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得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在座谈会中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时，我感到有些震惊。这让我回想起20世纪60年代自己还是巴黎政治学院一名激进新生的时候，我认为这本书很反动。一个贵族怎能理解法国大革命的意义？因此，一位共产党高官建议其同僚阅读此书看起来至少有些令人费解。
　　年长之后，我早已改变了看法：实际上这本书对导致法国革命的旧制度的弊病作了深入分析。现今的中国与托克维尔在其著作中描述的18世纪法国情形不同，但有一点却有些类似，那就是他们都处于巨大变革的时期。目前，共产党执政已有六十余年，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社会，共产党治理的社会也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在此节点回顾这本讲述变革的书，依然可以有不少启示。
　　托克维尔笔下18世纪的法国，政治制度不断变得专制，而新的社会群体却在经济中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君主废除所有的中间机构——自治市、地方咨议院、议会——加强了集权。枢密院任命的公务员代替了封建制度下的贵族政治力量。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贵族仍继续享受极大的特权：免于赋税，拥有财产，却无需承担任何政治责任。税收的重担落在了有土地却十分贫穷的农民和在经济发展中最为活跃的城市新兴资产阶级肩上。随着时间流逝，这些代表平民阶级的群体越来越失意，他们没有权利，被重税压垮，而越发懒惰、享受特权却不承担责任的贵族们也不为他们提供保护。
　　过去二十年，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变化。新的社会阶级出现并且在经济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工业发展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农民工作为工业发展的主力和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却罕有途径表达他们的诉求。据一些专家的研究，占总人口19%的中产阶级，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过去几年，他们自身的处境并不乐观。
　　当新生阶层无法享受制度化的渠道来与执政者交流的时候，这样的挫折就更加普遍了。正如18世纪法国的平民阶级被剥夺了具体权利的时候，他们开始倾向于表达抽象的要求。
　　互联网尤其是微博的发展，为中国民众提供了一个宣泄不满的途径，但无法让他们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去。中国知识分子，像18世纪法国的“哲学家”们一样，相信政治制度需要深度改革，这样的辩论在国内随处可见。托克维尔认为哲学家们的辩论在法国革命的爆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法国大城市各处涌现出许多文学和哲学沙龙，在那里，无法立足于政府的新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即所谓的哲学家们），正在详细地讲述着民主理论。这些理论因为无法通过倡导者参与地方行政来实现而显得更加抽象和理想主义。因此，当旧制度确信自己必须要进行改革的时候，这些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使得社会活动者们坚信这种觉悟来得太迟且少得可怜。
　　君主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剥夺贵族的权力却不收回他们享受的特权，这与社会氛围不合拍。当君主试图减少枢密院的绝对权力时，专制政权看上去似乎已经无法改革。改革的尝试导致了革命。
　　托克维尔作为英国议会制度仰慕者，并不赞成革命，他认为法国社会的发展和君主发起的姗姗来迟的改革使得革命不可避免。贵族阶级走向毁灭，君主无法完全控制信息流通却拒绝赋予新的社会活动者平等的权利，他们自己的专制权力也在不断削弱，这样的矛盾使法国社会四分五裂。
　　《旧制度与大革命》想告诉世人的是，改革和革命与其说是选择的后果不如说是来源于一种形势。不彻底的改革赋予纳税的农民和资产阶级讨论地方事务的权力却没有赋予他们真正的政治权利，这使平民阶级更加失落，也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发觉这种失落是普遍的。法国君主毁灭了所有中间机构，却没有用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来代替，这雾化了社会，为革命开辟了道路。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正是托克维尔欣赏美国式民主的原因。短期之内，像旧制度一样，雾化使政府的控制更加有效，但是随着危机的深化，能与掌权者协商的中间机构的缺失增大了社会动荡的风险。
　　过去十年来， 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激增显示有一种暴力取代协商的倾向，这对解决社会矛盾于事无补。托克维尔在书中发出警示：若社会团体无法把他们的利益融合到紧密联系的组织中，则现实中发生革命的危险就会增大。也许这是对今天的中国来讲最为宝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