，我们发现，在此案审理过程中，有一位叫钱明逸的谏官隐藏在幕后，和台前的开封府知府杨日严暗中勾连。
　　这个钱明逸，就是钱惟演的侄子，吴越老钱家的后代。
　　仁宗皇帝不信欧阳修会是这种人，在官家的暗示下，舆论慢慢平息。可龙图阁学士钱勰（吴越王钱镠的六世孙）对此不依不饶，他拿出了又一件证据——一首欧阳修亲作的“淫词艳调”：
　　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嫌枝嫩不胜吟。留著待春深。
　　十四五，闲抱琵琶寻。阶上簸钱阶下走，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
　　钱勰逢人就说，这首《望江南》真切地表达了欧阳修对张氏的爱慕之情。
　　仅凭一首雾里看花般的词就给欧阳修定罪那是肯定不成的，官家还没糊涂到那个程度。更何况当时就有人说，这么浅俗淫糜的词根本不是欧阳修写的，只是有人盗用他的名字，目的无外乎就是诋毁他罢了。

④

　　慶历五年十月，在一场乱哄哄的官场闹剧结束后，欧阳修被贬到了滁州。
　　作为官僚的欧阳修走进了人生的低谷，但作为文人的欧阳修则应该庆幸自己离开了东京的是非圈。滁州的明山秀水让他寄情诗酒，笑谈人生。在这里，他写了许多“醉文”，吟了许多“醉诗”，说了许多“醉话”，把自己变成了“醉翁”。刚满四十岁的他自号醉翁，旷达之中也有一丝自嘲。有了醉翁，就有了醉翁亭，有了醉翁亭，就有了千古流芳的《醉翁亭记》。自称“文章太守”的他，兴之所至能够“挥毫万字，一饮千钟”。如此海量却在聚会时“饮少辄醉”，可见醉翁之醉并非酒醉，而是心醉。
　　光阴似箭、宦海浮沉，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对新法持有异议的欧阳修遭到王安石的弹劾，好友梅尧臣、苏舜钦相继去世，自己又得了消渴症（糖尿病），种种不幸接踵而来。神宗熙宁四年，六十五岁的欧阳修以太子少师的头衔退休，结束了自己的仕宦生涯。
　　颍州，是欧阳修的终老之地。这个念头，在他心里埋藏了二十年。早在皇祐元年，四十三岁的欧阳修初到颍州时，就爱上这座民风淳朴的小城。当然，他更爱城外的一片湖水——西湖。
　　欧阳修和莫逆之交赵概在颍州相聚一个多月，时常在西湖上泛舟荡桨。欧公兴之所至，留下了一组清新可人的文字《采桑子》：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
　　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欧公用他那轻松淡荡的笔调，描绘了春光烂漫的西湖，清空一气，如素面佳人，闲适从容的心态跃然纸上，难怪后人读后，发出“前辈挂冠后，能从容自适，未有若此者”（《苕溪渔隐丛话》卷二十三引）的感慨。
　　欧阳修一生都是乐观的。他早年父亲去世，靠母亲“画荻教子”而走上学而优则仕的人生大道，即使仕途蹭蹬，也从不萎靡消沉。他初次被贬到夷陵，生活在“二月山城未见花”的穷山恶水之中，却依然坚定地相信“野芳虽晚不须嗟”。再次贬官滁州，在享受“得之心而寓之酒”的“山水之乐”时，用一篇旷世美文为这座城市做了千年的广告。他那潇洒旷达的风神个性影响了无数的追随者，例如苏轼。
　　人最大的魅力，是即使天塌下来也要带着微笑。心里满是阳光，才是永恒的美。欧阳修如此，苏轼亦如此。
　　（杨进摘自《阅读时代》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