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被誉为清季“中兴名臣”，过去，人们就其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一事，指责较多，但他用兵新疆，反击阿古柏入侵，被认为“其维护祖国统一大业之奇勋，捍卫边疆之殊功，可与张骞、班超并驾齐驱。无张、班二人，无中国之西域；无左宗棠，中华之新疆今落谁人之掌，未可知矣！”可见对其评价之高。
　　左宗棠，字季高，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生于湖南湘阴左家塅。幼时家境贫寒，拿他自己的话说：“十数年来一鲜民，孤雏肠断是黄昏；研田终岁营儿哺，糠屑经时当夕飧。”二十多岁时，虽因家贫依居妻家，以教书、种田为生，却书写“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张挂在门厅。夫人周怡端曾以“树艺养蚕皆远略，由来王道重农桑”的诗句来安慰他。公元1851年1月，太平军在广西金田村举事，这时的左宗棠已到不惑之年，才受到湖南巡抚张亮基的邀请，参赞军务，真可说是“大器晚成”。之后，受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一起，将建国十三年、略地十一省的太平军结束在嘉应州的黄沙嶂，因而官封一等恪靖伯。
　　西北边疆本来是清王朝的军事要区，由于东南战事连年，陕甘兵卒抽调出征，地方驻守兵力严重不足，粮饷短缺，加之爆发了以白彦虎为首的农民起义，“东南万里红巾扰，西北千群白帽来”，各省自顾不暇。就在这国难当头之时，同治三年，喀什噶尔境外的小国浩罕有一个名叫阿古柏的竟趁新疆边境空虚，聚众从安集延窜入新疆，攻陷了南疆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占据了天山南路，并自称“毕条勒特汗”，进而入侵天山北路，意欲夺取伊犁河谷。至此，南至和阗以南，北至玛纳斯、呼图壁，东到吐鲁番、诺羌，西至边境的一大块国土，竟沦入阿古柏统治之下。阿古柏在占领区开征地税、要求人们按安集延“光顶圆领”的习俗，改变服装。陕甘烽火连天，国势危如累卵，俄军也乘机寻找借口，侵占北疆伊犁河谷。新疆眼看不保，朝廷内又有“海防”、“塞防”之争，当时竟有人认为新疆“地处僻远，师行困难，内地经十多年战乱，元气大伤，筹款不易，暂以度外置之。”左宗棠力陈：“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虑侵轶。”同治五年十一月，在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字博川，满洲正红旗人）的鼎力支持下，左宗棠受命于危难之间，调任陕甘总督。同治六年二月，左宗棠督军从汉口出发北上，分三路入陕，力挽西北危局。就像他在《书牍》中曾说：“欲图数十百年之安，不争一时战胜攻取之利”，经金积堡、河州、西宁、肃州四战，平定了陕甘，在“新复之地，发牛种赈粮”，尽力做好善后恢复工作，为集中军力进疆解除了后顾之忧。并命自泾州至玉门夹道种柳，使之“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左公柳”。六年后的光绪五年，杨昌濬应左宗棠之约西行，沿途见“除碱地沙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触景生情，曾吟诗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进疆路途遥远，粮糈运输困难，加之清军所控地盘只有经哈密、巴里坤、古城子，到济木萨和塔尔巴哈台这狭长一线，其余地方都在阿古柏控制之下。清光绪二年三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驻节肃州（今酒泉），督办军务。他采取缓进速战的方略，决定首夺乌鲁木齐。六月二十九日，刘锦棠率军攻取乌城，随后在金顺和伊犁将军荣全的配合下，三军会攻，到九月二十一日收复新疆北路。
　　阿古柏失去乌鲁木齐后，集中兵力坐镇托克逊。为把住南疆大门吐鲁番，召集余部死守达坂城。为彻底消灭阿古柏入侵者，左宗棠迅即调兵出关增援，光绪三年三月初一，刘锦棠进军达坂城，张曜从哈密西进屯盐池，徐占彪率军出巴里坤。初七日，克达坂城；同日，张徐两军攻占七克縢木；十三日，会师吐鲁番，“乘敌不备，歼尽守城贼寇”，星夜兼程，攻取托克逊。大兵压境，风声鹤唳，阿古柏在喀喇沙尔授命爱伊德尔呼里代表自己，表示愿献南疆八城乞降。乞降之事未果，四月初十，阿古柏逃往库尔勒服毒自杀。刘锦棠等挥军越轮台、库车、拜城、阿克苏，分兵两路，攻取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和阗。至此，南疆八城终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新疆南北两路收复后，只剩伊犁尚在俄罗斯占领之下。当年俄军初入伊犁，曾声明：“等中国收复乌鲁木齐和玛纳斯，即将伊犁交还中国。”但乌鲁木齐和玛纳斯收复后，俄方却毫无归还之意。光绪六年正月，清政府派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与俄方磋商收回伊犁；四月，左宗棠不顾年已六十九岁的高龄，车载着棺材，率军离肃州出关，誓与俄人决一死战。五月，驻军哈密城西凤凰台，并决定兵分三路，进驻库尔克拉乌苏、精河，做好了收复伊犁的军事准备。正是“文有曾纪泽折冲之才，武有左宗棠干城之勇”，清政府才以偿还俄罗斯九百万卢布“代管费”的代价，收回了伊犁。这是晚清外交史上仅有的一次胜利，正如左宗棠死后，有人在挽联中所说：“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惟有左文襄（左宗棠死后，清廷谥‘文襄’）”。
　　早在同治十一年九月，正当平定西宁的战事进行时，左宗棠就在安定（今定西）大营命三品衔刘锦棠戡定湟中后，“凡乱前所毁学校、书院、义塾等，均需第次重建”；冬，左宗棠知道西宁自经“河湟事变”后水利失修，田园荒芜，曾命西宁各厅县详细调查境内荒废渠道，准备敷料，以待来年春实施兴修。据《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介绍，在他的关注下，“修复了府城（西宁府）西阴山崩裂时压坏的渠道约一里许，创修碾伯（碾伯时属西宁府管辖）栖鸾堡一带沟渠二十公里。至于小峡外曹家堡一带，兵燹而后，烟户萧条，渠道虽废，就没有人力修复。”进军新疆期间，虽南北疆烽火连天，但左宗棠认为，没有河西走廊，不能保新疆，也不易保陕甘；没有宁灵（指宁夏）和河湟，也不能保新疆。所以在新疆用兵时，为防御敌兵溃散时窜向敦煌，进入青海，做了积极的防范准备。
　　西北大局平定后，青海办事大臣豫师在西宁小峡口南北两岸各修建一关，作为平乱后的一组纪念建筑物，伫立在西宁东的军事要地上。两关修建工程竣工后，豫师特派专人去左宗棠处请求写篇《记》，以记其事，他不辞辛劳，欣然命笔，写下了已收入《西宁府续志》中的《西宁小峡河新筑南北两关记》。左宗棠在《记》中说：“西宁城东，悬崖陡壁，对立千仞，湟水中流，霆惊箭激，山径狭隘，……守者得此，以一当十；攻者逾此而入，则西宁不可复守。……光绪三年，青海办事大臣豫师公于河南北筑两关扼之，屹然相向，形势险固。南关曰武定之关，志兵威也；北关曰德安之关，饬吏治也。”清末西宁诗人张思宪曾以《石峡清风》为题，写下了有名的一首七绝诗：“石峡新修武定关，东西流水南北山；行人莫嫌征尘污，两袖清风自往还。”我们可以想象，小峡两峰高耸，苍崖苔染；关楼屹立，一水中流。是一幅多么雄浑的边塞图啊！上世纪20年代初，陇上名士周子扬经过小峡时，见到“两岸有关，北完南圯，路左有左文襄所撰《创修南北二关碑记》。今‘德安’独存，而‘武定’半圯，岂乙未再变时所毁耶？”
　　可惜九十年后，这里不要说“半圯”的武定关痕迹无存，就连德安关也灰飞烟灭，更不要说左文襄公所撰《创修南北二关碑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