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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媛真是少有的漂亮!”
邓小平晚年在对一位女性评价时，使用了一句东方式的语言：“张锡嫒真是少有的漂亮!”张锡嫒是邓小平的第一位妻子，所有见过她的人都称赞过她的美丽。
这位美丽的姑娘出生在北京附近的良乡，曾就读于直隶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十七八岁时参加学潮并入团。1925年到北京，遇到中共创始人李大钊等，参与领导国民会议促成会。据说她表现很突出，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那年她19岁。
1926年，20岁的张锡媛同中山大学的女同学在莫斯科郊外照了一张集体像。像片中的她端庄秀丽、清纯坦率，短短的秀发下一双皓月般的眼睛，眸子里映照着一个鲜活而又欢快的生命。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张锡媛与从法国转道苏联并在中山大学学习的邓希贤(也就是后来的邓小平)相识了。当时，邓小平正为在这里见到阔别多年的同志而高兴。两人的目光交汇在一起时，碰出了火花。不过，他俩在莫斯科还没谈到儿女私情，共同的话语是法国的牛角面包、旅欧支部、北京的胡同和中国的工人大罢工。
1928年，24的邓小平与22岁的张锡媛在上海结合了。这种结合，是浪漫的同志式的结合。
当时，邓小平已从苏联回国并在中央任秘书长。一天，一个新报到的秘书让他惊喜万分。这个秘书就是与他在中山大学不同班的同学张锡媛。异国相识，在白色恐怖中于上海相遇，再加上后来工作上的相知，他们成了夫妻。
年轻革命者的婚礼非常热闹。在上海广西中路一家四川餐馆，中央机关的30余人参加了这场婚礼。婚礼上，邓小平乐呵呵地喝酒，张锡媛用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同大家有说有笑……
多年之后，健在的老人都还记得那场婚礼和那个女孩儿般的新娘子：“她个子不高，讲话轻声轻气，白净的脸，秀气温柔，和邓小平感情很好，有说有笑。”“她穿一身旗袍，短头发，高跟鞋，人漂亮，性格很好，很活泼．很爽快，对人很好……”
邓小平晚年在回答晚辈的好奇时，还是那句话：“那是少有的漂亮!”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俩共建了一个纯洁、美好的小家庭。当时，邓小平和周恩来夫妇在一个党小组，小组成员平均年龄24岁。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成熟、坚定而又恬跃的党小组。
没有人听见这小两口发生过口角，在人们的记忆里，见到的只是他俩像两只快乐的小鸟，进进出出、飞来飞去……
他俩在春天结为夫妻，很快便有了爱情的果实。但谁也没有料到，1930年1月，张锡嫒在生下孩子后得了产褥热，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她就在丈夫怀中死去，只留下那张20岁时的照片，在所有后来人的心中，保持着那份永远的美丽。
如今，那张照片端端正正地镶嵌在上海龙华公墓张锡嫒烈士墓上。她的美在新世纪的春天仍然绽放。作为一个信徒、战士和娇妻，也让邓小平在他们分别后的岁月多了一份美好的回忆。
张锡媛是邓小平的第一位夫人。张锡媛很美，但她与邓小平在一起时更美。
有一个战士名叫阿金
阿金的名字叫金维映，原名金爱卿，浙江岱山人。她与邓小平同岁。党内许多老人称阿金，大约是沿用上海人的称谓，听起来非常优美。
1931年7月，白色恐怖弥漫着东方这块古老的大地，中国革命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下陷于低潮。当时，在上海的中央机关遭到破坏。那也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一个很困难的时期，不久他被批准到江西中央苏区去。
邓小平到苏区，结伴而行的正是阿金。许多人在回忆中称二人“一路同行”，但从当时革命秘密工作的习惯来看，也许是一次“假伴而行”。
同邓小平革命经历有所不同，阿金在16岁那年就曾在县女子中学参加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宣传，毕业之后成为一名教师。大革命失败前夕，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工运，成为舟山总工会的执行委员。
阿金的美丽在春天中散发着一股剑气，风风火火，活脱灵鲜。她有当教师时练就的伶俐口齿，有做工人运动时锻炼的鼓动能力，还有叛逆世俗的革命激情，所以见到她的人常常会被她感染。她与邓小平在年龄、性格上也有几分相似，走到哪里都笑脸可人。
他俩一同排除难险赶往苏区。旅途中，邓小平讲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阿金也介绍了自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入狱，最后被同志营救，再到上海全国总工会秘密从事工人运动，直至担任江苏妇女运动会书记、上海纺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等传奇经历。
革命把一对青年变成斗士，斗士在相知中又唤起男女的情愫。他们在苏区结成了一对革命夫妻。
今天，仍然没有多少有关这场婚礼的回忆，这反映了两个革命者的成熟和战争的匆忙。但在起初的日子，他俩像满怀深情的男女青年一样，闲暇时的谈话依然给苏区倥偬岁月带来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苏区，邓小平担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阿金先后任于都和胜利县委书记。两人相隔很远，因此不断有鸿雁传书，遇到开会和办事时他俩聚在一起，总是在同志们的热闹中度过短暂时光。
然而，人有情但天却无情。一场“左”倾路线斗争给这对革命夫妻带来了最终分离的遗憾。
那是在中央苏区“左”倾路线斗争时期，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受到撤职和党内处分。这是邓小平三落三起政治生涯中的第一“落”。他没料到，这也是他感情上的又一次跌入谷底。在遭受批判后，他和阿金同志式地分手……
阿金同邓小平分离后，曾担任过中央组织部的科长，次年又担任了中央武装动员部副部长。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依然是一个坚强的战士和革命领导干部。
在红军长征中，阿金被调到休养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同许多年弱多病的老战士一样，她走过了雪山、草地和无人区。在延安，她又回到中央组织部。抗日军政大学成立后，她入校学习，并担任女生区队长、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尽管她坚强地战胜了一切困难，但她的身体在战争年代受到损伤。1938年，组织上安排她去苏联治病，不料却赶上苏德战争爆发，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不幸在战乱中死去，时年37岁……
邓小平得知阿金去世的消息时已另有家室，听说阿金走了，他好像没有留下什么话语。这大概就是那种无言的结局。
半个世纪的“拐杖”是卓琳
卓琳出身名门。卓琳本姓浦，云南宣威人。父亲是名实业家，曾是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北伐军少将。卓琳从小耳濡目染父辈的革命精神，十几岁就离家追求新的生活。
大约就在邓小平与阿金结伴赶往苏区期间，云南省参加全国运动会的代表团正赶往北平。在这个代表团 邓林进了延安保育院，仍然没法同忙碌的父母一起生活。她认独臂将军蔡树藩和陈书莲为干爸、干妈。在邓林的早期生活中，有一大堆干爸、干妈。她在马背上长大，是“公家”的孩子。
据邓家子女回忆，在内战前夕，邓小平从晋冀鲁豫军区机关到武安后，邓林才和一个胖弟弟以及一个叫楠楠的妹妹被父母接到身边。在这期间，他们偶尔可以受到父亲的直接影响和母亲的亲自教育。
邓林的记事大概是从邯郸开始的。那时，部队首长每家都有一大堆孩子，邓林同在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工作的母亲一起，第一次到了共产党人打下的大城市，见了什么都新鲜。当别的孩子守着抽水马桶嬉戏时，她却在一户人家的一幅巨大的油画前站了半小时。母亲说：这孩子喜欢画，将来当画家就好了。
开始，她并没有去学绘画。战争成了她的幼儿园。除此之外，她还是妈妈的助手，帮助照顾弟妹。遇到随军行动时，她早上醒来要给弟妹穿衣喂饭，然后同妈妈一起照顾弟妹上路。这样，从邯郸、郑州、南京、上海，再到北京，她也在流动的岁月里长大成人。
和平岁月，邓小平到北京成为中央领导集体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孩子们也跟着相聚在北京。邓林先是在安静的环境中接受了基础教育。接着，在上大学时，她儿时的心愿实现了。邓林自己选择了中央美术学院，就是从这里起步，开始了她的画家生涯。
寻梦的季节美丽多姿，当祖国的山川大海映入邓林眼帘的时候，她有说不出的激动和喜悦。在学习期间，她把自己融入美丽的海洋，并用画笔调出快乐的时光……
“文革”开始后不久，她便随着父亲的下台被赶出北京到宣化去劳动。在那陌生而又熟悉的村庄，她同一起去的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她比别人要承载更多，因她是“大走资派”的子女，属于“黑五类”。
好在邓林具有与生俱来的善良和忍耐力，这些为她艰苦的岁月穿上了一层保护衣。教育者看她老实、有文化，而且来自于中央美院，就时常发挥其特长，让她在院落的围墙上写标语。于是，她的笔下留下一道道“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印记。
回忆起画家的手和笔在那屈辱岁月被扭曲的往事，邓林似乎没多少埋怨，而她感到不公的是父亲的政治待遇。特别是她在农村见识了善良农民的生活艰辛之后，更不明白一生致力于富民强国政治理想的父亲，为何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后来的岁月，整个邓家也是随着邓小平的起落，时而暗淡时而光明。好在自父亲从江西回京之后，她也回到了北京。在同父亲依偎的温暖日子，她又捡起了画笔。在经历风雨之后，她遇到了自己的生命相知，并结为连理，为人妻为人母。
爱女、艺术家、母亲，成为邓林的整个人生。在父亲邓小平真正重返政治舞台后，终于庇护她有了一个宁静的天地和光彩的画室，她的画笔从此再没有停息。
邓林今年66岁，她一直在构思一幅画。她要画一个人，一个影响了她一辈子的男人，一个放大成属于民族又属于邓家的光荣人物——那就是她的父亲邓小平!
总设计师家庭里的“大总管”邓楠
有一年，周恩来到邓家，邓小平的孩子围上来与总理见面。卓琳介绍到二女儿邓楠时告诉总理：这是我们家的大管家!
于是，就有了总理说的一段话：我是国家的大管家，你是你们家的大管家，希望你将来也能管理国家!这话不知真假，但老一辈人的期望肯定是有的。许多年后，邓楠没有辜负周伯伯的期望，担任了科技部副部长，参与管理国家的科技工作。
据许多熟悉邓家情况的老人讲，邓楠作为邓家大管家的话曾被邓小平认可。邓小平在301医院住院时，卓琳向医生介绍邓楠是邓家大管家时，邓小平笑而不语。那是一种默认和赞许。
邓楠比大姐邓林小4岁，比妹妹邓榕大5岁，从小聪慧灵巧，甜甜的笑脸非常惹人喜爱。她出生之时，尽管条件依然艰苦，但比姐姐要好一些。那时，父亲在外征战，母亲已在地方中央局机关工作，她就随着一群大孩子上学、玩耍。在她女孩子娇柔的性格中，还有几分男孩子的坚毅，年龄虽小，主意却很多，从小有当“娃娃头”的经历。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聪明。别人玩时她玩，别人学习时她学，结果考试时，她总比别人成绩好。见这个女儿天资聪颖，卓琳从小就培养她对物理学的兴趣，给她确定的目标就是北大和清华，结果她后来果不负期望。
在邓家的三个女儿中，邓楠从小受到父母的厚爱和重视，到“文革”运动发起时，她已是家中的一个“小政治家”。
“文革”刚开始时，北京各院校各派系争论不休。一天，邓楠所在学校与妹妹邓榕所在学校的学生碰到一起，结果在会上姐妹俩形成了对立。很快，邓榕就接到妈妈的电话，让她不要同姐姐争论。
无疑，邓楠是正确的，而这种正确，来自于她经常与父母交流和受父母影响作出的正确判断。这种正确判断，使她在姐妹中有一定的权威性。
那时，邓林沉湎于她的七彩世界，邓榕年龄尚小，而家中男孩子在外面闯荡，邓楠便自然成为家中一位举足轻重的成员。
“文革”开始后，邓小平的地位岌岌可危，家中知道较早的成员就有邓楠。那几天，中央开会批判邓小平，邓楠每天从学校回来，同妈妈钻到一个被窝里，用被子盖着头，一谈就是半夜。卓琳告诉她许多不祥的征兆，并向她传授在危急时刻的处置“机密”。在后来邓小平两次受难、与家中断绝联系时，邓楠成为家中的关键人物。尤其是在邓小平遭到软禁，母亲也不能同子女们联系时，邓楠便显露出“总管家”的能力和权威。
她同奶奶一起负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将家中剩余的资金作出安排，先是计算出每天的生活费，然后留下一点积蓄，以备急用。中南海里不能住以后，邓楠便同姐妹一起同中办人员争吵，最后在宣武门方壶斋胡同争取到两间房子，终于使年迈的奶奶和兄弟姐妹得到庇护。
从那时起，她带领一家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到院里打水，上公共厕所，拿着粮票到粮店买米、买面，到工厂买煤；逢年过节时，还去排队买黄花菜、木耳和大料……
想父母的日子，全家都很郁闷。邓楠有办法，她就去中办要钱，拿到钱，就说父母的工资不准确，大吵大闹，说要见到爸妈的纸条。工作人员奈何不过，只好叫卓琳写个字条。她拿着字条回到家中，全家又会像过节一般快乐……
后来，邓小平下放江西，子女下乡接受再教育，大家天各一方。邓楠写信是最勤的。她总是履行总管的职责，收集兄弟姐妹的情况，向父母报平安；或者催促兄弟姐妹给父母写信。不管父母能否收到，她在信中总有一句话：给爸妈写信了吗?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邓楠已非常明白事理和自己肩上的责任了。邓小平再度被软禁，全家又
邓小平晚年在对一位女性评价时，使用了一句东方式的语言：“张锡嫒真是少有的漂亮!”张锡嫒是邓小平的第一位妻子，所有见过她的人都称赞过她的美丽。
这位美丽的姑娘出生在北京附近的良乡，曾就读于直隶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十七八岁时参加学潮并入团。1925年到北京，遇到中共创始人李大钊等，参与领导国民会议促成会。据说她表现很突出，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那年她19岁。
1926年，20岁的张锡媛同中山大学的女同学在莫斯科郊外照了一张集体像。像片中的她端庄秀丽、清纯坦率，短短的秀发下一双皓月般的眼睛，眸子里映照着一个鲜活而又欢快的生命。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张锡媛与从法国转道苏联并在中山大学学习的邓希贤(也就是后来的邓小平)相识了。当时，邓小平正为在这里见到阔别多年的同志而高兴。两人的目光交汇在一起时，碰出了火花。不过，他俩在莫斯科还没谈到儿女私情，共同的话语是法国的牛角面包、旅欧支部、北京的胡同和中国的工人大罢工。
1928年，24的邓小平与22岁的张锡媛在上海结合了。这种结合，是浪漫的同志式的结合。
当时，邓小平已从苏联回国并在中央任秘书长。一天，一个新报到的秘书让他惊喜万分。这个秘书就是与他在中山大学不同班的同学张锡媛。异国相识，在白色恐怖中于上海相遇，再加上后来工作上的相知，他们成了夫妻。
年轻革命者的婚礼非常热闹。在上海广西中路一家四川餐馆，中央机关的30余人参加了这场婚礼。婚礼上，邓小平乐呵呵地喝酒，张锡媛用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同大家有说有笑……
多年之后，健在的老人都还记得那场婚礼和那个女孩儿般的新娘子：“她个子不高，讲话轻声轻气，白净的脸，秀气温柔，和邓小平感情很好，有说有笑。”“她穿一身旗袍，短头发，高跟鞋，人漂亮，性格很好，很活泼．很爽快，对人很好……”
邓小平晚年在回答晚辈的好奇时，还是那句话：“那是少有的漂亮!”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俩共建了一个纯洁、美好的小家庭。当时，邓小平和周恩来夫妇在一个党小组，小组成员平均年龄24岁。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成熟、坚定而又恬跃的党小组。
没有人听见这小两口发生过口角，在人们的记忆里，见到的只是他俩像两只快乐的小鸟，进进出出、飞来飞去……
他俩在春天结为夫妻，很快便有了爱情的果实。但谁也没有料到，1930年1月，张锡嫒在生下孩子后得了产褥热，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她就在丈夫怀中死去，只留下那张20岁时的照片，在所有后来人的心中，保持着那份永远的美丽。
如今，那张照片端端正正地镶嵌在上海龙华公墓张锡嫒烈士墓上。她的美在新世纪的春天仍然绽放。作为一个信徒、战士和娇妻，也让邓小平在他们分别后的岁月多了一份美好的回忆。
张锡媛是邓小平的第一位夫人。张锡媛很美，但她与邓小平在一起时更美。
有一个战士名叫阿金
阿金的名字叫金维映，原名金爱卿，浙江岱山人。她与邓小平同岁。党内许多老人称阿金，大约是沿用上海人的称谓，听起来非常优美。
1931年7月，白色恐怖弥漫着东方这块古老的大地，中国革命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下陷于低潮。当时，在上海的中央机关遭到破坏。那也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一个很困难的时期，不久他被批准到江西中央苏区去。
邓小平到苏区，结伴而行的正是阿金。许多人在回忆中称二人“一路同行”，但从当时革命秘密工作的习惯来看，也许是一次“假伴而行”。
同邓小平革命经历有所不同，阿金在16岁那年就曾在县女子中学参加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宣传，毕业之后成为一名教师。大革命失败前夕，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工运，成为舟山总工会的执行委员。
阿金的美丽在春天中散发着一股剑气，风风火火，活脱灵鲜。她有当教师时练就的伶俐口齿，有做工人运动时锻炼的鼓动能力，还有叛逆世俗的革命激情，所以见到她的人常常会被她感染。她与邓小平在年龄、性格上也有几分相似，走到哪里都笑脸可人。
他俩一同排除难险赶往苏区。旅途中，邓小平讲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阿金也介绍了自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入狱，最后被同志营救，再到上海全国总工会秘密从事工人运动，直至担任江苏妇女运动会书记、上海纺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等传奇经历。
革命把一对青年变成斗士，斗士在相知中又唤起男女的情愫。他们在苏区结成了一对革命夫妻。
今天，仍然没有多少有关这场婚礼的回忆，这反映了两个革命者的成熟和战争的匆忙。但在起初的日子，他俩像满怀深情的男女青年一样，闲暇时的谈话依然给苏区倥偬岁月带来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苏区，邓小平担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阿金先后任于都和胜利县委书记。两人相隔很远，因此不断有鸿雁传书，遇到开会和办事时他俩聚在一起，总是在同志们的热闹中度过短暂时光。
然而，人有情但天却无情。一场“左”倾路线斗争给这对革命夫妻带来了最终分离的遗憾。
那是在中央苏区“左”倾路线斗争时期，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受到撤职和党内处分。这是邓小平三落三起政治生涯中的第一“落”。他没料到，这也是他感情上的又一次跌入谷底。在遭受批判后，他和阿金同志式地分手……
阿金同邓小平分离后，曾担任过中央组织部的科长，次年又担任了中央武装动员部副部长。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依然是一个坚强的战士和革命领导干部。
在红军长征中，阿金被调到休养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同许多年弱多病的老战士一样，她走过了雪山、草地和无人区。在延安，她又回到中央组织部。抗日军政大学成立后，她入校学习，并担任女生区队长、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尽管她坚强地战胜了一切困难，但她的身体在战争年代受到损伤。1938年，组织上安排她去苏联治病，不料却赶上苏德战争爆发，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不幸在战乱中死去，时年37岁……
邓小平得知阿金去世的消息时已另有家室，听说阿金走了，他好像没有留下什么话语。这大概就是那种无言的结局。
半个世纪的“拐杖”是卓琳
卓琳出身名门。卓琳本姓浦，云南宣威人。父亲是名实业家，曾是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北伐军少将。卓琳从小耳濡目染父辈的革命精神，十几岁就离家追求新的生活。
大约就在邓小平与阿金结伴赶往苏区期间，云南省参加全国运动会的代表团正赶往北平。在这个代表团 邓林进了延安保育院，仍然没法同忙碌的父母一起生活。她认独臂将军蔡树藩和陈书莲为干爸、干妈。在邓林的早期生活中，有一大堆干爸、干妈。她在马背上长大，是“公家”的孩子。
据邓家子女回忆，在内战前夕，邓小平从晋冀鲁豫军区机关到武安后，邓林才和一个胖弟弟以及一个叫楠楠的妹妹被父母接到身边。在这期间，他们偶尔可以受到父亲的直接影响和母亲的亲自教育。
邓林的记事大概是从邯郸开始的。那时，部队首长每家都有一大堆孩子，邓林同在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工作的母亲一起，第一次到了共产党人打下的大城市，见了什么都新鲜。当别的孩子守着抽水马桶嬉戏时，她却在一户人家的一幅巨大的油画前站了半小时。母亲说：这孩子喜欢画，将来当画家就好了。
开始，她并没有去学绘画。战争成了她的幼儿园。除此之外，她还是妈妈的助手，帮助照顾弟妹。遇到随军行动时，她早上醒来要给弟妹穿衣喂饭，然后同妈妈一起照顾弟妹上路。这样，从邯郸、郑州、南京、上海，再到北京，她也在流动的岁月里长大成人。
和平岁月，邓小平到北京成为中央领导集体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孩子们也跟着相聚在北京。邓林先是在安静的环境中接受了基础教育。接着，在上大学时，她儿时的心愿实现了。邓林自己选择了中央美术学院，就是从这里起步，开始了她的画家生涯。
寻梦的季节美丽多姿，当祖国的山川大海映入邓林眼帘的时候，她有说不出的激动和喜悦。在学习期间，她把自己融入美丽的海洋，并用画笔调出快乐的时光……
“文革”开始后不久，她便随着父亲的下台被赶出北京到宣化去劳动。在那陌生而又熟悉的村庄，她同一起去的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她比别人要承载更多，因她是“大走资派”的子女，属于“黑五类”。
好在邓林具有与生俱来的善良和忍耐力，这些为她艰苦的岁月穿上了一层保护衣。教育者看她老实、有文化，而且来自于中央美院，就时常发挥其特长，让她在院落的围墙上写标语。于是，她的笔下留下一道道“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印记。
回忆起画家的手和笔在那屈辱岁月被扭曲的往事，邓林似乎没多少埋怨，而她感到不公的是父亲的政治待遇。特别是她在农村见识了善良农民的生活艰辛之后，更不明白一生致力于富民强国政治理想的父亲，为何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后来的岁月，整个邓家也是随着邓小平的起落，时而暗淡时而光明。好在自父亲从江西回京之后，她也回到了北京。在同父亲依偎的温暖日子，她又捡起了画笔。在经历风雨之后，她遇到了自己的生命相知，并结为连理，为人妻为人母。
爱女、艺术家、母亲，成为邓林的整个人生。在父亲邓小平真正重返政治舞台后，终于庇护她有了一个宁静的天地和光彩的画室，她的画笔从此再没有停息。
邓林今年66岁，她一直在构思一幅画。她要画一个人，一个影响了她一辈子的男人，一个放大成属于民族又属于邓家的光荣人物——那就是她的父亲邓小平!
总设计师家庭里的“大总管”邓楠
有一年，周恩来到邓家，邓小平的孩子围上来与总理见面。卓琳介绍到二女儿邓楠时告诉总理：这是我们家的大管家!
于是，就有了总理说的一段话：我是国家的大管家，你是你们家的大管家，希望你将来也能管理国家!这话不知真假，但老一辈人的期望肯定是有的。许多年后，邓楠没有辜负周伯伯的期望，担任了科技部副部长，参与管理国家的科技工作。
据许多熟悉邓家情况的老人讲，邓楠作为邓家大管家的话曾被邓小平认可。邓小平在301医院住院时，卓琳向医生介绍邓楠是邓家大管家时，邓小平笑而不语。那是一种默认和赞许。
邓楠比大姐邓林小4岁，比妹妹邓榕大5岁，从小聪慧灵巧，甜甜的笑脸非常惹人喜爱。她出生之时，尽管条件依然艰苦，但比姐姐要好一些。那时，父亲在外征战，母亲已在地方中央局机关工作，她就随着一群大孩子上学、玩耍。在她女孩子娇柔的性格中，还有几分男孩子的坚毅，年龄虽小，主意却很多，从小有当“娃娃头”的经历。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聪明。别人玩时她玩，别人学习时她学，结果考试时，她总比别人成绩好。见这个女儿天资聪颖，卓琳从小就培养她对物理学的兴趣，给她确定的目标就是北大和清华，结果她后来果不负期望。
在邓家的三个女儿中，邓楠从小受到父母的厚爱和重视，到“文革”运动发起时，她已是家中的一个“小政治家”。
“文革”刚开始时，北京各院校各派系争论不休。一天，邓楠所在学校与妹妹邓榕所在学校的学生碰到一起，结果在会上姐妹俩形成了对立。很快，邓榕就接到妈妈的电话，让她不要同姐姐争论。
无疑，邓楠是正确的，而这种正确，来自于她经常与父母交流和受父母影响作出的正确判断。这种正确判断，使她在姐妹中有一定的权威性。
那时，邓林沉湎于她的七彩世界，邓榕年龄尚小，而家中男孩子在外面闯荡，邓楠便自然成为家中一位举足轻重的成员。
“文革”开始后，邓小平的地位岌岌可危，家中知道较早的成员就有邓楠。那几天，中央开会批判邓小平，邓楠每天从学校回来，同妈妈钻到一个被窝里，用被子盖着头，一谈就是半夜。卓琳告诉她许多不祥的征兆，并向她传授在危急时刻的处置“机密”。在后来邓小平两次受难、与家中断绝联系时，邓楠成为家中的关键人物。尤其是在邓小平遭到软禁，母亲也不能同子女们联系时，邓楠便显露出“总管家”的能力和权威。
她同奶奶一起负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将家中剩余的资金作出安排，先是计算出每天的生活费，然后留下一点积蓄，以备急用。中南海里不能住以后，邓楠便同姐妹一起同中办人员争吵，最后在宣武门方壶斋胡同争取到两间房子，终于使年迈的奶奶和兄弟姐妹得到庇护。
从那时起，她带领一家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到院里打水，上公共厕所，拿着粮票到粮店买米、买面，到工厂买煤；逢年过节时，还去排队买黄花菜、木耳和大料……
想父母的日子，全家都很郁闷。邓楠有办法，她就去中办要钱，拿到钱，就说父母的工资不准确，大吵大闹，说要见到爸妈的纸条。工作人员奈何不过，只好叫卓琳写个字条。她拿着字条回到家中，全家又会像过节一般快乐……
后来，邓小平下放江西，子女下乡接受再教育，大家天各一方。邓楠写信是最勤的。她总是履行总管的职责，收集兄弟姐妹的情况，向父母报平安；或者催促兄弟姐妹给父母写信。不管父母能否收到，她在信中总有一句话：给爸妈写信了吗?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邓楠已非常明白事理和自己肩上的责任了。邓小平再度被软禁，全家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