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对于“汉奸”问题所持的某种暧昧态度，近些年来表现为给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翻案”。
　　
　　1940年，南京人桂公衡于日伪政权“南京维新政府”组织的县长训练所毕业。班上同学们将到各地出任伪政府县级官职。临别之时，即将踏上仕途的踌躇满志与要成为“汉奸”的道德重负交织，不免个个满腹感慨。
　　国家临受大难，江山破碎如梦，而将己身托付日寇，求余生荣华富贵。很难想象他们当时的想法，为什么来，又做什么去?他们对于找到这条“出路”是何心态?庆幸、向往?苦闷、挣扎?抑或抱着一种虚无态度但求今日安乐?
　　桂公衡拿出一本留言册，请同学们题写书法赠言。大家都有一肚子话，字越写越多，最后他不得不将许多张纸粘起来，结成长长十余尺。
　　留言里，有人直奔主题：“祝君前途官运亨通!”
　　有人加以粉饰：“望吾兄抱公仆之精神，为国家民族求出路。”
　　有人在中华文明的古老智慧中寻求慰藉，并企望以此说服同辈：“希洞悉情由之根源，知于理会，悟于心机，超脱利害，不为成见所囿，不为古义所羁，而能自拔于天地之间。”
　　也有人看似满腔救国热情，慷慨陈词梁启超《爱国歌》第一章：“君不见，地球万国户口谁最多?四百兆众吾种族。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
　　还有人奋笔疾书岳飞抵御外族侵略的名篇《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对于已经要在日伪政权“从业谋职”的人来说，笔诵《满江红》究竟是什么心情呢?
　　
　　正在建设的“汉奸丑态馆”
　　
　　“我一直想弄明白，一个人为什么会当汉奸。如果说杀人、抢劫、强奸，还是可以分析的罪行，那么背叛是难以理解的。尤其是背叛延续几千年的民族文化，比任何罪名都不能饶恕。”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上世纪90年代，他在文物市场上发现了桂公衡的书法留言册，后面还附着新中国清查汉奸的调查登记表，立时花4000块买下。
　　“贵了，但无法可施。”樊建川说，“这是难得之汉奸之相。他们心中也有压抑，感到无出路。”
　　自从70年代末搞文物收藏以来，樊建川一直刻意留心与“汉奸”相关的东西。他手中的藏品越来越丰富：日制《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职员表》、《支那新中央政府一览》，基本等同于中国高等“汉奸”的花名册；日伪政权发行的宣传画，“普天同庆”、“向完成大东亚战之路迈进!”、“美女要嫁满洲国军人!”；伪政府时期的良民证、结婚证、毕业证，伪蒙政权上标注“成吉思汗元年”的地契；大汉奸们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判罪的卷宗……
　　“这些实物和文献能如实展示那段历史，既有他们协助日军犯下的滔天罪恶，比如参与扫荡、搞经济掠夺、实行沦陷区的统治和文化宣传，又不回避他们客观上在社会管理、教育、市容上的一些作为。”樊建川打算建设一个“汉奸丑态馆”，全面梳理“汉奸”历史，这是他多年的心愿。
　　此前，他已凭一己之力，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打造起一个占地五百亩的博物馆群：建川博物馆聚落，展出其近30年来收藏的200余万件藏品。其中“抗战”系列就有国民党正面战场馆、川军抗战馆、援华美军馆、抗日俘虏馆等，皆为国内首个以此为内容的博物馆。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建川实业集团董事长，主营房地产，年利润5000万元左右。但博物馆事业是一个不断扩张的“无底洞”，不断新建的分馆和购买藏品几乎耗尽了他的全部积蓄，其间他甚至卖掉了价值4000万元的总部大楼。
　　1957年，樊建川出生于四川宜宾。他曾参军、在重庆三医大任教，1987年转业到宜宾市地委政策研究室。1991年，他出任宜宾市常务副市长，两年后辞职，后来创办“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
　　2005年，建川博物馆开门迎客。工作人员说：“我们的解说员现在一看到建新馆就头大，不知道又要多记住多少东西。一开始只有15个馆，后来樊总收藏的东西多了，要扩展到25个，现在又想要翻倍，还准备梳理百年史，从民国开始到现在……”
　　“父亲在世时，常说：‘当兵有什么，一条命，一个背包。命是拿来拼的，背包甩了就是了。’听父亲的话，战士般的建馆，能建多少是多少，扳命都建不动了，才能算是阵亡。无论多少个馆，就是一个背包，甩了。”樊建川近日在新浪微博上写道。
　　汉奸馆与侵华日军馆便是新规划中的重要项目。这两个馆后来被规划入同一个建筑内，“上面是日军馆，下面是汉奸馆，寓意很清楚，正是靠这些伪政权、伪军的支持，日本军队才能在中国横行这么久。”樊建川说。
　　如今，这栋上下两层的建筑正在馆区内动工，预计年内建成，明年开馆。
　　
　　什么是“汉奸”?
　　
　　《辞海》中这样定义汉奸：原指背叛汉族的人，后泛指背叛自己民族的人，和敌人合作出卖民族利益的那一类人。而陈嘉庚在早年有一个更简单的判断：凡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
　　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进行审判，曾以“汉奸罪”论处一部分人；解放后新中国也曾处理一些人。但“汉奸罪”的定义有时候有些暧昧，具体到每一个个人，如何判定他的罪过也成了充满主观性和复杂性交织的难解之题。
　　在樊建川看来，“汉奸”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身上负有血债的。由于这些人的存在，导致中国军队受挫、抗日爱国人士牺牲，比如“汉奸”头子、便衣队特务、密探等等，这些是非常明确的“汉奸”“败类”。
　　第二，在伪政府政权中做到一定级别的。他们可能没有直接犯下血债，但“毕竟在大部分人家破人亡的时候享受着声色犬马的生活，作威作福多年，说他们是汉奸也绝不冤枉”。
　　第三，侵略军的合作者，下层官员、军人，比如基层警察、保安队长等，可算“胁从”。“他们不像前两种明确是国家、民族的敌人，相对灰色一些，也是为数最多的一批。可能是卖国求荣，但也可能就是为谋生。”
　　还有一类，即沦陷区的一些民众，在伪政权通知下修路、巡夜、跑腿，连胁从也算不上。樊建川认为对这部分人可以不必划在汉奸之列。
　　“国民政府和新中国政府基本都是依据两项来判定：职务级别和影响力。”樊建川阐释说，比如周作人、胡兰成，没有做过特别实质性工作，没有亲自犯下人命案，但是他们“拥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让人们以为原来背叛民族也是很清高的，很有文化的。这种影响更糟，它某种程度上唤起更多背叛者”。
　　抗战末期，国共两党军队加起来应有800万之众，而日军仅有130万。战争之所以迟迟不能结束，100万伪军以及数量众多的伪公务员和伪警察起了恶劣作用。
　　
　　为什么中国会出这么多的汉奸?
　　
　　国内也尚未有相关研究结论，尽管关于汉奸头目的描摹和史料诸多，却罕有人对这个群体进行整体研究。
　　之所以这段历史研究成为空白，樊建川认为其中牵涉许多复杂的问题。
　　“谁是中国的汉奸研究专家?没有!如果非要找，大概就是我了。”樊建川自信一笑。
　　2008年12月，樊建川应国民党之邀前往台北参观访问时，和连战聊起“汉奸”话题颇有共鸣。连战特别提到，台湾今日的许多事情与日本殖民统治形成的“皇民化”思想有关系。 　　
　　从没有“汉奸”后代主动上门
　　
　　一些人对于“汉奸”问题有时候所持的某些暧昧态度，近些年来表现为给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翻案”。流行的观点认为应以个人生存为最重要需求，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出发，则“汉奸”的选择也不那么不可饶恕。对此，樊建川表示无法赞同：“你为个人的生命考虑，但是以更多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已经超越了底限。”
　　事实上，樊建川在收藏文物的过程中感受到，尽管人们口头上逐渐放松了对于忠义观念的要求，但内心里还是深埋着与之相关的荣辱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办博物馆这么多年，不知道多少八路军、新四军、国民党，甚至战俘、劳工本人或后人来找我，要给我提供资料，捐献实物，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来找我说：‘我爸爸是汪精卫的团长’‘我舅舅是陈公博的秘书’。”
　　即将于“汉奸馆”里展出的近八千件文物，没有一件是樊建川从“汉奸”后人中直接买下的。它们要么来源于文物市场，要么收购自日本的资料馆或旧货市场。
　　“参加过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的国民党兵，不管在‘文革’时怎么被批斗，也觉得自己是在为民族而战，千方百计都要把当时的抗战奖章、中正剑保存下来。但是伪政权、伪军的人呢，首先在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时代就得自我销毁证据，新中国之后更要销毁，等于经历了双重销毁。”樊建川感慨，作为一心想要建专门博物馆的收藏者，这无疑给他的工作增加了难度。
　　此外，民间看到的宝贝容易得，而进入大拍卖行的东西则令他望尘莫及。汪精卫、郑孝胥、胡兰成的字画、给日本人的信札，在嘉德拍卖行等拍卖中，一件可以卖到几十万，樊建川很难支付如此高的费用，“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汉奸’的字会这么受人追捧，这些收藏家买来做什么呢?原本都是应该进入‘汉奸馆’的罪证啊!看得人觉得心酸。”
　　如今，溥仪为首的东北伪满政权、“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伪华北政府、梁弘志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樊建川都已寻找到翔实的文献和实物资料。但持续时间较短、影响力较小的内蒙德王伪蒙政权和冀东自治政权两部分仍然匮乏，这几乎成了樊建川久放不下的两块心病。
　　他寄望建立“汉奸馆”能引发人们对这个话题的更多关注和思考，并借此平台吸引更多有识见、有历史责任感的人主动找来，提供更多历史资料。
　　他又决定不管有怎样的争议，还是要把名字确定为“汉奸丑态馆”，以此表明自己的态度。并想好到时要在出口处树个牌子，在诸多物证展览之后警示人心：不做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