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结束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即：要将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在居民收入的增加上，发展的重点要从“国富”向“民富”转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为什么政府一改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而把民生和收入分配放到如此重要的位置呢?从国内的因素看，多年来中国过分强调了发展的效率，而弱化了“兼顾公平”的二次分配，结果一小部分人的钱袋子越来越鼓，而多数人的钱袋子越来越瘪。有数字表明，中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逼近0.5，成为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继续发展下去，必然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自2008年以来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多年来中国形成的出口导向型产业结构，一下子面临严重的威胁。更为严重的是，多年来中国仰仗的所谓“比较优势”，不过是低廉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在外部需求旺盛时被掩盖的疲弱的国内消费，在外需锐减后一下子暴露出来。过去两年中国政府依赖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维持了高速增长，但缺乏国内消费的任何经济增长方式都是权宜之计。而拉动国内消费，必须关注居民的钱袋子，和修正扭曲的收入分配制度。这应该是中国下一个五年计划的重中之重。
　　在刚刚公布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高居民收入成为确立的五大目标之一。2011年，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预期政府将会做出如下动作：
　　1.居民收入增长会连同经济发展一起作为各级政府的考核指标，增长与民生兼顾。低收入人群会得到更多的保障，各地最低收入标准大幅上调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2.下调税负。据有关机构的测算，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但税负的下调必然遭到已患上税赋依赖症的各级政府的抵制，同时昂贵的行政成本也制约了大幅减税的实施。应该说，通过机构改革压缩行政成本同减税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应当同步进行。
　　3.在分配制度改革方面，会出台抑制分配收入差距过大进一步发展的措施。将会出台的政策会围绕提高央企利润的上缴比例来进行，并且有可能实现“化税为薪”，即对于实现提高职工工资的企业给予一定程度上的营业税等税费减免。政府还将加强对高收入人群和资产类的税收管理，来部分实现对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具体包括加强报酬支付较高项目(如演艺、演讲、咨询、理财、专兼职培训等)的个人所得税管理；加强外籍个人取得所得的征收管理。财产转让所得征收管理(对于高收入者股权转让所得、房屋转让所得及其他财产转让所得等)，加强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征收管理。加强这些方面的税收管理工作受到的阻力相对较小，且有望带来较大幅度的税收增加，因此有望在2011年顺利实行。
　　要真正实现居民收入的大幅提升，中国尚面临如下难点：
　　1.在国进民退的经济环境下，吸纳70％以上就业人口的中小企业生存都成问题，难以大幅度提升劳动力成本。
　　2.社保体系缺失的问题。在国际经济比较中有两个数据耐人寻味：一个是消费率，中国的消费率始终维持在50％左右的水平，比社保相对完备的发达国家相差20个百分点；另一个数据是储蓄率，多年来中国的居民储蓄率维持在40％～50％左右的水平，这一数字是欧美日国家居民储蓄率的近十倍。这两个数字并不是说明中国人喜好储蓄，反而折射的是国家对国民保障的缺失!
　　可以这样说，国家提供的公共保障是民众“隐性”的钱袋子，有了它，国民才敢消费，也才能实现经济结构向由内需拉动的良性模式转变。反观时下中国，尽管民众“显性”的钱袋子——个人收入增加了，但通胀的侵蚀，日渐沉重的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的困扰，国民的消费能力并没有随着经济数字的增长而水涨船高，部分原因就是“隐性”钱袋子缺失之故。
　　长期而言，一国居民的收入，体现在一国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以及劳动力的价值和效率。而根本上的改变，需要中国逐步通过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摆脱目前“世界工厂”的产业定位。很显然，这是一个缓慢而艰巨的过程。短期而言，在增加劳动者收入上，政府应该发挥卓有成效的作用。
　　一是要承担起一个政府应负的责任，真正让民众的“隐性”钱袋子鼓起来，把连年高速积累的政府财政收入用到该用的地方，逐步建立起相对完善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
　　二是理顺畸形的收入分配格局，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的继续加大。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改革收入税收格局，改变目前工薪阶层为纳税主体的“人头税”格局的个税制度，发挥税收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真正做到“兼顾公平”；另一方面，要改变垄断行业和民营行业冰火两重天的发展格局，改变行业之间、行业内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局面。
　　三是降低行政成本，把大量的“三公浪费”用于国民保障体系建设，同时大力削减政府冗余部门和人员，从而减少企业和民众的税收负担，为中国人的钱袋子鼓起来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