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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不朽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在德国莱茵省特里尔城。1820年11月28日，恩格斯出生在德国莱茵省巴门市。两人并肩战斗，于19世纪40年代创立了深刻影响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已有百余年历史。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铁的事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伟大胜利。
100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个重要原因是把马克思主义当“真经”来念。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时，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纲的内容就是按照《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制定的。在百年历史中，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多次修改，但马克思主义在《党章》中的指导思想地位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一次比一次坚定，一次比一次丰富。在百年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召开过十九次党的代表大会，没有一次不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重要性，没有一次不强调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已深深地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中。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个世纪以来，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做了三件大事，即革命、建设、改革。在领导这三件历史性大事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站在时代前沿，破解时代课题，用理论创新指导实践创新，用实践创新推进理论创新，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种子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中国的气候环境条件下，由中国共产党人精心培育成长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之树。其中，每一种思想、每一种理论既具有不同的时代特色，又肩负着不同的时代使命;既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又是不同时代前进的灯塔;既深深地打着时代的烙印，又相互联系、承前启后、一脉相承。
真正的智慧不会因时间久远而失去智慧之光，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并不会因为古老而丧失真理的力量。时间的长短不是真理的尺度，而是真理和谬误的过滤器。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强调：“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鲜明指出：“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
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中国
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中国达数十年之久。据有关专家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中，直接提及中国的地方有800多处，其中仅《资本论》及其手稿，就有90多处。当他们观察中国时，看到了什么，讲到了什么，肯定了什么，批判了什么，又期待什么？
“世界的公民”，旷世的友谊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在德国莱茵省特里尔城的一个律师家庭。他的父母均来自历史悠久的犹太拉比（在宗教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世家，家族族谱可以追溯到15世纪。多年以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发现，记住1818年5月5日这天特别容易，“一巴掌又一巴掌，打得资本主义呜呜哭”。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是马克思最为世人所知的事业。
1820年11月28日，恩格斯出生在同一个省的巴门市，是富有工厂主的长子。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来自安逸的中产阶级，都有对诗歌的年轻的热情，都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主义转向了激进政治立场。他们的不同之处也很多，马克思的长处在于他抽象的能力，恩格斯敏于综合，写作快捷、清晰。恩格斯的穿着总是毫无瑕疵，他有着商人般的精细，花钱有条理。马克思疏于衣着，毫不关心如何管理钱财。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1842年。由于读过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恩格斯萌发了与马克思见见面的念头。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次会面马克思对他很冷淡，以致恩格斯很失望，下楼时竟折断了父亲给他的珍贵的手杖。不过，在离开时，恩格斯还是答应为《莱茵报》撰写有關英国方面的通讯。
后来，恩格斯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两本著作寄给马克思，马克思看了，爱不释手，大为赞赏。两人于是开始通信，这一下，他们发现，彼此的观点几乎完全相同，于是萌发了再次会面的念头。
1844年8月28日，马克思与恩格斯相见于巴黎一个叫雷让斯的咖啡馆。两个人这次相见恨晚，开怀畅饮了十天之久。他们彼此发现在“一切理论领域当中意见都完全一致”。恩格斯后来写道：“我们共同的工作从此开始了。”
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7年6月，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从1842年的第一次会面开始，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友谊持续了40多年，直到生命的尽头。在英国居住的20年间，两人几乎天天通信，天天见面。列宁说：“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两人从一开始就经常合作撰写和发表文章著作，同时又共同参加和指导国际工人运动，许多重要的思想都是在两人的相互切磋中产生的。所以，要把所有的思想理论严格区分为是马克思的，还是恩格斯的，是非常之难的。
那么，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以马克思的名字来命名？
1886年，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40年之后，在阐述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的时候，曾经对这个问题作过说明。
他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 在《资本论》第一卷校对完成的当天深夜，马克思激动地写信给恩格斯说：“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做的牺牲，我是绝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
遗憾的是，尽管完成了《资本论》大部分初稿，并于1867年出版了第一卷，但直到1883年去世，马克思也没有完成第二、三卷的定稿工作，这也就意味着他对资本逻辑和体系结构的揭示并未完整地呈现出来，而这一工作是由恩格斯来完成的。恩格斯晚年以近乎双目失明的代价整理亡友的手稿。列宁曾评价说，《资本论》第二、第三卷应该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共同的著作。但恩格斯谦虚地说：“我一生所做的都是我预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我演的只是配角——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
1883年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发表了著名的“墓前讲话”，以“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作结。这句话也可以用在恩格斯身上，因为他与马克思是紧密关联的，他当之无愧！
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中国
马克思很明确地说过，“我是世界的公民，我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工作”。事实上，直到生命的尽头，他都还没有国籍。如同共产主义的“幽灵”一样，他曾在欧洲多国颠沛流离，不断被驱逐出境。恩格斯虽然不像马克思那样长期没有国籍，但绝大多数时间也在国外流亡或工作。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公民”经历，对于形成他们的世界眼光，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生活的地域具有国际性，他们从事的活动具有国际性，他们关注的问题也具有国际性。
在创立理论的过程中，两人的视野一步步从欧洲向远方伸展，终于看到了相距万里的中国，看到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关注和研究处于遥远东方的中国？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马克思恩格斯所担当的历史使命决定的。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狂飙突进，社会矛盾剧烈，工人运动此起彼伏，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作为最后一块巨大的世界市场，成为西方列强争夺的重点。英国作为当时头号资本主义大国，为争夺中国市场，发动了对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这样，中国以及在中国发生的战争也就成为西方包括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
1851年6月，马克思接到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邀请，成为特约通讯员，为该报撰稿达10年以上。因为马克思忙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所以有的文章实际是请恩格斯写的。
与当时的西方媒体不同，他们撰写的报道真实客观、评论科学，全面反映了两次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让世界人民了解了这场帝国战争的真实面目，也了解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海盗式的战争”——这是马克思对整个鸦片战争性质的基本界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鸦片战争是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的“极端不义的战争”。英军在战争中“自始至终大发兽性”。他们是“把炽热的炮弹射向毫无防御的城市、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在战争中，中国人民“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英国为了对中国进行“非法的鸦片贸易”而寻找的借口“是毫无根据的”。“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
对于两次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时任英国首相帕麦斯顿，马克思在文章中说道：“帕麦斯顿以利物浦的‘毒品贩子’自豪。”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严谨的经济分析，揭示了战争的根源、动因，驳斥了战争挑动者的谬见和借口。
马克思指出：“在1839年至1842年的第一次英中战争期间，英国制造商曾陶醉于出口贸易会惊人扩大的妄想。他们曾一码一码地量出了准备给天朝人穿着的棉织品。然而，实际经验砸碎了帕麦斯顿这类政客锁住天朝人心窍的那把大锁。从1854年到1857年，英向中国出口的英国工业品平均不超过125万英镑，而这是第一次对华战争以前的年份里常常达到的数字。”
这一现象的根源是什么？西方的资本家和政治家们不愿真实地回答这个问题，相反，却企图从这种现象中找出发动新的战争的借口。
对此，马克思指出：“每当亚洲各国的什么地方对于输入商品的实际需求与设想的需求——设想的需求大多是根据新市场的大小、人口的多寡，以及某些重要的口岸外货销售情况等表面资料推算出来的——不相符时，急于擴大贸易地域的商人们就极易于把自己的失望归咎于野蛮政府所设置的人为措施在作梗，因此可以用强力清除这些障碍。”
马克思恩格斯赞扬了什么
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人民反抗英国等列强侵略的正义斗争给予高度赞扬。当时很多英国人及其报刊污蔑中国人违背条约，野蛮无理，包括在战争中使用不规则的战术等。马克思则指出，“中国人这样做，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恩格斯也说，“中国人发起”的反抗侵略战争是“全民战争”，“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恩格斯还称赞中国人的务实精神和聪明智慧。他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人的军事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就是极其实际的——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人，因此，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才生”。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曾经给予人类文明发展以巨大贡献。马克思高度赞扬中国古代技术发明对世界的影响：“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还论述过中国在许多方面的发明，如发明了火炮、纸币、算盘、茶叶、丝织品、养蚕业等。所有这些，都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甚至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什么
在中国，但凡学过一点思想政治课的人，对“社会经济结构”的概念应该都不会陌生。马克思恩格斯是这个范畴的最重要奠基者和倡导者。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的著作和文章剖析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问题，但是在他们各种有关中国的文章和著作中，都不同程度表述了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看法和基本印象。
1853年，马克思在一篇评论中把中国称作“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
在1857年写的《波斯和中国》中，恩格斯把中国的社会制度称作是“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
在1862年写的《中国记事》中，马克思把中国称为“活的化石”。馬克思甚至还把中国比作是“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古代文明给予了高度评价的话，那么，他们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确实没有给予赞扬。虽然他们在道义上对中国人民在近代遭遇的命运抱有深切的同情，但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上，对中国延续上千年的经济、社会结构及政治制度，却持严肃和冷峻的批判态度。
这样的批评，较之盲目的自信和廉价颂扬，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马克思恩格斯期待什么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世界历史”分析方法，预见到太平洋经济中心时代的到来，主张把中国放在这种世界格局转变中来看待。
马克思反对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认为随着世界经济交往的增加，世界经济中心会转移。正像古代和中世纪地中海是中心，到十八十九世纪大西洋是中心一样。随着美洲和亚洲航线的增多，太平洋两岸将会成为世界经济新的中心，包括美国的旧金山、中国的广州、新加坡、澳大利亚的悉尼，都会变成人口稠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的地区。“那时，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线的作用;而大西洋的地位将要下降，像现在的地中海那样只起一个内海的作用”。马克思的预言今天已经变成现实。
中国社会的前途怎样？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中国随着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力，包括铁路、轮船、电报等新的交通联络工具，旧的文明即“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将被消灭，新的工业文明将建立起来。恩格斯说：“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必定欧洲化，开放他们的港口以进行全面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亿万之众的旧制度完全摧毁。”
马克思恩格斯预见到，随着中国的发展，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将出现，人们将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甚至要求消灭私有制。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将出现，且将不同于“欧洲社会主义”。他们说，“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他们甚至给出了新中国的名字即“中华共和国”。
马克思恩格斯还预见到，中国将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新的重大影响。恩格斯说，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
中国的工业化将会产生大量过剩人口，形成中国向国外的移民潮，并影响世界的劳动力市场，从而加速西方革命的步伐，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这样，“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期望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促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崩溃和社会主义新文明的诞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马克思诞辰100周年之际，毛泽东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这个人，有十月革命这回事。马克思主义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在中华大地上扎下根来。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绝不是教条，只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才有力量。
马克思主义出现在中国
在1850年所写的《国际述评》中，马克思恩格斯谈到，一个叫居茨拉夫的德国传教士离开欧洲20年之后，从中国回来，听到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于是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别人向他解释以后，他便惊叫起来：“这正是中国许多庶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啊！”
一百多年后，正是中国这个曾经最古老的国家，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世界历史上的最好时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深度完美融入中国话语之中。
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是在马克思与恩格斯逝世之后。
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是在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是迄今所知中文报刊对马克思及其言论的最早介绍。文中将社会主义译为“大同学”“养民学”，称马克思、恩格斯为“百工领袖”。
该文译述了马克思的一段话：“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段话出自《共产党宣言》，现在通行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1912年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原作者为英国人柯卡普，由胡贻谷首次译成中文。书中专辟有“马克思”一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思想。书中写道：“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势力的人物，他及他同心的朋友昂（恩）格斯都被大家承认为‘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这一派在文明各国中都有代表，而大家对于这一派认为是社会主义中最可怕的新派。”印数1000册，未引起多大反响。
中国人在自己的著述中最早提到马克思名字的是梁启超。1902年9月，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领德之学说》一文，介绍马克思：“麦客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中国人接触和接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热潮始于20世纪初的赴日留学运动之中。日本人成了中国人最初接触和了解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的启蒙老师。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赵必振翻译的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的著作和学说做了较多的介绍，并给以肯定，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为一代伟人”。《共产党宣言》中最后一句话的最早中译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出自该书。
1903年2月，马君武在《译书汇编》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1906年1至4月，朱执信在东京出版的《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著作和学说。1906年6月，在《民报》上，宋教仁译述《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叙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话：“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栗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国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万国劳动者其团结。” 这些零零星星的宣传和介绍，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没有产生多大的社会影响。直到俄国十月革命。
马克思诞辰100周年之际，毛泽东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这个人
1917年11月7日，在圣彼得堡，“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打响了进攻冬宫的第一炮，宣告了十月革命爆发。十月革命向全世界宣告崭新的社会制度由理想变为现实，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不仅对俄国，而且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十月革命一聲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爆发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走俄国人的路”，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共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研究会、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形成了传播高潮。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满怀信心地说，“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马克思诞辰100周年之际，毛泽东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这个人，有十月革命这回事。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1920年2月，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护送陈独秀到天津，两个人在车上商议建党事宜，相约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创建并发展党的组织。回到北京后，李大钊与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人经过多次酝酿和讨论，决定首先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早于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因此被称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很多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坚决的革命道路。
研究会在北京大学第二院设有一间图书室，存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成员们亲切地称之为“亢慕义斋”。“亢慕义”取自“共产主义”一词的德文音译。“亢慕义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两侧贴有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还有两句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墙的四壁贴有革命诗歌、箴语、格言等，气氛庄严而热烈。
1920年四五月间，陈独秀也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研究会的建立，既为建党做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也为建党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1920年8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在各地党的组织先后成立后，国内外已有8个党的早期组织，共50余名党员，于是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成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就成为必然要求。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真理的味道如此甘甜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时年不满30岁，恩格斯时年28岁。受其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同样是一群年轻人。毛泽东曾回忆道：“我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其中最重要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那时他不过25岁。
1920年4月，毛泽东由北京到上海，向陈独秀讨教治湘方略，谈了他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苏联十月革命的文章。陈独秀听后说：“你读的还真不少。我告诉你一个消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我正要陈望道先生翻译，主要是从日文和英文对照翻译，我想这个译本比其他摘译本要准确、全面，估计最近就会出书，到时，我一定寄几本给你，同时也请你在湖南多宣传一下。”
那年春天，浙江义乌分水塘村，30岁的陈望道正在一间破柴屋里，夜以继日地翻译《共产党宣言》。他的妈妈弄了一点红糖，包了一点粽子。过了一会儿，她进去收拾碗碟，发现陈望道的嘴巴都是黑的。原来，陈望道翻译时注意力过于集中，拿着粽子蘸着墨汁吃下去了。
习近平多次提及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蘸着墨汁吃粽子，还说味道很甜。”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初版的千余册立即销售一空，又应读者要求于同年9月重版。至1926年5月，此书已相继印行17版，足见其流传之广。
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对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影响巨大。
鲁迅称赞陈望道说：“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在中国，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在《共产党宣言》的影响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完成救亡图存这一历史使命。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共产党宣言》不仅是他们的理论基石，更是他们的初心和信仰。
1939年，毛泽东对陶铸的夫人曾志说过：“《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到了晚年，毛泽东还经常孜孜不倦地阅读大字本的《共产党宣言》。
24岁的周恩来在1922年8月旅欧期间，就在《少年》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与中国》的著名论文。抗战时期，身兼党政军要职的周恩来，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公文包，包内装有《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专门把《共产党宣言》等五本书指定为“干部必读书”，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至今还珍藏着当年周恩来读过的《共产党宣言》，书上留有周恩来的签字。1975年1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对陈望道深情地说，当年长征的时候我就把《共产党宣言》当作“贴身伙伴”，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我真想再看一遍。
《共产党宣言》也是刘少奇的“启蒙老师”。1920年夏秋之际，22岁的刘少奇参加了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干部学校。那时，每个学员都发一本《共产党宣言》，并由陈望道给他们讲授。解放后，刘少奇曾回忆说：“那时我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我在考虑入不入党的问题。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 1976年5月18日，成仿吾将重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转送给朱德，朱德看了很高兴，不顾九十高龄亲自来到成仿吾的住处来看望他，对新译的《宣言》高度称赞，说“做好这个工作有世界意义”。
邓小平是在巴黎勤工俭学期间接触到《共产党宣言》的。正是由于受到了《共产党宣言》的熏陶，他选择了加入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深情地说：“我的入门老师就是《共产党宣言》。”
习近平说过，“如果心里觉得不踏实，就去钻研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多看几遍”。真理的味道如此甘甜。
1881年2月，俄国女革命者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谈她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的看法。马克思在复信中明确指出，他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国家”。也就是说，马克思当时并不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会率先在俄国、中国等发展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发生。就此而言，他想象不到《共产党宣言》究竟会在东方国家发挥怎样的历史效应。
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在中华大地宛如星星之火，迅速燎原。
马克思与我国实践结合的第一次历史飞跃
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影响，但中国革命并不是十月革命的翻版。
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仅仅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当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拿着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武器去指导中国革命时，发现并不轻松。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的特殊国情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又遭受着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这一切都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分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有着很大不同。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怎样学习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上，大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教条主义态度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当作语录，当作《圣经》，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只注意他们的具体结论，而忽视引出结论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过程。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观点，是根据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而来的，生搬硬套把它用到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社会，一定会犯水土不服的毛病。看起来思想无比革命，实际上思维十分保守。一旦采用这种思想来指导实践，很容易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的损失。
王明就是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王明1925年留苏，1929年归国。他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俄文学得又快又好。时任中大副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讲授马列主义课，王明熟读经典，背诵如流，深得米夫赏识。王明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长达4年之久，造成了严重危害，几乎断送中国革命的前途。
与之相对应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用毛泽东的话讲是用马列主义这根矢，去射中国革命实践这个的，理论科学，目标明确，这才叫做有的放矢，用中国化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去指导中国的实践，会做到无往而不胜。
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再到转战赣南闽西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时候，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毛泽东第一次于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些话，预示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的一次伟大觉醒。当时，许多党的干部和红军战士不太理解。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延安后，大家才逐步认识了这一真理。
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1939年、1940年之交，毛泽东接连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将丰富的中国革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纲领，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1945年，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因为前六次党代会都是在别人修建好的房子里召开的，所以，朱德风趣地说，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代表大会。刘少奇在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在自己建的房子里，中国共产党构筑了第一座理论大厦——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科学理论。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伟大飞跃。
马克思与我国实践结合的新的历史飞跃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中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出的实践硕果。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新的实践基础上，认识到坚持和发展中國特色社会主义要走自己的路，不能把书本当教条，不能照搬外国模式，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认识到中国还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历史阶段，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认识到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等等。 这一系列来自实践的认识不断深化，进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形成邓小平理论，实现了继毛泽东思想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让中国社会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强调，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疑惑：社会主义的红旗还能打多久
1991年，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高高飘扬了六十多年之久的苏联国旗落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了！与此同时，柏林墙倒塌，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易帜。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究竟如何的问题，一下子毫不留情地呈现于前。当时，美国的国务院思想库副主任弗朗西斯·福山写了一本题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的书，在书中借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垮台来论证“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证明“马克思主义已死亡，共产主义已死亡，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万岁，市场经济万岁”。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宣传部长亚·尼·雅科夫列夫则遥相呼应，也抛出了《一杯苦酒》，打着总结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和改革运动失败教训的旗号，公然把马克思主义比做“一杯苦酒”，认为被迫吞下这杯苦酒的俄罗斯人民遭致苦难是必然的，把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
一些人从内心发出疑问：马克思主义是不是被打败了？
回答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苏联解体的原因究竟何在？
如何正确地认识苏东剧变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地评判苏东剧变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已成了确立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一个关键。如果不把人们头脑中的这个疑虑解开，就很难让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还活生生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上还有现实意义。
造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近因又有远因，既有外因又有内因。
外因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政要实施的和平演变。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在2007年出版了《胜利——美国政府对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只要浏览一下，当年美国政府秘密策划瓦解苏联的内幕就清清楚楚地呈现出来。
为了搞垮苏联，里根政府和中央情报局雇用了一大批专家，其中既有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也有通晓经济的学者，他们聚集在一起，拟定了美国瓦解苏联的所谓“软战争”战略。按照这一战略，美国一方面大力推进军备竞赛，提出星球大战计划，逼迫苏联“跟进”，即发展军事工业，进行军备竞赛，苏联的经济实力就这样被“拖垮”了;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压低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出口石油原是苏联的主要外汇来源，苏联的经济一下子陷入困境。
西方国家除了通过意识形态渗透、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诱惑等方式来演变社会主义国家以外，还直接扶持代理人来充当社会主义国家的掘墓人。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
在美国原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的《苏联解体亲历记》中，谈到当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抛弃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学说时指出：“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抛弃这个观点，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别样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资产阶级可以接受和拥抱的马克思主义，叫什么马克思主义。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只要回想一下，在苏联建立初期，苏联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中建设社会主义，面对如此强大的国内外反动势力，苏联都能挺过来，而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的综合国力已大大增强，成了世界“两霸”之一，却如此不堪一击，苏联解体主要在于内在的原因不是就非常清楚了吗？
可以清楚地看到，贯穿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整个过程的，是苏联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放弃与背叛。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从反面显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苏联解体后仅20天，邓小平开始南巡
就在苏联解体后仅20天的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启程南下，开始他一次历史性的南方之行。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邓小平是带着对中国改革开放极其忧虑、极其紧迫的心情上路的。
邓小平在沿途与各地领导人的谈话，中心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他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再次阐述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道理。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由上可见，真正看透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各国失败的根本原因的，是邓小平。如果说，1989年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倒台，已经引起他的高度警觉。但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竟然在一夜之间倒塌下来，这就不能不使邓小平产生一种紧迫感。也就是说，如果再继续对姓“社”还是姓“资”喋喋不休地争论下去，中国就会错过时机，甚至导致改革夭折。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邓小平这时何以采取这种不寻常的方式，大声呼吁。 苏联发生剧变，中国的动向成为新的焦点展现在世人面前。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针对把苏联解体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偏见，说了这么一段话：“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正值真理标准大讨论40周年
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正值真理标准大讨论40周年。这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纪念日同在一年，从时间角度说是偶然的，但从更深层次、从理论的关联性说却是必然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直接根源于40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理论根源，就是马克思的思想，就源自马克思主义。
没有马克思的思想指导，就不可能出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核心命题，也就找不到处于历史转折关键时期突破人们思想束缚的强有力的哲学指导;反过来说，如果当时不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思想，没有恢复实事求是的路线，中国就不可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逐步走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唤起了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视和信心，让世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了新的认知。只要想想当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降落后，世界上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看法，和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義取得伟大成就的今天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并进行对比，我们就能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今天如何读马克思——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
“我们为什么还要读马克思？”这个问题近几年频繁出现在许多马克思主义研讨会现场和相关讲座海报上。
提出这个问题，本身便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曾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本身，伴随着一个又一个时代之问。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断提出而且解答问题，方于这片东方土地上生根、发芽、结果。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十九大报告说，这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今天如何读马克思？
答案之一是，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十八届、十九届中央政治局至少5次集体学习以马克思主义为主题，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次数足以说明态度。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做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传人。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才有底气回望马克思。
中国领袖眼中的马克思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创者，他敬仰马克思、信仰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说，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道理;懂得了实事求是，就大有希望;有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会胜利。习近平眼中的马克思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他满怀激情地感谢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眼中的马克思：马克思的学说最合用
毛泽东敬仰马克思、信仰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
工具不能由少数人独揽，不能成为少数人的私人“宝贝”，要由多数人掌握才能发挥作用。毛泽东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所掌握了。”
马克思的学说合用，至为关键的是要锻造出中国的一支强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队伍。我们看看毛泽东的几组数字。
数字之一：“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数字之二：“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五本书，我向大家推荐这五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里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
数字之三：“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中争取三分之一——一百五十万人真心接受马克思主义就很好了。”
数字之四：“我们要做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几组数字，几种希望。从一二百、五千、一万、一百五十万、几百万，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人数早已超过这个数字;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到解决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原子能，毛泽东的希望早已实现。
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的事物，也就不可能有尽善尽美的思想理论。马克思没有结束真理、也不可能穷尽真理。思想家的寿命是有限的，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是无限的;思想家的思想是有限的;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是无限的。毛泽东说：“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能完备。”
1959年2月14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沒有生命了。”
邓小平眼中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
邓小平是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开始读马克思的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独到的认识和思考。
邓小平始终坚定、坚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必然出路，中国也只有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才不断取得伟大胜利。
1977年5月12日，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前说：“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为什么要抓理论研究？就是为了这个。讲空话不行，要有具体措施，统一认识。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懂得这一条就有希望。”1978年5月，邓小平专门论述了什么是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哲学的概括，是马列主义理论、马列主义方法的概括。……这是毛主席经常讲的道理，也是他讲得最多的道理，列宁也讲得很多。我们讲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养的优良传统，第一个就是实事求是。归根到底，这是涉及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那么，怎样实事求是呢？邓小平简要地说：“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他坚决反对：“有一种风气，不采取老实态度，就是吹。这不行。要讲老实。吹只能骗自己。”他讽刺地说：“这些年把一些人养成懒汉，写文章是前边摘语录，后边写口号，中间说点事。”邓小平大力倡导实事求是才能大有希望的道理何在呢？他说：“同志们请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呢？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
习近平眼中的马克思：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
2018年5月4日，习近平出席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
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开创者，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常学常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始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我说过，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习近平曾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的讲话中，满怀激情地感谢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95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使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说：“可以告慰马克思的是，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正在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执著努力！”★
（责编/兰嘉娜 责校/黄梦怡 来源/《毛泽东读<共产党宣言>“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唐春元/文，《新湘评论》2013年第5期;《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陈学明著，天津人民出版2013年1月第1版;《马克思与信仰》，陈先达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怎样看中国》，李忠杰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第1版等）
马克思大事年表
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意志莱茵省特里尔市。
1844年8月：与恩格斯在巴黎会见，合写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
1847年11月底：和恩格斯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受委托起草同盟纲领。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问世。
1848年3月：被比利时政府驱逐出布鲁塞尔到达巴黎。
1849年5月：被普鲁士政府驱逐。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882年：为《共产党宣言》俄译本作序。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享年65岁。
恩格斯大事年表
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德意志萊茵省工业城市巴门市。
1841年9月至1842年10月：在柏林炮兵部队服兵役。
1848年秋至1849年初：流亡到比利时和瑞士，在瑞士协助组织工人协会。
1850年3月和6月：与马克思合作起草《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后，同马克思一起参加了领导工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独自肩负起指导国际工人运动、整理和出版（或再版）马克思遗著等重任。
1885年7月：《资本论》第二卷出版。
1889年7月：在恩格斯的指导和推动下，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即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
1895年8月5日：恩格斯逝世，享年75岁。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在德国莱茵省特里尔城。1820年11月28日，恩格斯出生在德国莱茵省巴门市。两人并肩战斗，于19世纪40年代创立了深刻影响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已有百余年历史。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铁的事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伟大胜利。
100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个重要原因是把马克思主义当“真经”来念。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时，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纲的内容就是按照《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制定的。在百年历史中，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多次修改，但马克思主义在《党章》中的指导思想地位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一次比一次坚定，一次比一次丰富。在百年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召开过十九次党的代表大会，没有一次不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重要性，没有一次不强调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已深深地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中。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个世纪以来，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做了三件大事，即革命、建设、改革。在领导这三件历史性大事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站在时代前沿，破解时代课题，用理论创新指导实践创新，用实践创新推进理论创新，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种子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中国的气候环境条件下，由中国共产党人精心培育成长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之树。其中，每一种思想、每一种理论既具有不同的时代特色，又肩负着不同的时代使命;既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又是不同时代前进的灯塔;既深深地打着时代的烙印，又相互联系、承前启后、一脉相承。
真正的智慧不会因时间久远而失去智慧之光，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并不会因为古老而丧失真理的力量。时间的长短不是真理的尺度，而是真理和谬误的过滤器。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强调：“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鲜明指出：“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
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中国
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中国达数十年之久。据有关专家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中，直接提及中国的地方有800多处，其中仅《资本论》及其手稿，就有90多处。当他们观察中国时，看到了什么，讲到了什么，肯定了什么，批判了什么，又期待什么？
“世界的公民”，旷世的友谊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在德国莱茵省特里尔城的一个律师家庭。他的父母均来自历史悠久的犹太拉比（在宗教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世家，家族族谱可以追溯到15世纪。多年以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发现，记住1818年5月5日这天特别容易，“一巴掌又一巴掌，打得资本主义呜呜哭”。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是马克思最为世人所知的事业。
1820年11月28日，恩格斯出生在同一个省的巴门市，是富有工厂主的长子。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来自安逸的中产阶级，都有对诗歌的年轻的热情，都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主义转向了激进政治立场。他们的不同之处也很多，马克思的长处在于他抽象的能力，恩格斯敏于综合，写作快捷、清晰。恩格斯的穿着总是毫无瑕疵，他有着商人般的精细，花钱有条理。马克思疏于衣着，毫不关心如何管理钱财。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1842年。由于读过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恩格斯萌发了与马克思见见面的念头。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次会面马克思对他很冷淡，以致恩格斯很失望，下楼时竟折断了父亲给他的珍贵的手杖。不过，在离开时，恩格斯还是答应为《莱茵报》撰写有關英国方面的通讯。
后来，恩格斯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两本著作寄给马克思，马克思看了，爱不释手，大为赞赏。两人于是开始通信，这一下，他们发现，彼此的观点几乎完全相同，于是萌发了再次会面的念头。
1844年8月28日，马克思与恩格斯相见于巴黎一个叫雷让斯的咖啡馆。两个人这次相见恨晚，开怀畅饮了十天之久。他们彼此发现在“一切理论领域当中意见都完全一致”。恩格斯后来写道：“我们共同的工作从此开始了。”
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7年6月，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从1842年的第一次会面开始，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友谊持续了40多年，直到生命的尽头。在英国居住的20年间，两人几乎天天通信，天天见面。列宁说：“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两人从一开始就经常合作撰写和发表文章著作，同时又共同参加和指导国际工人运动，许多重要的思想都是在两人的相互切磋中产生的。所以，要把所有的思想理论严格区分为是马克思的，还是恩格斯的，是非常之难的。
那么，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以马克思的名字来命名？
1886年，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40年之后，在阐述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的时候，曾经对这个问题作过说明。
他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 在《资本论》第一卷校对完成的当天深夜，马克思激动地写信给恩格斯说：“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做的牺牲，我是绝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
遗憾的是，尽管完成了《资本论》大部分初稿，并于1867年出版了第一卷，但直到1883年去世，马克思也没有完成第二、三卷的定稿工作，这也就意味着他对资本逻辑和体系结构的揭示并未完整地呈现出来，而这一工作是由恩格斯来完成的。恩格斯晚年以近乎双目失明的代价整理亡友的手稿。列宁曾评价说，《资本论》第二、第三卷应该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共同的著作。但恩格斯谦虚地说：“我一生所做的都是我预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我演的只是配角——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
1883年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发表了著名的“墓前讲话”，以“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作结。这句话也可以用在恩格斯身上，因为他与马克思是紧密关联的，他当之无愧！
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中国
马克思很明确地说过，“我是世界的公民，我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工作”。事实上，直到生命的尽头，他都还没有国籍。如同共产主义的“幽灵”一样，他曾在欧洲多国颠沛流离，不断被驱逐出境。恩格斯虽然不像马克思那样长期没有国籍，但绝大多数时间也在国外流亡或工作。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公民”经历，对于形成他们的世界眼光，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生活的地域具有国际性，他们从事的活动具有国际性，他们关注的问题也具有国际性。
在创立理论的过程中，两人的视野一步步从欧洲向远方伸展，终于看到了相距万里的中国，看到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关注和研究处于遥远东方的中国？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马克思恩格斯所担当的历史使命决定的。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狂飙突进，社会矛盾剧烈，工人运动此起彼伏，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作为最后一块巨大的世界市场，成为西方列强争夺的重点。英国作为当时头号资本主义大国，为争夺中国市场，发动了对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这样，中国以及在中国发生的战争也就成为西方包括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
1851年6月，马克思接到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邀请，成为特约通讯员，为该报撰稿达10年以上。因为马克思忙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所以有的文章实际是请恩格斯写的。
与当时的西方媒体不同，他们撰写的报道真实客观、评论科学，全面反映了两次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让世界人民了解了这场帝国战争的真实面目，也了解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海盗式的战争”——这是马克思对整个鸦片战争性质的基本界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鸦片战争是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的“极端不义的战争”。英军在战争中“自始至终大发兽性”。他们是“把炽热的炮弹射向毫无防御的城市、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在战争中，中国人民“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英国为了对中国进行“非法的鸦片贸易”而寻找的借口“是毫无根据的”。“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
对于两次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时任英国首相帕麦斯顿，马克思在文章中说道：“帕麦斯顿以利物浦的‘毒品贩子’自豪。”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严谨的经济分析，揭示了战争的根源、动因，驳斥了战争挑动者的谬见和借口。
马克思指出：“在1839年至1842年的第一次英中战争期间，英国制造商曾陶醉于出口贸易会惊人扩大的妄想。他们曾一码一码地量出了准备给天朝人穿着的棉织品。然而，实际经验砸碎了帕麦斯顿这类政客锁住天朝人心窍的那把大锁。从1854年到1857年，英向中国出口的英国工业品平均不超过125万英镑，而这是第一次对华战争以前的年份里常常达到的数字。”
这一现象的根源是什么？西方的资本家和政治家们不愿真实地回答这个问题，相反，却企图从这种现象中找出发动新的战争的借口。
对此，马克思指出：“每当亚洲各国的什么地方对于输入商品的实际需求与设想的需求——设想的需求大多是根据新市场的大小、人口的多寡，以及某些重要的口岸外货销售情况等表面资料推算出来的——不相符时，急于擴大贸易地域的商人们就极易于把自己的失望归咎于野蛮政府所设置的人为措施在作梗，因此可以用强力清除这些障碍。”
马克思恩格斯赞扬了什么
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人民反抗英国等列强侵略的正义斗争给予高度赞扬。当时很多英国人及其报刊污蔑中国人违背条约，野蛮无理，包括在战争中使用不规则的战术等。马克思则指出，“中国人这样做，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恩格斯也说，“中国人发起”的反抗侵略战争是“全民战争”，“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恩格斯还称赞中国人的务实精神和聪明智慧。他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人的军事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就是极其实际的——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人，因此，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才生”。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曾经给予人类文明发展以巨大贡献。马克思高度赞扬中国古代技术发明对世界的影响：“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还论述过中国在许多方面的发明，如发明了火炮、纸币、算盘、茶叶、丝织品、养蚕业等。所有这些，都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甚至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什么
在中国，但凡学过一点思想政治课的人，对“社会经济结构”的概念应该都不会陌生。马克思恩格斯是这个范畴的最重要奠基者和倡导者。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的著作和文章剖析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问题，但是在他们各种有关中国的文章和著作中，都不同程度表述了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看法和基本印象。
1853年，马克思在一篇评论中把中国称作“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
在1857年写的《波斯和中国》中，恩格斯把中国的社会制度称作是“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
在1862年写的《中国记事》中，马克思把中国称为“活的化石”。馬克思甚至还把中国比作是“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古代文明给予了高度评价的话，那么，他们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确实没有给予赞扬。虽然他们在道义上对中国人民在近代遭遇的命运抱有深切的同情，但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上，对中国延续上千年的经济、社会结构及政治制度，却持严肃和冷峻的批判态度。
这样的批评，较之盲目的自信和廉价颂扬，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马克思恩格斯期待什么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世界历史”分析方法，预见到太平洋经济中心时代的到来，主张把中国放在这种世界格局转变中来看待。
马克思反对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认为随着世界经济交往的增加，世界经济中心会转移。正像古代和中世纪地中海是中心，到十八十九世纪大西洋是中心一样。随着美洲和亚洲航线的增多，太平洋两岸将会成为世界经济新的中心，包括美国的旧金山、中国的广州、新加坡、澳大利亚的悉尼，都会变成人口稠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的地区。“那时，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线的作用;而大西洋的地位将要下降，像现在的地中海那样只起一个内海的作用”。马克思的预言今天已经变成现实。
中国社会的前途怎样？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中国随着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力，包括铁路、轮船、电报等新的交通联络工具，旧的文明即“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将被消灭，新的工业文明将建立起来。恩格斯说：“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必定欧洲化，开放他们的港口以进行全面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亿万之众的旧制度完全摧毁。”
马克思恩格斯预见到，随着中国的发展，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将出现，人们将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甚至要求消灭私有制。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将出现，且将不同于“欧洲社会主义”。他们说，“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他们甚至给出了新中国的名字即“中华共和国”。
马克思恩格斯还预见到，中国将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新的重大影响。恩格斯说，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
中国的工业化将会产生大量过剩人口，形成中国向国外的移民潮，并影响世界的劳动力市场，从而加速西方革命的步伐，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这样，“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期望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促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崩溃和社会主义新文明的诞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马克思诞辰100周年之际，毛泽东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这个人，有十月革命这回事。马克思主义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在中华大地上扎下根来。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绝不是教条，只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才有力量。
马克思主义出现在中国
在1850年所写的《国际述评》中，马克思恩格斯谈到，一个叫居茨拉夫的德国传教士离开欧洲20年之后，从中国回来，听到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于是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别人向他解释以后，他便惊叫起来：“这正是中国许多庶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啊！”
一百多年后，正是中国这个曾经最古老的国家，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世界历史上的最好时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深度完美融入中国话语之中。
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是在马克思与恩格斯逝世之后。
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是在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是迄今所知中文报刊对马克思及其言论的最早介绍。文中将社会主义译为“大同学”“养民学”，称马克思、恩格斯为“百工领袖”。
该文译述了马克思的一段话：“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段话出自《共产党宣言》，现在通行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1912年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原作者为英国人柯卡普，由胡贻谷首次译成中文。书中专辟有“马克思”一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思想。书中写道：“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势力的人物，他及他同心的朋友昂（恩）格斯都被大家承认为‘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这一派在文明各国中都有代表，而大家对于这一派认为是社会主义中最可怕的新派。”印数1000册，未引起多大反响。
中国人在自己的著述中最早提到马克思名字的是梁启超。1902年9月，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领德之学说》一文，介绍马克思：“麦客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中国人接触和接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热潮始于20世纪初的赴日留学运动之中。日本人成了中国人最初接触和了解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的启蒙老师。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赵必振翻译的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的著作和学说做了较多的介绍，并给以肯定，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为一代伟人”。《共产党宣言》中最后一句话的最早中译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出自该书。
1903年2月，马君武在《译书汇编》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1906年1至4月，朱执信在东京出版的《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著作和学说。1906年6月，在《民报》上，宋教仁译述《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叙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话：“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栗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国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万国劳动者其团结。” 这些零零星星的宣传和介绍，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没有产生多大的社会影响。直到俄国十月革命。
马克思诞辰100周年之际，毛泽东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这个人
1917年11月7日，在圣彼得堡，“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打响了进攻冬宫的第一炮，宣告了十月革命爆发。十月革命向全世界宣告崭新的社会制度由理想变为现实，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不仅对俄国，而且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十月革命一聲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爆发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走俄国人的路”，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共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研究会、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形成了传播高潮。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满怀信心地说，“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马克思诞辰100周年之际，毛泽东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这个人，有十月革命这回事。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1920年2月，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护送陈独秀到天津，两个人在车上商议建党事宜，相约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创建并发展党的组织。回到北京后，李大钊与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人经过多次酝酿和讨论，决定首先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早于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因此被称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很多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坚决的革命道路。
研究会在北京大学第二院设有一间图书室，存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成员们亲切地称之为“亢慕义斋”。“亢慕义”取自“共产主义”一词的德文音译。“亢慕义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两侧贴有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还有两句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墙的四壁贴有革命诗歌、箴语、格言等，气氛庄严而热烈。
1920年四五月间，陈独秀也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研究会的建立，既为建党做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也为建党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1920年8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在各地党的组织先后成立后，国内外已有8个党的早期组织，共50余名党员，于是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成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就成为必然要求。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真理的味道如此甘甜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时年不满30岁，恩格斯时年28岁。受其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同样是一群年轻人。毛泽东曾回忆道：“我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其中最重要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那时他不过25岁。
1920年4月，毛泽东由北京到上海，向陈独秀讨教治湘方略，谈了他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苏联十月革命的文章。陈独秀听后说：“你读的还真不少。我告诉你一个消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我正要陈望道先生翻译，主要是从日文和英文对照翻译，我想这个译本比其他摘译本要准确、全面，估计最近就会出书，到时，我一定寄几本给你，同时也请你在湖南多宣传一下。”
那年春天，浙江义乌分水塘村，30岁的陈望道正在一间破柴屋里，夜以继日地翻译《共产党宣言》。他的妈妈弄了一点红糖，包了一点粽子。过了一会儿，她进去收拾碗碟，发现陈望道的嘴巴都是黑的。原来，陈望道翻译时注意力过于集中，拿着粽子蘸着墨汁吃下去了。
习近平多次提及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蘸着墨汁吃粽子，还说味道很甜。”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初版的千余册立即销售一空，又应读者要求于同年9月重版。至1926年5月，此书已相继印行17版，足见其流传之广。
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对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影响巨大。
鲁迅称赞陈望道说：“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在中国，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在《共产党宣言》的影响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完成救亡图存这一历史使命。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共产党宣言》不仅是他们的理论基石，更是他们的初心和信仰。
1939年，毛泽东对陶铸的夫人曾志说过：“《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到了晚年，毛泽东还经常孜孜不倦地阅读大字本的《共产党宣言》。
24岁的周恩来在1922年8月旅欧期间，就在《少年》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与中国》的著名论文。抗战时期，身兼党政军要职的周恩来，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公文包，包内装有《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专门把《共产党宣言》等五本书指定为“干部必读书”，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至今还珍藏着当年周恩来读过的《共产党宣言》，书上留有周恩来的签字。1975年1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对陈望道深情地说，当年长征的时候我就把《共产党宣言》当作“贴身伙伴”，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我真想再看一遍。
《共产党宣言》也是刘少奇的“启蒙老师”。1920年夏秋之际，22岁的刘少奇参加了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干部学校。那时，每个学员都发一本《共产党宣言》，并由陈望道给他们讲授。解放后，刘少奇曾回忆说：“那时我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我在考虑入不入党的问题。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 1976年5月18日，成仿吾将重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转送给朱德，朱德看了很高兴，不顾九十高龄亲自来到成仿吾的住处来看望他，对新译的《宣言》高度称赞，说“做好这个工作有世界意义”。
邓小平是在巴黎勤工俭学期间接触到《共产党宣言》的。正是由于受到了《共产党宣言》的熏陶，他选择了加入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深情地说：“我的入门老师就是《共产党宣言》。”
习近平说过，“如果心里觉得不踏实，就去钻研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多看几遍”。真理的味道如此甘甜。
1881年2月，俄国女革命者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谈她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的看法。马克思在复信中明确指出，他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国家”。也就是说，马克思当时并不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会率先在俄国、中国等发展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发生。就此而言，他想象不到《共产党宣言》究竟会在东方国家发挥怎样的历史效应。
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在中华大地宛如星星之火，迅速燎原。
马克思与我国实践结合的第一次历史飞跃
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影响，但中国革命并不是十月革命的翻版。
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仅仅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当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拿着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武器去指导中国革命时，发现并不轻松。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的特殊国情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又遭受着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这一切都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分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有着很大不同。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怎样学习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上，大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教条主义态度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当作语录，当作《圣经》，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只注意他们的具体结论，而忽视引出结论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过程。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观点，是根据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而来的，生搬硬套把它用到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社会，一定会犯水土不服的毛病。看起来思想无比革命，实际上思维十分保守。一旦采用这种思想来指导实践，很容易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的损失。
王明就是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王明1925年留苏，1929年归国。他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俄文学得又快又好。时任中大副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讲授马列主义课，王明熟读经典，背诵如流，深得米夫赏识。王明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长达4年之久，造成了严重危害，几乎断送中国革命的前途。
与之相对应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用毛泽东的话讲是用马列主义这根矢，去射中国革命实践这个的，理论科学，目标明确，这才叫做有的放矢，用中国化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去指导中国的实践，会做到无往而不胜。
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再到转战赣南闽西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时候，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毛泽东第一次于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些话，预示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的一次伟大觉醒。当时，许多党的干部和红军战士不太理解。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延安后，大家才逐步认识了这一真理。
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1939年、1940年之交，毛泽东接连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将丰富的中国革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纲领，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1945年，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因为前六次党代会都是在别人修建好的房子里召开的，所以，朱德风趣地说，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代表大会。刘少奇在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在自己建的房子里，中国共产党构筑了第一座理论大厦——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科学理论。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伟大飞跃。
马克思与我国实践结合的新的历史飞跃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中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出的实践硕果。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新的实践基础上，认识到坚持和发展中國特色社会主义要走自己的路，不能把书本当教条，不能照搬外国模式，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认识到中国还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历史阶段，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认识到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等等。 这一系列来自实践的认识不断深化，进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形成邓小平理论，实现了继毛泽东思想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让中国社会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强调，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疑惑：社会主义的红旗还能打多久
1991年，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高高飘扬了六十多年之久的苏联国旗落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了！与此同时，柏林墙倒塌，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易帜。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究竟如何的问题，一下子毫不留情地呈现于前。当时，美国的国务院思想库副主任弗朗西斯·福山写了一本题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的书，在书中借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垮台来论证“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证明“马克思主义已死亡，共产主义已死亡，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万岁，市场经济万岁”。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宣传部长亚·尼·雅科夫列夫则遥相呼应，也抛出了《一杯苦酒》，打着总结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和改革运动失败教训的旗号，公然把马克思主义比做“一杯苦酒”，认为被迫吞下这杯苦酒的俄罗斯人民遭致苦难是必然的，把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
一些人从内心发出疑问：马克思主义是不是被打败了？
回答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苏联解体的原因究竟何在？
如何正确地认识苏东剧变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地评判苏东剧变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已成了确立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一个关键。如果不把人们头脑中的这个疑虑解开，就很难让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还活生生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上还有现实意义。
造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近因又有远因，既有外因又有内因。
外因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政要实施的和平演变。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在2007年出版了《胜利——美国政府对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只要浏览一下，当年美国政府秘密策划瓦解苏联的内幕就清清楚楚地呈现出来。
为了搞垮苏联，里根政府和中央情报局雇用了一大批专家，其中既有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也有通晓经济的学者，他们聚集在一起，拟定了美国瓦解苏联的所谓“软战争”战略。按照这一战略，美国一方面大力推进军备竞赛，提出星球大战计划，逼迫苏联“跟进”，即发展军事工业，进行军备竞赛，苏联的经济实力就这样被“拖垮”了;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压低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出口石油原是苏联的主要外汇来源，苏联的经济一下子陷入困境。
西方国家除了通过意识形态渗透、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诱惑等方式来演变社会主义国家以外，还直接扶持代理人来充当社会主义国家的掘墓人。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
在美国原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的《苏联解体亲历记》中，谈到当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抛弃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学说时指出：“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抛弃这个观点，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别样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资产阶级可以接受和拥抱的马克思主义，叫什么马克思主义。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只要回想一下，在苏联建立初期，苏联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中建设社会主义，面对如此强大的国内外反动势力，苏联都能挺过来，而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的综合国力已大大增强，成了世界“两霸”之一，却如此不堪一击，苏联解体主要在于内在的原因不是就非常清楚了吗？
可以清楚地看到，贯穿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整个过程的，是苏联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放弃与背叛。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从反面显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苏联解体后仅20天，邓小平开始南巡
就在苏联解体后仅20天的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启程南下，开始他一次历史性的南方之行。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邓小平是带着对中国改革开放极其忧虑、极其紧迫的心情上路的。
邓小平在沿途与各地领导人的谈话，中心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他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再次阐述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道理。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由上可见，真正看透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各国失败的根本原因的，是邓小平。如果说，1989年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倒台，已经引起他的高度警觉。但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竟然在一夜之间倒塌下来，这就不能不使邓小平产生一种紧迫感。也就是说，如果再继续对姓“社”还是姓“资”喋喋不休地争论下去，中国就会错过时机，甚至导致改革夭折。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邓小平这时何以采取这种不寻常的方式，大声呼吁。 苏联发生剧变，中国的动向成为新的焦点展现在世人面前。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针对把苏联解体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偏见，说了这么一段话：“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正值真理标准大讨论40周年
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正值真理标准大讨论40周年。这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纪念日同在一年，从时间角度说是偶然的，但从更深层次、从理论的关联性说却是必然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直接根源于40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理论根源，就是马克思的思想，就源自马克思主义。
没有马克思的思想指导，就不可能出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核心命题，也就找不到处于历史转折关键时期突破人们思想束缚的强有力的哲学指导;反过来说，如果当时不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思想，没有恢复实事求是的路线，中国就不可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逐步走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唤起了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视和信心，让世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了新的认知。只要想想当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降落后，世界上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看法，和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義取得伟大成就的今天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并进行对比，我们就能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今天如何读马克思——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
“我们为什么还要读马克思？”这个问题近几年频繁出现在许多马克思主义研讨会现场和相关讲座海报上。
提出这个问题，本身便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曾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本身，伴随着一个又一个时代之问。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断提出而且解答问题，方于这片东方土地上生根、发芽、结果。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十九大报告说，这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今天如何读马克思？
答案之一是，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十八届、十九届中央政治局至少5次集体学习以马克思主义为主题，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次数足以说明态度。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做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传人。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才有底气回望马克思。
中国领袖眼中的马克思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创者，他敬仰马克思、信仰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说，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道理;懂得了实事求是，就大有希望;有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会胜利。习近平眼中的马克思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他满怀激情地感谢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眼中的马克思：马克思的学说最合用
毛泽东敬仰马克思、信仰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
工具不能由少数人独揽，不能成为少数人的私人“宝贝”，要由多数人掌握才能发挥作用。毛泽东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所掌握了。”
马克思的学说合用，至为关键的是要锻造出中国的一支强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队伍。我们看看毛泽东的几组数字。
数字之一：“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数字之二：“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五本书，我向大家推荐这五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里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
数字之三：“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中争取三分之一——一百五十万人真心接受马克思主义就很好了。”
数字之四：“我们要做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几组数字，几种希望。从一二百、五千、一万、一百五十万、几百万，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人数早已超过这个数字;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到解决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原子能，毛泽东的希望早已实现。
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的事物，也就不可能有尽善尽美的思想理论。马克思没有结束真理、也不可能穷尽真理。思想家的寿命是有限的，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是无限的;思想家的思想是有限的;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是无限的。毛泽东说：“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能完备。”
1959年2月14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沒有生命了。”
邓小平眼中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
邓小平是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开始读马克思的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独到的认识和思考。
邓小平始终坚定、坚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必然出路，中国也只有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才不断取得伟大胜利。
1977年5月12日，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前说：“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为什么要抓理论研究？就是为了这个。讲空话不行，要有具体措施，统一认识。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懂得这一条就有希望。”1978年5月，邓小平专门论述了什么是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哲学的概括，是马列主义理论、马列主义方法的概括。……这是毛主席经常讲的道理，也是他讲得最多的道理，列宁也讲得很多。我们讲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养的优良传统，第一个就是实事求是。归根到底，这是涉及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那么，怎样实事求是呢？邓小平简要地说：“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他坚决反对：“有一种风气，不采取老实态度，就是吹。这不行。要讲老实。吹只能骗自己。”他讽刺地说：“这些年把一些人养成懒汉，写文章是前边摘语录，后边写口号，中间说点事。”邓小平大力倡导实事求是才能大有希望的道理何在呢？他说：“同志们请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呢？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
习近平眼中的马克思：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
2018年5月4日，习近平出席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
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开创者，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常学常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始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我说过，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习近平曾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的讲话中，满怀激情地感谢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95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使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说：“可以告慰马克思的是，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正在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执著努力！”★
（责编/兰嘉娜 责校/黄梦怡 来源/《毛泽东读<共产党宣言>“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唐春元/文，《新湘评论》2013年第5期;《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陈学明著，天津人民出版2013年1月第1版;《马克思与信仰》，陈先达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怎样看中国》，李忠杰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第1版等）
马克思大事年表
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意志莱茵省特里尔市。
1844年8月：与恩格斯在巴黎会见，合写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
1847年11月底：和恩格斯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受委托起草同盟纲领。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问世。
1848年3月：被比利时政府驱逐出布鲁塞尔到达巴黎。
1849年5月：被普鲁士政府驱逐。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882年：为《共产党宣言》俄译本作序。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享年65岁。
恩格斯大事年表
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德意志萊茵省工业城市巴门市。
1841年9月至1842年10月：在柏林炮兵部队服兵役。
1848年秋至1849年初：流亡到比利时和瑞士，在瑞士协助组织工人协会。
1850年3月和6月：与马克思合作起草《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后，同马克思一起参加了领导工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独自肩负起指导国际工人运动、整理和出版（或再版）马克思遗著等重任。
1885年7月：《资本论》第二卷出版。
1889年7月：在恩格斯的指导和推动下，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即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
1895年8月5日：恩格斯逝世，享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