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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团中央的工作，曾对团中央的问题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我于1966年8月12日，被团中央群众推选为机关“文革”筹委会主任，同团中央临时书记处的负责人一起，曾先后受到李富春8次接见，直接向他汇报工作情况，听取指示。回顾这一段历史，深感李富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关怀爱护共青团和胡耀邦以及团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是站在毛主席、周总理一边，对林彪“四人帮”一伙诬蔑攻击团中央的种种罪行进行斗争的。
1966年7月底8月初，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团中央负责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工作组的问题大作文章，煽动北京十多所中学几千名学生轮番冲击团中央机关，围攻团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张春桥、王力、关锋还亲自出马到团中央机关礼堂，面对不明真相的学生，拍桌大骂团中央是“刽子手”，指使一伙人揪斗团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和中学工作组的同志。8月12日下午至13日深夜，他们又组织数千人冲进团中央机关，高呼“改组团中央”，“不改组团中央决不撤离”等口号，有些人还手持皮带、铁棍、匕首等凶器，见到团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就围攻、抽打，致使整个机关瘫痪，一些领导同志的生命处于危难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李富春于8月12日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群众大会上宣布改组团中央。当晚，团中央机关的群众代表把书记处的领导同志保护在团中央办公大楼之内。
8月15日，李富春亲自来机关召开团中央机关和直属单位大会，当时由我掌握会场。开会之前，李富春先接见了书记处的全体成员，并一一亲切握手，鼓励他们：要经得起这场大风大浪的锻炼，经得起锻炼就会变得更坚强；如果经受不了，就会垮下去。他还说：你们要沉住气。在大会上他说：改组团中央是各学校的革命学生的要求，团中央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在文化革命中有错误，错误主要有三条：第一，团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第二，无产阶级立场不坚定；第三，没有真正走群众路线。李富春在讲到这三条时，还不断地联系自己，他说：我这个60多岁的人，跟毛主席跟了30多年了，在后面尽量地跟哪，有时还跟不上，有时也掉队啊，掉了队还是跟哪，跟到老。他还明确地指出：书记处这些同志是反省，撤销不撤销职务要按团章办，由团中央全会来决定。我建议这里的中学红卫兵撤退，这个地方由党中央来保障，由团中央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来保障，把团中央改造成为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联系群众的革命化的团中央。李富春接着又宣布：我们准备叫解放军派三个得力的干部来接待我们各学校的同志们。(8月23日李富春派出海军政治部黄克强，空军政治部盛平，北京军区政治部姜于德，其中黄克强同志是上甘岭的战斗英雄，他们在保卫团中央机关的安全，接待来访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会后，李富春临走上车时还一再叮嘱我说：你们要注意他们(指书记处成员)的安全，让他们退出一线好好反省，要保护他们，他们是同志嘛，有什么事情随时联系。
在这之后，不管林彪、“四人帮”一伙怎样攻击、诬蔑团中央和胡耀邦等主要领导同志，李富春每次接见我们总是说：团中央书记处的问题没有定性。直到12月6日，在团中央机关群众代表座谈会上，他仍明确指出：团中央书记处怎么改组法，党中央正在考虑。
从李富春有关改组团中央书记处的一系列指示中，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宣布改组团中央书记处，是毛主席、周总理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了在当时的斗争形势下使胡耀邦等主要领导同志“退出一线”，而采取的一种应急保护措施。这一点，从李富春和林彪、“四人帮”对待胡耀邦等主要领导同志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可以进一步得到证实。
林彪、“四人帮”一伙要“打倒一切”，并不以改组团中央书记处为满足，他们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一方面制造许多蛊惑人心的舆论，什么“要江青当团中央第一书记”呀，“要姚文元当团中央书记”呀，甚至还有要“戚本禹、聂元梓当团中央书记”等等。一方面又叫嚷对团中央“打烂活该”，“好人打坏人活该”，指挥不明真相的群众一次又一次地冲击团中央机关，揪斗和摧残胡耀邦等主要领导同志。他们在机关大院内和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股“打倒胡耀邦、砸烂团中央”的风潮，妄图把在青年中享有较高威望的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置于死地。
在这样的形势下，李富春多次指示我们要保卫好团中央机关，保护好胡耀邦等同志的安全。1966年8月20日，李富春在原中学工作团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指出：现在不能说他们(指胡耀邦等同志)就是大黑帮，现在只能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8月21日他又指示我们说：机关大楼要保卫好，不准任何人冲进大楼，你们要组织机关干部轮流值班，保护好书记处的同志，档案材料不准拿出去。对书记处成员，不要挂黑帮牌子。什么反革命分子王伟?!谁给定的?也不要喊这种口号。8月30日李富春听取了我们汇报后指出：对团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要一是一，二是二，不要搞逼供信，让他们洗个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敢于革命，要过好文化大革命这一关，被斗的人要过好关，参加的人也要锻炼自己，使自己真正成为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每次我们去向李富春汇报工作，他总是要问一下胡耀邦、胡克实等同志的身体情况。有一次我们汇报胡耀邦身体情况不佳，痔疮病又犯了，李富春十分着急。他非常关怀地对我们说：胡耀邦同志病了，向大家说服一下，不要每次开会叫他们一齐出来批斗，不能把他身体搞垮。要把中央的《十六条》讲清楚，不要打人吵架，你们想个办法，把耀邦同志转移一下，去亚疗和西山农场，或住医院，每晚给他两颗安眠药，早点休息，要让他睡床呀，可不能睡地下，不要一直给他吃粗粮，要注意他的身体。根据当时形势，他还要我们转告耀邦等同志：别回家去了，还是住在机关里安全些。当听我们汇报到胡耀邦家中仅剩下两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无人照顾，我建议给他找个保姆时，他十分同情地说：家中仅剩两个老人怎么行，可以给他找个保姆。耀邦同志的秘书、炊事员怎么不干了?对耀邦等同志，中央并没有决定取消一切生活待遇，薪水要照发，他们还可以照常坐汽车。李富春还提醒我们：现在可能有些人，以极“左”的面貌出现，骗取群众的信任，要谨防扒手。他还勉励我们：要挺身而出维护党的政策，挺身而出也是毛主席的伟大政策。现在主要是不要打人，要文斗，要向全国来串联的红卫兵宣传党的政策。9月24日，他又接见我们，并指示说：胡耀邦、胡克实、王伟、张德华、胡启立等同志现在可以让他们回去了，理由：一是现在不搞示众了；二是揭发批判已差不多了；三是停职反省不一定天天来上班；四是让他们在家好好反省，不要搞形式，让他们劳动不如让他们好好想问题，很好检查。
还有两件事特别使人难忘。一件是1966年8月底，在机关院内召开的一次批斗大会上，胡耀邦突然肠子痉挛痛得头上直冒汗珠。我们向群众做了些说服工作，立即中断了大会，一面请医生给予治疗，一面打电话向李富春报告，当时李富春因感冒发烧已躺在床上，知道了这些事后十分着急，让秘书打来三次电话，询问胡耀邦的病情，嘱咐我们及时给予治疗，并要我随时向他办公室报告。第二件是8月中下旬，关锋直接指挥当时驻在团中央机关的所谓“二胡一王”调查组，策划于9月2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10万人批斗胡耀邦、胡克实大会，当李富春听到汇报后，在8月21日就指示我们：告诉他们，开10万人大会也不能解决问题，明确表示不同意。我们把李富春的意见转告给所谓“二胡一王”调查组，他们根本不听，仍要坚持召开。8月30日李富春又嘱咐我们：他们要开10万人大会，中央是不知道的。你们可告诉他们中央不同意胡耀邦去，因他有病。让胡克实去。但你们要争取大会主席团名额，要宣传党的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只要这条控制起来就好办，要保护好胡克实。还要告诉他们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只讲生动的语言。这两件事，时隔多年了，但每当回忆起来，总是倍感李富春作为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多么关怀和爱护我们共青团和团中央的领导干部啊!
林彪、“四人帮”一伙，对在北京整胡耀邦还嫌不够，又进一步策划把他拉到陕西去整。由于李富春的坚持，他们这个阴谋才未得逞。
林彪、“四人帮”、陈伯达、戚本禹一伙阴谋家、野心家，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污蔑共青团“修到了家”，“有点像全民团”，“过去执行了一套修正主义路线”，攻击共青团“已经150岁了”，“成了老年团”，“头脑腐败”。他们血口喷人，把一个个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团中央和各级团组织。他们蛊惑人心煽动迷惑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了砸团徽、撕团旗、烧团章、解散团组织的混乱现象，在团员、青年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许多基层团组织和团员、青年来信来访，询问共青团到底“修”在那里，对这种混乱现象感到迷惑不解，团中央机关每天要接待成百成千的来访者，要回答有关共青团的各种问题。
我们将这些情况及时向李富春作了汇报。8月23日李富春作了明确的指示：团徽、团旗、团的名称是全国团的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是经中央批准的。各省、市、团组织和工矿农村团委的工作照常进行，现在仍要按团章办事，不是取消团章。8月30日他又批准我们对来信来访各种问题回答的七条口径，对要不要共青团组织作了肯定的答复。9月10日当我汇报现在有的地方红卫兵代替共青团组织，要求取消共青团，清华大学已宣布解散团组织时，他说：这好吗?现在五花八门，各显神通，让他们去做吧。过一段再说，就是要讲清楚，我们没有取消共青团。团的名字是共产义青年团，而不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字很好嘛。这个重要指示，对当时各级团组织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也是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有力回击。
1966年9月24日，上海团市委通过我向李富春请示：《上海团的工作》半月刊，是否可以继续出刊?李富春指示说：中央没有说停止一切团的刊物，团刊是团干部和团员欢迎的嘛，可以继续出刊。他还指示：《中国青年报》要创造条件复刊，可适合青年的需要办小报，三天出一期。
李富春还多次要当时的团中央临时书记处积极准备召开团的九届四中全会。他要求10月底把书记处的问题梳一下辫子，11月把团中央委员的情况摸一下，12月召开九届四中全会。并指示：书记处的成员可逐个出来工作。
从以上回忆，我深深感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围绕着怎样看待共青团的17年，怎样看待团中央胡耀邦等主要领导同志，是存在着尖锐斗争的。我的回忆仅仅反映了这场斗争的一个侧面。 (责任编辑：瑶 池)
我于1966年8月12日，被团中央群众推选为机关“文革”筹委会主任，同团中央临时书记处的负责人一起，曾先后受到李富春8次接见，直接向他汇报工作情况，听取指示。回顾这一段历史，深感李富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关怀爱护共青团和胡耀邦以及团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是站在毛主席、周总理一边，对林彪“四人帮”一伙诬蔑攻击团中央的种种罪行进行斗争的。
1966年7月底8月初，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团中央负责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工作组的问题大作文章，煽动北京十多所中学几千名学生轮番冲击团中央机关，围攻团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张春桥、王力、关锋还亲自出马到团中央机关礼堂，面对不明真相的学生，拍桌大骂团中央是“刽子手”，指使一伙人揪斗团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和中学工作组的同志。8月12日下午至13日深夜，他们又组织数千人冲进团中央机关，高呼“改组团中央”，“不改组团中央决不撤离”等口号，有些人还手持皮带、铁棍、匕首等凶器，见到团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就围攻、抽打，致使整个机关瘫痪，一些领导同志的生命处于危难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李富春于8月12日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群众大会上宣布改组团中央。当晚，团中央机关的群众代表把书记处的领导同志保护在团中央办公大楼之内。
8月15日，李富春亲自来机关召开团中央机关和直属单位大会，当时由我掌握会场。开会之前，李富春先接见了书记处的全体成员，并一一亲切握手，鼓励他们：要经得起这场大风大浪的锻炼，经得起锻炼就会变得更坚强；如果经受不了，就会垮下去。他还说：你们要沉住气。在大会上他说：改组团中央是各学校的革命学生的要求，团中央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在文化革命中有错误，错误主要有三条：第一，团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第二，无产阶级立场不坚定；第三，没有真正走群众路线。李富春在讲到这三条时，还不断地联系自己，他说：我这个60多岁的人，跟毛主席跟了30多年了，在后面尽量地跟哪，有时还跟不上，有时也掉队啊，掉了队还是跟哪，跟到老。他还明确地指出：书记处这些同志是反省，撤销不撤销职务要按团章办，由团中央全会来决定。我建议这里的中学红卫兵撤退，这个地方由党中央来保障，由团中央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来保障，把团中央改造成为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联系群众的革命化的团中央。李富春接着又宣布：我们准备叫解放军派三个得力的干部来接待我们各学校的同志们。(8月23日李富春派出海军政治部黄克强，空军政治部盛平，北京军区政治部姜于德，其中黄克强同志是上甘岭的战斗英雄，他们在保卫团中央机关的安全，接待来访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会后，李富春临走上车时还一再叮嘱我说：你们要注意他们(指书记处成员)的安全，让他们退出一线好好反省，要保护他们，他们是同志嘛，有什么事情随时联系。
在这之后，不管林彪、“四人帮”一伙怎样攻击、诬蔑团中央和胡耀邦等主要领导同志，李富春每次接见我们总是说：团中央书记处的问题没有定性。直到12月6日，在团中央机关群众代表座谈会上，他仍明确指出：团中央书记处怎么改组法，党中央正在考虑。
从李富春有关改组团中央书记处的一系列指示中，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宣布改组团中央书记处，是毛主席、周总理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了在当时的斗争形势下使胡耀邦等主要领导同志“退出一线”，而采取的一种应急保护措施。这一点，从李富春和林彪、“四人帮”对待胡耀邦等主要领导同志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可以进一步得到证实。
林彪、“四人帮”一伙要“打倒一切”，并不以改组团中央书记处为满足，他们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一方面制造许多蛊惑人心的舆论，什么“要江青当团中央第一书记”呀，“要姚文元当团中央书记”呀，甚至还有要“戚本禹、聂元梓当团中央书记”等等。一方面又叫嚷对团中央“打烂活该”，“好人打坏人活该”，指挥不明真相的群众一次又一次地冲击团中央机关，揪斗和摧残胡耀邦等主要领导同志。他们在机关大院内和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股“打倒胡耀邦、砸烂团中央”的风潮，妄图把在青年中享有较高威望的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置于死地。
在这样的形势下，李富春多次指示我们要保卫好团中央机关，保护好胡耀邦等同志的安全。1966年8月20日，李富春在原中学工作团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指出：现在不能说他们(指胡耀邦等同志)就是大黑帮，现在只能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8月21日他又指示我们说：机关大楼要保卫好，不准任何人冲进大楼，你们要组织机关干部轮流值班，保护好书记处的同志，档案材料不准拿出去。对书记处成员，不要挂黑帮牌子。什么反革命分子王伟?!谁给定的?也不要喊这种口号。8月30日李富春听取了我们汇报后指出：对团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要一是一，二是二，不要搞逼供信，让他们洗个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敢于革命，要过好文化大革命这一关，被斗的人要过好关，参加的人也要锻炼自己，使自己真正成为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每次我们去向李富春汇报工作，他总是要问一下胡耀邦、胡克实等同志的身体情况。有一次我们汇报胡耀邦身体情况不佳，痔疮病又犯了，李富春十分着急。他非常关怀地对我们说：胡耀邦同志病了，向大家说服一下，不要每次开会叫他们一齐出来批斗，不能把他身体搞垮。要把中央的《十六条》讲清楚，不要打人吵架，你们想个办法，把耀邦同志转移一下，去亚疗和西山农场，或住医院，每晚给他两颗安眠药，早点休息，要让他睡床呀，可不能睡地下，不要一直给他吃粗粮，要注意他的身体。根据当时形势，他还要我们转告耀邦等同志：别回家去了，还是住在机关里安全些。当听我们汇报到胡耀邦家中仅剩下两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无人照顾，我建议给他找个保姆时，他十分同情地说：家中仅剩两个老人怎么行，可以给他找个保姆。耀邦同志的秘书、炊事员怎么不干了?对耀邦等同志，中央并没有决定取消一切生活待遇，薪水要照发，他们还可以照常坐汽车。李富春还提醒我们：现在可能有些人，以极“左”的面貌出现，骗取群众的信任，要谨防扒手。他还勉励我们：要挺身而出维护党的政策，挺身而出也是毛主席的伟大政策。现在主要是不要打人，要文斗，要向全国来串联的红卫兵宣传党的政策。9月24日，他又接见我们，并指示说：胡耀邦、胡克实、王伟、张德华、胡启立等同志现在可以让他们回去了，理由：一是现在不搞示众了；二是揭发批判已差不多了；三是停职反省不一定天天来上班；四是让他们在家好好反省，不要搞形式，让他们劳动不如让他们好好想问题，很好检查。
还有两件事特别使人难忘。一件是1966年8月底，在机关院内召开的一次批斗大会上，胡耀邦突然肠子痉挛痛得头上直冒汗珠。我们向群众做了些说服工作，立即中断了大会，一面请医生给予治疗，一面打电话向李富春报告，当时李富春因感冒发烧已躺在床上，知道了这些事后十分着急，让秘书打来三次电话，询问胡耀邦的病情，嘱咐我们及时给予治疗，并要我随时向他办公室报告。第二件是8月中下旬，关锋直接指挥当时驻在团中央机关的所谓“二胡一王”调查组，策划于9月2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10万人批斗胡耀邦、胡克实大会，当李富春听到汇报后，在8月21日就指示我们：告诉他们，开10万人大会也不能解决问题，明确表示不同意。我们把李富春的意见转告给所谓“二胡一王”调查组，他们根本不听，仍要坚持召开。8月30日李富春又嘱咐我们：他们要开10万人大会，中央是不知道的。你们可告诉他们中央不同意胡耀邦去，因他有病。让胡克实去。但你们要争取大会主席团名额，要宣传党的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只要这条控制起来就好办，要保护好胡克实。还要告诉他们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只讲生动的语言。这两件事，时隔多年了，但每当回忆起来，总是倍感李富春作为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多么关怀和爱护我们共青团和团中央的领导干部啊!
林彪、“四人帮”一伙，对在北京整胡耀邦还嫌不够，又进一步策划把他拉到陕西去整。由于李富春的坚持，他们这个阴谋才未得逞。
林彪、“四人帮”、陈伯达、戚本禹一伙阴谋家、野心家，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污蔑共青团“修到了家”，“有点像全民团”，“过去执行了一套修正主义路线”，攻击共青团“已经150岁了”，“成了老年团”，“头脑腐败”。他们血口喷人，把一个个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团中央和各级团组织。他们蛊惑人心煽动迷惑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了砸团徽、撕团旗、烧团章、解散团组织的混乱现象，在团员、青年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许多基层团组织和团员、青年来信来访，询问共青团到底“修”在那里，对这种混乱现象感到迷惑不解，团中央机关每天要接待成百成千的来访者，要回答有关共青团的各种问题。
我们将这些情况及时向李富春作了汇报。8月23日李富春作了明确的指示：团徽、团旗、团的名称是全国团的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是经中央批准的。各省、市、团组织和工矿农村团委的工作照常进行，现在仍要按团章办事，不是取消团章。8月30日他又批准我们对来信来访各种问题回答的七条口径，对要不要共青团组织作了肯定的答复。9月10日当我汇报现在有的地方红卫兵代替共青团组织，要求取消共青团，清华大学已宣布解散团组织时，他说：这好吗?现在五花八门，各显神通，让他们去做吧。过一段再说，就是要讲清楚，我们没有取消共青团。团的名字是共产义青年团，而不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字很好嘛。这个重要指示，对当时各级团组织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也是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有力回击。
1966年9月24日，上海团市委通过我向李富春请示：《上海团的工作》半月刊，是否可以继续出刊?李富春指示说：中央没有说停止一切团的刊物，团刊是团干部和团员欢迎的嘛，可以继续出刊。他还指示：《中国青年报》要创造条件复刊，可适合青年的需要办小报，三天出一期。
李富春还多次要当时的团中央临时书记处积极准备召开团的九届四中全会。他要求10月底把书记处的问题梳一下辫子，11月把团中央委员的情况摸一下，12月召开九届四中全会。并指示：书记处的成员可逐个出来工作。
从以上回忆，我深深感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围绕着怎样看待共青团的17年，怎样看待团中央胡耀邦等主要领导同志，是存在着尖锐斗争的。我的回忆仅仅反映了这场斗争的一个侧面。 (责任编辑：瑶 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