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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是1948年5月，在西柏坡的一次晚会上。以后，我在党中央秘书处长期从事秘书工作，直接为中央常委服务，见到他们的机会就更多了。
那时，我刚刚走出校门被安排到中央秘书处学习速记，对于我来说，一切都是非常新鲜的。当时，领导要求我们要把速记工作当作终身的事业来做，一切个人的爱好都要服从工作的需要，当两者发生矛盾时，应无条件地放弃个人的爱好，服从工作的需要。并说，希望你们努力学习，掌握好速记技术，更好地为毛主席、党中央服务。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但也是光荣的。我们都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决不辜负领导的希望。一位原在报社工作的记者同志，为了表示做一辈子速记员，毅然将她写的反映冀中土改斗争的长篇小说初稿，不再加工修改而付之一炬了。
教我们速记的老师是郭腾云同志，他是1944年在延安开始作速记工作的。1946年，他曾随同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在北平参加过军调处会谈的速记记录工作。非常巧合的是会谈三方，中国共产党的周恩来、国民党的张治中、美国的马歇尔都带有速记员，而更加巧合的是这三方速记员使用的又都是“汪式速记”。
郭腾云老师教我们的就是“汪式速记”。“汪式速记”，是汪怡先生创制的。汪怡，字怡痷，浙江杭县人，音韵学家。汪怡先生毕生致力于速记学的研究工作，多次改进速记方式，对我国速记的发展和速记人才的培养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对此，毛主席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二
在学习速记过程中，周昆玉、卫文秀、郭腾云等老速记工作者，前前后后、陆陆续续向我们介绍了延安时期党中央的速记工作情况，以及毛主席、党中央领导对速记工作的重视及对速记员的关怀，听后使我深受感动，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党中央的速记工作，是从1938年上半年开始的。党中央宣传部为了给党的七大记录做准备，就办了一个速记训练班。招收了20名学员，其中男女各半，教师是张霁中。他在北平时曾跟汪怡先生学过速记，他1937年到延安时除带了十几本文艺书籍外，还带了一本汪怡先生的《简式速记学》（第四式）。张霁中就以此为教材，在延安为党中央培训了首批速记员，其中主要有王仲方、武承宗等。这样，汪式速记就在党中央及党的系统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了。我认为张霁中同志在党的速记工作中是立了大功的。
速记工作是很辛苦的，很多速记员一天要记三四个小时，然后要用四五倍的时间把记录下来的速记符号，翻译成为汉字记录。但这份辛苦是非常值得的。从1938年开始，党内的重要报告，基本上都是用速记记下来的，所以都保存下来了。速记的任务有三个：一是大会做记录，记中央领导在大会上的讲话或报告。二是为小型会议或座谈会做记录，如1942年延安的审干讨论会记录，延安文艺座谈会记录等。三是为中央起草文件做记录，一般由起草文件的同志口述，由速记员记录下来，翻译成普通文字后，交起草同志再加修改。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讲话，就是任弼时同志口述，由速记员记录的，前后修改过多次，最后才整理成文的。最早给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做记录的是张霁中。毛泽东陪客人吃饭还拉着张霁中一起去吃。以后培养速记人员多了，先后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做记录的也就多了，像周昆玉、张树德、王晋、卫文秀、韩毓虎、田逢禄等都曾为毛主席和刘少奇等同志做过速记记录。领导人的许多重要文章，如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组织起来》《学习和时局》以及《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是经过速记记录，然后整理成文的历史文献。
毛主席、党中央对速记工作极为重视。在延安时毛主席对速记员的工作很关心，每次大会，总是让速记员的座位离报告人近些，以便速记员听得清，记得准。在延安时，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都见过速记稿，因为速记的线条弯弯曲曲，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都戏称它为“豆芽菜”。一次在中央大礼堂跳舞时，毛主席边跳边对周昆玉说，你们是做豆芽菜（指速记符号）工作的，这是很重要的工作。创造速记符号的有功劳，他做了好事，你们用它为党做好事，要谢谢你们喽！曾经担任过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同志也说过，速记为党积累了一大批文件和理论，不记下，哪有这些东西。领导没时间写，讲了，就靠速记员帮助整理，你们是无名英雄。徐特立同志也非常赞赏速记工作，他说，记录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有很重要的意义，你们不要把速记只当作是技术工作。培养一个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容易，培养一个好的、熟练的速记员难。
革命战争年代，延安没有录音机，连打字机也没见过。有一段时间，会议多，任务重，白天记，晚上加班整理。张闻天同志看到速记员这样辛苦，怕速记员把身体拖垮了，他主动提出要给速记员报酬。七大时，任弼时同志提出速记员晚上加班给吃夜餐。从那时起，速记员每人每月给六斤小米的津贴。对外称之为技术津贴。
三
1949年3月进京以后，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一个接一个，速记员们也就马不停蹄地担当各种会议的速记工作。这时，我们在西柏坡速记训练班的同志结业后，也由此正式走上了速记工作的岗位，担当了中央各种会议的速记记录，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1950年6月，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毛主席会前已写好向大会作的书面报告，题目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他在会上的讲话，主要是对书面报告的说明。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任务很重，因此，我们现在不要四面出击，决不可树敌太多，要尽可能多团结一些人，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说这就是我们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陈云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陈云同志是我们党的财经工作的权威和专家，他在讲话中深刻分析了当时国家面临的财经工作状况，提出许多克服困难的办法。但因他的上海口音很浓，有些话我们听不懂，加上他讲话列举了很多具体数据，所以记录起来十分吃力。在会议休息时，毛主席来到我们的记录桌旁，看到我们记录纸上的许多速记符号，曲曲弯弯，问道：这就是你们的速记吗？我们回答说：是速记，是汪怡式速记。接着他又关心地问道：你们都能记下来吗？我们说：陈云同志的讲话不好懂，有的听不懂，记不下来。毛主席又笑着说：不要紧，你们都还年轻（当时我们也就十七、八岁，大的也只有二十多点），以后要注意锻炼提高听话能力。我们几个速记员异口同声地说：“谢谢主席的关心”。以后，我虽然不再作速记员了，改做秘书工作，但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心和鼓励，使我终身难忘。
今年适逢毛主席120周年诞辰，特写了这篇短文，以表达我对革命领袖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作者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离休（司局级）干部）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是1948年5月，在西柏坡的一次晚会上。以后，我在党中央秘书处长期从事秘书工作，直接为中央常委服务，见到他们的机会就更多了。
那时，我刚刚走出校门被安排到中央秘书处学习速记，对于我来说，一切都是非常新鲜的。当时，领导要求我们要把速记工作当作终身的事业来做，一切个人的爱好都要服从工作的需要，当两者发生矛盾时，应无条件地放弃个人的爱好，服从工作的需要。并说，希望你们努力学习，掌握好速记技术，更好地为毛主席、党中央服务。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但也是光荣的。我们都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决不辜负领导的希望。一位原在报社工作的记者同志，为了表示做一辈子速记员，毅然将她写的反映冀中土改斗争的长篇小说初稿，不再加工修改而付之一炬了。
教我们速记的老师是郭腾云同志，他是1944年在延安开始作速记工作的。1946年，他曾随同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在北平参加过军调处会谈的速记记录工作。非常巧合的是会谈三方，中国共产党的周恩来、国民党的张治中、美国的马歇尔都带有速记员，而更加巧合的是这三方速记员使用的又都是“汪式速记”。
郭腾云老师教我们的就是“汪式速记”。“汪式速记”，是汪怡先生创制的。汪怡，字怡痷，浙江杭县人，音韵学家。汪怡先生毕生致力于速记学的研究工作，多次改进速记方式，对我国速记的发展和速记人才的培养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对此，毛主席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二
在学习速记过程中，周昆玉、卫文秀、郭腾云等老速记工作者，前前后后、陆陆续续向我们介绍了延安时期党中央的速记工作情况，以及毛主席、党中央领导对速记工作的重视及对速记员的关怀，听后使我深受感动，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党中央的速记工作，是从1938年上半年开始的。党中央宣传部为了给党的七大记录做准备，就办了一个速记训练班。招收了20名学员，其中男女各半，教师是张霁中。他在北平时曾跟汪怡先生学过速记，他1937年到延安时除带了十几本文艺书籍外，还带了一本汪怡先生的《简式速记学》（第四式）。张霁中就以此为教材，在延安为党中央培训了首批速记员，其中主要有王仲方、武承宗等。这样，汪式速记就在党中央及党的系统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了。我认为张霁中同志在党的速记工作中是立了大功的。
速记工作是很辛苦的，很多速记员一天要记三四个小时，然后要用四五倍的时间把记录下来的速记符号，翻译成为汉字记录。但这份辛苦是非常值得的。从1938年开始，党内的重要报告，基本上都是用速记记下来的，所以都保存下来了。速记的任务有三个：一是大会做记录，记中央领导在大会上的讲话或报告。二是为小型会议或座谈会做记录，如1942年延安的审干讨论会记录，延安文艺座谈会记录等。三是为中央起草文件做记录，一般由起草文件的同志口述，由速记员记录下来，翻译成普通文字后，交起草同志再加修改。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讲话，就是任弼时同志口述，由速记员记录的，前后修改过多次，最后才整理成文的。最早给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做记录的是张霁中。毛泽东陪客人吃饭还拉着张霁中一起去吃。以后培养速记人员多了，先后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做记录的也就多了，像周昆玉、张树德、王晋、卫文秀、韩毓虎、田逢禄等都曾为毛主席和刘少奇等同志做过速记记录。领导人的许多重要文章，如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组织起来》《学习和时局》以及《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是经过速记记录，然后整理成文的历史文献。
毛主席、党中央对速记工作极为重视。在延安时毛主席对速记员的工作很关心，每次大会，总是让速记员的座位离报告人近些，以便速记员听得清，记得准。在延安时，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都见过速记稿，因为速记的线条弯弯曲曲，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都戏称它为“豆芽菜”。一次在中央大礼堂跳舞时，毛主席边跳边对周昆玉说，你们是做豆芽菜（指速记符号）工作的，这是很重要的工作。创造速记符号的有功劳，他做了好事，你们用它为党做好事，要谢谢你们喽！曾经担任过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同志也说过，速记为党积累了一大批文件和理论，不记下，哪有这些东西。领导没时间写，讲了，就靠速记员帮助整理，你们是无名英雄。徐特立同志也非常赞赏速记工作，他说，记录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有很重要的意义，你们不要把速记只当作是技术工作。培养一个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容易，培养一个好的、熟练的速记员难。
革命战争年代，延安没有录音机，连打字机也没见过。有一段时间，会议多，任务重，白天记，晚上加班整理。张闻天同志看到速记员这样辛苦，怕速记员把身体拖垮了，他主动提出要给速记员报酬。七大时，任弼时同志提出速记员晚上加班给吃夜餐。从那时起，速记员每人每月给六斤小米的津贴。对外称之为技术津贴。
三
1949年3月进京以后，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一个接一个，速记员们也就马不停蹄地担当各种会议的速记工作。这时，我们在西柏坡速记训练班的同志结业后，也由此正式走上了速记工作的岗位，担当了中央各种会议的速记记录，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1950年6月，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毛主席会前已写好向大会作的书面报告，题目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他在会上的讲话，主要是对书面报告的说明。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任务很重，因此，我们现在不要四面出击，决不可树敌太多，要尽可能多团结一些人，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说这就是我们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陈云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陈云同志是我们党的财经工作的权威和专家，他在讲话中深刻分析了当时国家面临的财经工作状况，提出许多克服困难的办法。但因他的上海口音很浓，有些话我们听不懂，加上他讲话列举了很多具体数据，所以记录起来十分吃力。在会议休息时，毛主席来到我们的记录桌旁，看到我们记录纸上的许多速记符号，曲曲弯弯，问道：这就是你们的速记吗？我们回答说：是速记，是汪怡式速记。接着他又关心地问道：你们都能记下来吗？我们说：陈云同志的讲话不好懂，有的听不懂，记不下来。毛主席又笑着说：不要紧，你们都还年轻（当时我们也就十七、八岁，大的也只有二十多点），以后要注意锻炼提高听话能力。我们几个速记员异口同声地说：“谢谢主席的关心”。以后，我虽然不再作速记员了，改做秘书工作，但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心和鼓励，使我终身难忘。
今年适逢毛主席120周年诞辰，特写了这篇短文，以表达我对革命领袖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作者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离休（司局级）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