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陈原道（安徽巢县人）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优秀领导干部，1933年4月就义于南京雨花台。为实现丈夫未竟的事业，陈原道的妻子、我党早期优秀干部刘亚雄（1901-1988），在长达6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几十年如一日为党勤勤恳恳工作，一直未再组建家庭，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之中。1988年3月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对她做出高度评价，称赞她“以坚忍不拔的献身精神完成了党和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所交给她的种种艰巨任务，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评价一点都不夸张，仅从她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抗日救国浴血奋战这段革命生涯，即可得到明证。
城市中第一支女兵连的政治指导员
1935年9月，刘亚雄由中共党组织派遣，来到山西特委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日军侵占东北后，又将魔爪伸向华北，日军对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山西觊觎已久，势在必夺。面对危机，阎锡山权衡再三，出于自己生存的考虑，不得不与共产党暂时合作。为此，他邀请共产党人薄一波回山西工作。
1936年10月，刚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出来的薄一波欣然接受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同阎锡山建立特殊统一战线的任务，组成以他为书记的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赴晋。与薄一波曾是草岚子狱友的刘亚雄作为工委成员之一，一同前往山西，参与领导山西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工作。
在薄一波的领导下，山西组织成立了太原军政训练班，集中了不少全国抗日救亡积极分子，进行军事训练，苦练抗敌本领。当时，全国有16个省、市的190余名爱国女知识青年，冲破各种阻碍，怀着满腔热血，先后来到抗日救亡热潮高涨的山西。大家脱掉学生装，换上灰色新军装，组成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城市中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女兵连——山西军政训练班第十一连，刘亚雄担任了连指导员。
刘亚雄主管连里的政治工作，她对女兵们的政治素养极为重视，要求很严。她常说：“这批女兵，应当看作党的宝贵财富，必须保证在政治上不出‘废品’。”她不仅亲自为女兵连认真上政治课，还专程请薄一波、杨献珍、廖鲁言等前去讲授理论专题，然后组织班组讨论，使大家认清国内外形势，加深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加强思想修养。她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理论知识和学习方法教给大家，引导她们在课余时间大量阅读相关书籍，使女兵连里形成了浓厚、健康的政治空气。她还组织大家搞好形式多样的文娱生活，使整个连队充满蓬勃的朝气。她还鼓励并安排女兵连派出工作队，到农村，到工厂，走街串巷，利用演讲、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演出活报剧等各种形式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起来准备抗战。
在1989年底出版的《刘亚雄纪念集》中，薄一波在“序”中写道：“经过刘亚雄的辛勤工作和教导，训练班的女青年迅速成长，后来，她们历经战争的磨砺，大都成为我党我军的优秀妇女干部，其中绝大多数同志加入了共产党，可以说她是桃李满天下。”
组建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支游击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如何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有力武器开创抗日救国的新局面，成了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党的指示，薄一波抓住时机，与阎锡山谈判组建山西新军事宜。迫于形势与民众的压力，阎锡山不得不同意薄一波的意见。1937年8月1日，由大部分军政训练班的学员与原“民训团”成员组成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下设3个大队，薄一波亲任政委。女兵连随之解散，大部分学员被分配去“牺盟会”做抗日民运工作和救护工作，走向战场。有30余名女兵经考核后被批准组成决死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第三排。不久，决死一总队开赴五台山开展游击战。根据薄一波的指示，刘亚雄开始着手组织抗日游击队。
九十月间，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并打赢了夜袭阳明堡机场、长生口、七亘村和黄崖底等战斗，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招致日军的疯狂反扑。周恩来指示薄一波，敌人有占领太原的可能，我们应当把决死队的青年学生们放到外边去，发动群众，建立众多的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必要的抗日民主政权。于是，薄一波率决死一总队开赴晋东南，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时，刘亚雄奉命来到总队政治部工作。
决死一总队冒着枪林弹雨，艰难地穿行于晋东南地区。在最困难的时候，刘亚雄总会站在路边大声鼓励大家：“同志们，咬紧牙关，跟上队伍，我们绝不能拖整个队伍的后腿，拿出咱们的英雄气概来！”那时，她已经37岁了，体力虚弱，步履艰难，连续的急行军使她腿脚疼痛难忍。但刘亚雄以惊人的毅力支撑着行军，即使到了宿营地也顾不上休息，与干部们走家串户做工作，回到驻地便一头倒在炕上，再也无法动弹一下了。薄一波对刘亚雄虚弱的身体非常关心，当队伍走出险峻的山区后，他想法弄来一辆马车，专门给她乘坐。可是坚强的她拒绝了这种“特殊照顾”，最后，还是被战士们硬抬上了车。
11月8日，太原失守。毛泽东分析形势，及时作出指示：在华北，“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要“建立新军和改造旧军。如能在半年到一年内，建立25万到30万具有新的政治精神的军队，则抗日战场上必能开始看到转机”。并要求“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
决死队坚决贯彻这一方针。到达盂县后，刘亚雄立即按总队党组织的指示着手建立游击队。她利用部队休息的空隙，积极带领工作队发动当地群众参军参战。她深入农村，亲自找青年谈话，不厌其烦地做思想动员工作，短时间内就说服20余名热血青年报名参军，组成了一个游击排。到达沁县后，刘亚雄又广泛发动群众补充兵源，使游击队人员迅速增多。经上级批准，1937年12月，成立了山西青年抗敌游击第一区队，余伯川任队长，刘亚雄为区队指导员。1938年3月，为服从抗战的整体利益，上级决定，游击一区队、二区队和稍后成立的三区队在沁县羊庄合并成立山西青年抗敌决死一纵队游击第一大队。杨世兴为大队长，余伯川为副大队长，刘亚雄任大队教导员。
刘亚雄特别注重提高队伍政治素质。为了建立一支战斗力强的新式队伍，她确立了部队发展应主要吸收贫苦农民和青年学生的方针，同时，也注意吸收少量成分较好的阎军散兵入伍。这样，散兵的教育改造便成了棘手之事。一次，两个散兵抢了老百姓的衣物，造成较严重的不良影响，有的同志气愤地将这两人绑起来准备体罚。刘亚雄闻讯迅速赶来制止，她严厉地批评了这两个人，还责令他们在队内作深刻检查，并指示班长带他们去物归原主，赔礼道歉。然而，这二人积习难改，在向太谷行进途中又偷老百姓的毛驴以代步。部队干部决定枪毙他们。薄一波得知后，严厉批评了这种草率的做法。刘亚雄诚恳地接受了薄一波的批评，并当即召开全队干部会进行总结，进一步教育干部。通过这件事，她更清楚地认识到，带好一支队伍，首先需要大批立场坚定、思想水平较高的优秀干部，这样才能真正保证队伍的发展壮大。于是，她着重培养新干部，对他们的成长倾注巨大的政治热情。通过言传身教，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干部茁壮成长起来。
3月底，日军对晋东南发动“九路围攻”之际，游击队求胜心切，草率地发起了太谷桃源战斗，结果吃了败仗，损失惨重。为此，刘亚雄召开全队大会，态度诚恳地主动承担责任，并做了自我批评。她说：“这一仗，汉奸从中破坏，我们又没有正面作战的经验，所以吃了大亏，牺牲了许多同志，大家都很痛心。但是，我们用不着垂头丧气，吃一堑长一智，只要善于认真总结教训，积累经验，我们就会变得聪明起来。应该看到，这一仗大家作战非常勇敢，有力地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发挥了牵制敌人的作用，值得充分肯定。下一步需要集中整训，下苦功学好军事本领，较快提高政治素质，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打败敌人！”她的话大大增强了大家必胜的信心。
5月初，游击队撤往沁县，开始半年多的整训，学政治，学军事，积极进行民主建军。
1938年秋，决死一纵队成立了下设3个营的游击团，刘亚雄任党总支副书记兼一营教导员。12月，游击队整训整编完毕，刘亚雄随游击一营南下转战安泽。整训后，游击队的战斗力大为增强，战术运用更加灵活，刘亚雄的军事才能也在战争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
1939年1月，游击一营突然回师沁县中峪店一带寻找战机，急行军百余里，爬过黑虎岭等两座大山，并于春节前后在赵城耿壁村夜袭一股日军。在杨世兴与刘亚雄等人的周密计划下，游击营打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大胜仗，共毙敌60余名，缴获平射炮1门，歪把子机枪2挺，步枪几十支。3月2日，决死队在唐城召开盛大的庆功会，薄一波代表总队嘉奖了作战部队，大会将战利品一一展出，参观的群众无不欢欣鼓舞。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位女专员
1938年9月至11月，日军在山西发动了疯狂的“秋季攻势”，攻占了晋西各地。阎锡山败退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然而，阎锡山并不甘心丢失地盘，他深感自己的力量难以支撑局面，于是把希望寄托在牺盟会与新军决死队身上。
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更大规模地开展了抗日救国活动，扩大抗日根据地。1939年初，晋东南工、青、妇等各种救国会纷纷成立。1939年3月8日，晋东南地区妇女代表大会在山西沁县开村召开，会上成立了“晋东南妇女抗日救国总会”。刘亚雄当选为主任兼党组书记。
为了切实把妇女工作开展起来，刘亚雄奔波在辽县（即后来的左权县）周围6个县的农村，检查指导工作。群山连绵、交通不便的晋东南地区，农民世代阻隔在闭塞、狭小的村落里，受封建迷信宗法思想的严重束缚，妇女一直生活在愚昧、无地位、受压制的底层。在刘亚雄领导的妇救会组织发动下，以往大门不出的妇女纷纷参加了扫盲识字班。她们学习文化，认清封建迷信思想的危害，认清妇女的社会价值和自身的作用，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她们积极行动起来，书写抗日标语，宣传抗日思想；许多妇女和八路军女兵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学她们的样子，把头发剪短，组织起来站岗放哨，盘查汉奸特务；不少妻子动员丈夫参加八路军、参加游击队打击日军；更多的妇女纺纱织布，赶做大批军服军鞋支援前线，广大妇女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抗战力量。
1939年8月，日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夏季“扫荡”，白晋线失守，敌人占领了公路、铁路沿线城镇，把晋东南分割成太岳区和太行区。为了保存力量和机动作战，组织上决定将众多群众团体和部分地方武装转移到太行区去。刘亚雄也随队转移，来到太行辽县隘峪口，后来到西黄障、口儿村三专署路东办事处，兼任专署武装科长，领导各区县的地方武装力量。
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发起了反共高潮，于是，一贯投机取利的阎锡山的政治立场急剧右转，于12月集中大量军队发起了对决死队的攻击，妄图消灭牺盟会，进而打击、驱逐八路军，以达到恢复其在山西原有统治的目的（即“晋西事变”）。在此形势下，为了便于工作，牺盟会干部作了调整，三专署路东办事处主任侯振亚调往太岳沁源县任县委书记，刘亚雄接替三专署路东办事处主任一职。1940年4月，太行区晋冀豫行署成立，办事处并入行署，改为太行区三专署，刘亚雄被任命为专署专员，成为抗日根据地第一位女专员。
三专署位于白晋线上，处于同蒲铁路东，包括榆社、武乡、襄坦、祁县、黎城、辽县等县，人口40余万，是山西著名的粮仓。因此，日军对这一地区扫荡最频繁、最残酷，使整个三专署满眼惨状，老百姓对日军恨之入骨。
三专署既然是产粮区，刘亚雄所要做好的第一项工作便是保证八路军一二九师的衣食供应。征粮，政策性很强。以前，向地方过量强派粮款以及其他违反政策的现象时有发生，不仅影响了本来就非常贫苦的农民生活，而且也使群众对人民政府产生不满情绪。刘亚雄到任以后，十分敏锐地觉察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她马上召开各级干部会议，重申党的政策，严厉批评了上述违纪做法，组织干部学习上级有关指示，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接着，将干部做了较大的调整，把一些政策性强、作风好的党员干部调进诸如粮食科、财政科等要害部门做领导，大力纠正工作偏差。榆次县派粮过重，引起群众不满，刘亚雄立即赶赴那里，做好县长思想工作，当即降低征粮数额，减除了农民的额外负担，群众对人民政府交口称赞。
违反政策的做法需要纠正，但是征粮任务也必须完成。为此，三专署征粮组到村镇的第一项工作，便是采取各种形式向群众反复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启发农民群众的爱国觉悟，同时动员各级干部在全专署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刘亚雄对征粮组强调说，老百姓的租息负担减轻了，生产积极性才可以提高，只有较大程度地发展生产力，才能从根本上完成征粮任务。在刘亚雄的有效领导下，三专署短期内完成了党提出的“二五减租”和换契手续，解决了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押地和典地问题。三专署公布规定：押地债户，只要已交付超出借债本利二倍以上者，地主要无条件将地归还债户，已经典出的土地，必须按原价归还。政府的一系列措施，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
武乡县农民种田方式落后，基本上半靠人力半靠天。命运交给老天爷支配，一遇久旱不雨，粮食产量就大幅度下降。刘亚雄深知水利是种田的命脉，务必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于是，1941年春播之后，她马上带领有关人员跑遍武乡，勘查水力资源。在监漳村，刘亚雄兴奋地发现一股水势湍急的溪流泻于山丘之间，水位颇高。她立刻招呼随行人员就地测量，确认这里是修坝截流的好地方。接着，就地住下来召开村民会，讲明修坝蓄水浇田的意义。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凿石抬土，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水坝修建成功，湍急的溪流贮成一片深潭。春旱来临的时候，引水入田，庄稼不缺水，粮食产量显著增长。当地群众十分感谢自己的女专员，特意邀请刘亚雄为水坝题字。刘亚雄欣然提笔，写下“人力胜天然”几个大字。当地群众把它刻于闸洞上方。此坝此字，至今仍保存完好。
由于政策对头，措施有力，三专署粮食产量的提高当年即见成效。有了这个底数，刘亚雄便和有关部门研究，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适量增派粮款。具体做法是：向地主、富农大量征购，以让地主献粮为主、按地力摊派为辅征粮筹款。这样，由较富裕的农民合理分担，贫苦农民的基本利益也得到维护，农民应征粮食的热情很高，顺利完成了三专署的征粮任务，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
为了解决部队的被服问题，刘亚雄采取群众分散制作和政府办厂生产“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前者为主要方式。各地由妇救会出面，按情况从政府领回被服制作数量指标，然后组织各家妇女做衣做鞋。总数由各村包干，不留死角。妇女们的工作积极性很高，她们精心制作的方头形“刹鞋”，底子坚实，战士们穿着既耐磨又不挤脚，非常舒服。刘亚雄很重视集中生产被服问题，专署办起了一座鞋厂，招收了20多名工人，生产系列化、规格化， 搞得颇有声色。刘亚雄自己亲自动手剪鞋样，还特别安排妹妹到鞋厂去做文化教员，帮助工人们学文化，同时帮助工人改制鞋样。
为了粉碎敌人封锁，促进全区经济繁荣，刘亚雄和有关单位还制定了相应措施，采取对敌经济斗争一元化做法。比如：成立了西营镇工商局，规定全区一切用品均由工商局代买批发，商人买卖要受工商局监督审查，如此，根据地物资得到保证，又使敌人得不到任何经济投机的空隙。由于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三专署各地经济逐渐繁荣起来，专区食油、纸张、布匹等人民基本生活用品基本上做到了自给自足。上级专门组织了敌占区进步士绅前来参观，当他们看到这里货物不缺、市场活跃的情形时大为惊讶，对共产党的理政能力大加赞赏，十分佩服。
对敌斗争，是刘亚雄抓得很紧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三专署所属区县，由于政治、地理、经济上的重要地位，便成了敌我双方拉锯争夺的焦点，斗争异常残酷。“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头牲畜，把敌人困死、饿死”，这是三专署提出的响亮口号。各村镇政府都落实了坚壁清野任务，粮食埋在哪里，生活用具怎样处理，敌人来时牲畜的藏匿地点在什么地方等等都做了细致的安排。日军扫荡时，往往村内无人无粮无物，喝水都很困难，根本无法站住脚。
三专署所辖地区，特别是山区农村，长期封闭的社会生活，造成了群众精神世界的愚昧、落后。这里会道门组织活动频繁，某些帮会头目和日军暗中勾结，用迷信思想干扰政府工作，打击思想进步的农民，还常常利用一些人的愚昧无知，替日军搞特务活动。当时，农村中吸食鸦片的现象很普遍，敌人控制烟源，只要有谁替他们通风报信，就供给鸦片过瘾。这一手相当厉害，一时间汉奸特务的活动相当猖獗。有一次，刘亚雄到下面检查工作，汉奸偷偷向敌人告了密，日伪军立刻包围上来。刘亚雄一行只带有几名战士，情况相当危险，后来多亏群众的及时掩护，才突围脱险。
针对辖区这种情况，三专署在刘亚雄的带领下，展开了破除迷信的宣传活动。他们深入各乡各村，通过图片展示、小型文艺演出、宣讲会、个别谈心等各种方式告诉老百姓们：日军烧庙烧房、杀人越货，是我们老百姓的凶恶敌人；鬼怪神仙，乃是骗人的、麻痹人们灵魂的精神鸦片，迷信活动既救不了国家，也救不了人。我们只有拿起武器和日伪斗，才可以保家，才可以自救。与此同时，用大量的实际例子，向老百姓宣讲汉奸特务们丧尽天良的罪恶，激发人们的爱国心、正义感。
同时，对汉奸、特务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严惩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胁从者投诚可将功折罪，宽大处理。群众也被进一步发动起来，几乎家家订有“家庭公约”：绝不当汉奸。村村设立岗哨，连妇女、儿童也参加盘查汉奸特务的工作。
在抗战时期极其艰难、残酷的条件下，刘亚雄把三专署的工作做得卓有成效，深得当地群众的爱戴和尊敬。老百姓经常看见自己的女专员风尘仆仆、轻车简从地奔走在山村、集镇之间，出生入死地领导干部群众对敌斗争，都感动地说：“共产党、八路军了不起，妇女可以参政，有刘专员这样让人佩服的好干部，领导咱们打日本，发展生产，什么困难都不怕。”
对此，1988年3月4日《人民日报》评价刘亚雄：“在敌人频繁扫荡的情况下，刘亚雄在领导对敌斗争的同时，积极发动群众，组织农业生产，实行减租减息，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打击敌人，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在建立新军，坚持武装斗争，建设太行抗日根据地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城市中第一支女兵连的政治指导员
1935年9月，刘亚雄由中共党组织派遣，来到山西特委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日军侵占东北后，又将魔爪伸向华北，日军对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山西觊觎已久，势在必夺。面对危机，阎锡山权衡再三，出于自己生存的考虑，不得不与共产党暂时合作。为此，他邀请共产党人薄一波回山西工作。
1936年10月，刚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出来的薄一波欣然接受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同阎锡山建立特殊统一战线的任务，组成以他为书记的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赴晋。与薄一波曾是草岚子狱友的刘亚雄作为工委成员之一，一同前往山西，参与领导山西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工作。
在薄一波的领导下，山西组织成立了太原军政训练班，集中了不少全国抗日救亡积极分子，进行军事训练，苦练抗敌本领。当时，全国有16个省、市的190余名爱国女知识青年，冲破各种阻碍，怀着满腔热血，先后来到抗日救亡热潮高涨的山西。大家脱掉学生装，换上灰色新军装，组成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城市中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女兵连——山西军政训练班第十一连，刘亚雄担任了连指导员。
刘亚雄主管连里的政治工作，她对女兵们的政治素养极为重视，要求很严。她常说：“这批女兵，应当看作党的宝贵财富，必须保证在政治上不出‘废品’。”她不仅亲自为女兵连认真上政治课，还专程请薄一波、杨献珍、廖鲁言等前去讲授理论专题，然后组织班组讨论，使大家认清国内外形势，加深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加强思想修养。她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理论知识和学习方法教给大家，引导她们在课余时间大量阅读相关书籍，使女兵连里形成了浓厚、健康的政治空气。她还组织大家搞好形式多样的文娱生活，使整个连队充满蓬勃的朝气。她还鼓励并安排女兵连派出工作队，到农村，到工厂，走街串巷，利用演讲、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演出活报剧等各种形式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起来准备抗战。
在1989年底出版的《刘亚雄纪念集》中，薄一波在“序”中写道：“经过刘亚雄的辛勤工作和教导，训练班的女青年迅速成长，后来，她们历经战争的磨砺，大都成为我党我军的优秀妇女干部，其中绝大多数同志加入了共产党，可以说她是桃李满天下。”
组建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支游击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如何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有力武器开创抗日救国的新局面，成了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党的指示，薄一波抓住时机，与阎锡山谈判组建山西新军事宜。迫于形势与民众的压力，阎锡山不得不同意薄一波的意见。1937年8月1日，由大部分军政训练班的学员与原“民训团”成员组成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下设3个大队，薄一波亲任政委。女兵连随之解散，大部分学员被分配去“牺盟会”做抗日民运工作和救护工作，走向战场。有30余名女兵经考核后被批准组成决死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第三排。不久，决死一总队开赴五台山开展游击战。根据薄一波的指示，刘亚雄开始着手组织抗日游击队。
九十月间，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并打赢了夜袭阳明堡机场、长生口、七亘村和黄崖底等战斗，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招致日军的疯狂反扑。周恩来指示薄一波，敌人有占领太原的可能，我们应当把决死队的青年学生们放到外边去，发动群众，建立众多的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必要的抗日民主政权。于是，薄一波率决死一总队开赴晋东南，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时，刘亚雄奉命来到总队政治部工作。
决死一总队冒着枪林弹雨，艰难地穿行于晋东南地区。在最困难的时候，刘亚雄总会站在路边大声鼓励大家：“同志们，咬紧牙关，跟上队伍，我们绝不能拖整个队伍的后腿，拿出咱们的英雄气概来！”那时，她已经37岁了，体力虚弱，步履艰难，连续的急行军使她腿脚疼痛难忍。但刘亚雄以惊人的毅力支撑着行军，即使到了宿营地也顾不上休息，与干部们走家串户做工作，回到驻地便一头倒在炕上，再也无法动弹一下了。薄一波对刘亚雄虚弱的身体非常关心，当队伍走出险峻的山区后，他想法弄来一辆马车，专门给她乘坐。可是坚强的她拒绝了这种“特殊照顾”，最后，还是被战士们硬抬上了车。
11月8日，太原失守。毛泽东分析形势，及时作出指示：在华北，“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要“建立新军和改造旧军。如能在半年到一年内，建立25万到30万具有新的政治精神的军队，则抗日战场上必能开始看到转机”。并要求“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
决死队坚决贯彻这一方针。到达盂县后，刘亚雄立即按总队党组织的指示着手建立游击队。她利用部队休息的空隙，积极带领工作队发动当地群众参军参战。她深入农村，亲自找青年谈话，不厌其烦地做思想动员工作，短时间内就说服20余名热血青年报名参军，组成了一个游击排。到达沁县后，刘亚雄又广泛发动群众补充兵源，使游击队人员迅速增多。经上级批准，1937年12月，成立了山西青年抗敌游击第一区队，余伯川任队长，刘亚雄为区队指导员。1938年3月，为服从抗战的整体利益，上级决定，游击一区队、二区队和稍后成立的三区队在沁县羊庄合并成立山西青年抗敌决死一纵队游击第一大队。杨世兴为大队长，余伯川为副大队长，刘亚雄任大队教导员。
刘亚雄特别注重提高队伍政治素质。为了建立一支战斗力强的新式队伍，她确立了部队发展应主要吸收贫苦农民和青年学生的方针，同时，也注意吸收少量成分较好的阎军散兵入伍。这样，散兵的教育改造便成了棘手之事。一次，两个散兵抢了老百姓的衣物，造成较严重的不良影响，有的同志气愤地将这两人绑起来准备体罚。刘亚雄闻讯迅速赶来制止，她严厉地批评了这两个人，还责令他们在队内作深刻检查，并指示班长带他们去物归原主，赔礼道歉。然而，这二人积习难改，在向太谷行进途中又偷老百姓的毛驴以代步。部队干部决定枪毙他们。薄一波得知后，严厉批评了这种草率的做法。刘亚雄诚恳地接受了薄一波的批评，并当即召开全队干部会进行总结，进一步教育干部。通过这件事，她更清楚地认识到，带好一支队伍，首先需要大批立场坚定、思想水平较高的优秀干部，这样才能真正保证队伍的发展壮大。于是，她着重培养新干部，对他们的成长倾注巨大的政治热情。通过言传身教，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干部茁壮成长起来。
3月底，日军对晋东南发动“九路围攻”之际，游击队求胜心切，草率地发起了太谷桃源战斗，结果吃了败仗，损失惨重。为此，刘亚雄召开全队大会，态度诚恳地主动承担责任，并做了自我批评。她说：“这一仗，汉奸从中破坏，我们又没有正面作战的经验，所以吃了大亏，牺牲了许多同志，大家都很痛心。但是，我们用不着垂头丧气，吃一堑长一智，只要善于认真总结教训，积累经验，我们就会变得聪明起来。应该看到，这一仗大家作战非常勇敢，有力地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发挥了牵制敌人的作用，值得充分肯定。下一步需要集中整训，下苦功学好军事本领，较快提高政治素质，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打败敌人！”她的话大大增强了大家必胜的信心。
5月初，游击队撤往沁县，开始半年多的整训，学政治，学军事，积极进行民主建军。
1938年秋，决死一纵队成立了下设3个营的游击团，刘亚雄任党总支副书记兼一营教导员。12月，游击队整训整编完毕，刘亚雄随游击一营南下转战安泽。整训后，游击队的战斗力大为增强，战术运用更加灵活，刘亚雄的军事才能也在战争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
1939年1月，游击一营突然回师沁县中峪店一带寻找战机，急行军百余里，爬过黑虎岭等两座大山，并于春节前后在赵城耿壁村夜袭一股日军。在杨世兴与刘亚雄等人的周密计划下，游击营打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大胜仗，共毙敌60余名，缴获平射炮1门，歪把子机枪2挺，步枪几十支。3月2日，决死队在唐城召开盛大的庆功会，薄一波代表总队嘉奖了作战部队，大会将战利品一一展出，参观的群众无不欢欣鼓舞。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位女专员
1938年9月至11月，日军在山西发动了疯狂的“秋季攻势”，攻占了晋西各地。阎锡山败退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然而，阎锡山并不甘心丢失地盘，他深感自己的力量难以支撑局面，于是把希望寄托在牺盟会与新军决死队身上。
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更大规模地开展了抗日救国活动，扩大抗日根据地。1939年初，晋东南工、青、妇等各种救国会纷纷成立。1939年3月8日，晋东南地区妇女代表大会在山西沁县开村召开，会上成立了“晋东南妇女抗日救国总会”。刘亚雄当选为主任兼党组书记。
为了切实把妇女工作开展起来，刘亚雄奔波在辽县（即后来的左权县）周围6个县的农村，检查指导工作。群山连绵、交通不便的晋东南地区，农民世代阻隔在闭塞、狭小的村落里，受封建迷信宗法思想的严重束缚，妇女一直生活在愚昧、无地位、受压制的底层。在刘亚雄领导的妇救会组织发动下，以往大门不出的妇女纷纷参加了扫盲识字班。她们学习文化，认清封建迷信思想的危害，认清妇女的社会价值和自身的作用，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她们积极行动起来，书写抗日标语，宣传抗日思想；许多妇女和八路军女兵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学她们的样子，把头发剪短，组织起来站岗放哨，盘查汉奸特务；不少妻子动员丈夫参加八路军、参加游击队打击日军；更多的妇女纺纱织布，赶做大批军服军鞋支援前线，广大妇女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抗战力量。
1939年8月，日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夏季“扫荡”，白晋线失守，敌人占领了公路、铁路沿线城镇，把晋东南分割成太岳区和太行区。为了保存力量和机动作战，组织上决定将众多群众团体和部分地方武装转移到太行区去。刘亚雄也随队转移，来到太行辽县隘峪口，后来到西黄障、口儿村三专署路东办事处，兼任专署武装科长，领导各区县的地方武装力量。
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发起了反共高潮，于是，一贯投机取利的阎锡山的政治立场急剧右转，于12月集中大量军队发起了对决死队的攻击，妄图消灭牺盟会，进而打击、驱逐八路军，以达到恢复其在山西原有统治的目的（即“晋西事变”）。在此形势下，为了便于工作，牺盟会干部作了调整，三专署路东办事处主任侯振亚调往太岳沁源县任县委书记，刘亚雄接替三专署路东办事处主任一职。1940年4月，太行区晋冀豫行署成立，办事处并入行署，改为太行区三专署，刘亚雄被任命为专署专员，成为抗日根据地第一位女专员。
三专署位于白晋线上，处于同蒲铁路东，包括榆社、武乡、襄坦、祁县、黎城、辽县等县，人口40余万，是山西著名的粮仓。因此，日军对这一地区扫荡最频繁、最残酷，使整个三专署满眼惨状，老百姓对日军恨之入骨。
三专署既然是产粮区，刘亚雄所要做好的第一项工作便是保证八路军一二九师的衣食供应。征粮，政策性很强。以前，向地方过量强派粮款以及其他违反政策的现象时有发生，不仅影响了本来就非常贫苦的农民生活，而且也使群众对人民政府产生不满情绪。刘亚雄到任以后，十分敏锐地觉察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她马上召开各级干部会议，重申党的政策，严厉批评了上述违纪做法，组织干部学习上级有关指示，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接着，将干部做了较大的调整，把一些政策性强、作风好的党员干部调进诸如粮食科、财政科等要害部门做领导，大力纠正工作偏差。榆次县派粮过重，引起群众不满，刘亚雄立即赶赴那里，做好县长思想工作，当即降低征粮数额，减除了农民的额外负担，群众对人民政府交口称赞。
违反政策的做法需要纠正，但是征粮任务也必须完成。为此，三专署征粮组到村镇的第一项工作，便是采取各种形式向群众反复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启发农民群众的爱国觉悟，同时动员各级干部在全专署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刘亚雄对征粮组强调说，老百姓的租息负担减轻了，生产积极性才可以提高，只有较大程度地发展生产力，才能从根本上完成征粮任务。在刘亚雄的有效领导下，三专署短期内完成了党提出的“二五减租”和换契手续，解决了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押地和典地问题。三专署公布规定：押地债户，只要已交付超出借债本利二倍以上者，地主要无条件将地归还债户，已经典出的土地，必须按原价归还。政府的一系列措施，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
武乡县农民种田方式落后，基本上半靠人力半靠天。命运交给老天爷支配，一遇久旱不雨，粮食产量就大幅度下降。刘亚雄深知水利是种田的命脉，务必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于是，1941年春播之后，她马上带领有关人员跑遍武乡，勘查水力资源。在监漳村，刘亚雄兴奋地发现一股水势湍急的溪流泻于山丘之间，水位颇高。她立刻招呼随行人员就地测量，确认这里是修坝截流的好地方。接着，就地住下来召开村民会，讲明修坝蓄水浇田的意义。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凿石抬土，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水坝修建成功，湍急的溪流贮成一片深潭。春旱来临的时候，引水入田，庄稼不缺水，粮食产量显著增长。当地群众十分感谢自己的女专员，特意邀请刘亚雄为水坝题字。刘亚雄欣然提笔，写下“人力胜天然”几个大字。当地群众把它刻于闸洞上方。此坝此字，至今仍保存完好。
由于政策对头，措施有力，三专署粮食产量的提高当年即见成效。有了这个底数，刘亚雄便和有关部门研究，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适量增派粮款。具体做法是：向地主、富农大量征购，以让地主献粮为主、按地力摊派为辅征粮筹款。这样，由较富裕的农民合理分担，贫苦农民的基本利益也得到维护，农民应征粮食的热情很高，顺利完成了三专署的征粮任务，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
为了解决部队的被服问题，刘亚雄采取群众分散制作和政府办厂生产“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前者为主要方式。各地由妇救会出面，按情况从政府领回被服制作数量指标，然后组织各家妇女做衣做鞋。总数由各村包干，不留死角。妇女们的工作积极性很高，她们精心制作的方头形“刹鞋”，底子坚实，战士们穿着既耐磨又不挤脚，非常舒服。刘亚雄很重视集中生产被服问题，专署办起了一座鞋厂，招收了20多名工人，生产系列化、规格化， 搞得颇有声色。刘亚雄自己亲自动手剪鞋样，还特别安排妹妹到鞋厂去做文化教员，帮助工人们学文化，同时帮助工人改制鞋样。
为了粉碎敌人封锁，促进全区经济繁荣，刘亚雄和有关单位还制定了相应措施，采取对敌经济斗争一元化做法。比如：成立了西营镇工商局，规定全区一切用品均由工商局代买批发，商人买卖要受工商局监督审查，如此，根据地物资得到保证，又使敌人得不到任何经济投机的空隙。由于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三专署各地经济逐渐繁荣起来，专区食油、纸张、布匹等人民基本生活用品基本上做到了自给自足。上级专门组织了敌占区进步士绅前来参观，当他们看到这里货物不缺、市场活跃的情形时大为惊讶，对共产党的理政能力大加赞赏，十分佩服。
对敌斗争，是刘亚雄抓得很紧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三专署所属区县，由于政治、地理、经济上的重要地位，便成了敌我双方拉锯争夺的焦点，斗争异常残酷。“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头牲畜，把敌人困死、饿死”，这是三专署提出的响亮口号。各村镇政府都落实了坚壁清野任务，粮食埋在哪里，生活用具怎样处理，敌人来时牲畜的藏匿地点在什么地方等等都做了细致的安排。日军扫荡时，往往村内无人无粮无物，喝水都很困难，根本无法站住脚。
三专署所辖地区，特别是山区农村，长期封闭的社会生活，造成了群众精神世界的愚昧、落后。这里会道门组织活动频繁，某些帮会头目和日军暗中勾结，用迷信思想干扰政府工作，打击思想进步的农民，还常常利用一些人的愚昧无知，替日军搞特务活动。当时，农村中吸食鸦片的现象很普遍，敌人控制烟源，只要有谁替他们通风报信，就供给鸦片过瘾。这一手相当厉害，一时间汉奸特务的活动相当猖獗。有一次，刘亚雄到下面检查工作，汉奸偷偷向敌人告了密，日伪军立刻包围上来。刘亚雄一行只带有几名战士，情况相当危险，后来多亏群众的及时掩护，才突围脱险。
针对辖区这种情况，三专署在刘亚雄的带领下，展开了破除迷信的宣传活动。他们深入各乡各村，通过图片展示、小型文艺演出、宣讲会、个别谈心等各种方式告诉老百姓们：日军烧庙烧房、杀人越货，是我们老百姓的凶恶敌人；鬼怪神仙，乃是骗人的、麻痹人们灵魂的精神鸦片，迷信活动既救不了国家，也救不了人。我们只有拿起武器和日伪斗，才可以保家，才可以自救。与此同时，用大量的实际例子，向老百姓宣讲汉奸特务们丧尽天良的罪恶，激发人们的爱国心、正义感。
同时，对汉奸、特务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严惩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胁从者投诚可将功折罪，宽大处理。群众也被进一步发动起来，几乎家家订有“家庭公约”：绝不当汉奸。村村设立岗哨，连妇女、儿童也参加盘查汉奸特务的工作。
在抗战时期极其艰难、残酷的条件下，刘亚雄把三专署的工作做得卓有成效，深得当地群众的爱戴和尊敬。老百姓经常看见自己的女专员风尘仆仆、轻车简从地奔走在山村、集镇之间，出生入死地领导干部群众对敌斗争，都感动地说：“共产党、八路军了不起，妇女可以参政，有刘专员这样让人佩服的好干部，领导咱们打日本，发展生产，什么困难都不怕。”
对此，1988年3月4日《人民日报》评价刘亚雄：“在敌人频繁扫荡的情况下，刘亚雄在领导对敌斗争的同时，积极发动群众，组织农业生产，实行减租减息，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打击敌人，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在建立新军，坚持武装斗争，建设太行抗日根据地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