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兩次大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次是汉魏六朝的佛教文明冲击，宋明理学吸纳了佛教精华而获得更化。另一次是明清以来欧西文化的冲击，这一次有些复杂。从徐光启一直到康熙，都对西方文化有兴趣。徐光启带着很明显的目的，即想用“天学”来丰富发展儒学。康熙学习西方科技，对西方的医学、数学以及自鸣钟、钢琴等都很感兴趣，康熙对自然科学的重视，使他对传教士也很重视。1692年，康熙皇帝颁布过一个容教令，强调不得限制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但是，当时我们学习西方的方式却受到了西方的反对，发生了“中国礼仪之争”，即在中国传教士与罗马教廷之间展开的传统祭祀礼仪的争论。1704年，罗马教皇发布禁令，不允许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祀孔，甚至不得观看祀孔典礼，上坟扫墓不得行礼。中国人不祭祖、不祀孔，那还是中国人吗？所以，康熙皇帝就很烦恼，亲自与罗马教皇交涉，但罗马教皇表现得很蛮横，派来特使铎罗。铎罗与康熙见过三次面，气氛一次比一次紧张。康熙直言警告铎罗，不要干涉中国人的习俗，天主教必须与儒学和谐相处，若反对祀孔祭祖，西洋人将很难再留居中国。1721年11月，康熙皇帝下令禁止天主教传播。两百年后，1939年罗马教皇下旨，中国人可以祀孔祭祖了，可是连个道歉也没有，一个和平的文化交流被迫中断了。
　　他们不准中国人祀孔祭祖，因为是偶像崇拜。它的背后其实是最世俗的利益，因为法国人觊觎葡萄牙在中国传教的利益，不愿意其被葡萄牙所占有，所以利用葡萄牙人传教离经叛道这一点来打击葡萄牙人，染指中国的传教事业，实际上这是以神圣的名义包装的世俗利益。
　　（晏苏摘编自《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