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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针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关于商品价值源泉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相关问题上，一是如何理解商品价值的概念问题，二是如何理解劳动在商品价值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应当在关系性、过程性、生成性及人本学意义上全面理解商品价值的概念。首先，在作为矛盾统一体的商品中，商品价值的地位、特点和功能是由其对立面——商品的使用价值赋予的。这表明，商品价值的深刻内涵是在与商品使用价值的比较中得以规定的；如果说“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商品价值的含义是在与财富的比较中得到规定的；如果说“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商品价值的含义是在与交换价值的比较中得到规定的，“所有商品的共同实体——不是作为商品的物质材料，从而作为物的规定的那种实体，而是作为商品，从而作为交换价值的那种共同实体——就在于：商品是对象化劳动。”一句话，商品价值首先是一个关系范畴。如果说商品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一社会实体的结晶，那么它也是一个关系性实体范畴。
第二，作为人类劳动这一社会实体的结晶，商品价值是在生产商品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凝结成的，它也能在这一感性活动中得以映现和确证。商品丰富多样，生产商品的具体手段、方法和途径千差万别，但它们存在着共同点，即都是生理学意义上人的脑力和体力的耗费，进而凝结在商品体上，形成价值。此外，由于商品及其价值已经成为实践活动的内在要素，这样的对象存在便成为与人互动的、处于流变状态下的对象存在。这样，商品及其价值就“只有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可见，只有从实践活动、过程上理解商品价值范畴，才能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避免“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才能避免“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
第三，由于商品及其价值的创造活动是客观物质性活动、主观目的性活动和社会历史性活动的有机统一，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商品价值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体性。商品及其价值创造的主体性、历史性和生成性，决定了商品及其价值存在的现实性和超越性。离开超越性的所谓现实性，商品价值概念就成了超历史的永恒范畴；离开现实性的所谓超越性，商品价值概念就成了主观心理范畴。
第四，既然创造商品及其价值的活动，既是客观规律性活动，又是主体创造性活动，那么，对商品及其价值概念的理解，既不能离开商品及其价值创造活动主体抽象地谈论商品价值，也不能离开商品价值抽象地谈论商品及其价值创造活动主体。事实上，“……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是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就商品是劳动的对象化和物化，人是商品的属人形式的赋予者而言，人是商品的本质，商品不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和确证。所以，只有在人类学意义上，我们才能穿透商品这种“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深入理解商品所体现出的“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
关于第二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在对“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一节的分析中，作为构成财富物质内容的商品的使用价值“表示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商品的价值则表示为物的外壳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之后，在对“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一节的分析中，十分清晰地表明，在商品使用价值、即财富的创造问题上坚持多元论，在商品价值的创造问题上坚持劳动一元论。问题的关键是，面对新实践、新形势和新变化，如何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一元论。我们认为，只有立足于商品生产活动中的主体主导层面，坚持实践思维、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才能深入理解和正确处理商品价值创造中的活劳动与“死劳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创造性智力因素与基础性智力因素、延伸态劳动与原生态劳动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陷入这一问题上的预成论、均衡论和循环论的思维框架。
其一，活劳动主导“死劳动”。创造商品价值活动的主体性，集中体现为劳动主体在创造价值过程中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具体表现为活劳动主导“死劳动”。在商品及其价值创造活动中，活劳动使“死劳动”由可能的生产要素转化成现实的生产要素；活劳动使“死劳动”成为自己的消费对象，把“死劳动”变成劳动过程的一个内在环节和构成要素；活劳动使“死劳动”得以保存、延续，甚至增值。
其二，脑力劳动主导体力劳动。在商品价值创造过程中脑力和体力两种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平衡的，总是前者主导和支配后者：从同一劳动者在同一劳动过程中的劳动发起过程看，劳动者的目的、理想、知识等智力因素发起并支配着作为其自身自然力的体力因素；从作为劳动力物质表现的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看，智力因素是起主导作用的核心构成要素；从由现代科技革命引致的劳动及其结构与方式的变化和产业及其结构与类型的变化看，智力因素居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
其三，创造性智力因素主导基础性智力因素。不断赋予物以适合人类需要的新形式，是劳动的本质特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称劳动是活的、造型的火。商品及其价值创造活动本质上是创新性活动，其中，创造性智力因素主导着基础性智力因素：从智力构成要素和智能活动的运作过程看，思维力等创造性智力因素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从商品价值的实现状况看，思维力等创造性智力因素品质的优劣从根本上决定着商品价值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
其四，抽象劳动统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及其价值的劳动是对象化活动，但对象化活动不专属于商品及其价值创造活动。对象化过程实质上是主体客体化过程，是包括商品生产在内的所有劳动产品的生产过程，具有一般性、永恒性，在古典经济学家称之为“劳动一般”。生产商品及其价值的劳动的特殊规定性、历史规定性，是社会性劳动。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分析，体现了以“一”驭“多”的分析理路。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在现实商品生产中，呈现为“多”的丰富样态。另一方面，由于劳动的特殊的质被抽去，它们具有相同的质，即人类劳动的质，它们才是商品价值的实体。“一切商品，作为社会劳动的化身，都是同一个统一物的结晶。这个统一物即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的特定性质……”正是这种量度具体劳动并由具体劳动所承载和体现的“一”，即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才是构成不同商品交换的共同物。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及其价值，之所以能成为异质性商品交换的唯一共同物，就在于它们为商品这一经济交换主体所特有，进而成为商品经济社会所特有的历史范畴。关于这一认识，人们在“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的经济社会中，看得更清楚。事实上，“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的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劳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劳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
其五，次生性劳动及其关系规制着原生性劳动及其关系。在商品及其价值创造过程中，本体意义上的原生态劳动及其所创造的价值，受到包括制度要素在内的劳动的对象化、社会化、物象化的次生态劳动或延伸态劳动的具体规制和约束。斯图亚特就认为，每一个国家之所以拥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财产的分配、阶级的不平等、人民的天才有“极大的不同”，就在于各国政府形式的不同、法律的不同和风俗习惯的不同。西尼尔也认识到，财富的分配易于受到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环境因素——制度的影响。穆勒就公开承认历史和制度因素是经济理论的限制条件，并告诫人们在从经济理论得出政策结论时切勿忽视经济以外的东西。马克思则从生产关系方面来重新认识社会的制度框架，并且同时对等价交换的合法性基础进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制度约束更加明显，正如罗伯特·M.索洛所指出的：“相当明显的是，经济行为依赖于各种社会制度的本质(也在文化上依赖于既有的态度和信仰，或者更明确地说，依赖于经社会制度过滤后的既有态度和信仰)。”
(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应当在关系性、过程性、生成性及人本学意义上全面理解商品价值的概念。首先，在作为矛盾统一体的商品中，商品价值的地位、特点和功能是由其对立面——商品的使用价值赋予的。这表明，商品价值的深刻内涵是在与商品使用价值的比较中得以规定的；如果说“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商品价值的含义是在与财富的比较中得到规定的；如果说“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商品价值的含义是在与交换价值的比较中得到规定的，“所有商品的共同实体——不是作为商品的物质材料，从而作为物的规定的那种实体，而是作为商品，从而作为交换价值的那种共同实体——就在于：商品是对象化劳动。”一句话，商品价值首先是一个关系范畴。如果说商品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一社会实体的结晶，那么它也是一个关系性实体范畴。
第二，作为人类劳动这一社会实体的结晶，商品价值是在生产商品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凝结成的，它也能在这一感性活动中得以映现和确证。商品丰富多样，生产商品的具体手段、方法和途径千差万别，但它们存在着共同点，即都是生理学意义上人的脑力和体力的耗费，进而凝结在商品体上，形成价值。此外，由于商品及其价值已经成为实践活动的内在要素，这样的对象存在便成为与人互动的、处于流变状态下的对象存在。这样，商品及其价值就“只有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可见，只有从实践活动、过程上理解商品价值范畴，才能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避免“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才能避免“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
第三，由于商品及其价值的创造活动是客观物质性活动、主观目的性活动和社会历史性活动的有机统一，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商品价值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体性。商品及其价值创造的主体性、历史性和生成性，决定了商品及其价值存在的现实性和超越性。离开超越性的所谓现实性，商品价值概念就成了超历史的永恒范畴；离开现实性的所谓超越性，商品价值概念就成了主观心理范畴。
第四，既然创造商品及其价值的活动，既是客观规律性活动，又是主体创造性活动，那么，对商品及其价值概念的理解，既不能离开商品及其价值创造活动主体抽象地谈论商品价值，也不能离开商品价值抽象地谈论商品及其价值创造活动主体。事实上，“……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是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就商品是劳动的对象化和物化，人是商品的属人形式的赋予者而言，人是商品的本质，商品不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和确证。所以，只有在人类学意义上，我们才能穿透商品这种“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深入理解商品所体现出的“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
关于第二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在对“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一节的分析中，作为构成财富物质内容的商品的使用价值“表示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商品的价值则表示为物的外壳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之后，在对“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一节的分析中，十分清晰地表明，在商品使用价值、即财富的创造问题上坚持多元论，在商品价值的创造问题上坚持劳动一元论。问题的关键是，面对新实践、新形势和新变化，如何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一元论。我们认为，只有立足于商品生产活动中的主体主导层面，坚持实践思维、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才能深入理解和正确处理商品价值创造中的活劳动与“死劳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创造性智力因素与基础性智力因素、延伸态劳动与原生态劳动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陷入这一问题上的预成论、均衡论和循环论的思维框架。
其一，活劳动主导“死劳动”。创造商品价值活动的主体性，集中体现为劳动主体在创造价值过程中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具体表现为活劳动主导“死劳动”。在商品及其价值创造活动中，活劳动使“死劳动”由可能的生产要素转化成现实的生产要素；活劳动使“死劳动”成为自己的消费对象，把“死劳动”变成劳动过程的一个内在环节和构成要素；活劳动使“死劳动”得以保存、延续，甚至增值。
其二，脑力劳动主导体力劳动。在商品价值创造过程中脑力和体力两种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平衡的，总是前者主导和支配后者：从同一劳动者在同一劳动过程中的劳动发起过程看，劳动者的目的、理想、知识等智力因素发起并支配着作为其自身自然力的体力因素；从作为劳动力物质表现的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看，智力因素是起主导作用的核心构成要素；从由现代科技革命引致的劳动及其结构与方式的变化和产业及其结构与类型的变化看，智力因素居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
其三，创造性智力因素主导基础性智力因素。不断赋予物以适合人类需要的新形式，是劳动的本质特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称劳动是活的、造型的火。商品及其价值创造活动本质上是创新性活动，其中，创造性智力因素主导着基础性智力因素：从智力构成要素和智能活动的运作过程看，思维力等创造性智力因素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从商品价值的实现状况看，思维力等创造性智力因素品质的优劣从根本上决定着商品价值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
其四，抽象劳动统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及其价值的劳动是对象化活动，但对象化活动不专属于商品及其价值创造活动。对象化过程实质上是主体客体化过程，是包括商品生产在内的所有劳动产品的生产过程，具有一般性、永恒性，在古典经济学家称之为“劳动一般”。生产商品及其价值的劳动的特殊规定性、历史规定性，是社会性劳动。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分析，体现了以“一”驭“多”的分析理路。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在现实商品生产中，呈现为“多”的丰富样态。另一方面，由于劳动的特殊的质被抽去，它们具有相同的质，即人类劳动的质，它们才是商品价值的实体。“一切商品，作为社会劳动的化身，都是同一个统一物的结晶。这个统一物即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的特定性质……”正是这种量度具体劳动并由具体劳动所承载和体现的“一”，即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才是构成不同商品交换的共同物。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及其价值，之所以能成为异质性商品交换的唯一共同物，就在于它们为商品这一经济交换主体所特有，进而成为商品经济社会所特有的历史范畴。关于这一认识，人们在“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的经济社会中，看得更清楚。事实上，“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的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劳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劳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
其五，次生性劳动及其关系规制着原生性劳动及其关系。在商品及其价值创造过程中，本体意义上的原生态劳动及其所创造的价值，受到包括制度要素在内的劳动的对象化、社会化、物象化的次生态劳动或延伸态劳动的具体规制和约束。斯图亚特就认为，每一个国家之所以拥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财产的分配、阶级的不平等、人民的天才有“极大的不同”，就在于各国政府形式的不同、法律的不同和风俗习惯的不同。西尼尔也认识到，财富的分配易于受到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环境因素——制度的影响。穆勒就公开承认历史和制度因素是经济理论的限制条件，并告诫人们在从经济理论得出政策结论时切勿忽视经济以外的东西。马克思则从生产关系方面来重新认识社会的制度框架，并且同时对等价交换的合法性基础进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制度约束更加明显，正如罗伯特·M.索洛所指出的：“相当明显的是，经济行为依赖于各种社会制度的本质(也在文化上依赖于既有的态度和信仰，或者更明确地说，依赖于经社会制度过滤后的既有态度和信仰)。”
(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