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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源于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它的建构与生长集中体现了其过程与阶段、目的与科学相统一的整体性特征。马克思学说建构的整体性表现为我们解读马克思学说提供了三点重要启示，即坚持对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整体性和逻辑整体性相统一的整体性解读；不能离开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来孤立地谈论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坚持在批判和建构的统一中理解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
[关键词]马克思学说建构过程整体性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4-0027-04
《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真理，以一种不断递进的真理过程呈现在我们面前。作为历史的真理或社会发展理论为主的学说，马克思学说及其后继的理论内在地包含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和掌握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将其中的许多结论和原理放到具体的、富有历史整体性和逻辑整体性的现实语境中去解析和建构。这样才能从思维和存在、理论和历史、真理和事实、认识和实践的结合上，把握基于科学实践观的马克思学说的本真诉求和价值关怀。这既是对历史和作者的尊重，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固有的批判性、科学性、实践性品格的理性认同。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真理与实践的双重要求，规定我们必须在历史和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去理解和对待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特征。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不失最高智慧和科学成就的理论地位，才能在实践的考问和检验中跃升和发展自己。
在历史的层面上，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建构是在动态的历史演进和定态的逻辑思考中实现的。本文认为，在这一建构过程中，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整体性和逻辑整体性及其关联性始终是整个学说整体性的理论核心和思想精髓。单纯地考察其历史整体性和逻辑整体性，或者将两者机械化地分割，都违背了马克思的初衷及其学说的严谨性，必然造成历史和事实的疏离、逻辑与实践的错位，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特征也会在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进化中更加茫然和淡化。这样最终损害的必然是整个马克思学说的理论地位及马克思主义在未来的发展应用。科学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学说建构的整体性，是理论界的强烈呼声，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应用及宣传中的迫切要求。
一、马克思学说建构过程的整体性表现
在人类思想史上，任何一种新的学说、理论，总是在用原有理论解释生活或新的事实发生困难，即认识与实践形成冲突，并且思想变革的现实条件已由社会实践提供了某种准备的时候，才能应运而生。马克思学说的形成与建构亦是如此，它不是马克思的偶然发现或心血来潮的产物，而具有一种呼之即出又循序递进的过程。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理论大厦就是在这种历史整体性和逻辑整体性的动定态交互协调过程中得以建构并不断生长发展的。
马克思在着手进行新理论建构之前，早就孕育了能够成长为体系的理论预期。这种预期最初只能同朦胧的个人道德理想和兴趣旨意相联系。17岁的马克思在《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指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年轻的马克思表现出最初的类人道性、社会现实决定性和实践性的理论倾向。这种理论期望就是马克思赖以建构自己学说的生长原点和“原始的出发点”。马克思关心的是人类的幸福(类人道)，又把人的规定性归结为现实的社会关系(社会现实决定性)。他就必然去探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结局，从而转向社会发展学说为主体内容的研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马克思的学说归结为社会发展学说，但对社会理想的执着追求的确是马克思进行理论创新的原动力和贯穿于整个马克思学说的一条主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发展学说是整个马克思学说批判和建构的核心内容和主体部分。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写道：“普罗米修斯承认道：‘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这表明马克思类人道性的人的品格已经上升为一种专业的哲学信仰，虽然深受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影响，但马克思已经注目社会现实，开始关注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未来社会理论——共产主义学说。
传统哲学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在面对成为社会热点的共产主义问题时遇到了困惑，马克思指出：“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糊涂。”。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马克思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定位，立志于“人类的解放”，把“往何处去”看作人类解放的途径，明确地把人类看作由自己所维护的社会人格，将“人类的解放”即共产主义设定为最佳社会状态，以高于“政治的解放”的“人类的解放”划清了同青年黑格尔派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界限。同时，马克思在对共产主义进行理论论证的过程中，在哲学上解决了长期困扰自己的经济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问题。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经济决定政治的重要结论，初级形态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扫清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探寻共产主义的理论障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屏弃了斯密的传统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理论前提，确立了以生活着的自然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从而为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理论提供了经济学论证。尽管1844年手稿还受到费尔巴哈“类本质”的人本主义的影响，但马克思在关于人的本质、人的对象化活动、人与自然关系等十分重要的原则问题上，已经大大超越了费尔巴哈。共产主义在1844年手稿中第一次得到哲学的经济学的论证。异化劳动是进行论证的基本范畴，人的自由自觉活动被看作人的本质的预设，现实及其发展被看作是人类的异化过程和复归过程。异化劳动是具有哲学、经济学乃至政治学品格的基本范畴，集中地反映了这时马克思的思想的整体性。一方面，异化劳动是当时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核心范畴，是他解析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的工具；另一方面，异化劳动又以人的本质的抽象预设为基础，人的自由自觉活动被规定为人的本质。这种本质是人的根本特点，它不是在历史中生成的，而只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被历史活动所异化。克服这种异化并使人的本质得到直接的呈现，就是共产主义的运动过程。
随着共产主义理论预期和理想的设定，1844年以后马克思开始为共产主义提供必要的科学论证。这一论证过程是批判传统和建构创新的有机统一。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从此告别了唯心主义历史观；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的批判，实现了从“政治解放”的资产阶级性质向“人类解放”的无产阶级性质的转变；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彻底颠覆了自我意识的本体地位和历史神创论，从而确立了群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作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彻底划清了同费尔巴哈以抽象的人性为基础的人本主义哲学的界限，清算了费尔巴哈以往对自己的影响，以科学的实践观这样一种新的哲学话语扫除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最后“避难所”，最终完成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使共产主义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的哲学论证基础上。唯物史观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性原则出发，把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从而奠定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实现世界观和政治立场根本转变的基础上，马克思在为维护一切被剥削者权益而抗争和抨击时弊的时候，遇到了“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促使他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剖析资本主义社会，进而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阐述其共产主义思想的典范。在这本著作中，马克思科学地、以论战的形式阐述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观点。《资本论》是体现马克思学说历史整体性和逻辑整体性的重要著作，它是隐性的哲学、凸现的经济学、结论的社会主义。但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目的，不是要创立一个经济学派，而是要向无产阶级提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历史使命，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这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自然得出的结论。没有哲学思维就没有马克思的经济学，没有这两者也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三者的统一性在《资本论》中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状态。
二、马克思学说建构过程的整体性的启示
(一)必须坚持对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整体性和逻辑整体性相统一的整体性解读
任何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都是目标动力系统和过程协调机制完美统一的结果。目标动力系统支撑和推动着整个理论体系的生长发展。而保证理论“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和历史递进的严谨性，则需要有过程协调机制的参与，否则理论体系的快速生长有可能背离理论预期和设定而出现断裂和偏离。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学说的创立也不例外。在理论生长的过程中，逻辑整体性始终是推动整个马克思学说批判传统和建树创新的强大动力。它搭建了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框架，规定了学说旨意的目标。无论是从传统哲学批判的三阶段即批判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以及传统共产主义批判的四阶段即《莱茵报》、《M致R》、《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还是从大学、《莱茵报》、克罗茨纳赫、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六个阶段，批判和创新的过程始终没有出现断裂或断层。这种历史整体性特征通过阶段性的统一保证了马克思学说建构过程的连续性，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学说、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学说和理想学说统一的协调机制。
马克思始终坚持严格地以共产主义合目的性合规律性为自己的理论旨趣、价值归依和终极关怀，其学说经历了理论预期设定——批判传统理论并创立科学论证工具——科学体系的整合系统化——科学工具论证基础上的共产主义这样的动态历史整体性和定态逻辑整体性的嬗变。“动态的历史整体性最终凝结在定态的逻辑整体性之中”。，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整体性与逻辑整体性存在着内在一致性和关联性。它们共同的思想源泉(构成的依据和建构的动力)是马克思的同一目的。早年的马克思以类人道的方式隐约地提出自己最初的理论预期，这种预期既包含理想(目的的具体化)的成分，也包含科学(实现目的和理想的手段)的成分。于是，同一目的的实现过程(要求手段的配合)决定了马克思学说体系在逻辑上的整体性。然而，目的的实现必须表现在具体的形式上，所以它又体现于目的的具体化方面。而同一目的的具体化(目的具体化为理想，而理想又要求科学论证手段的配合，因此目的的具体化也包含着手段的具体化)则决定了马克思学说体系在建构过程中的整体性。
马克思学说建构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今天在理解和解读马克思本人原初学说和生前著述的时候，必须以一种整体性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学说的建构，对马克思及其学说持一种整体解读法，把马克思的学说看作一个“一以贯之”的目的手段相统一的历史整体。“一以贯之”来自于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整体性和逻辑整体性。单纯地考察其历史整体性和逻辑整体性或将两者机械化地分割，断裂理想与科学、过程与阶段，都违背马克思的初衷及其学说的严谨性。这种肢解性的解读无疑是对作者的曲解和历史的不尊重。
(二)不能离开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来孤立地谈论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
对社会理想的执着信仰始终是贯穿和支撑马克思学说建构过程的一条主线。那么，什么是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从马克思学说构建的整体性上看，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并不是头脑中空想的产物，而是来源于历史。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经历了对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传统社会人格即资产阶级的批判，然后发展为对传统共产主义即单纯地为无产阶级争取权益的屏弃，再推进到马克思将无产阶级视为手段的“解放全体人、全人类”全新社会人格定位。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是每一个人的自由与解放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非常明确的语言对这种“人类社会”作了科学的表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社会理想的最简练、最准确和最科学的定义，包含了自由主义价值(每个人的自由)和社会主义价值(一切人的自由)的社会理想的精辟表述。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不是抽象的理想，而是消灭现状的现实的运动，是对私有财产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
在马克思学说构建的过程中，作为主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始终强烈地关怀着现实社会，旨趣在于“使世界革命化”的共产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则力图对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作出整体上的研究。这种整体上的研究是从本质上、规律上探讨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貌，而不是针对某些局部的、表面的问题作出对策性的、描述性的说明。这种整体的研究带有强烈的实践性和批判性的色彩，不仅在《资本论》，更在“六册计划”中得到真实的、整体的反映。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理想学说，其坚实的基础也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之上，最终目的是建立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可以说，马克思学说构建的全过程及各个主要组成部分都始终严格地以马克思社会理论即共产主义的合目的性合规律性为终极的论证目标。共产主义理论预期和社会理想的专业化设定是马克思全部理论批判和建树的价值归依，也是支撑马克思在艰苦的人生境遇中执着坚持的根本精神依托。无论是从人的类本质引申共产主义，还是从现实的社会条件引 申共产主义，共产主义都是为了实现人类的解放。“马克思始终代表的都是全人类的利益，人类的解放决定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形态。这种不变的人格规定性和理想设定，决定了马克思学说在发展过程中的连贯性。”。
我们在理解或解读马克思学说及其以后发展形态整体性的过程中，始终不能离开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不能脱离共产主义理想来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各个组成部分。从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整体性来考察，阶段性统一的基础在于共产主义理想设定的一贯性。从逻辑整体性来考察，以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为主要科学论证工具，固然是对学科本身内容和规律的升华，但更重要的是论证工具的价值指向，即它们是为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提供论证的手段。如果离开马克思社会理想的设定，这种本来用来证明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手段就成了无现实规定性的单纯的工具理性。同时，马克思学说真正的实践价值也必然会在其中被扼杀。其结果只能是越来越远离马克思，而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和“回到”马克思。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基础归结为总体性，归结为方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宁可放弃马克思的全部论点，也不能片刻放弃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的正统。重方法的实证性研究的确为科学解读马克思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但在马克思学说中有比方法更加重要的社会理想这一主导因素。抛弃了社会理想的马克思学说的实证性方法论研究无法体现马克思学说作为整体性的基本特征，必然会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应该看到，共产主义取向的疏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式微甚至部分派别走向马克思学说反面的根本原因。
(三)坚持在批判和建构的统一中理解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
告别传统和建树创新的衔接与统一始终是贯穿马克思学说整体性建构过程及其发展的理论路径。马克思学说的建构与生长与其对现实问题的革命性批判精神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没有以颠覆传统为主要内容的现实性批判就没有整个马克思学说的建构与发展。其整体性的基本特征也正是在这种颠覆和批判的语境中得以具体地历史地展开。基于传统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马克思革命性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资本主义最坚实的现实性基础——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抽象的人道主义学说。他创立了唯物史观，并立足于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了辩证的剖析。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辗转来到伦敦，在这个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重新恢复由于革命而中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了以对资本为核心的现实性的批判。他认识到：“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马克思通过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并从“历史深处”全面彻底地解剖和批判现代社会，从而将未来社会的命运与资本的逻辑联系起来，找到了扬弃异化与人类解放的道路——共产主义运动。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今天理解和坚持的马克思的现实性批判决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彻底否定，而是一种积极的辩证的否定，是包含肯定因素的否定和基于社会理想的积极构建。任何脱离构建目的的批判本身或孤立地对待批判和建构的“断章取义”式的研究路径，必然造成马克思学说的阶段性断裂，都会损害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及其在当代的价值发挥。我们不敢断言未来实践的发展会将马克思主义带向何方，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基于现实问题的革命性批判精神始终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动力。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7页，第189-19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7卷第64页。
④王贵明《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载于《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10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页。
⑥吕世荣《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载于《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1期。
⑦⑧⑩郝敬之《回到整体马克思》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第105—106页，第111页。
⑨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4页，第275页。
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7页。
责任编辑 吴韵曦
[关键词]马克思学说建构过程整体性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4-0027-04
《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真理，以一种不断递进的真理过程呈现在我们面前。作为历史的真理或社会发展理论为主的学说，马克思学说及其后继的理论内在地包含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和掌握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将其中的许多结论和原理放到具体的、富有历史整体性和逻辑整体性的现实语境中去解析和建构。这样才能从思维和存在、理论和历史、真理和事实、认识和实践的结合上，把握基于科学实践观的马克思学说的本真诉求和价值关怀。这既是对历史和作者的尊重，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固有的批判性、科学性、实践性品格的理性认同。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真理与实践的双重要求，规定我们必须在历史和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去理解和对待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特征。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不失最高智慧和科学成就的理论地位，才能在实践的考问和检验中跃升和发展自己。
在历史的层面上，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建构是在动态的历史演进和定态的逻辑思考中实现的。本文认为，在这一建构过程中，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整体性和逻辑整体性及其关联性始终是整个学说整体性的理论核心和思想精髓。单纯地考察其历史整体性和逻辑整体性，或者将两者机械化地分割，都违背了马克思的初衷及其学说的严谨性，必然造成历史和事实的疏离、逻辑与实践的错位，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特征也会在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进化中更加茫然和淡化。这样最终损害的必然是整个马克思学说的理论地位及马克思主义在未来的发展应用。科学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学说建构的整体性，是理论界的强烈呼声，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应用及宣传中的迫切要求。
一、马克思学说建构过程的整体性表现
在人类思想史上，任何一种新的学说、理论，总是在用原有理论解释生活或新的事实发生困难，即认识与实践形成冲突，并且思想变革的现实条件已由社会实践提供了某种准备的时候，才能应运而生。马克思学说的形成与建构亦是如此，它不是马克思的偶然发现或心血来潮的产物，而具有一种呼之即出又循序递进的过程。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理论大厦就是在这种历史整体性和逻辑整体性的动定态交互协调过程中得以建构并不断生长发展的。
马克思在着手进行新理论建构之前，早就孕育了能够成长为体系的理论预期。这种预期最初只能同朦胧的个人道德理想和兴趣旨意相联系。17岁的马克思在《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指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年轻的马克思表现出最初的类人道性、社会现实决定性和实践性的理论倾向。这种理论期望就是马克思赖以建构自己学说的生长原点和“原始的出发点”。马克思关心的是人类的幸福(类人道)，又把人的规定性归结为现实的社会关系(社会现实决定性)。他就必然去探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结局，从而转向社会发展学说为主体内容的研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马克思的学说归结为社会发展学说，但对社会理想的执着追求的确是马克思进行理论创新的原动力和贯穿于整个马克思学说的一条主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发展学说是整个马克思学说批判和建构的核心内容和主体部分。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写道：“普罗米修斯承认道：‘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这表明马克思类人道性的人的品格已经上升为一种专业的哲学信仰，虽然深受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影响，但马克思已经注目社会现实，开始关注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未来社会理论——共产主义学说。
传统哲学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在面对成为社会热点的共产主义问题时遇到了困惑，马克思指出：“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糊涂。”。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马克思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定位，立志于“人类的解放”，把“往何处去”看作人类解放的途径，明确地把人类看作由自己所维护的社会人格，将“人类的解放”即共产主义设定为最佳社会状态，以高于“政治的解放”的“人类的解放”划清了同青年黑格尔派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界限。同时，马克思在对共产主义进行理论论证的过程中，在哲学上解决了长期困扰自己的经济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问题。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经济决定政治的重要结论，初级形态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扫清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探寻共产主义的理论障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屏弃了斯密的传统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理论前提，确立了以生活着的自然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从而为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理论提供了经济学论证。尽管1844年手稿还受到费尔巴哈“类本质”的人本主义的影响，但马克思在关于人的本质、人的对象化活动、人与自然关系等十分重要的原则问题上，已经大大超越了费尔巴哈。共产主义在1844年手稿中第一次得到哲学的经济学的论证。异化劳动是进行论证的基本范畴，人的自由自觉活动被看作人的本质的预设，现实及其发展被看作是人类的异化过程和复归过程。异化劳动是具有哲学、经济学乃至政治学品格的基本范畴，集中地反映了这时马克思的思想的整体性。一方面，异化劳动是当时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核心范畴，是他解析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的工具；另一方面，异化劳动又以人的本质的抽象预设为基础，人的自由自觉活动被规定为人的本质。这种本质是人的根本特点，它不是在历史中生成的，而只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被历史活动所异化。克服这种异化并使人的本质得到直接的呈现，就是共产主义的运动过程。
随着共产主义理论预期和理想的设定，1844年以后马克思开始为共产主义提供必要的科学论证。这一论证过程是批判传统和建构创新的有机统一。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从此告别了唯心主义历史观；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的批判，实现了从“政治解放”的资产阶级性质向“人类解放”的无产阶级性质的转变；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彻底颠覆了自我意识的本体地位和历史神创论，从而确立了群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作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彻底划清了同费尔巴哈以抽象的人性为基础的人本主义哲学的界限，清算了费尔巴哈以往对自己的影响，以科学的实践观这样一种新的哲学话语扫除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最后“避难所”，最终完成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使共产主义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的哲学论证基础上。唯物史观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性原则出发，把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从而奠定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实现世界观和政治立场根本转变的基础上，马克思在为维护一切被剥削者权益而抗争和抨击时弊的时候，遇到了“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促使他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剖析资本主义社会，进而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阐述其共产主义思想的典范。在这本著作中，马克思科学地、以论战的形式阐述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观点。《资本论》是体现马克思学说历史整体性和逻辑整体性的重要著作，它是隐性的哲学、凸现的经济学、结论的社会主义。但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目的，不是要创立一个经济学派，而是要向无产阶级提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历史使命，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这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自然得出的结论。没有哲学思维就没有马克思的经济学，没有这两者也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三者的统一性在《资本论》中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状态。
二、马克思学说建构过程的整体性的启示
(一)必须坚持对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整体性和逻辑整体性相统一的整体性解读
任何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都是目标动力系统和过程协调机制完美统一的结果。目标动力系统支撑和推动着整个理论体系的生长发展。而保证理论“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和历史递进的严谨性，则需要有过程协调机制的参与，否则理论体系的快速生长有可能背离理论预期和设定而出现断裂和偏离。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学说的创立也不例外。在理论生长的过程中，逻辑整体性始终是推动整个马克思学说批判传统和建树创新的强大动力。它搭建了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框架，规定了学说旨意的目标。无论是从传统哲学批判的三阶段即批判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以及传统共产主义批判的四阶段即《莱茵报》、《M致R》、《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还是从大学、《莱茵报》、克罗茨纳赫、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六个阶段，批判和创新的过程始终没有出现断裂或断层。这种历史整体性特征通过阶段性的统一保证了马克思学说建构过程的连续性，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学说、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学说和理想学说统一的协调机制。
马克思始终坚持严格地以共产主义合目的性合规律性为自己的理论旨趣、价值归依和终极关怀，其学说经历了理论预期设定——批判传统理论并创立科学论证工具——科学体系的整合系统化——科学工具论证基础上的共产主义这样的动态历史整体性和定态逻辑整体性的嬗变。“动态的历史整体性最终凝结在定态的逻辑整体性之中”。，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整体性与逻辑整体性存在着内在一致性和关联性。它们共同的思想源泉(构成的依据和建构的动力)是马克思的同一目的。早年的马克思以类人道的方式隐约地提出自己最初的理论预期，这种预期既包含理想(目的的具体化)的成分，也包含科学(实现目的和理想的手段)的成分。于是，同一目的的实现过程(要求手段的配合)决定了马克思学说体系在逻辑上的整体性。然而，目的的实现必须表现在具体的形式上，所以它又体现于目的的具体化方面。而同一目的的具体化(目的具体化为理想，而理想又要求科学论证手段的配合，因此目的的具体化也包含着手段的具体化)则决定了马克思学说体系在建构过程中的整体性。
马克思学说建构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今天在理解和解读马克思本人原初学说和生前著述的时候，必须以一种整体性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学说的建构，对马克思及其学说持一种整体解读法，把马克思的学说看作一个“一以贯之”的目的手段相统一的历史整体。“一以贯之”来自于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整体性和逻辑整体性。单纯地考察其历史整体性和逻辑整体性或将两者机械化地分割，断裂理想与科学、过程与阶段，都违背马克思的初衷及其学说的严谨性。这种肢解性的解读无疑是对作者的曲解和历史的不尊重。
(二)不能离开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来孤立地谈论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
对社会理想的执着信仰始终是贯穿和支撑马克思学说建构过程的一条主线。那么，什么是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从马克思学说构建的整体性上看，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并不是头脑中空想的产物，而是来源于历史。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经历了对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传统社会人格即资产阶级的批判，然后发展为对传统共产主义即单纯地为无产阶级争取权益的屏弃，再推进到马克思将无产阶级视为手段的“解放全体人、全人类”全新社会人格定位。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是每一个人的自由与解放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非常明确的语言对这种“人类社会”作了科学的表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社会理想的最简练、最准确和最科学的定义，包含了自由主义价值(每个人的自由)和社会主义价值(一切人的自由)的社会理想的精辟表述。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不是抽象的理想，而是消灭现状的现实的运动，是对私有财产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
在马克思学说构建的过程中，作为主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始终强烈地关怀着现实社会，旨趣在于“使世界革命化”的共产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则力图对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作出整体上的研究。这种整体上的研究是从本质上、规律上探讨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貌，而不是针对某些局部的、表面的问题作出对策性的、描述性的说明。这种整体的研究带有强烈的实践性和批判性的色彩，不仅在《资本论》，更在“六册计划”中得到真实的、整体的反映。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理想学说，其坚实的基础也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之上，最终目的是建立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可以说，马克思学说构建的全过程及各个主要组成部分都始终严格地以马克思社会理论即共产主义的合目的性合规律性为终极的论证目标。共产主义理论预期和社会理想的专业化设定是马克思全部理论批判和建树的价值归依，也是支撑马克思在艰苦的人生境遇中执着坚持的根本精神依托。无论是从人的类本质引申共产主义，还是从现实的社会条件引 申共产主义，共产主义都是为了实现人类的解放。“马克思始终代表的都是全人类的利益，人类的解放决定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形态。这种不变的人格规定性和理想设定，决定了马克思学说在发展过程中的连贯性。”。
我们在理解或解读马克思学说及其以后发展形态整体性的过程中，始终不能离开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不能脱离共产主义理想来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各个组成部分。从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整体性来考察，阶段性统一的基础在于共产主义理想设定的一贯性。从逻辑整体性来考察，以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为主要科学论证工具，固然是对学科本身内容和规律的升华，但更重要的是论证工具的价值指向，即它们是为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提供论证的手段。如果离开马克思社会理想的设定，这种本来用来证明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手段就成了无现实规定性的单纯的工具理性。同时，马克思学说真正的实践价值也必然会在其中被扼杀。其结果只能是越来越远离马克思，而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和“回到”马克思。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基础归结为总体性，归结为方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宁可放弃马克思的全部论点，也不能片刻放弃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的正统。重方法的实证性研究的确为科学解读马克思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但在马克思学说中有比方法更加重要的社会理想这一主导因素。抛弃了社会理想的马克思学说的实证性方法论研究无法体现马克思学说作为整体性的基本特征，必然会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应该看到，共产主义取向的疏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式微甚至部分派别走向马克思学说反面的根本原因。
(三)坚持在批判和建构的统一中理解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
告别传统和建树创新的衔接与统一始终是贯穿马克思学说整体性建构过程及其发展的理论路径。马克思学说的建构与生长与其对现实问题的革命性批判精神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没有以颠覆传统为主要内容的现实性批判就没有整个马克思学说的建构与发展。其整体性的基本特征也正是在这种颠覆和批判的语境中得以具体地历史地展开。基于传统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马克思革命性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资本主义最坚实的现实性基础——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抽象的人道主义学说。他创立了唯物史观，并立足于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了辩证的剖析。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辗转来到伦敦，在这个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重新恢复由于革命而中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了以对资本为核心的现实性的批判。他认识到：“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马克思通过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并从“历史深处”全面彻底地解剖和批判现代社会，从而将未来社会的命运与资本的逻辑联系起来，找到了扬弃异化与人类解放的道路——共产主义运动。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今天理解和坚持的马克思的现实性批判决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彻底否定，而是一种积极的辩证的否定，是包含肯定因素的否定和基于社会理想的积极构建。任何脱离构建目的的批判本身或孤立地对待批判和建构的“断章取义”式的研究路径，必然造成马克思学说的阶段性断裂，都会损害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及其在当代的价值发挥。我们不敢断言未来实践的发展会将马克思主义带向何方，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基于现实问题的革命性批判精神始终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动力。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7页，第189-19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7卷第64页。
④王贵明《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载于《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10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页。
⑥吕世荣《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载于《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1期。
⑦⑧⑩郝敬之《回到整体马克思》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第105—106页，第111页。
⑨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4页，第275页。
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7页。
责任编辑 吴韵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