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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杂志的编辑要我回忆一下关于杭州刘大白墓地的保护情况，于是一朵记忆之云渐渐飘入脑海，越积越浓。
那朵云里，一位面目清秀的老太太首先清晰起来。这位老太太在1990年8月上中旬的某一天，寻着了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驻地，进了我所在的办公室。我请她坐，她不坐，一直坚持站在我的办公桌一侧，原来是有事相求。
她说她叫刘缘子，是刘大白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七八年前就与两个姐姐开始奔走求助于相关单位，希望为自己父亲的墓重建墓碑，加以修缮保护，因为“文化大革命”前夕墓碑被砸碎、坟墓被平毁，现在连墓地都被一家单位圈进了围墙，几近湮没了。但这一请求一直无处落实，而且不久前杭州市政府又发了文件，要再一次清理西湖景区内的非保护坟墓，偏偏刘大白墓没有被列入保护名单，那就意味着不知什么时候这墓就会被彻底掘掉。
刘老太太愁容很浓，说，现在，两个姐姐都走了，她自己也是70多岁的人，“如果我也死了，这个要求就不会有人再提，所以趁我现在还活着，请求你们一定帮帮我，挽救我父亲的墓，不要被清理掉。”
我听着。我毕竟也是个写诗的，有点明白刘大白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地位，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可是一位响当当的新诗闯将，许多诗作呼吁关注民间疾苦，别具一格。他1924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新诗集，还是那位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浙江老乡陈望道为之写序，一出版就很轰动。刘大白后来到南京当了民国政府教育部的常务副部长，也是写诗不倦，照样有诗集陆续出版，当然还写其他东西，如文学评论之类，直至1932年逝于病榻。
想来真是可叹。自然，更可叹的是连坟墓都要在六十多年后以“革命”的名义平毁。
刘老太太走后，我就寻思着赶紧安排时间去一趟法云弄。那是灵隐寺上方的一条小径，幽静得很，我以前走过那条路。但作协办公室的几位同志议论起来，就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这件事其实属于政府部门的管理范围，我们没法管，作协是为会员提供服务的，那个刘大白虽说是中国文化人，但1932年就离世了，让我们今天来忙碌这事算什么名堂？另一种意见认为刘大白毕竟是名诗人，现在既然没有什么单位来挑头解决这件事，我们作协出面代劳一下也未尝不可，一旦坟墓真的掘了就晚了。我自然持后一种态度。省作协分管办公室工作的李秉宏也是这个态度。
我当时具体负责省作协的办公室工作，刚借调到杭州不久，办公室的几位同志最终还是很配合我工作的。记得几天后，我带上负责财务行政工作的李华明，然后接上刘老太太，一起往灵隐方向出发。小车顺山坡蜿蜒驶上法云弄，按刘老太太说的地址找，就找着了一家围墙围着的单位，一看牌子是杭州市城市雕塑研究院，进去后也没见有几个人。刘老太太指着园子后面的一处空旷之地，说有点像是这里。
我们四周察看一下，除了一堆断手、断脚、断头各种形状的石膏残缺件如一座小山似的，周遭找不出任何像是墓地的痕迹。于是我们走近废料堆，难道墓穴会是在这个地方？记得我当时跪了下来，趴低身子，把手掌贴着地皮，使劲往废品堆的缝隙里曲曲折折伸手进去。李华明担心我的手被压着，又担心废料堆会轰然崩塌伤着我，一个劲叫我小心。
我的手慢慢伸长伸平之后，再往下慢慢抠，忽然就摸到有硬硬的平整的石板，于是大叫“摸到了摸到了”。凭我直觉，墓地无疑。
此时，刘老太太看方位也越看越像，说可能就是这里了。
后来《江南》杂志的编辑陈继光在记叙这一经过时，很有诗意地说：“黄亚洲终于用他写诗的手，在法云弄6号杭州市雕塑院内一片堆满废弃雕像的荒草丛中，摸到了这位六十年前的诗人的墓石。”
回到单位后，我便向领导盛钟健、李秉宏汇报了这次探寻经过，建议以作协的名义，赶紧向杭州市政府打一份报告，请求简易修缮刘大白墓地，以便让这座墓能在大力清理西湖景区墓地的背景下得以保护。两位领导态度十分明确，说就这么办。后来我就起草了一份文件，题目好像是“关于简易修缮爱国诗人刘大白墓地的函”，编上号，作为正式文件在当月的下旬发给杭州市政府，抄送给几位市领导，也抄送了市园林文物局、省文物局。
杭州市当时的副市长是散文作家俞剑明，我直接跟他通了电话，请他关注此事，尽力帮助解决。
后来得知，杭州市园林文物局的态度还是很积极的，一个多月后就向市政府办公厅发出了“同意简单修缮墓地、清理杂草、重建墓碑”的公函，而市政府秘书长施锦祥在同一天就批示“同意”，并作出“墓碑高度不高于八十公分”的具体批示。然后，这一决定很快就付诸实施了。墓地修缮得简洁大方，周围场地也清理干净了，墓碑是横的，由沙孟海书“刘大白先生墓”。我们后来都去看过，心里很是欣慰。在这一过程中，俞剑明副市长、省文物局的陈文锦副局长都表示了很大的关切，也去现场察看过。
当然，更高兴的是刘缘子老太太。在一个秋日的下午，我从外面办事回办公室时，忽然发现办公桌上有一大盒包装精美的巧克力，问是怎么回事，办公室同事说是刘老太太刚才来过了，千恩万谢的，为了表达她的心意，特意送一盒巧克力给我。
我马上拆封，让大家在夕阳里开开心心品尝了。
（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
那朵云里，一位面目清秀的老太太首先清晰起来。这位老太太在1990年8月上中旬的某一天，寻着了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驻地，进了我所在的办公室。我请她坐，她不坐，一直坚持站在我的办公桌一侧，原来是有事相求。
她说她叫刘缘子，是刘大白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七八年前就与两个姐姐开始奔走求助于相关单位，希望为自己父亲的墓重建墓碑，加以修缮保护，因为“文化大革命”前夕墓碑被砸碎、坟墓被平毁，现在连墓地都被一家单位圈进了围墙，几近湮没了。但这一请求一直无处落实，而且不久前杭州市政府又发了文件，要再一次清理西湖景区内的非保护坟墓，偏偏刘大白墓没有被列入保护名单，那就意味着不知什么时候这墓就会被彻底掘掉。
刘老太太愁容很浓，说，现在，两个姐姐都走了，她自己也是70多岁的人，“如果我也死了，这个要求就不会有人再提，所以趁我现在还活着，请求你们一定帮帮我，挽救我父亲的墓，不要被清理掉。”
我听着。我毕竟也是个写诗的，有点明白刘大白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地位，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可是一位响当当的新诗闯将，许多诗作呼吁关注民间疾苦，别具一格。他1924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新诗集，还是那位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浙江老乡陈望道为之写序，一出版就很轰动。刘大白后来到南京当了民国政府教育部的常务副部长，也是写诗不倦，照样有诗集陆续出版，当然还写其他东西，如文学评论之类，直至1932年逝于病榻。
想来真是可叹。自然，更可叹的是连坟墓都要在六十多年后以“革命”的名义平毁。
刘老太太走后，我就寻思着赶紧安排时间去一趟法云弄。那是灵隐寺上方的一条小径，幽静得很，我以前走过那条路。但作协办公室的几位同志议论起来，就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这件事其实属于政府部门的管理范围，我们没法管，作协是为会员提供服务的，那个刘大白虽说是中国文化人，但1932年就离世了，让我们今天来忙碌这事算什么名堂？另一种意见认为刘大白毕竟是名诗人，现在既然没有什么单位来挑头解决这件事，我们作协出面代劳一下也未尝不可，一旦坟墓真的掘了就晚了。我自然持后一种态度。省作协分管办公室工作的李秉宏也是这个态度。
我当时具体负责省作协的办公室工作，刚借调到杭州不久，办公室的几位同志最终还是很配合我工作的。记得几天后，我带上负责财务行政工作的李华明，然后接上刘老太太，一起往灵隐方向出发。小车顺山坡蜿蜒驶上法云弄，按刘老太太说的地址找，就找着了一家围墙围着的单位，一看牌子是杭州市城市雕塑研究院，进去后也没见有几个人。刘老太太指着园子后面的一处空旷之地，说有点像是这里。
我们四周察看一下，除了一堆断手、断脚、断头各种形状的石膏残缺件如一座小山似的，周遭找不出任何像是墓地的痕迹。于是我们走近废料堆，难道墓穴会是在这个地方？记得我当时跪了下来，趴低身子，把手掌贴着地皮，使劲往废品堆的缝隙里曲曲折折伸手进去。李华明担心我的手被压着，又担心废料堆会轰然崩塌伤着我，一个劲叫我小心。
我的手慢慢伸长伸平之后，再往下慢慢抠，忽然就摸到有硬硬的平整的石板，于是大叫“摸到了摸到了”。凭我直觉，墓地无疑。
此时，刘老太太看方位也越看越像，说可能就是这里了。
后来《江南》杂志的编辑陈继光在记叙这一经过时，很有诗意地说：“黄亚洲终于用他写诗的手，在法云弄6号杭州市雕塑院内一片堆满废弃雕像的荒草丛中，摸到了这位六十年前的诗人的墓石。”
回到单位后，我便向领导盛钟健、李秉宏汇报了这次探寻经过，建议以作协的名义，赶紧向杭州市政府打一份报告，请求简易修缮刘大白墓地，以便让这座墓能在大力清理西湖景区墓地的背景下得以保护。两位领导态度十分明确，说就这么办。后来我就起草了一份文件，题目好像是“关于简易修缮爱国诗人刘大白墓地的函”，编上号，作为正式文件在当月的下旬发给杭州市政府，抄送给几位市领导，也抄送了市园林文物局、省文物局。
杭州市当时的副市长是散文作家俞剑明，我直接跟他通了电话，请他关注此事，尽力帮助解决。
后来得知，杭州市园林文物局的态度还是很积极的，一个多月后就向市政府办公厅发出了“同意简单修缮墓地、清理杂草、重建墓碑”的公函，而市政府秘书长施锦祥在同一天就批示“同意”，并作出“墓碑高度不高于八十公分”的具体批示。然后，这一决定很快就付诸实施了。墓地修缮得简洁大方，周围场地也清理干净了，墓碑是横的，由沙孟海书“刘大白先生墓”。我们后来都去看过，心里很是欣慰。在这一过程中，俞剑明副市长、省文物局的陈文锦副局长都表示了很大的关切，也去现场察看过。
当然，更高兴的是刘缘子老太太。在一个秋日的下午，我从外面办事回办公室时，忽然发现办公桌上有一大盒包装精美的巧克力，问是怎么回事，办公室同事说是刘老太太刚才来过了，千恩万谢的，为了表达她的心意，特意送一盒巧克力给我。
我马上拆封，让大家在夕阳里开开心心品尝了。
（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