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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在公开场合，日本曾把蒋介石骂得狗血淋头，而背地里却又把他当成“迷人的伴侣”。抗战初期，蒋介石喊过一些诸如“牺牲到底，抗战到底”的漂亮口号，曾几何时，却又与日本眉来眼去，勾勾搭搭，还干了一些“同室操戈”的勾当，深得敌寇的嘉许。究其原因，是日寇对蒋介石集团采取了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的两手策略，迫使蒋经常首鼠两端。抗战时期，在降日、卖国的问题上，蒋介石与汪精卫有着根本的区别。他最终没有投到日寇的怀抱里，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日寇对蒋诱降、日蒋相互勾结的内幕以及诱降未遂之原因却又鲜为人知。
纵观抗战八年，日本政府对蒋介石集团的诱降，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抗战爆发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失守。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日本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对蒋介石集团的基本方针是以武力威压为主、政治诱降为辅。
在此阶段，侵华日军的疯狂进攻迫使国民政府对日作战比较努力，也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起初，日本的如意算盘是速战速决，企图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抵抗出乎意料的激烈”，使日寇到处受阻。日本政府预感到侵华战争将要旷日持久，拖下去对其十分不利，遂决定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引诱蒋介石集团投降。并请当时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５日陶德曼向蒋介石递送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其纲要是：“事实上承认满洲国；缔结日华防共协定；停止反日；停止特殊贸易、自由飞行。”上述条件，蒋介石认为除承认伪满以外，其余不算太苛。１２月２日，蒋召集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顾祝同等党政军首脑开会，全体一致认为，只要不再有其他条件，原则上同意以此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但是，就在诱降露出希望之光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故。１２月１３日日军攻占了南京以后，其政府中的强硬派气焰十分嚣张，突然又追加了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对伪满由“事实上承认”变为“正式承认”；扩大华北、内蒙古与华中的非武装地带；承认内蒙古自治与华北特殊政权并保证驻兵；必要的赔偿。同时还勒令限期答复，否则将对中国采取“断然措施”。
对上述条件，国民党政府不敢贸然答复，拖到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３日才转告日方，要求对每一条款作出具体说明，待仔细研究后才能作出确切决定。日本政府很不满意，近卫内阁于１月１６日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明确宣布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决意另外扶植傀儡政权为其所用。至此，陶德曼“调停”宣告失败，中日双方召回大使，两国断绝外交关系。
第二阶段，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到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日战争已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即“从武力第一转变为重视政治策略”。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下旬，日军相继攻占了广州、武汉。随着占领地域扩大，守备兵力增加，带来了作战兵力的不足。日军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会战了。为了尽早结束战争，日本政府提出要不惜任何努力，加强对国民党政府诱降，即“诱导重庆政府放弃它的抗战主义而转向全面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政府的新一轮诱降攻势，蒋介石在考虑如何应对之时，担任国民党副总裁和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却捷足先登，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８日秘密逃出重庆，投到日寇的怀抱，并于１９４０年３月在南京建立了汪伪政权。对此，蒋介石虽然十分恼怒，但在行动上却也不甘落后，他也在不断寻求“和平”的机遇。尤其是１９３９年春到１９４０年冬之间，日、蒋接触、会谈极为频繁，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那时，日本“至少每月一次间接及非正式的表示求和之意，并日益提出较优惠的条件”。日本发起的诱降攻势，其规模最大的是１９３９年底的所谓“桐工作”计划。这次会谈，中国方面是在蒋介石和戴笠的直接领导与策划下秘密进行的。日方的首席代表是今井武夫，此人当时是日本驻中国派遣军主管情报及政务的课长，中方首席代表是重庆行营参谋处中将副处长陈超霖。日、蒋代表先后在香港、澳门举行了１５次会谈，形成了“意见书”，并整理了“备忘录”，其要点是：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日本对中国尊重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中国立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在停战同时发表声明；日华两国缔结防共协定……；日本于恢复和平之同时，尽可能迅速撤兵等。因为上述要点，与中国代表的“和平意见”大同小异，其精神实质基本吻合，所以蒋介石比较满意。
１９４０年６月８日，日方又提议举行由坂垣征四郎、蒋介石、汪精卫三人出席的最高级会谈。会谈场所在上海、香港、澳门任选一处。６月２２日，中方答复原则同意最高级会谈，但会谈地点坚持在长沙。日方很快作出反应，同意选址长沙，但要对方写出书面保证，不得危害日、汪代表的安全。由于蒋介石“怕会谈如果不成功会被日军所暴露”，授人以柄，对己不利，所以拒绝写出书面文件。由于日、汪代表担心安全无保障，自然不敢前往。另一方面又因为日、蒋、汪三方会谈的事走漏了风声，使蒋介石受到多方面的责难，有人甚至强硬地主张要公开发表相互勾结的信件，使蒋十分害怕。鉴于上述诸种原因，使日、蒋双方历时十多个月的会谈告一段落，又一次只开花而未结果。
第三阶段，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到１９４４年７月东条英机内阁垮台。此阶段的特点是：由于日本挑起了太平洋战争，企图从中国战场抽调其主力用于对美、英作战，因而对国民党政权加紧了诱降活动，但却未能如愿。
日本政府为了推行“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方针，对蒋介石集团软硬兼施，恩威并重，加紧诱降活动，企图充分利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作战顺利的形势，对重庆政府再次施加政治压力，逼迫其就范。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４日，日本政府制定了《促使重庆屈服的工作方案》，要求“运用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利用作战的成果，乘机促使重庆政权屈服”。“当重庆方面发生动摇时，及时把谍报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诱降工作上去”。
鉴于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暂时获胜的情况，蒋介石的思想确实“发生动摇”，担心美、英、苏三国万一都被打败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不愿意与日本断绝联系。于是，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方面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提出：“中国对日作战牺牲重大，如再不援救，中国便单独媾和”，以此索取更多的美援；另一方面，又派遣亲信打入汪伪组织，或者收买汪伪政权的要人，通过他们与日本发生联系，暗中取得谅解，对此，蒋介石称之为“三面政策”。日本政府也很体谅重庆政权的“苦衷”，一方面与其达成默契，“很好地合作起来共同反共”；另一方面指使汪伪政权与重庆政权勾结，鼓吹蒋汪合流。
１９４２年底，日军在瓜达卡纳尔岛遭到失败，敲响了日寇走向末日的丧钟。为此，日本政府再次放宽条件，向蒋介石集团抛出如下诱饵：“如果全面和平实现，日本不仅撤退在华全部军队，而且还要放弃辛丑条约所规定的驻兵权”。由于蒋介石惯于骑抗日、亲日的“两头马”；加之又害怕此举得罪美国，导致美援泡汤，所以迟迟不同日本达成“和谈”协定。对此，日军统帅部甚为恼火，遂于１９４４年５月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此役使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蒋介石政权处境十分不妙，连美国人对蒋也滋生了要扶植新人、取而代之的念头。但是，就在蒋介石内外交困的时候，日寇又猛然醒悟：“消灭了蒋介石政权只会使中国的权力均势对共产党有利，而日本人是把共产党当成比重庆更大的敌人的。”因此，日、蒋之间很快又达成了一项协议：只要重庆在其他地区不抗击日军，则日军保证蒋介石辖区为“不受侵犯的安全区”。从此，重庆政权在抗日问题上，便走上由“看战”、“观战”乃至积蓄力量反共、反人民、反异己的反动道路。
第四阶段，从１９４４年７月小矶国昭组阁到１９４５年８月日寇无条件投降。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日本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国家命运陷入垂危，已是气息奄奄了。但是，日寇为了垂死挣扎，急于寻求与重庆政权“和谈”成功，以全力应付美、英的强大反攻。
小矶组阁以后，十分痛切地感到日、蒋“和谈”的重要性。１９４４年９月５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通过汪伪政权对重庆政权进行再次诱降。日本的条件是：“全国和平后”，“同意蒋介石返南京，建立统一政府”；废除日、汪签订的《日华同盟条约》；“不干涉中国的一切内政问题”；“如果在中国的美、英军队撤退，帝国也撤退全部军队”；“满洲国不改变现状”，但“把香港让给中国”等。１０月初，汪伪政权的考试院长缪斌访问时任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的今井武夫，自称受重庆政府委托，想努力于日华和平谈判，请对方作好安排。一切准备就绪以后缪斌飞往东京谈判。缪提出的条件是：日本要取消南京政府和建立留守政府，重庆政府还都南京，并要求日本停战撤兵等。但是，当小矶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上述条件时，遭到了陆军、海军、外务等大臣及统帅部的反对，使谈判归于流产。不久，小矶内阁亦被迫总辞职。
１９４５年４月，冲绳失陷，日本举国惊恐。继小矶后任首相的铃木内阁，对汪伪政权诱降重庆工作无明显成效甚为不满，决定绕过汪伪政权，“以异常坚定的决心断然进行对重庆工作以求实现停战”。经过一番活动，６月，国民党第１０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１５集团军司令官何柱国邀请今井武夫到河南会谈。当今井到达河南新集站时，仍然受到隆重接待，并“在极为友好的气氛中”会谈。
新集站会谈结束后一个多月，日本即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通过国民党陆军副总参谋长冷欣向蒋介石提出了一系列反共的建议，其中特别强调要将驻在中国的１００多万装备齐全、建制完整的日军，趁尚未遣散之前，用来进攻共产党。此举深得蒋介石的“嘉许”。日本历史学家臼井对此作出评论：与其说那是一次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的会谈，还不如说是为了合作对付共同敌人——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朋友之间的会谈。这是对日、蒋勾结的又一幅生动写照。
从上述历史中清楚地看出：抗战时期，日、蒋关系错综复杂，可以说诱降与勾结贯穿于抗战的全过程。特别是１９３９年春到１９４０年冬的一段时间里，相互之间的接触和会谈极为频繁。但是，尽管日寇对诱降工作紧抓不放，有时软硬兼施，有时恩威并重，而蒋介石集团却“谈而不决”、“投而不降”，最终没有就范，致使日寇的诱降政策未能如愿以偿。这又是为什么呢？归纳起来，有以下四个重要因素，制约了诱降的成功。
第一，日本政府的苛刻条件超出了蒋介石集团的承受能力。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集团虽然被迫抗战，但却缺乏信心和决心。起初，蒋介石幻想依靠国际解决；继而期求英、美干涉；后又寄希望于九国公约签字国布鲁塞尔会议的调停。因此，他一面应付抗战，一面企图同日本妥协。他说：“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还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希望以外交方式，求得芦事的解决。”所以，当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时，蒋是欣然同意的。如前面所述，当陶德曼向蒋介石递交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时，蒋认为除个别条款外，其余不算太苛，愿意以此作为“和谈”的基础。可是，当日寇攻陷南京以后，要价陡然升高，这超出了蒋介石集团所能承受的限度。因此，日本的诱降自然难以成功了。蒋介石曾说过：“我们并不是不能和日本谈和平；不过日本的要求到现在为止，是没有止境的。我们最初以为日本只想得到满洲，后来又说要华北，将来也许要上海，要广东的。要是日本只要求满洲，要求华北，在我的责任上是可以与日本相提携的；不过，日本的要求到现在为止，并没有限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蒋介石集团考虑到正式承认伪满会招致国际上的“误解”，影响借款，在国内也会失去“国民的信赖”，因此，只愿意“默认”。宋子文曾明确表示：如果日本不想帮助国民政府保全面子，那么起码也要做到“不使我们失去面子”。孔祥熙说得更彻底：中国人一贯把长城以北看成“末开化的”地区，对于那里存在外国势力范围并不特别关怀，只要默认这个既成事实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正式承认不可呢？关于“赔款”问题，孔祥熙则要求日本放宽条件，因为中国在战争中已经遭受了巨大损失，无法偿付战争“赔款”，否则将引起动乱，根本无“和平”而言。
由于日寇在“承认伪满”和“战争赔款”两条上不作让步，蒋介石集团承受苛刻条件的能力有限，所以日蒋之间的讨价还价一直没有结果。
日寇诱降条件超出了蒋介石集团承受限度，更在于日本要让蒋介石辞职。日寇对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容共抗日政策非常恼火，因此，“把蒋介石看作敌人”。日本五大臣会议曾作出决定：日本如接受中国政府的投降，必须以蒋介石辞职为条件。在日寇和蒋介石集团谈判时，日外务大臣宇垣提出：如果中国想在满洲和赔款的问题上获得日本让步的话，最好的办法是叫蒋介石下台。这个方案自然遭到了蒋介石集团的严词拒绝。后来，孔祥熙派他的心腹樊光到上海对今井武夫说：“要求蒋介石下野的日本政府方针是错误的，而且，在中国的目前情况下，使蒋介石下野这件事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历史事实清楚地说明，只要日本条件不超过蒋介石集团所能承受的“度”，蒋介石集团是愿意妥协的。
第二，蒋介石害怕公开投降会爆发革命。在对待日寇诱降的问题上，蒋介石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他既想投降，又不敢走得太远，害怕担当汉奸卖国的罪名，招致群起而攻之，摧毁他的统治。所以，当陶德曼将日本的苛刻条件送来时，他不敢答应，因为他认为：“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
日本人比喻蒋介石骑着抗日、亲日两匹马，形势对他怎么有利就怎么表演，这是十分形象的。卢沟桥事变后，全国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高潮。此时，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去干降日、卖国的勾当，而是说了不少慷慨激昂的话，诸如“反对妥协、反对投降”；“牺牲到底，抵抗到底”；“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等。这些话在当时的客观效果上，确实有一定的号召力。所以，抗战初期的形势是好的，国民党军队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可是，在战局连续出现不利的情况下，他便迅速滑向动摇和妥协，企图寻求外交途径，尽快结束战争，于是，又跨上了亲日之“马”，奔向投降之路。
但是，蒋介石同汪精卫又有很大区别。汪是赤裸裸地彻底投降，而蒋则是有条件地、“偷偷摸摸地追求他的目标”。蒋介石曾再三告诫部下，政治就是秘密，秘密以外无政治，政治家左手做的事，右手不必知道。因此，日蒋之间的多次会谈始终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不敢露一点风声。之所以如此，蒋介石主要有三怕：一怕国民党内部的潜在对手借题发挥，赶蒋下台；二怕日本诱降条件过苛，万一谈不成，对方亮他的相；三怕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担心会爆发革命，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上述情况，使蒋介石在对待诱降的问题上，容易首鼠两端、犹豫不决，深恐授人以柄，引火烧身。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一点问题：南京失陷后，日寇提出更苛刻的条件，当时兼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虽然愿意“谈和”，但又感到风险太大，在此情况下，一向嗜权如命的蒋介石，情愿将行政院长一职交出，也不愿承担“主和”的责任。于是，１９３８年元旦由孔祥熙和张群担任行政院的正副院长，主持“议和”一事。因此，鉴于抗日战争中复杂的历史环境和蒋介石的矛盾心理，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他的投降步伐，使之不敢走得太远。
第三，日本政府内部对华意见不一致而影响诱降工作的进展。在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殖民地的战略目标上，日本统治集团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策略和步骤上，又有不同的主张。日本和西欧的一些学者按照不同主张将其划分为两大派系，一派称作“强硬派”（或“霸道思想派”），另一派为“温和派”（或“道义思想派”）。尽管此划分是不科学的，甚至是美化一部分侵略者的，但是，它反映了帝国主义者两种侵略手段的争论。
所谓“强硬派”，主要是日本政府中大本营作战部门和侵华派遣军中那些法西斯狂热分子，如战争初期的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以及关东军和华北派遣军的头子，都属于这一派。他们疯狂主张战争政策，鼓吹“速战速决”、“一战灭亡中国”等。所谓“温和派”，主要是指大本营战争指导部门和侵华派遣军总部的一些积极鼓吹政治诱降的人物，如当时的陆军作战部长石原莞尔、陆军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他们反对单纯依靠武力征服中国，主张政治与军事相结合，软硬兼施，双管齐下，而侧重点又主要放在政治诱降上。这两种不同主张，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关于侵华政策的种种争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工作。
卢沟桥事变后，石原莞尔认为战争将会旷日持久，“速决战”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长期战争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他说服近卫首相应立即飞往南京，去同蒋介石直接会谈，通过谈判逼迫国民党政府屈服。但是，这个方案遭到了“强硬派”的坚决反对，迫使近卫在已下令准备飞机的情况下，又取消了南京之行。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初，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参谋次长多田骏为了促成和谈，力主在保持蒋介石面子的情况下，诱逼其接受投降条件。因此，他在１１月１９日下令日军在南京城外按兵不动，停止进攻，防止蒋介石退出南京。但是，“强硬派”认为，南京陷落就意味着中国投降，他们否决了多田骏的建议，攻占了南京。
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日寇即扶植汉奸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对国民党政权却追加了更苛刻的条件。时隔不久，又以“期限届满”为由，宣布“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这些不寻常的举动，连负责调停的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也看不惯，他认为日本政府并不期望中国接受新的条款，相反，更希望对方加以拒绝，以便寻找借口继续进行旨在消灭国民党政府的战争。
近卫内阁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第一次对华声明后几个月，近卫便感到“后悔”，想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但是，这时他也深感左右不了军界的形势，“由于无法控制国家事务而灰心丧气”，他曾向天皇提出辞呈。有一次，他悲伤地向自己的密友原田熊雄诉苦：感到自己简直像个“橱窗里的服装模特儿”。连头号战犯都如此牢骚满腹，其他人则可想而知了。
第二次《近卫声明》虽然再次向国民党伸出了诱降之手，但是，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同样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统一，使日、蒋之间始终未能达成最后协议。一个突出的事例是缪斌赴日谈判问题。如前所述，缪斌应日本首相小矶的邀请，代表重庆政府飞往东京谈判。对于缪提出的“和谈条件”，日本首相认为是可行的。但是，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不仅遭到了坚决反对，而且小矶国昭连“乌纱帽”也丢了。由此可见，日本内部两派势力因对华意见分歧而引起的相互争执，是十分激烈的。思想不统一，自然影响诱降的决策成果。
第四，蒋、伪政权不能并存。这是蒋介石集团最终未能就范之原因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１９３７年底至翌年春，日寇先后在北平和南京扶植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两个傀儡政权，傀儡们都希望日军迅速消灭国民党中央政府，否则，总感到“心中不安”。而日本派遣军的头子们也都向各自的傀儡们许了愿，尽力满足其要求，不断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上述情况，自然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为日寇的诱降设置了障碍。特别是汪伪政权的建立，更遭到强烈反对。在澳门会谈时，中方代表陈超霖极力论述“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要求在停战前必须由日方出面斡旋，让汪精卫出国流亡或者隐退。但日本坚决反对，要求蒋、汪合作，并提出“无合作即无和谈”。其理由是：日方对汪负有道义之责，如欲让汪下野，则日本国民亦要蒋下台。结果双方争执不休，意见难以统一。
另一方面，汪伪政权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对日、蒋会谈也忧心忡忡。在汪伪政权成立初期，特别害怕日、蒋合作。如大汉奸周佛海曾认为，蒋介石派人到香港同日方会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用心是为了破坏汪伪政权。他担心日、蒋会谈成功一年以后，自己可能遭杀身之祸，所以他在日记中写道：“最初一年利用余与日本接洽，反必重用，一年以后，必以暗杀方法杀余。”瞻前顾后，不寒而栗。而汪精卫则对坂垣说：“蒋介石的性格有明暗两面。万一会谈公开时，我只有携带一只箱子明天就动身。”感情对立，可见一斑。
当时蒋、汪政权严重对立，“和谈”后不可能并存。而日本为坚持己利，却硬要蒋、汪成为“捆绑夫妻”，这是蒋、汪双方都不情愿之事，因此，势必从不同的侧面影响着日本的诱降工作。虽然到了１９４４年９月９日，日方被迫宣布：“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蒋、汪“两者间的调整是中国的国内问题，由两者直接谈判”。明确告诉重庆政府，日本不再干涉蒋、汪关系。但是，此时的日本已是强弩之末，而汪伪政府的大员们为了寻求退路，早已暗中纷纷重投蒋的怀抱，而日寇的所谓《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对蒋介石集团已没有多大的魅力了。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长期以来，有一些持反共成见的所谓史学家，他们偏执一端，无限夸大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抹杀中国共产党的功绩，更否认从１９４０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已成为主要的抗日战场的史实。其实，只要看看抗战时期日、蒋之间的秘密勾当，牛皮就会不攻自破。诚然，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武汉失守前以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为主要战场的事实；更不能忘记无数为抗日御侮而壮烈牺牲的国民党军队的官兵们，他们浩气长存，永远受人敬仰和缅怀；同样也不会忘记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特别是抗战初期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也不应回避在抗战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日、蒋之间的幕后交易，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所造成的伤害和影响。历史是一本教科书，
让它从正反两个方面永远教育、启迪后人！
主要参考书目：
①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９３８页。
②董显光：《蒋总统传》，台湾中华文化出版社１９６７年版。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④《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
⑤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⑥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版。
⑦《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⑧复旦大学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３月版。
纵观抗战八年，日本政府对蒋介石集团的诱降，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抗战爆发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失守。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日本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对蒋介石集团的基本方针是以武力威压为主、政治诱降为辅。
在此阶段，侵华日军的疯狂进攻迫使国民政府对日作战比较努力，也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起初，日本的如意算盘是速战速决，企图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抵抗出乎意料的激烈”，使日寇到处受阻。日本政府预感到侵华战争将要旷日持久，拖下去对其十分不利，遂决定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引诱蒋介石集团投降。并请当时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５日陶德曼向蒋介石递送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其纲要是：“事实上承认满洲国；缔结日华防共协定；停止反日；停止特殊贸易、自由飞行。”上述条件，蒋介石认为除承认伪满以外，其余不算太苛。１２月２日，蒋召集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顾祝同等党政军首脑开会，全体一致认为，只要不再有其他条件，原则上同意以此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但是，就在诱降露出希望之光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故。１２月１３日日军攻占了南京以后，其政府中的强硬派气焰十分嚣张，突然又追加了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对伪满由“事实上承认”变为“正式承认”；扩大华北、内蒙古与华中的非武装地带；承认内蒙古自治与华北特殊政权并保证驻兵；必要的赔偿。同时还勒令限期答复，否则将对中国采取“断然措施”。
对上述条件，国民党政府不敢贸然答复，拖到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３日才转告日方，要求对每一条款作出具体说明，待仔细研究后才能作出确切决定。日本政府很不满意，近卫内阁于１月１６日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明确宣布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决意另外扶植傀儡政权为其所用。至此，陶德曼“调停”宣告失败，中日双方召回大使，两国断绝外交关系。
第二阶段，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到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日战争已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即“从武力第一转变为重视政治策略”。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下旬，日军相继攻占了广州、武汉。随着占领地域扩大，守备兵力增加，带来了作战兵力的不足。日军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会战了。为了尽早结束战争，日本政府提出要不惜任何努力，加强对国民党政府诱降，即“诱导重庆政府放弃它的抗战主义而转向全面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政府的新一轮诱降攻势，蒋介石在考虑如何应对之时，担任国民党副总裁和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却捷足先登，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８日秘密逃出重庆，投到日寇的怀抱，并于１９４０年３月在南京建立了汪伪政权。对此，蒋介石虽然十分恼怒，但在行动上却也不甘落后，他也在不断寻求“和平”的机遇。尤其是１９３９年春到１９４０年冬之间，日、蒋接触、会谈极为频繁，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那时，日本“至少每月一次间接及非正式的表示求和之意，并日益提出较优惠的条件”。日本发起的诱降攻势，其规模最大的是１９３９年底的所谓“桐工作”计划。这次会谈，中国方面是在蒋介石和戴笠的直接领导与策划下秘密进行的。日方的首席代表是今井武夫，此人当时是日本驻中国派遣军主管情报及政务的课长，中方首席代表是重庆行营参谋处中将副处长陈超霖。日、蒋代表先后在香港、澳门举行了１５次会谈，形成了“意见书”，并整理了“备忘录”，其要点是：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日本对中国尊重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中国立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在停战同时发表声明；日华两国缔结防共协定……；日本于恢复和平之同时，尽可能迅速撤兵等。因为上述要点，与中国代表的“和平意见”大同小异，其精神实质基本吻合，所以蒋介石比较满意。
１９４０年６月８日，日方又提议举行由坂垣征四郎、蒋介石、汪精卫三人出席的最高级会谈。会谈场所在上海、香港、澳门任选一处。６月２２日，中方答复原则同意最高级会谈，但会谈地点坚持在长沙。日方很快作出反应，同意选址长沙，但要对方写出书面保证，不得危害日、汪代表的安全。由于蒋介石“怕会谈如果不成功会被日军所暴露”，授人以柄，对己不利，所以拒绝写出书面文件。由于日、汪代表担心安全无保障，自然不敢前往。另一方面又因为日、蒋、汪三方会谈的事走漏了风声，使蒋介石受到多方面的责难，有人甚至强硬地主张要公开发表相互勾结的信件，使蒋十分害怕。鉴于上述诸种原因，使日、蒋双方历时十多个月的会谈告一段落，又一次只开花而未结果。
第三阶段，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到１９４４年７月东条英机内阁垮台。此阶段的特点是：由于日本挑起了太平洋战争，企图从中国战场抽调其主力用于对美、英作战，因而对国民党政权加紧了诱降活动，但却未能如愿。
日本政府为了推行“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方针，对蒋介石集团软硬兼施，恩威并重，加紧诱降活动，企图充分利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作战顺利的形势，对重庆政府再次施加政治压力，逼迫其就范。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４日，日本政府制定了《促使重庆屈服的工作方案》，要求“运用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利用作战的成果，乘机促使重庆政权屈服”。“当重庆方面发生动摇时，及时把谍报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诱降工作上去”。
鉴于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暂时获胜的情况，蒋介石的思想确实“发生动摇”，担心美、英、苏三国万一都被打败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不愿意与日本断绝联系。于是，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方面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提出：“中国对日作战牺牲重大，如再不援救，中国便单独媾和”，以此索取更多的美援；另一方面，又派遣亲信打入汪伪组织，或者收买汪伪政权的要人，通过他们与日本发生联系，暗中取得谅解，对此，蒋介石称之为“三面政策”。日本政府也很体谅重庆政权的“苦衷”，一方面与其达成默契，“很好地合作起来共同反共”；另一方面指使汪伪政权与重庆政权勾结，鼓吹蒋汪合流。
１９４２年底，日军在瓜达卡纳尔岛遭到失败，敲响了日寇走向末日的丧钟。为此，日本政府再次放宽条件，向蒋介石集团抛出如下诱饵：“如果全面和平实现，日本不仅撤退在华全部军队，而且还要放弃辛丑条约所规定的驻兵权”。由于蒋介石惯于骑抗日、亲日的“两头马”；加之又害怕此举得罪美国，导致美援泡汤，所以迟迟不同日本达成“和谈”协定。对此，日军统帅部甚为恼火，遂于１９４４年５月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此役使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蒋介石政权处境十分不妙，连美国人对蒋也滋生了要扶植新人、取而代之的念头。但是，就在蒋介石内外交困的时候，日寇又猛然醒悟：“消灭了蒋介石政权只会使中国的权力均势对共产党有利，而日本人是把共产党当成比重庆更大的敌人的。”因此，日、蒋之间很快又达成了一项协议：只要重庆在其他地区不抗击日军，则日军保证蒋介石辖区为“不受侵犯的安全区”。从此，重庆政权在抗日问题上，便走上由“看战”、“观战”乃至积蓄力量反共、反人民、反异己的反动道路。
第四阶段，从１９４４年７月小矶国昭组阁到１９４５年８月日寇无条件投降。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日本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国家命运陷入垂危，已是气息奄奄了。但是，日寇为了垂死挣扎，急于寻求与重庆政权“和谈”成功，以全力应付美、英的强大反攻。
小矶组阁以后，十分痛切地感到日、蒋“和谈”的重要性。１９４４年９月５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通过汪伪政权对重庆政权进行再次诱降。日本的条件是：“全国和平后”，“同意蒋介石返南京，建立统一政府”；废除日、汪签订的《日华同盟条约》；“不干涉中国的一切内政问题”；“如果在中国的美、英军队撤退，帝国也撤退全部军队”；“满洲国不改变现状”，但“把香港让给中国”等。１０月初，汪伪政权的考试院长缪斌访问时任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的今井武夫，自称受重庆政府委托，想努力于日华和平谈判，请对方作好安排。一切准备就绪以后缪斌飞往东京谈判。缪提出的条件是：日本要取消南京政府和建立留守政府，重庆政府还都南京，并要求日本停战撤兵等。但是，当小矶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上述条件时，遭到了陆军、海军、外务等大臣及统帅部的反对，使谈判归于流产。不久，小矶内阁亦被迫总辞职。
１９４５年４月，冲绳失陷，日本举国惊恐。继小矶后任首相的铃木内阁，对汪伪政权诱降重庆工作无明显成效甚为不满，决定绕过汪伪政权，“以异常坚定的决心断然进行对重庆工作以求实现停战”。经过一番活动，６月，国民党第１０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１５集团军司令官何柱国邀请今井武夫到河南会谈。当今井到达河南新集站时，仍然受到隆重接待，并“在极为友好的气氛中”会谈。
新集站会谈结束后一个多月，日本即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通过国民党陆军副总参谋长冷欣向蒋介石提出了一系列反共的建议，其中特别强调要将驻在中国的１００多万装备齐全、建制完整的日军，趁尚未遣散之前，用来进攻共产党。此举深得蒋介石的“嘉许”。日本历史学家臼井对此作出评论：与其说那是一次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的会谈，还不如说是为了合作对付共同敌人——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朋友之间的会谈。这是对日、蒋勾结的又一幅生动写照。
从上述历史中清楚地看出：抗战时期，日、蒋关系错综复杂，可以说诱降与勾结贯穿于抗战的全过程。特别是１９３９年春到１９４０年冬的一段时间里，相互之间的接触和会谈极为频繁。但是，尽管日寇对诱降工作紧抓不放，有时软硬兼施，有时恩威并重，而蒋介石集团却“谈而不决”、“投而不降”，最终没有就范，致使日寇的诱降政策未能如愿以偿。这又是为什么呢？归纳起来，有以下四个重要因素，制约了诱降的成功。
第一，日本政府的苛刻条件超出了蒋介石集团的承受能力。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集团虽然被迫抗战，但却缺乏信心和决心。起初，蒋介石幻想依靠国际解决；继而期求英、美干涉；后又寄希望于九国公约签字国布鲁塞尔会议的调停。因此，他一面应付抗战，一面企图同日本妥协。他说：“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还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希望以外交方式，求得芦事的解决。”所以，当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时，蒋是欣然同意的。如前面所述，当陶德曼向蒋介石递交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时，蒋认为除个别条款外，其余不算太苛，愿意以此作为“和谈”的基础。可是，当日寇攻陷南京以后，要价陡然升高，这超出了蒋介石集团所能承受的限度。因此，日本的诱降自然难以成功了。蒋介石曾说过：“我们并不是不能和日本谈和平；不过日本的要求到现在为止，是没有止境的。我们最初以为日本只想得到满洲，后来又说要华北，将来也许要上海，要广东的。要是日本只要求满洲，要求华北，在我的责任上是可以与日本相提携的；不过，日本的要求到现在为止，并没有限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蒋介石集团考虑到正式承认伪满会招致国际上的“误解”，影响借款，在国内也会失去“国民的信赖”，因此，只愿意“默认”。宋子文曾明确表示：如果日本不想帮助国民政府保全面子，那么起码也要做到“不使我们失去面子”。孔祥熙说得更彻底：中国人一贯把长城以北看成“末开化的”地区，对于那里存在外国势力范围并不特别关怀，只要默认这个既成事实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正式承认不可呢？关于“赔款”问题，孔祥熙则要求日本放宽条件，因为中国在战争中已经遭受了巨大损失，无法偿付战争“赔款”，否则将引起动乱，根本无“和平”而言。
由于日寇在“承认伪满”和“战争赔款”两条上不作让步，蒋介石集团承受苛刻条件的能力有限，所以日蒋之间的讨价还价一直没有结果。
日寇诱降条件超出了蒋介石集团承受限度，更在于日本要让蒋介石辞职。日寇对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容共抗日政策非常恼火，因此，“把蒋介石看作敌人”。日本五大臣会议曾作出决定：日本如接受中国政府的投降，必须以蒋介石辞职为条件。在日寇和蒋介石集团谈判时，日外务大臣宇垣提出：如果中国想在满洲和赔款的问题上获得日本让步的话，最好的办法是叫蒋介石下台。这个方案自然遭到了蒋介石集团的严词拒绝。后来，孔祥熙派他的心腹樊光到上海对今井武夫说：“要求蒋介石下野的日本政府方针是错误的，而且，在中国的目前情况下，使蒋介石下野这件事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历史事实清楚地说明，只要日本条件不超过蒋介石集团所能承受的“度”，蒋介石集团是愿意妥协的。
第二，蒋介石害怕公开投降会爆发革命。在对待日寇诱降的问题上，蒋介石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他既想投降，又不敢走得太远，害怕担当汉奸卖国的罪名，招致群起而攻之，摧毁他的统治。所以，当陶德曼将日本的苛刻条件送来时，他不敢答应，因为他认为：“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
日本人比喻蒋介石骑着抗日、亲日两匹马，形势对他怎么有利就怎么表演，这是十分形象的。卢沟桥事变后，全国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高潮。此时，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去干降日、卖国的勾当，而是说了不少慷慨激昂的话，诸如“反对妥协、反对投降”；“牺牲到底，抵抗到底”；“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等。这些话在当时的客观效果上，确实有一定的号召力。所以，抗战初期的形势是好的，国民党军队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可是，在战局连续出现不利的情况下，他便迅速滑向动摇和妥协，企图寻求外交途径，尽快结束战争，于是，又跨上了亲日之“马”，奔向投降之路。
但是，蒋介石同汪精卫又有很大区别。汪是赤裸裸地彻底投降，而蒋则是有条件地、“偷偷摸摸地追求他的目标”。蒋介石曾再三告诫部下，政治就是秘密，秘密以外无政治，政治家左手做的事，右手不必知道。因此，日蒋之间的多次会谈始终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不敢露一点风声。之所以如此，蒋介石主要有三怕：一怕国民党内部的潜在对手借题发挥，赶蒋下台；二怕日本诱降条件过苛，万一谈不成，对方亮他的相；三怕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担心会爆发革命，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上述情况，使蒋介石在对待诱降的问题上，容易首鼠两端、犹豫不决，深恐授人以柄，引火烧身。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一点问题：南京失陷后，日寇提出更苛刻的条件，当时兼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虽然愿意“谈和”，但又感到风险太大，在此情况下，一向嗜权如命的蒋介石，情愿将行政院长一职交出，也不愿承担“主和”的责任。于是，１９３８年元旦由孔祥熙和张群担任行政院的正副院长，主持“议和”一事。因此，鉴于抗日战争中复杂的历史环境和蒋介石的矛盾心理，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他的投降步伐，使之不敢走得太远。
第三，日本政府内部对华意见不一致而影响诱降工作的进展。在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殖民地的战略目标上，日本统治集团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策略和步骤上，又有不同的主张。日本和西欧的一些学者按照不同主张将其划分为两大派系，一派称作“强硬派”（或“霸道思想派”），另一派为“温和派”（或“道义思想派”）。尽管此划分是不科学的，甚至是美化一部分侵略者的，但是，它反映了帝国主义者两种侵略手段的争论。
所谓“强硬派”，主要是日本政府中大本营作战部门和侵华派遣军中那些法西斯狂热分子，如战争初期的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以及关东军和华北派遣军的头子，都属于这一派。他们疯狂主张战争政策，鼓吹“速战速决”、“一战灭亡中国”等。所谓“温和派”，主要是指大本营战争指导部门和侵华派遣军总部的一些积极鼓吹政治诱降的人物，如当时的陆军作战部长石原莞尔、陆军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他们反对单纯依靠武力征服中国，主张政治与军事相结合，软硬兼施，双管齐下，而侧重点又主要放在政治诱降上。这两种不同主张，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关于侵华政策的种种争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工作。
卢沟桥事变后，石原莞尔认为战争将会旷日持久，“速决战”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长期战争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他说服近卫首相应立即飞往南京，去同蒋介石直接会谈，通过谈判逼迫国民党政府屈服。但是，这个方案遭到了“强硬派”的坚决反对，迫使近卫在已下令准备飞机的情况下，又取消了南京之行。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初，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参谋次长多田骏为了促成和谈，力主在保持蒋介石面子的情况下，诱逼其接受投降条件。因此，他在１１月１９日下令日军在南京城外按兵不动，停止进攻，防止蒋介石退出南京。但是，“强硬派”认为，南京陷落就意味着中国投降，他们否决了多田骏的建议，攻占了南京。
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日寇即扶植汉奸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对国民党政权却追加了更苛刻的条件。时隔不久，又以“期限届满”为由，宣布“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这些不寻常的举动，连负责调停的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也看不惯，他认为日本政府并不期望中国接受新的条款，相反，更希望对方加以拒绝，以便寻找借口继续进行旨在消灭国民党政府的战争。
近卫内阁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第一次对华声明后几个月，近卫便感到“后悔”，想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但是，这时他也深感左右不了军界的形势，“由于无法控制国家事务而灰心丧气”，他曾向天皇提出辞呈。有一次，他悲伤地向自己的密友原田熊雄诉苦：感到自己简直像个“橱窗里的服装模特儿”。连头号战犯都如此牢骚满腹，其他人则可想而知了。
第二次《近卫声明》虽然再次向国民党伸出了诱降之手，但是，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同样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统一，使日、蒋之间始终未能达成最后协议。一个突出的事例是缪斌赴日谈判问题。如前所述，缪斌应日本首相小矶的邀请，代表重庆政府飞往东京谈判。对于缪提出的“和谈条件”，日本首相认为是可行的。但是，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不仅遭到了坚决反对，而且小矶国昭连“乌纱帽”也丢了。由此可见，日本内部两派势力因对华意见分歧而引起的相互争执，是十分激烈的。思想不统一，自然影响诱降的决策成果。
第四，蒋、伪政权不能并存。这是蒋介石集团最终未能就范之原因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１９３７年底至翌年春，日寇先后在北平和南京扶植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两个傀儡政权，傀儡们都希望日军迅速消灭国民党中央政府，否则，总感到“心中不安”。而日本派遣军的头子们也都向各自的傀儡们许了愿，尽力满足其要求，不断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上述情况，自然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为日寇的诱降设置了障碍。特别是汪伪政权的建立，更遭到强烈反对。在澳门会谈时，中方代表陈超霖极力论述“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要求在停战前必须由日方出面斡旋，让汪精卫出国流亡或者隐退。但日本坚决反对，要求蒋、汪合作，并提出“无合作即无和谈”。其理由是：日方对汪负有道义之责，如欲让汪下野，则日本国民亦要蒋下台。结果双方争执不休，意见难以统一。
另一方面，汪伪政权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对日、蒋会谈也忧心忡忡。在汪伪政权成立初期，特别害怕日、蒋合作。如大汉奸周佛海曾认为，蒋介石派人到香港同日方会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用心是为了破坏汪伪政权。他担心日、蒋会谈成功一年以后，自己可能遭杀身之祸，所以他在日记中写道：“最初一年利用余与日本接洽，反必重用，一年以后，必以暗杀方法杀余。”瞻前顾后，不寒而栗。而汪精卫则对坂垣说：“蒋介石的性格有明暗两面。万一会谈公开时，我只有携带一只箱子明天就动身。”感情对立，可见一斑。
当时蒋、汪政权严重对立，“和谈”后不可能并存。而日本为坚持己利，却硬要蒋、汪成为“捆绑夫妻”，这是蒋、汪双方都不情愿之事，因此，势必从不同的侧面影响着日本的诱降工作。虽然到了１９４４年９月９日，日方被迫宣布：“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蒋、汪“两者间的调整是中国的国内问题，由两者直接谈判”。明确告诉重庆政府，日本不再干涉蒋、汪关系。但是，此时的日本已是强弩之末，而汪伪政府的大员们为了寻求退路，早已暗中纷纷重投蒋的怀抱，而日寇的所谓《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对蒋介石集团已没有多大的魅力了。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长期以来，有一些持反共成见的所谓史学家，他们偏执一端，无限夸大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抹杀中国共产党的功绩，更否认从１９４０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已成为主要的抗日战场的史实。其实，只要看看抗战时期日、蒋之间的秘密勾当，牛皮就会不攻自破。诚然，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武汉失守前以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为主要战场的事实；更不能忘记无数为抗日御侮而壮烈牺牲的国民党军队的官兵们，他们浩气长存，永远受人敬仰和缅怀；同样也不会忘记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特别是抗战初期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也不应回避在抗战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日、蒋之间的幕后交易，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所造成的伤害和影响。历史是一本教科书，
让它从正反两个方面永远教育、启迪后人！
主要参考书目：
①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９３８页。
②董显光：《蒋总统传》，台湾中华文化出版社１９６７年版。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④《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
⑤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⑥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版。
⑦《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⑧复旦大学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３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