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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迄今为止，关于政府规模、寻租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对于三者之间的联系，不同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有比较大的差异，甚至出现相反的研究结果。通过对中国1998年到2011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回归，试图从实证的角度对中国的政府规模、寻租以及经济增长进行检验分析。计量回归结果显示，中国的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寻租行为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存在显著的负效应，政府规模的大小对寻租行为有部分的负效应。针对这一结果，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政府规模；寻租；中国经济增长；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4001503
1引言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寻租腐败问题一直都被广泛地研究。自从寻租行为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关键性的影响，该命题已经成为政治学和经济学中的核心课题。伴随寻租问题的一个重要概念便是政府规模，虽然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涉及这一领域，但是政府规模的大小与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及该国寻租程度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模糊不清，不同文献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有比较大的差异。
在最近几年，已经有一些关于政府规模和寻租腐败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其决定因素。这些研究包括Coel和Nelson（1998）、La Porta et al.（1999）、Treisman（2000），Glaeser和Saks（2006）、Serra（2006）、Del Monte和Papagni（2007）、Billger和Goel（2009）、Saha et al.（2009）以及其他很多的学者。虽然关于腐败的决定因素已经获得了一些共识（Serra，2006），但一些与其相联系的因素却仍然模糊不清。
虽然一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如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和法律体系的建立应该由政府部门提供，并且这些服务对于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提供这些服务的同时，过于庞大的政府规模会导致诸多的无效率，甚至导致寻租腐败行为的发生。如果政府规模被看成是政府对于市场失灵的补救程度，那么过多的干预将会破坏市场竞争，同时导致政府失灵，进而影响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例如，Lal（1985）指出了政府对于资源配置失当的问题。社会学家如Mills（1986）认为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加令人担忧。政府规模同时也可以看成其官僚机构的总数或者他们的支出如工资、奖金等等。Niskanen（1971）将政府机构定义为其政府职员寻求他们预算和工资的最大化，因此他们没有激励去变得有效率。Acemoglu和Verdier（2000）指出，同腐败一样，政府失灵是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副产品。为了减少腐败，高工资是防止个人和官僚机构变得腐败的必要措施。从这一方面来讲，寻租腐败、政府规模和其无效率之间的联系已成为经济学中的重要课题。
对于国内而言，关于政府寻租行为、政府规模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近几年来，我国才意识到寻租行为在本国的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同时，为了适应不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政府规模的扩大也成为我国近两年来所面临的一大抉择。一方面，大量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政府部门来进行提供；另一方面，庞大的政府规模会导致政府效率的低下，同时会带来较为严重的寻租行为，使得政府失灵，进而阻碍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例如，陈刚（2008）等的研究表明腐败将会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吴一平（2010）认为腐败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明确，由于中国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不同，其寻租腐败行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相同。李国璋（2010）等学者则指出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类似库茨涅茨倒u型曲线的关系。谭桔华（2005）运用具体数据系统地阐明了中国政府规模的现状。王云平（2008）指出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其是基于经济自由指数来研究的，缺乏对于中国实际情况的实证指导。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将政府规模、寻租与福利相结合来讨论真实的福利增长与这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
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同时对于此类命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身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加之其身兼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个头衔，使其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更加趋于复杂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通过实证的视角对中国政府规模、寻租行为以及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三者之间进行计量分析，并根据计量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2估计方法和数据
本文通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中国经济增长、政府规模以及寻租强度进行回归分析，同时引入政府规模与寻租强度的交叉项以确定政府规模与寻租强度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所得出的回归结果作为基本结果，该方法作为基本方法。估计方程如下（1）式：
该回归方程中，GDP表示的是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overnmentsize指代政府规模的大小，Rentseeking是指代中国经济社会中存在的寻租强度。Governmentsize×Rentseeking是指政府规模与寻租强度二者之间的交互项。u是误差项。
从以上的回归方程中，我们可以知道，除了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以通过具体的数值反应外，政府规模和寻租强度都无法直接通过数据进行衡量。此处，我们运用政府财政支出占当年GDP的比重来间接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之所以运用政府支出与GDP的比重而不运用在职公务员人数，是因为各国对于“公务员”的定义本身也存在差异和偏差，公务员岗位界定不清这一重大问题普遍存在。同时，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其存在大量的在政府部门工作却没有“编制”的人员，这样的人员对于公务员人数的统计造成了比较大的障碍，因而其政府规模通过当年的在职公务员人数进行衡量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本文运用政府财政支出占当年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运用这一比例，首先是因为政府财政支出与GDP能够很好地通过数据反映出来，不存在概念界定不清的问题。其次，这一比例能够较为有效地反应政府规模的实际大小，无论是政府的绝对规模变化还是相对规模变化都能够很好地进行反应。对于寻租强度这一变量，我们运用中国人民检察院每年对于贪污腐败案件的立案调查数来进行衡量。此处必须指出，由于寻租行为的特殊性，其很大程度上是无法真实地进行统计的。运用中国人民检察院对于贪污腐败案件的立案调查数来进行衡量会对寻租这一变量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但是检察院的年度立案调查数据能够反映中国经济社会中对于寻租行为的大体状况，并且能够通过具体的数据反映出中国近几年寻租行为变化的大致趋势。 同时，此处必须指出的是，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必然会引起反向因果关系、遗漏变量以及测量误差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例如，政府规模的增大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同时，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其需要日益扩大的政府部门来提供更加有效的公共物品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国内生产总值和政府规模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这种双向的因果关系必定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同时，不同的解释变量之间也会存在相关性。例如，寻租程度的增加很可能会导致政府规模的增大，因为政府部门如果存在寻租的空间，其趋利性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会使得其增加规模以充分利用这一空间来进行寻租行为。同时，由于政府规模的扩大，其所管辖的范围也将会随之拓宽，进而其将会有能力在更广的领域中来进行寻租活动。因此，政府规模与寻租之间将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我们引入政府规模与寻租之间的交互项来进行分析。
为了控制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作为政府规模的工具变量（IV）。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被认为是对政府规模的扩大起促进作用的，因为对于老龄化人口的投入是需要如社会养老保障以及医疗保障这样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投入的。如果老龄化人口占一个国家的比例很高，则该国家需要更大的政府规模和更多的公共服务机构以提供保障老龄化人口的基本生活和医疗。换句话说，国家的老龄化人口比例将会与政府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从表面上来说，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似乎与寻租腐败以及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因而该比例值适合做工具变量。
以上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数据均来自近十六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同时由作者整理得到。
3实证检验结果
表1显示了由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人均GDP与政府规模、寻租程度之间的关系。在第（1）一列中，我们运用得是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所得到的结果，第（2）列是加入交互项以后所得到的回归结果，第（3）列是引入工具变量所得到的结果。
从表1的计量回归结果我们得知，在第（1）列中，没有加入交互项之前所进行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显示，政府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即政府规模越大，其将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对于寻租而言，其普通最小二乘法所得出的结果并不显著。当引入政府规模与寻租强度之间的交互项时，如表中第（2）列的结果所示，政府规模依然对中国人均GDP的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同时，寻租程度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则在1%水平下变得显著为负，即寻租程度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的效应。换句话说，在中国的经济社会中，寻租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但其影响程度却并不明显。
另外，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内生性问题必须加以考虑，因为内生性的存在会导致OLS估计是有偏的。为了控制这一问题，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我们引入IV估计，运用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作为政府规模的工具变量。第（3）列和第（4）列显示了工具变量IV的估计结果，其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通过计量同时也得到证实。Stock和Yogo（2005）指出了工具变量的解释力不强的问题，并提出了F统计量中的第一阶段回归。我们检验中的F统计量结果在第（3）列与第（4）列中是比较好的。由表1第（3）列和第（4）列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政府规模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存在显著的正效应，而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寻租程度则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呈显著的负效应。这一结果与第（2）列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结果存在一致性。
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的增长与中国政府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与一些国外发达国家的研究结论并不相符。但是，这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在法律制度日趋完善的中国，政府规模的扩大能够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能更加有效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增强政府对于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最大限度地避免市场失灵带来的经济波动。这一优势在计量结论上即反应为政府规模的扩大将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寻租行为的程度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是存在较为明显的负相关的，这一结论与国内外多数对于腐败寻租问题的研究相符。因此，有效遏制政府的寻租行为是保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必要手段。寻租行为的增多不仅会在政治上影响一个政府的长期稳定和发展，使得政府陷入被动，同时，也会在经济上制约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4结论及政策含义
在学术界，关于政府规模、寻租行为以及经济增长三者关系的研究存在多种多样的结果，没有达成较为有效的共识。同时，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府规模、寻租程度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尚处于起步阶段。
本篇论文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我国，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的，即政府规模的扩大将会促进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因为，在中国这一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物品的有效提供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必要前提。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我国扩大政府规模，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参与经济运行的效率，保障了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中国经济能够迅速平稳地依靠政府行为回到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上来。同时，政府规模的扩大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其能保证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健康与稳定。然而，政府规模的不断增大势必会导致政府行政效率的丧失，同时也会为寻租行为创造出新的空间。因此，在未来几年的社会经济变革中，我国政府应该在扩大政府规模的同时保证政府的行政效率，充分发挥政府调节经济的灵活性，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扩大政府规模，使其能够更加有效地完善当地的市场，帮助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这种政府规模的扩大才是有效率的，才能够在长期保证中国经济的较快增长。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对日益增长的政府寻租行为引起较高的重视。根据计量结果，寻租行为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负效应，即寻租程度的加深将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增长。因此，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不断促进政府规模扩大的同时如何有效控制政府的寻租行为将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从近几年中国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关于腐败案件的受理和查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寻租行为得到了较为有效的控制，但是其寻租行为没有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大幅度下降。因而，中国政府在今后的发展中必须高度重视经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设租寻租行为，以保证中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廉洁性和有效性，进而保证中国经济能够长期健康有效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唐钧，李丹婷，罗杰.中国政府规模：比较研究与优化策略[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1）.
[2]唐小飞，王跃，郑杰.最优政府规模研究述评[J].经济学动态，2011，（5）.
[3]吴一平，芮萌.地区腐败、市场化与中国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10，（11）.
[4]周黎安，陶婧.政府规模、市场化与地区腐败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2009，（1）.
[5]诸大建，徐萍.中国政府规模、经济增长与福利[J].同济大学学报，2010，（4）.
[6]António Afonso Davide Furceri，Government size，composition，vola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0.
[7]Charles J.P.Chen Zengquan Li Xijia Su Zheng Sun，Rentseeking incentives，corporate political connections，and the control structure of private firms： Chinese evidence[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1.
关键词：政府规模；寻租；中国经济增长；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4001503
1引言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寻租腐败问题一直都被广泛地研究。自从寻租行为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关键性的影响，该命题已经成为政治学和经济学中的核心课题。伴随寻租问题的一个重要概念便是政府规模，虽然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涉及这一领域，但是政府规模的大小与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及该国寻租程度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模糊不清，不同文献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有比较大的差异。
在最近几年，已经有一些关于政府规模和寻租腐败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其决定因素。这些研究包括Coel和Nelson（1998）、La Porta et al.（1999）、Treisman（2000），Glaeser和Saks（2006）、Serra（2006）、Del Monte和Papagni（2007）、Billger和Goel（2009）、Saha et al.（2009）以及其他很多的学者。虽然关于腐败的决定因素已经获得了一些共识（Serra，2006），但一些与其相联系的因素却仍然模糊不清。
虽然一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如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和法律体系的建立应该由政府部门提供，并且这些服务对于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提供这些服务的同时，过于庞大的政府规模会导致诸多的无效率，甚至导致寻租腐败行为的发生。如果政府规模被看成是政府对于市场失灵的补救程度，那么过多的干预将会破坏市场竞争，同时导致政府失灵，进而影响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例如，Lal（1985）指出了政府对于资源配置失当的问题。社会学家如Mills（1986）认为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加令人担忧。政府规模同时也可以看成其官僚机构的总数或者他们的支出如工资、奖金等等。Niskanen（1971）将政府机构定义为其政府职员寻求他们预算和工资的最大化，因此他们没有激励去变得有效率。Acemoglu和Verdier（2000）指出，同腐败一样，政府失灵是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副产品。为了减少腐败，高工资是防止个人和官僚机构变得腐败的必要措施。从这一方面来讲，寻租腐败、政府规模和其无效率之间的联系已成为经济学中的重要课题。
对于国内而言，关于政府寻租行为、政府规模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近几年来，我国才意识到寻租行为在本国的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同时，为了适应不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政府规模的扩大也成为我国近两年来所面临的一大抉择。一方面，大量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政府部门来进行提供；另一方面，庞大的政府规模会导致政府效率的低下，同时会带来较为严重的寻租行为，使得政府失灵，进而阻碍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例如，陈刚（2008）等的研究表明腐败将会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吴一平（2010）认为腐败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明确，由于中国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不同，其寻租腐败行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相同。李国璋（2010）等学者则指出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类似库茨涅茨倒u型曲线的关系。谭桔华（2005）运用具体数据系统地阐明了中国政府规模的现状。王云平（2008）指出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其是基于经济自由指数来研究的，缺乏对于中国实际情况的实证指导。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将政府规模、寻租与福利相结合来讨论真实的福利增长与这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
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同时对于此类命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身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加之其身兼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个头衔，使其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更加趋于复杂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通过实证的视角对中国政府规模、寻租行为以及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三者之间进行计量分析，并根据计量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2估计方法和数据
本文通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中国经济增长、政府规模以及寻租强度进行回归分析，同时引入政府规模与寻租强度的交叉项以确定政府规模与寻租强度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所得出的回归结果作为基本结果，该方法作为基本方法。估计方程如下（1）式：
该回归方程中，GDP表示的是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overnmentsize指代政府规模的大小，Rentseeking是指代中国经济社会中存在的寻租强度。Governmentsize×Rentseeking是指政府规模与寻租强度二者之间的交互项。u是误差项。
从以上的回归方程中，我们可以知道，除了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以通过具体的数值反应外，政府规模和寻租强度都无法直接通过数据进行衡量。此处，我们运用政府财政支出占当年GDP的比重来间接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之所以运用政府支出与GDP的比重而不运用在职公务员人数，是因为各国对于“公务员”的定义本身也存在差异和偏差，公务员岗位界定不清这一重大问题普遍存在。同时，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其存在大量的在政府部门工作却没有“编制”的人员，这样的人员对于公务员人数的统计造成了比较大的障碍，因而其政府规模通过当年的在职公务员人数进行衡量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本文运用政府财政支出占当年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运用这一比例，首先是因为政府财政支出与GDP能够很好地通过数据反映出来，不存在概念界定不清的问题。其次，这一比例能够较为有效地反应政府规模的实际大小，无论是政府的绝对规模变化还是相对规模变化都能够很好地进行反应。对于寻租强度这一变量，我们运用中国人民检察院每年对于贪污腐败案件的立案调查数来进行衡量。此处必须指出，由于寻租行为的特殊性，其很大程度上是无法真实地进行统计的。运用中国人民检察院对于贪污腐败案件的立案调查数来进行衡量会对寻租这一变量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但是检察院的年度立案调查数据能够反映中国经济社会中对于寻租行为的大体状况，并且能够通过具体的数据反映出中国近几年寻租行为变化的大致趋势。 同时，此处必须指出的是，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必然会引起反向因果关系、遗漏变量以及测量误差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例如，政府规模的增大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同时，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其需要日益扩大的政府部门来提供更加有效的公共物品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国内生产总值和政府规模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这种双向的因果关系必定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同时，不同的解释变量之间也会存在相关性。例如，寻租程度的增加很可能会导致政府规模的增大，因为政府部门如果存在寻租的空间，其趋利性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会使得其增加规模以充分利用这一空间来进行寻租行为。同时，由于政府规模的扩大，其所管辖的范围也将会随之拓宽，进而其将会有能力在更广的领域中来进行寻租活动。因此，政府规模与寻租之间将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我们引入政府规模与寻租之间的交互项来进行分析。
为了控制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作为政府规模的工具变量（IV）。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被认为是对政府规模的扩大起促进作用的，因为对于老龄化人口的投入是需要如社会养老保障以及医疗保障这样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投入的。如果老龄化人口占一个国家的比例很高，则该国家需要更大的政府规模和更多的公共服务机构以提供保障老龄化人口的基本生活和医疗。换句话说，国家的老龄化人口比例将会与政府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从表面上来说，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似乎与寻租腐败以及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因而该比例值适合做工具变量。
以上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数据均来自近十六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同时由作者整理得到。
3实证检验结果
表1显示了由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人均GDP与政府规模、寻租程度之间的关系。在第（1）一列中，我们运用得是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所得到的结果，第（2）列是加入交互项以后所得到的回归结果，第（3）列是引入工具变量所得到的结果。
从表1的计量回归结果我们得知，在第（1）列中，没有加入交互项之前所进行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显示，政府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即政府规模越大，其将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对于寻租而言，其普通最小二乘法所得出的结果并不显著。当引入政府规模与寻租强度之间的交互项时，如表中第（2）列的结果所示，政府规模依然对中国人均GDP的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同时，寻租程度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则在1%水平下变得显著为负，即寻租程度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的效应。换句话说，在中国的经济社会中，寻租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但其影响程度却并不明显。
另外，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内生性问题必须加以考虑，因为内生性的存在会导致OLS估计是有偏的。为了控制这一问题，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我们引入IV估计，运用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作为政府规模的工具变量。第（3）列和第（4）列显示了工具变量IV的估计结果，其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通过计量同时也得到证实。Stock和Yogo（2005）指出了工具变量的解释力不强的问题，并提出了F统计量中的第一阶段回归。我们检验中的F统计量结果在第（3）列与第（4）列中是比较好的。由表1第（3）列和第（4）列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政府规模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存在显著的正效应，而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寻租程度则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呈显著的负效应。这一结果与第（2）列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结果存在一致性。
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的增长与中国政府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与一些国外发达国家的研究结论并不相符。但是，这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在法律制度日趋完善的中国，政府规模的扩大能够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能更加有效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增强政府对于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最大限度地避免市场失灵带来的经济波动。这一优势在计量结论上即反应为政府规模的扩大将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寻租行为的程度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是存在较为明显的负相关的，这一结论与国内外多数对于腐败寻租问题的研究相符。因此，有效遏制政府的寻租行为是保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必要手段。寻租行为的增多不仅会在政治上影响一个政府的长期稳定和发展，使得政府陷入被动，同时，也会在经济上制约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4结论及政策含义
在学术界，关于政府规模、寻租行为以及经济增长三者关系的研究存在多种多样的结果，没有达成较为有效的共识。同时，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府规模、寻租程度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尚处于起步阶段。
本篇论文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我国，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的，即政府规模的扩大将会促进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因为，在中国这一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物品的有效提供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必要前提。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我国扩大政府规模，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参与经济运行的效率，保障了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中国经济能够迅速平稳地依靠政府行为回到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上来。同时，政府规模的扩大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其能保证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健康与稳定。然而，政府规模的不断增大势必会导致政府行政效率的丧失，同时也会为寻租行为创造出新的空间。因此，在未来几年的社会经济变革中，我国政府应该在扩大政府规模的同时保证政府的行政效率，充分发挥政府调节经济的灵活性，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扩大政府规模，使其能够更加有效地完善当地的市场，帮助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这种政府规模的扩大才是有效率的，才能够在长期保证中国经济的较快增长。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对日益增长的政府寻租行为引起较高的重视。根据计量结果，寻租行为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负效应，即寻租程度的加深将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增长。因此，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不断促进政府规模扩大的同时如何有效控制政府的寻租行为将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从近几年中国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关于腐败案件的受理和查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寻租行为得到了较为有效的控制，但是其寻租行为没有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大幅度下降。因而，中国政府在今后的发展中必须高度重视经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设租寻租行为，以保证中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廉洁性和有效性，进而保证中国经济能够长期健康有效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唐钧，李丹婷，罗杰.中国政府规模：比较研究与优化策略[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1）.
[2]唐小飞，王跃，郑杰.最优政府规模研究述评[J].经济学动态，2011，（5）.
[3]吴一平，芮萌.地区腐败、市场化与中国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10，（11）.
[4]周黎安，陶婧.政府规模、市场化与地区腐败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2009，（1）.
[5]诸大建，徐萍.中国政府规模、经济增长与福利[J].同济大学学报，2010，（4）.
[6]António Afonso Davide Furceri，Government size，composition，vola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0.
[7]Charles J.P.Chen Zengquan Li Xijia Su Zheng Sun，Rentseeking incentives，corporate political connections，and the control structure of private firms： Chinese evidence[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