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与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的代表人物，文章脍炙人口。即便不从管理思想史研究出发，他们的文章也在无形中影响着当时与后来的社会管理。来自中唐文坛的管理论述，不但丰富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内容，而且也影响到管理思想史的发展走向。
　　自从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的管理思想就在历史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其理论体系和内容框架，在汉代已经以经学的方式定型。后代的发展演变，主要以解经方式展开。到了唐代，人们更为关注的是如何在现实中推进儒学在国家与社会上的运用。而魏晋以来的清谈玄学和外来佛教的广泛流传，对儒学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一定的挑战。儒学除了继续解经外，还需要对其核心理念进行重新诠释，并赋予其更为细密的学理说明以及更为可行的实践方法。韩愈提出的道统说和李翱提出的复性说，实际上就是要再塑儒学的价值理念，把“内圣外王”的儒学思想从实践操作的角度理论化。道统为外王设计出新的治理结构，复性为内圣提供了新的修炼路径。《大学》和《中庸》在儒学中的核心地位，由此开始奠定。这对儒学管理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仅是儒学的哲学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儒学的实践化。所以，尽管道统不是为管理而提出，却成为管理原理中的原理。正如近代西方韦伯的理论本来不属于管理学，但后来的管理学却离不了韦伯思想那样，道统说为士大夫在政治体系中进行了定位，复性说为养成士大夫人格提出了学术化路径。韩愈与李翱并不属意于管理，却影响了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
　　韩柳倡导古文运动，强调“文以载道”，所以，他们的文学实际上是应用文学，从此，纯文学在中国失去了意义。而纪实、议论、小品、杂说，都成了指点社会、参悟人生的工具。古代的管理思想，也随之而弥漫在各种文体之中。苏轼对韩愈的评价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愈思想对儒家管理思想而言，是从汉代经学到宋代理学的转折点。
　　柳宗元与韩愈不一样，他没有承担起儒家管理思想的转折定位重任，却发挥出以文论政的智慧光芒。他的各种议论，偏激而又深刻，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不是专门论证管理而又处处谈论管理。除了前面提到的篇目，柳宗元的各种论、议、辩、状、说、传、对、答、箴、戒，乃至墓志碑铭、来往书启，总会时不时地迸出一段振聋发聩的社会感悟，说上几句发人深省的管理格言。笔者在翻阅《柳河东集》的过程中，看到柳宗元的种种议论，不由会联想到当代的种种管理学说。尤其是他的纪实和寓言，似乎总能提出某些超越时空的卓越识见。柳宗元的灵光乍现，往往与现代管理的某种理论相吻合。限于篇幅，本文所提到的仅仅是柳宗元思想火花的吉光片羽，如果深入发掘，仅仅柳宗元的管理智慧一个主题，也足可以写出长篇大论。不过。柳宗元的管理思想，悟性极高却不成体系，需要进行梳理归类。他的管理思想，是古代文学与管理交织的成就典范。
　　当然，柳宗元的管理思想与当代的管理学说相比，灵动有余而缜密不足，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实证检验，所以，我们不能看到柳宗元提出了某种想法，就断言某某理论在中国古已有之，更不能用柳宗元的例证贬低当今管理学的学术成就。柳宗元毕竟是文人，是失意官员，而不是管理学家，构建管理学理论体系和提出管理学观点的任务并非他能承担。但是，通过对柳宗元管理思想的探究，我们可以思考另一个相关问题：当今的企业家和经理人，读管理学专著的不多，读管理学论文的更少，但翻阅史书的却大有人在，他们为何不读管理学论文而宁愿读历史？
　　笔者认为，认知社会的方法就其本质来说是历史的，而认知自然的方法就其本质来说是实验的（科学的）。历史方法与实验方法的本质是相通的。当今的管理学研究，在实证主义的支配下，大量管理学论文采用数据化、模型化方法建构理论，试图以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方式提高论文的科学性。然而，这种量化游戏，极难取得类似实验室的可控条件，更难取得完全客观的可重复性，所以，对现实的指导作用相当可疑。企业家放弃对这种论文的阅读而转身从史书中寻求智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历史方法对实验方法的反弹。而德鲁克等人能够受到企业界的欢迎，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德鲁克等人的论著采用的是非实证历史方法。从柳宗元的管理思想探究中，我们无需过分拔高柳宗元的理论价值。况且他那种智慧言说，难免浮光掠影，加之缺乏验证，有些地方还会陷入谬误而不自知。但我们起码可以由此而思考一个问题：在管理思想的发展中，是不是历史方法比实验方法更切合认识社会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