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亚太联盟关系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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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的调整对亚太联盟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使之呈现安全强化和经济弱化的双重趋势。政治方面,美国与盟国之间仍保持较为频繁的沟通但亲疏有别;安全方面,美国与盟国合作整体加强但联盟防务分担分歧增加;经济方面,美国迫使盟国不断让步加剧了联盟经贸摩擦。此轮亚太联盟调整呈现出联盟责任不断向盟国倾斜、多边安全合作更加明显、联盟内部的安全与经济利益分化加剧等鲜明特点。受此影响,亚太联盟将产生安全聚合作用更加突出但持续性存疑、联盟经济利益分化明显且短期难以改变、盟国"选边站队"困境加剧等多重趋势。对于中国而言,要逐渐增加中国与美国亚太盟国之间的双多边合作,促进一些"中美邻"合作机制,拓展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空间,实现周边外交和对美外交的有机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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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下,中国与东盟开展数字经济合作正当其时。近年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与东盟在数字基础设施、电子商务、数字技术研发等重点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丰厚成果。中国与东盟合作机制的活力,东盟自身发展需求的拉力以及东盟市场对中国的吸引力成为双方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动力。当前,双方的数字经济合作还面临着地区企业数字化水平不足、地区数据本地化不够、跨境物流与支付体系不健全、域外大国恶性竞争以及新冠疫情持续蔓延等因素的挑战,需统筹应对。未来,在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的推动下,双方在数据安全保护与政策沟通
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自2014年以来,非洲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从之前年均增长5%下降到3%左右。但是,非洲经济仍有不少亮点:增速仅次于亚洲,是全球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在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10个国家中,有6个非洲国家;1/3的非洲国家在包容性增长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数字经济在非洲一些国家兴起。面对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债务负担加重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风险挑战,非洲国家纷纷倡导经济多元化、积极推进非洲一体化,并加强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合作。非洲崛起的势头没有也不会改变,未来有可能成为全球
长期以来,欧盟是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经济低碳转型的重要推动者,但该议题因巨大经济成本且迫切需要国际合作,被视为理想主义浓重的政策领域。以欧盟委员会2019年12月发布的《欧洲绿色协定》为标志,欧盟绿色新政的步伐明显加快,这是其在大国竞争加剧、内外危机叠加背景下,谋求新发展动能、缓解自身危机的新探索。欧盟推进绿色新政虽将受到新冠疫情、世界经济形势等方面影响,但总体符合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趋势,未来前景较为乐观,在全球层面也具有一定标志性和引领性意义。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是一场共和党在任者与民主党挑战者之间的"非开放式"竞争。从选情态势看,特朗普谋求连任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特殊性共同增加了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从总统政治、政党政治以及政治周期等维度考量,本次大选具有关键节点意义。在当前政治生态等因素的制约下,大选可能引发的政党轮替未必快速引发美国内外政策大幅度调整。在对华政策上,大选难以改变目前美国"竞争性对华战略"的总体趋势。
当今美国政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最明显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百年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遭受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二是百年未有的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具体表现为两党选民在一系列重大议题上表现出巨大的党派鸿沟;三是百年未有的美国国家认同的危机,而中国的崛起被认为加剧了这场危机。这三个因素势必给2020年总统选举带来影响:新冠疫情可能对大选的投票率和两党支持率产生一定影响;在社会严重分裂和政治高度极化背景下,两党基本盘极有可能展示出超乎寻常的党派忠诚,从而使少数关键州少数选民决定本次总统选
因美国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反种族主义抗议运动,是奥巴马执政时期"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延续,是以警民冲突为标志的美国种族矛盾尖锐化的新体现。这次运动发展为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美国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反种族主义抗议运动,与美国种族矛盾加剧、新冠疫情冲击美国经济与社会及2020年美国大选有密切关系。这次运动和疫情的冲击相结合,降低了特朗普的支持率,也使种族关系成为大选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大选的结果会影响美国种族关系演进的方向,但不会改变美国种族矛盾长期存在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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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化是当今非洲债务问题的重要特征。作为经济议题,债务问题是非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作为政治议题,债务问题正成为非洲国家国内政治和社会的重要议题;作为国际关系议题,非洲债务问题是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双边与多边、官方与私人部门在非洲博弈和互动的新议题。非洲债务问题的议题化正带来多重影响,其嵌入非洲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国家发展议程,推动中国与传统债务治理机制的碰撞、竞争和磨合,成为影响中非合作关系的焦点问题。受2020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非洲债务问题议题化趋势更加复杂,非洲债务可持续性面临新的不确定
新冠疫情的突发与蔓延引发全球关注,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中,1918年大流感与本次疫情的破坏范围、应对难度甚至引发混乱的情形均十分相似。但比较发现,百年前后,国际社会对于大规模流行病的关注热度和认知基础完全不同,对国际卫生机构的仰赖程度也大相径庭。基于两场疫情所牵涉的共同因素加以反思,若能在更广泛层面细致体察新冠疫情的影响,理性看待国际公共卫生机构的限度,并从多重维度认知国际公共卫生合作,或将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应对与经营后疫情时代的对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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