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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我国现处的国际经济形势出发，认为扩大内需刻不容缓，并分析了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在实施扩大内需相关政策时存在着扩大国民消费方面和消费相关需求结构方面的若干问题和不足，认为当前在扩大内需政策执行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如政策执行时经济现实与政策制定时的情况是否相符、政策执行行为是否偏离了预定目标、政策本身是否有误等问题，很有必要对相应的优化对策开展研究。
【关键词】扩大内需 对策研究 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历经过两次比较显著的金融危机，第一次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而第二次则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由于发展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增多，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导致国际市场需求减少，加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危机期间世界各国对于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大幅降低，主要表现表现为两次危机后我国净出口率急剧下降。相关数据表明（本文分析所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网址http：//search.worldbank.org/），在金融爆发后我国的外部需求即刻表现出疲软状态，在1997-1999年，2008-2009年这个特殊时间段的平均增长率甚至低至-34.5%、-36.9%，呈现负增长的趋势。由于美国作为全球金融、经济中心，自身危机的爆发导致了波及全球的影响，加之其影响的深远性（包括以及随之而来的希腊等欧盟国家所发生的债务危机，简称为“欧债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形势均发生了巨大的动荡。经济的全面复苏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这段时期更是危机四伏。虽然在政策的调控下，我国在出口方面有所恢复，但是2009年以后平均增长率只维持在低于25%的水平且随时有反弹至低迷的趋势。
根据支出核算法，我国GDP构成公式为Y=C+I+G+NX，其中C表示消费，I表示投资，G表示政府支出，NX则表示净出口，其中C+I+G表示国内需求，而NX表示外部需求（在后面的研究中，本文界定C表示居民消费需求，I表示国内投资需求，G表示政府消费需求）。以往的经验表明，我国对于外部需求的依赖程度较大，具体表现为：（1）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以及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净出口占GDP比重相对较高。如图1，以我国同印度、美国相比较，从图上很明显地看出我国的净出口占GDP比重远远高于印度，且该差距在不断拉大，美国、印度的净出口占GDP比重甚至不断呈现负值，表现为贸易赤字；（2）我国经济发展与净出口的相关度大。如图2，在我们所选取的1993—2011年这一段时间内，我国净出口增长率的变化趋势与GDP增长率的趋势大致相同（部分时间段还存在略带滞后的相关性）反映了长期以来，出口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综上，本文认为，一旦全球经济环境发生动荡，外需剧烈减少时，我国的经济将很有可能受到威胁，扩大内需刻不容缓。
面对外需持续萎缩的新变化，为了减缓世界性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冲击，确保我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快速增长，我国适时做出“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的货币政策”的战略决策，并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包括2008年11月出台的未来两年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自2008年11月以来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与利率（合称“双率”）的多次下调等一系列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这在短期内对推动我国摆脱危机影响，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保增長，扩内需”依然任重而道远。
如图2所示，我国的GDP增长率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发生巨幅下降，但是政策的调控产生了一定的效果，GDP增长率重新回升，“保增长”的目标基本实现。
然而“扩内需”的政策目标的实现并非理想。根据2012年11年于京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中所提出的“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扩大国内市场规模”要求以及长期经验显示出的我国在内需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扩大内需”重点应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扩大国民最终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政府消费需求等），主要指的是居民消费，使居民消费需求成为我国GDP总产值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二是调整国民消费需求的结构，使之更为合理，与投资等其他经济成分共同促进经济发展。
一、在扩大国民最终消费需求方面
本文以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作为评价指标，选取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印度、发达国家美国、英国、日本、“新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作为参照对象，绘制1993—2011年的两个指标的变化情况。如图3，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在各研究对象中水平偏低，在1993—2011年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率大多维持在75%以上（最终消费率平均值汇总如表1），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印度最终消费率平均值高达85%，而我国这19年以来的最终消费率平均水平仅为54.8%且总体呈现下滑趋势（从1993—2011年该比率下降了约10%），在2008—2011年期间最终消费率仅维持在47%—48%。另一方面，相关数据显示，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国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率出现了急剧上升但又迅速低迷的情况，2008—2011年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率分别为5.29%、16.9%、0.67%和4.87%；类似地，在1995-2000年间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率分别为9.01%、11.48%、9.43%、9.88%、9.57%和7.76%，也呈现了消费增长率“先增后减”的情况。
结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相关政策在扩大消费方面有两点不足：（1）目标实现不理想，最终消费率依然偏低；（2）效果持续时间不长，没有发挥长效作用。
低迷的消费率使得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功能大打折扣，有相关研究对此作了一定的分析。韩爱华（2010））结合1978—2008年的数据计算得到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值达到43.7%，平均拉动GDP增长4.2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值达到27.8%，平均拉动GDP增长2.7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值为15.9%，平均拉动GDP增长1.6个百分点。同时，我国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与拉动百分点都呈下降趋势，1978—2008年我国的居民消费对GDP增长影响的贡献率由51.8%下降至33.8%。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来拉动的，这种经济结构不能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发展，尤其是当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因此，提高消费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在消费相关的需求结构方面
主要问题体现在“三个对比上”。
（一）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情况对比
通过分析1993—2011年间我国政府最终消费需求占GDP比重、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占GDP比重、政府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率、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率（如图4），可得到以下几点结论：一是居民最终消费率与政府最终消费率在2008金融危机后均呈现下滑趋势；二是政府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率与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率之间存在抵消作用，尤其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两次危机前后一段时间内，这一特殊现象削弱了扩大内需政策的效果，这也表明扩大内需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的最终消费需求并未有明显改善，也未有效带动居民最终消费需求。
（二）城市与农村消费情况对比
通过分析1993—2011年间我国城市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占GDP比重、农村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占GDP比重、农村人均收入、城市人均收入可得到以下几点结论：一是城市最终消费占GDP比重维持在20%—25%水平，城市最终消费总体呈现增长趋势（2010—2011年除外，从2010年开始城镇消费合体计算）农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水平较低且呈现连年下降趋势，从1993年的16.1%一路下滑至12%。上述现象原因之一在于城市、农村人口结构的变动：从1996年到2011年，我国城市人口数量比重从29.3%不断攀升至51.2%，城市人口数量不断增多，同时农村人口数量则不断，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市中消费需求不断扩张，占GDP比重不断上升，而农村总消费需求占GDP比重则不断下降。为了更好地反映城市、农村居民消费情况，可分析1996—2011年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情况。对于农村而言，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6年1926元增至6977元，扩大约2.6倍，而对应的人均消费从1996年1121元增至5640元，扩大约4倍，同时，计算人均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发现，对于农村该比重从1996年的0.58持续上升至0.95。结合这一段时期的如“家电下乡”等系列扩大农村消费的政策来看，本文认为农村人口具有非常强的边际消费倾向以及消费潜力，可支配性收入的增加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搭配将对扩大农村消费方面产生非常强的作用。对于城市消费，从1996年到2011年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839元增至17175元，扩大约2.5倍，而城市人均消费从4150元扩大至13690元，扩大约2.3倍，人均消费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则连年下降，从1996年的0.86下降至0.79。对于城市而言，由于其消费结构更为复杂，同时其他支出途径增多，投资需求也更大，因而将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也更小。
（三）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情况对比
在扩大内需方面，十八大的政策目标为“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保持投资合理增长”，一方面体现了扩大内需的目标，即消费投资之和，同时也暗示了“消费不足，投资过剩”的现状，因而保持消费、投资的稳步增长与合理的结构状况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任务。
通过分析1993—2011年间我国最终消费需求占GDP比重（如图3）与投资需求占GDP比重（如图5）可发现：一是扩大内需政策的效应不持久。以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为例，在2008—2009年间，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率和投资需求增长率都陡增，但是步入2010年该增长率又重返低迷；二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结构不合理。我国的投资需求占GDP比重始终保持着上升趋势，但是最终消费需求率却在不断下降。投资需求居高不下，但是未能有效带动消费的增长。
综上所述，由于国际经济环境以及国内社会经济生活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扩大内需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如政策执行时经济现实与政策制定时的情况是否相符，政策执行行为是否偏离了预定目标，政策本身是否有误，这些都影响了政策的执行效益与执行效率。我们需要在当前不可抗力因素下为未来制定最优的发展路径，制定出后危机时代扩大内需最有效的策略组合。对于扩大消费的量化性政策研究因而显得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 韩爱华.我国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D]. 贵州财经学院硕士论文，2010.
[2] 张丽莉.浅谈我国为扩大内需所采用的政策措施以及效果分析[N].企业导报，2012（05）.
基金项目：武汉大学2013年度大学生科学研究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名称：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我国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优化对策，项目编号：S2013119）。
作者简介：李敏慎（1994-），男，汉族，江西黎川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0级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试验班，研究方向：经济学与金融学；姚韦迟（1993-），女，汉族，湖北汉川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1级经济类，研究方向：经济学与金融学。
（编辑：刘影）
【关键词】扩大内需 对策研究 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历经过两次比较显著的金融危机，第一次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而第二次则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由于发展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增多，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导致国际市场需求减少，加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危机期间世界各国对于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大幅降低，主要表现表现为两次危机后我国净出口率急剧下降。相关数据表明（本文分析所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网址http：//search.worldbank.org/），在金融爆发后我国的外部需求即刻表现出疲软状态，在1997-1999年，2008-2009年这个特殊时间段的平均增长率甚至低至-34.5%、-36.9%，呈现负增长的趋势。由于美国作为全球金融、经济中心，自身危机的爆发导致了波及全球的影响，加之其影响的深远性（包括以及随之而来的希腊等欧盟国家所发生的债务危机，简称为“欧债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形势均发生了巨大的动荡。经济的全面复苏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这段时期更是危机四伏。虽然在政策的调控下，我国在出口方面有所恢复，但是2009年以后平均增长率只维持在低于25%的水平且随时有反弹至低迷的趋势。
根据支出核算法，我国GDP构成公式为Y=C+I+G+NX，其中C表示消费，I表示投资，G表示政府支出，NX则表示净出口，其中C+I+G表示国内需求，而NX表示外部需求（在后面的研究中，本文界定C表示居民消费需求，I表示国内投资需求，G表示政府消费需求）。以往的经验表明，我国对于外部需求的依赖程度较大，具体表现为：（1）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以及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净出口占GDP比重相对较高。如图1，以我国同印度、美国相比较，从图上很明显地看出我国的净出口占GDP比重远远高于印度，且该差距在不断拉大，美国、印度的净出口占GDP比重甚至不断呈现负值，表现为贸易赤字；（2）我国经济发展与净出口的相关度大。如图2，在我们所选取的1993—2011年这一段时间内，我国净出口增长率的变化趋势与GDP增长率的趋势大致相同（部分时间段还存在略带滞后的相关性）反映了长期以来，出口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综上，本文认为，一旦全球经济环境发生动荡，外需剧烈减少时，我国的经济将很有可能受到威胁，扩大内需刻不容缓。
面对外需持续萎缩的新变化，为了减缓世界性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冲击，确保我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快速增长，我国适时做出“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的货币政策”的战略决策，并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包括2008年11月出台的未来两年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自2008年11月以来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与利率（合称“双率”）的多次下调等一系列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这在短期内对推动我国摆脱危机影响，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保增長，扩内需”依然任重而道远。
如图2所示，我国的GDP增长率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发生巨幅下降，但是政策的调控产生了一定的效果，GDP增长率重新回升，“保增长”的目标基本实现。
然而“扩内需”的政策目标的实现并非理想。根据2012年11年于京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中所提出的“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扩大国内市场规模”要求以及长期经验显示出的我国在内需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扩大内需”重点应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扩大国民最终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政府消费需求等），主要指的是居民消费，使居民消费需求成为我国GDP总产值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二是调整国民消费需求的结构，使之更为合理，与投资等其他经济成分共同促进经济发展。
一、在扩大国民最终消费需求方面
本文以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作为评价指标，选取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印度、发达国家美国、英国、日本、“新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作为参照对象，绘制1993—2011年的两个指标的变化情况。如图3，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在各研究对象中水平偏低，在1993—2011年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率大多维持在75%以上（最终消费率平均值汇总如表1），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印度最终消费率平均值高达85%，而我国这19年以来的最终消费率平均水平仅为54.8%且总体呈现下滑趋势（从1993—2011年该比率下降了约10%），在2008—2011年期间最终消费率仅维持在47%—48%。另一方面，相关数据显示，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国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率出现了急剧上升但又迅速低迷的情况，2008—2011年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率分别为5.29%、16.9%、0.67%和4.87%；类似地，在1995-2000年间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率分别为9.01%、11.48%、9.43%、9.88%、9.57%和7.76%，也呈现了消费增长率“先增后减”的情况。
结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相关政策在扩大消费方面有两点不足：（1）目标实现不理想，最终消费率依然偏低；（2）效果持续时间不长，没有发挥长效作用。
低迷的消费率使得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功能大打折扣，有相关研究对此作了一定的分析。韩爱华（2010））结合1978—2008年的数据计算得到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值达到43.7%，平均拉动GDP增长4.2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值达到27.8%，平均拉动GDP增长2.7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值为15.9%，平均拉动GDP增长1.6个百分点。同时，我国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与拉动百分点都呈下降趋势，1978—2008年我国的居民消费对GDP增长影响的贡献率由51.8%下降至33.8%。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来拉动的，这种经济结构不能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发展，尤其是当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因此，提高消费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在消费相关的需求结构方面
主要问题体现在“三个对比上”。
（一）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情况对比
通过分析1993—2011年间我国政府最终消费需求占GDP比重、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占GDP比重、政府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率、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率（如图4），可得到以下几点结论：一是居民最终消费率与政府最终消费率在2008金融危机后均呈现下滑趋势；二是政府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率与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率之间存在抵消作用，尤其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两次危机前后一段时间内，这一特殊现象削弱了扩大内需政策的效果，这也表明扩大内需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的最终消费需求并未有明显改善，也未有效带动居民最终消费需求。
（二）城市与农村消费情况对比
通过分析1993—2011年间我国城市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占GDP比重、农村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占GDP比重、农村人均收入、城市人均收入可得到以下几点结论：一是城市最终消费占GDP比重维持在20%—25%水平，城市最终消费总体呈现增长趋势（2010—2011年除外，从2010年开始城镇消费合体计算）农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水平较低且呈现连年下降趋势，从1993年的16.1%一路下滑至12%。上述现象原因之一在于城市、农村人口结构的变动：从1996年到2011年，我国城市人口数量比重从29.3%不断攀升至51.2%，城市人口数量不断增多，同时农村人口数量则不断，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市中消费需求不断扩张，占GDP比重不断上升，而农村总消费需求占GDP比重则不断下降。为了更好地反映城市、农村居民消费情况，可分析1996—2011年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情况。对于农村而言，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6年1926元增至6977元，扩大约2.6倍，而对应的人均消费从1996年1121元增至5640元，扩大约4倍，同时，计算人均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发现，对于农村该比重从1996年的0.58持续上升至0.95。结合这一段时期的如“家电下乡”等系列扩大农村消费的政策来看，本文认为农村人口具有非常强的边际消费倾向以及消费潜力，可支配性收入的增加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搭配将对扩大农村消费方面产生非常强的作用。对于城市消费，从1996年到2011年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839元增至17175元，扩大约2.5倍，而城市人均消费从4150元扩大至13690元，扩大约2.3倍，人均消费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则连年下降，从1996年的0.86下降至0.79。对于城市而言，由于其消费结构更为复杂，同时其他支出途径增多，投资需求也更大，因而将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也更小。
（三）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情况对比
在扩大内需方面，十八大的政策目标为“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保持投资合理增长”，一方面体现了扩大内需的目标，即消费投资之和，同时也暗示了“消费不足，投资过剩”的现状，因而保持消费、投资的稳步增长与合理的结构状况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任务。
通过分析1993—2011年间我国最终消费需求占GDP比重（如图3）与投资需求占GDP比重（如图5）可发现：一是扩大内需政策的效应不持久。以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为例，在2008—2009年间，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率和投资需求增长率都陡增，但是步入2010年该增长率又重返低迷；二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结构不合理。我国的投资需求占GDP比重始终保持着上升趋势，但是最终消费需求率却在不断下降。投资需求居高不下，但是未能有效带动消费的增长。
综上所述，由于国际经济环境以及国内社会经济生活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扩大内需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如政策执行时经济现实与政策制定时的情况是否相符，政策执行行为是否偏离了预定目标，政策本身是否有误，这些都影响了政策的执行效益与执行效率。我们需要在当前不可抗力因素下为未来制定最优的发展路径，制定出后危机时代扩大内需最有效的策略组合。对于扩大消费的量化性政策研究因而显得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 韩爱华.我国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D]. 贵州财经学院硕士论文，2010.
[2] 张丽莉.浅谈我国为扩大内需所采用的政策措施以及效果分析[N].企业导报，2012（05）.
基金项目：武汉大学2013年度大学生科学研究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名称：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我国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优化对策，项目编号：S2013119）。
作者简介：李敏慎（1994-），男，汉族，江西黎川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0级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试验班，研究方向：经济学与金融学；姚韦迟（1993-），女，汉族，湖北汉川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1级经济类，研究方向：经济学与金融学。
（编辑：刘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