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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女排的一员，她曾参加过三届奥运会、两届世锦赛、两届世界杯，她的微笑曾经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排坛最亮丽的一道风景。有人敬畏地称她为排球场上的“笑面杀手”，也有人亲切地叫她“小老虎”她就是当年中国女排的主攻手——11号孙玥
十运会上与辽宁比赛结束的一刹那，突然很想对着看台上所有的观众深深地鞠一躬，因为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场上比赛了。
其实挥挥手只是人生中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动作，已经征战了将近20年的我，也常憧憬一个结束和一个新的开始，然而这天真的到来时，我却发现挥手如此艰难。我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伴着排球场上成千上万次的摸爬滚打，伴着为了梦想所历经的种种艰辛，伴着没有站到世界最高领奖台面对国旗升起的淡淡遗憾．像流水一样逝去了……
是啊，也许真的要离开了……但我咬着牙没有让眼泪流下来，因为我知道笑才是孙玥最美的样子。球篮里的童年
球筐里的童年
1973年3月31日，我出生在古城南京一个“排球家庭”——父亲孙锦华是江苏省女排的教练，母亲黄启珍曾是省队的主攻手，队友和球迷们都称她为“老虎”。生下来重九斤半白白胖胖的我，自然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他们为了给我取名煞费了一番心思，最后还是妈妈的朋友从字典里找到了这个“玥”字。我哥哥叫孙昕，在南京方言的发音里，“昕”读作“星”，这样一来家里除了星星，又多了个小月亮。
童年曾是一段欢快的诗。
妈妈从江苏女排退役后，先是去了南京钢铁厂，后来又调到五台山体育馆，那里离南京市体校不远，所以她经常带我去找她已经当了教练的队友玩。至今我还时常记起那些午后，阳光从那间宽敞房子的落地窗中暖暖地洒进来，照在一筐筐的皮球上，也照着球筐里坐着的小女孩，那女孩就是我。我喜欢用小手抚摸那些圆乎乎的皮球；喜欢托着下巴看妈妈被亲切地唤作“老虎”；喜欢坐在捡球的小车里，被大哥哥大姐姐们推着飞快地跑，快乐的笑声响成一片……这或许是我对排球最早的记忆，那年，我5岁。
童年也曾留给我一生中最痛的记忆。
童年相册里，父亲的样子已经变得模糊了，尽管如今我拼了命地想去留住他。记忆中，父亲的工作总是很忙，仿佛只有周六才能回家，周日一早又匆匆离开。他很爱我们，每次回家都会把我扛在肩头，在房间里亲个不够。那时我年纪太小，还不懂珍惜，不知道某个时候，山一样的爸爸会一觉睡去而再也醒不过来，再也听不见女儿喊“爸爸”。空荡荡的房间还在，但他却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父亲是在我6岁那年患肝癌去世的，他的朋友们说他的病是因为劳累过度．当时的我并听不懂这些，只知道爸爸在医院里不用工作了真好，我终于可以天天和他在一起了，虽然到最后他躺在病床上已经不能说话。现在人长大了，才觉得自己那时候真傻，夜深人静时也常常会流着泪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爸爸，你还好吗?那边的冬天会不会像南京一样下厚厚的雪，那个世界有没有你心爱的排球，我在你曾经站立过的球场上拼搏了将近20年，这些你都看到了是吗，你是在远远地看着女儿微笑吗？
父亲走后的生活是艰难的，家庭的重担都落到了妈妈和奶奶的肩上。当时全家一个月的收入只有父亲单位发给的50元抚养费和母亲微不足道的工资。日子虽然清苦，但妈妈却不让我和哥哥受一点委屈。日子再紧，她都会每周给我们买只鸡补身体，她经常微笑着看着我们吃，自己却借口不饿不肯吃上一口。我身上穿的衣服大都是哥哥剩下的，过年时才舍得穿的为数不多的新衣服也是奶奶一针一线缝制的。每当看到双鬓斑白的奶奶和日渐苍老的妈妈，我都觉得一阵心酸，心里也在暗暗发誓：长大要让妈妈和奶奶都幸福。
八九岁时，我进入了南京市业余体校，从这时开始，我正式接触了排球。至今我回忆不起具体的原因，是自己喜欢，还是妈妈的建议，或者是两者兼有，再或者这是上天冥冥中的安排。那时我念三年级，每天下午放学，奶奶都背着小水壶把我送到体校。不过说实话，那时还真谈不上对排球有什么感情，因为刚开始的基础训练太枯燥了，每天不外乎对着墙垫球数数，常常要垫一两干个，所以几天后我便不愿意去了，即使去，也找各种理由到得越来越晚……
那时，一些东西对我的诱惑远远比排球强烈得多。很多人觉得我小时一定很乖，其实不然。我家住在体委的家属大院，小伙伴们也大都是体育家庭出身，所以大家在一起活跃得很，跳皮筋，丢沙包，游泳、滑旱冰……总之做完功课之后不到晚饭时间我们不会回家，当时的我倔强得不像个女孩，大家都能倒立，只有我不能，因为一倒立，我就会流鼻血，但大人们还是经常能看到我流着鼻血打倒立的情景。
当然我也有女孩的一面，突出表现在我对猫的钟爱。我想没有什么人能像我这样爱猫爱到痴迷。我家里曾经一下子养过三四只猫，我常常把小手放在被子下来顶出个包，引逗着猫咪往上扑，我常常把猫咪放在桌子上，看着它懒懒地睡着才能安心做功课。有时妈妈没时间，星期天我还会承担起去菜场给猫咪讨要鱼鳃鱼鳔的任务。总觉得猫跟狗比起来，多了一种个性的魅力。说到这不得不提当时我养的一只叫“稀客”的猫。母亲很好客，每当有客人到家，她总说：“稀客稀客……”听多了我就觉得烦，于是就给一只猫起了个名字，叫“稀客”，母亲一叫“稀客”我就叫猫。那是一只黑猫，长着一双夜里会发绿光的眼睛，喜欢独来独往，不爱跟人亲近。那年，它又怀了宝宝，猫在这时是很怕碰的，可它的孩子们却总是在它怀里乱拱撒娇，这下惹恼了“稀客”。它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一周后它被妈妈找回家，一进家看见惹它生气的孩子，它的毛几乎都竖起来，没过几天，它又走了，这次就再也没有回来。妈妈说它曾经在外面见过“稀客”的窝，可能孩子伤了它的心，它宁愿选择流浪……
现在想想，也许我爱猫是因为我潜意识里太乖了，渴望寻求一种个性。直到现在走在街上，看到猫，我都会过去摸一摸，关于猫的装饰品堆满了我的不大的家。
慒慒懂懂，我上路了
印象中，每当小小的黑白电视中有女排的比赛，妈妈总是兴致勃勃地观看，喊我来看我却没有兴趣，只有动画片才能吸引我。
1984年盛夏的一天，我跟小伙伴们去泳池游泳，岸上有一台电视，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我好奇地挤进去问：“这是看什么呢?”，一个叔叔认识我，他说：“这是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女排对美国女排啊，你不是‘老虎’的女儿吗?怎么不看排球?”那是“排球”这个字眼第一次深深触动我的心灵，那也是我第一次认认真真地看完一场比赛，原来打排球不只是对着墙壁的运动，原来这项运动中可以迸发出如此的激情。刚好那时我在市体校的训练也已经到了扣球的阶段，于是一种爱像种子在我的心灵中默默地生根发芽。
读书还是打球?这个矛盾一直困扰着 我。12岁那年，我第一次面对它。为了完成爸爸的遗愿，也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妈妈决定把我送到江苏省体校练习排球。
那是一个陌生的环境，我的年龄小，个子也只有1.64米，水平当然也比不上那些球龄比我长的队员，于是我常常听到有人在背后冷嘲热讽，说我是走后门来的，说我根本不是打排球的料，为这我常常委屈得哭，心想：我本来就不想来，我还想回去读书呢，你们干嘛总是说我。
其实真正让我想逃离这个地方的原因是我恋家，离不开妈妈，即使一周妈妈去体校看我两趟，我都受不了。还记得妈妈每次来体校看我，都带好多好吃的，但我还是不停的哭，不由分说地哭，看着我哭妈妈也常常掉眼泪。有时我也会“越狱”，有一次外地的姑奶奶到南京说看看我，妈妈就带着她到了体校，结果一找，我不见了。她们急匆匆回到家，一推门，发现我正坐在奶奶跟前，原来我自己坐公交车从体校溜了回来。
不到三个月后，妈妈经过考虑，终于让我离开了省体校，一边恢复在市体校练球一边在南京市金陵中学读初中，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训练起来也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初二，我的个子一下子长到1．79米。1987年，随校队参加天津“振兴中华杯”少年排球赛的我，引起了江苏省青年女排教练黄兰芳的注意。
她找到我妈妈，说想调我去江苏省青年队。妈妈告诉我的时候，我又一次犹豫了。我喜欢读书，曾经的理想也只是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排球对我而言只是一种课余爱好，而去了省队，我的人生无疑将走入另外一番天地。
“妈妈，我可以中学毕业了再去么?马上就初三了。”我踯躅不定地问。妈妈了解我的心思：“到了省队那边也是一边念书一边训练的，你的基本功本来就不算太好，再落下一个冬训就更不好赶上了。”想想我的父母，想想那个小小的排球散发出的巨大吸引力，我点点头。妈妈笑了。那年，14岁的我为自己做出重大的抉择。
于是，妈妈去学校办了手续，14岁的我收拾好自己的书包，悄悄地走了出来。在校门口回头望那些熟悉的景物，更多的是留恋和回忆。
……其实当时懵懂的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自此以后将再也不会与这小小的排球分开了。
那时我不想去国家队
现在想想，我算是一个幸运的人。刚进省队，我的右膝上长了个疖子，很疼，不能像大家一样进行大运动量的训练。看着打着配合的队友们，再想想每天传球、垫球。练腰腹的自己，不由得觉得枯燥无味。但是因祸得福，这段时间黄兰芳教练给我开的“小灶”加上每天量的积累使我的排球技术有了正确的动力定型，为之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是像大家想象中那么一帆风顺，我也经历过一段灰色的日子。1988年，江苏省一队的编制是12人，由于一些老队员的伤病和退役，我和队友邓扬被调上去，成为第十三和第十四个人。正当我们踌躇满志等待那年的青运会时，却得到了“人够了，你们俩先回二队”的消息。二队没有多少人训练，有时站在空荡荡的馆里，心里也空荡荡的。第二年，由于全国排球锦标赛打得不理想，我再一次被调入省一队，但好景不长又被以相同的理由退回。在一队与二队之间的徘徊，一度让我对排球心灰意冷，经常噘着嘴对着妈妈哭诉：“不要练了，让我回去吧，人家都不要我，我还想去读书。”妈妈却笑着告诉我：“这是一条必经的路，成功只能属于那些不服输的人。”
我庆幸我选择了坚持，又一次回到一队后，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位置，虽然只是个主力替补。1989年，我练得非常苦，一天平均要练8到9个小时，做完两边倒地50个的练习后，一站起来总觉得天旋地转，腿软得哆嗦。还有数不清的400米跑，数不清地去中山陵越野。记得夏天，一双鞋早晨穿在脚上一直到晚上才能脱下来，中午吃饭时间大家都直挺挺躺在床上，骨头像散了架一样一动也不愿意动。我当时16岁，身高已经有1.82米，王建华教练觉得我身体条件不错，有意培养我，所以加练的事也是常有。
1990年，我终于成为江苏女排的主力。当时江苏女排在全国女排甲级队联赛中的成绩并不理想，只处在甲级C组。我在场上总是面带微笑，但这掩饰不住我的一身“虎气”。终于，我走进了原国家体委排球处副处长刘化聪的视野。
说心里话，当时国家队对于我而言只是一个遥远的梦。记得有时随队比赛，看到一些老女排的队员受到好多球迷的喜爱，吃饭时找她们签名的络绎不绝，心里也痒痒的，但没有想到我的梦境会这么快变成现实。
那是1991年刚刚比完唐山城运会回南京。一天晚上，王建华教练让我过去，他上来就说：“孙玥啊，准备准备吧，周五去北京。”我一脸疑惑：“去北京干什么?”“当然是去国家队了，调令到了。”他笑眯眯地看着我，期待着我狂喜的样子。但等来的却是我糊里糊涂的回答：“让我去国家队干什么呢?我不想去。”我当时完全蒙了，潜意识里对去国家队充满了恐惧。“去干什么?哪会有不想去的道理，孙玥你知道有多少人盼着这个机会。你到底怕什么？”在他的追问下，我讲出实情：“她们水平都那么高，我这么差，明年就是奥运会了，就算我去了也参加不了。我想等奥运会完了再去好么?”我一席话说得王教练哭笑不得：“那你现在去，又损失什么?”
我知道去国家队已经成了铁定的事实，尽管我不止一次地哭，但我发现这段日子妈妈从没有过的高兴，她逢人便说我要去北京了，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家里时常坐满来祝贺我的叔叔阿姨。临走的那天晚上，我去队里收拾东西，队里的好朋友一直把我送到公交车站，那晚说了好多，但大多我现在已经记不得，只记得那夜的风很凉，吹得我的眼泪也凉凉的。我拍拍自己的头：“孙玥，你怎么了，为什么要这样，这是去国家队啊！”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出远门。
站台上，妈妈关切地帮我清理着行李，时不时为我整理一下领角，叮嘱一些要注意的事，我点着头却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我怕让妈妈看见我掉眼泪的样子。坐在铺位上，隔着厚厚的玻璃望着妈妈，她朝我笑着挥挥手，又不时背过身擦着眼泪……火车缓缓开动了，妈妈越来越远，我生活了18年的家乡越来越远，我终于大哭出来……那时的我根本无法预计，等待我的将是怎样一个陌生的世界……
(未完待续)
整理／王津津 责编／王津津
十运会上与辽宁比赛结束的一刹那，突然很想对着看台上所有的观众深深地鞠一躬，因为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场上比赛了。
其实挥挥手只是人生中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动作，已经征战了将近20年的我，也常憧憬一个结束和一个新的开始，然而这天真的到来时，我却发现挥手如此艰难。我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伴着排球场上成千上万次的摸爬滚打，伴着为了梦想所历经的种种艰辛，伴着没有站到世界最高领奖台面对国旗升起的淡淡遗憾．像流水一样逝去了……
是啊，也许真的要离开了……但我咬着牙没有让眼泪流下来，因为我知道笑才是孙玥最美的样子。球篮里的童年
球筐里的童年
1973年3月31日，我出生在古城南京一个“排球家庭”——父亲孙锦华是江苏省女排的教练，母亲黄启珍曾是省队的主攻手，队友和球迷们都称她为“老虎”。生下来重九斤半白白胖胖的我，自然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他们为了给我取名煞费了一番心思，最后还是妈妈的朋友从字典里找到了这个“玥”字。我哥哥叫孙昕，在南京方言的发音里，“昕”读作“星”，这样一来家里除了星星，又多了个小月亮。
童年曾是一段欢快的诗。
妈妈从江苏女排退役后，先是去了南京钢铁厂，后来又调到五台山体育馆，那里离南京市体校不远，所以她经常带我去找她已经当了教练的队友玩。至今我还时常记起那些午后，阳光从那间宽敞房子的落地窗中暖暖地洒进来，照在一筐筐的皮球上，也照着球筐里坐着的小女孩，那女孩就是我。我喜欢用小手抚摸那些圆乎乎的皮球；喜欢托着下巴看妈妈被亲切地唤作“老虎”；喜欢坐在捡球的小车里，被大哥哥大姐姐们推着飞快地跑，快乐的笑声响成一片……这或许是我对排球最早的记忆，那年，我5岁。
童年也曾留给我一生中最痛的记忆。
童年相册里，父亲的样子已经变得模糊了，尽管如今我拼了命地想去留住他。记忆中，父亲的工作总是很忙，仿佛只有周六才能回家，周日一早又匆匆离开。他很爱我们，每次回家都会把我扛在肩头，在房间里亲个不够。那时我年纪太小，还不懂珍惜，不知道某个时候，山一样的爸爸会一觉睡去而再也醒不过来，再也听不见女儿喊“爸爸”。空荡荡的房间还在，但他却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父亲是在我6岁那年患肝癌去世的，他的朋友们说他的病是因为劳累过度．当时的我并听不懂这些，只知道爸爸在医院里不用工作了真好，我终于可以天天和他在一起了，虽然到最后他躺在病床上已经不能说话。现在人长大了，才觉得自己那时候真傻，夜深人静时也常常会流着泪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爸爸，你还好吗?那边的冬天会不会像南京一样下厚厚的雪，那个世界有没有你心爱的排球，我在你曾经站立过的球场上拼搏了将近20年，这些你都看到了是吗，你是在远远地看着女儿微笑吗？
父亲走后的生活是艰难的，家庭的重担都落到了妈妈和奶奶的肩上。当时全家一个月的收入只有父亲单位发给的50元抚养费和母亲微不足道的工资。日子虽然清苦，但妈妈却不让我和哥哥受一点委屈。日子再紧，她都会每周给我们买只鸡补身体，她经常微笑着看着我们吃，自己却借口不饿不肯吃上一口。我身上穿的衣服大都是哥哥剩下的，过年时才舍得穿的为数不多的新衣服也是奶奶一针一线缝制的。每当看到双鬓斑白的奶奶和日渐苍老的妈妈，我都觉得一阵心酸，心里也在暗暗发誓：长大要让妈妈和奶奶都幸福。
八九岁时，我进入了南京市业余体校，从这时开始，我正式接触了排球。至今我回忆不起具体的原因，是自己喜欢，还是妈妈的建议，或者是两者兼有，再或者这是上天冥冥中的安排。那时我念三年级，每天下午放学，奶奶都背着小水壶把我送到体校。不过说实话，那时还真谈不上对排球有什么感情，因为刚开始的基础训练太枯燥了，每天不外乎对着墙垫球数数，常常要垫一两干个，所以几天后我便不愿意去了，即使去，也找各种理由到得越来越晚……
那时，一些东西对我的诱惑远远比排球强烈得多。很多人觉得我小时一定很乖，其实不然。我家住在体委的家属大院，小伙伴们也大都是体育家庭出身，所以大家在一起活跃得很，跳皮筋，丢沙包，游泳、滑旱冰……总之做完功课之后不到晚饭时间我们不会回家，当时的我倔强得不像个女孩，大家都能倒立，只有我不能，因为一倒立，我就会流鼻血，但大人们还是经常能看到我流着鼻血打倒立的情景。
当然我也有女孩的一面，突出表现在我对猫的钟爱。我想没有什么人能像我这样爱猫爱到痴迷。我家里曾经一下子养过三四只猫，我常常把小手放在被子下来顶出个包，引逗着猫咪往上扑，我常常把猫咪放在桌子上，看着它懒懒地睡着才能安心做功课。有时妈妈没时间，星期天我还会承担起去菜场给猫咪讨要鱼鳃鱼鳔的任务。总觉得猫跟狗比起来，多了一种个性的魅力。说到这不得不提当时我养的一只叫“稀客”的猫。母亲很好客，每当有客人到家，她总说：“稀客稀客……”听多了我就觉得烦，于是就给一只猫起了个名字，叫“稀客”，母亲一叫“稀客”我就叫猫。那是一只黑猫，长着一双夜里会发绿光的眼睛，喜欢独来独往，不爱跟人亲近。那年，它又怀了宝宝，猫在这时是很怕碰的，可它的孩子们却总是在它怀里乱拱撒娇，这下惹恼了“稀客”。它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一周后它被妈妈找回家，一进家看见惹它生气的孩子，它的毛几乎都竖起来，没过几天，它又走了，这次就再也没有回来。妈妈说它曾经在外面见过“稀客”的窝，可能孩子伤了它的心，它宁愿选择流浪……
现在想想，也许我爱猫是因为我潜意识里太乖了，渴望寻求一种个性。直到现在走在街上，看到猫，我都会过去摸一摸，关于猫的装饰品堆满了我的不大的家。
慒慒懂懂，我上路了
印象中，每当小小的黑白电视中有女排的比赛，妈妈总是兴致勃勃地观看，喊我来看我却没有兴趣，只有动画片才能吸引我。
1984年盛夏的一天，我跟小伙伴们去泳池游泳，岸上有一台电视，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我好奇地挤进去问：“这是看什么呢?”，一个叔叔认识我，他说：“这是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女排对美国女排啊，你不是‘老虎’的女儿吗?怎么不看排球?”那是“排球”这个字眼第一次深深触动我的心灵，那也是我第一次认认真真地看完一场比赛，原来打排球不只是对着墙壁的运动，原来这项运动中可以迸发出如此的激情。刚好那时我在市体校的训练也已经到了扣球的阶段，于是一种爱像种子在我的心灵中默默地生根发芽。
读书还是打球?这个矛盾一直困扰着 我。12岁那年，我第一次面对它。为了完成爸爸的遗愿，也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妈妈决定把我送到江苏省体校练习排球。
那是一个陌生的环境，我的年龄小，个子也只有1.64米，水平当然也比不上那些球龄比我长的队员，于是我常常听到有人在背后冷嘲热讽，说我是走后门来的，说我根本不是打排球的料，为这我常常委屈得哭，心想：我本来就不想来，我还想回去读书呢，你们干嘛总是说我。
其实真正让我想逃离这个地方的原因是我恋家，离不开妈妈，即使一周妈妈去体校看我两趟，我都受不了。还记得妈妈每次来体校看我，都带好多好吃的，但我还是不停的哭，不由分说地哭，看着我哭妈妈也常常掉眼泪。有时我也会“越狱”，有一次外地的姑奶奶到南京说看看我，妈妈就带着她到了体校，结果一找，我不见了。她们急匆匆回到家，一推门，发现我正坐在奶奶跟前，原来我自己坐公交车从体校溜了回来。
不到三个月后，妈妈经过考虑，终于让我离开了省体校，一边恢复在市体校练球一边在南京市金陵中学读初中，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训练起来也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初二，我的个子一下子长到1．79米。1987年，随校队参加天津“振兴中华杯”少年排球赛的我，引起了江苏省青年女排教练黄兰芳的注意。
她找到我妈妈，说想调我去江苏省青年队。妈妈告诉我的时候，我又一次犹豫了。我喜欢读书，曾经的理想也只是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排球对我而言只是一种课余爱好，而去了省队，我的人生无疑将走入另外一番天地。
“妈妈，我可以中学毕业了再去么?马上就初三了。”我踯躅不定地问。妈妈了解我的心思：“到了省队那边也是一边念书一边训练的，你的基本功本来就不算太好，再落下一个冬训就更不好赶上了。”想想我的父母，想想那个小小的排球散发出的巨大吸引力，我点点头。妈妈笑了。那年，14岁的我为自己做出重大的抉择。
于是，妈妈去学校办了手续，14岁的我收拾好自己的书包，悄悄地走了出来。在校门口回头望那些熟悉的景物，更多的是留恋和回忆。
……其实当时懵懂的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自此以后将再也不会与这小小的排球分开了。
那时我不想去国家队
现在想想，我算是一个幸运的人。刚进省队，我的右膝上长了个疖子，很疼，不能像大家一样进行大运动量的训练。看着打着配合的队友们，再想想每天传球、垫球。练腰腹的自己，不由得觉得枯燥无味。但是因祸得福，这段时间黄兰芳教练给我开的“小灶”加上每天量的积累使我的排球技术有了正确的动力定型，为之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是像大家想象中那么一帆风顺，我也经历过一段灰色的日子。1988年，江苏省一队的编制是12人，由于一些老队员的伤病和退役，我和队友邓扬被调上去，成为第十三和第十四个人。正当我们踌躇满志等待那年的青运会时，却得到了“人够了，你们俩先回二队”的消息。二队没有多少人训练，有时站在空荡荡的馆里，心里也空荡荡的。第二年，由于全国排球锦标赛打得不理想，我再一次被调入省一队，但好景不长又被以相同的理由退回。在一队与二队之间的徘徊，一度让我对排球心灰意冷，经常噘着嘴对着妈妈哭诉：“不要练了，让我回去吧，人家都不要我，我还想去读书。”妈妈却笑着告诉我：“这是一条必经的路，成功只能属于那些不服输的人。”
我庆幸我选择了坚持，又一次回到一队后，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位置，虽然只是个主力替补。1989年，我练得非常苦，一天平均要练8到9个小时，做完两边倒地50个的练习后，一站起来总觉得天旋地转，腿软得哆嗦。还有数不清的400米跑，数不清地去中山陵越野。记得夏天，一双鞋早晨穿在脚上一直到晚上才能脱下来，中午吃饭时间大家都直挺挺躺在床上，骨头像散了架一样一动也不愿意动。我当时16岁，身高已经有1.82米，王建华教练觉得我身体条件不错，有意培养我，所以加练的事也是常有。
1990年，我终于成为江苏女排的主力。当时江苏女排在全国女排甲级队联赛中的成绩并不理想，只处在甲级C组。我在场上总是面带微笑，但这掩饰不住我的一身“虎气”。终于，我走进了原国家体委排球处副处长刘化聪的视野。
说心里话，当时国家队对于我而言只是一个遥远的梦。记得有时随队比赛，看到一些老女排的队员受到好多球迷的喜爱，吃饭时找她们签名的络绎不绝，心里也痒痒的，但没有想到我的梦境会这么快变成现实。
那是1991年刚刚比完唐山城运会回南京。一天晚上，王建华教练让我过去，他上来就说：“孙玥啊，准备准备吧，周五去北京。”我一脸疑惑：“去北京干什么?”“当然是去国家队了，调令到了。”他笑眯眯地看着我，期待着我狂喜的样子。但等来的却是我糊里糊涂的回答：“让我去国家队干什么呢?我不想去。”我当时完全蒙了，潜意识里对去国家队充满了恐惧。“去干什么?哪会有不想去的道理，孙玥你知道有多少人盼着这个机会。你到底怕什么？”在他的追问下，我讲出实情：“她们水平都那么高，我这么差，明年就是奥运会了，就算我去了也参加不了。我想等奥运会完了再去好么?”我一席话说得王教练哭笑不得：“那你现在去，又损失什么?”
我知道去国家队已经成了铁定的事实，尽管我不止一次地哭，但我发现这段日子妈妈从没有过的高兴，她逢人便说我要去北京了，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家里时常坐满来祝贺我的叔叔阿姨。临走的那天晚上，我去队里收拾东西，队里的好朋友一直把我送到公交车站，那晚说了好多，但大多我现在已经记不得，只记得那夜的风很凉，吹得我的眼泪也凉凉的。我拍拍自己的头：“孙玥，你怎么了，为什么要这样，这是去国家队啊！”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出远门。
站台上，妈妈关切地帮我清理着行李，时不时为我整理一下领角，叮嘱一些要注意的事，我点着头却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我怕让妈妈看见我掉眼泪的样子。坐在铺位上，隔着厚厚的玻璃望着妈妈，她朝我笑着挥挥手，又不时背过身擦着眼泪……火车缓缓开动了，妈妈越来越远，我生活了18年的家乡越来越远，我终于大哭出来……那时的我根本无法预计，等待我的将是怎样一个陌生的世界……
(未完待续)
整理／王津津 责编／王津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