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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17—1937年，是华北地区职业教育获得较大发展的重要时期。黄炎培通过全国教育联合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等教育团体，在公共网络与私人网络的相互交织中，调动相应的社会资源，通过考察山西、直隶、河南等华北各省职业教育及社会经济状况，制订通过华北各省市的职业教育计划及实施、改进方案，对华北职业教育进行直接统筹规划并提出建议，促进了华北地区职业教育的长足进步。
[关键词]黄炎培 民国时期 华北 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9）08-0092-07
民国时期的华北地区，包括京、津、冀、晋等省市全部及豫、鲁、察、热四省部分地区。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洞开，西学东渐的速度加快，华北地区的传统教育也先后遭遇到危机，“中学”受到“西学”的猛烈冲击，有识之士秉持“教育救国”的理念，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努力建立起适应世界教育潮流、符合中国“富国强兵”目标的新学制。京师、直隶、山西、天津等华北地区的实业教育成效卓著。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教育改革在官方、民间的关注下继续推进，职业教育在教育现代化中异军突起，成为影响深远的一股力量。黄炎培这位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开创者，在华北地区职业教育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①
一、1912—1916年的华北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成为教育学界的专门范畴，在中国开展得很晚，但职业教育的办学实践，却自鸦片战争以来即已开始。从京师同文馆的外语科技教育，到洋务时期、戊戌时期直至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大力开办以富国强兵为旨归的新式学堂。中日甲午战争后，民间兴起了投资办厂的热潮，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成为清末两大社会思潮。近代职业教育的前身是清末学制变革中的实业教育。“‘职业教育’一词最早见诸官方文书，是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的《山西农务公牍》。”②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团体，则始于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黄炎培早年是“教育救国”的实践者，清末他在川沙的办学实践，成为其职业教育思想孕育的实践来源。1913年黄炎培入掌江苏军政府教育科，统筹全省的教育事业，在深入调查基础上提出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及推广教育的计划，成为他首倡职业教育的先声。在考察世界教育发展潮流的旅途中，黄炎培慧眼识金，独树一帜地提出职业教育的主张。
在政府层面，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振兴实业，除颁布相应的鼓励兴办农工商业的政策以外，当时的教育部还在《教育令》中将实业教育作为重要组成内容列入教育发展计划。1913年8月，北京政府颁布施行了《实业学校令》和《实业学校规程》，直接推动了华北实业教育的开展。张伯苓、严修等华北各地教育界的有识之士也积极推进各地实业学校的创办，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华北实业教育的发展，实业学校的数量呈持续增长的态势。
“1915年华北各省市甲种实业学校数30所，在校生数3770人，毕业生数747人，办学经费107344元”③，其中，“河南甲种实业学校最多，达16所，在校生数1510人”，山东、直隶、山西位居其后。华北“乙种实业学校数81所，在校生数2901人，毕业生数451人，经费88045元”④，女子职业学校华北开展较晚，见效不大，至1915年，“仅京师开办1所，在校生65人，毕业生51人经费14400元。”⑤
1916年，“新增京师甲种实业学校1所，在校生数50人，并在女子中学附设职业班学习缝纫，在校生40多人，毕业生29人。”⑥“京兆第一中学内设工艺传习所1所，设化学、金工、木工、职工四科，分2班，在校生数 100人，经费12364元。”⑦“大兴县黄村前顺天农业学校设乙种农业教员养成所1所，设农学、蚕学两科，分2班，在校生数100人，经费13980元。”⑧“武清、通县、顺义三县设县立乙种实业学校3所，武清为乙种农业學校，在校生数40人，经费1258元;通县为乙种商业学校，在校生数50人，经费15984元;顺义为乙种农业学校，在校生数40人，经费1100元。”⑨
山西的职业教育在清末已有若干发展，民国成立以来，实业学校数量呈显著增长的趋势。“山西甲种实业学校5所，农校3所、工校、商校各1所，经费13200元。其中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在校生数220人。”⑩“在小学堂附设乙种实业学校61所，在校生数2277人，经费29280元”11，已形成一定规模。“山东共有省立职业学校6所，在校生数430人，经费35000元;私立职业学校65所，在校生数2485人，毕业生259人，经费84761元。”12“河南共有省立县立甲种实业学校13所，在校生数854人，经费35913元;县立乙种实业学校49所，在校生数1920人，经费42619元”13;“私立乙种实业学校1所，在校生数20人，经费533元。”14热河、绥远、察哈尔等省区的教育在清末分别归属直隶、山西两省，民国初年改为特别区域后，因经费支绌、财政困窘，其实业学校的发展均停留在纸面上，并未付诸实施。
1915—1917年，“全国甲种实业学校增加13所，乙种实业学校增加131所，其中山西增加最多，居全国第一，浙江次之，河南第三。”151912—1917年，政局较为平稳，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教育界人士等各界力量的推动下，华北地区的职业教育较之清末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随后，由于军阀混战，华北实业教育开始进入动荡起伏的时期。
二、黄炎培与1917—1926年的华北职业教育
1917—1926年，华北的职业教育发展经历了跌宕起伏的状态。京师、直隶、京兆、山东、河南等地陷入军阀混战，职业教育发展陷入低潮。山西则因相对封闭，阎锡山借助举办两次全国性的教育会议，开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在全国开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黄炎培对此予以了关注并大力支持。
1917年，黄炎培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为其从事职业教育的标志。次年，他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本着“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16的宗旨，通过江苏教育会、中华教育改进社、全国教育联合会等教育团体，在东南地区宣传、推广职业教育。 1919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次年会在太原召开，阎锡山及山西地方官员深受触动，与参会的杜威、胡适等海内外教育名流进行了专门座谈和深入交流，其思想观念和教育理念得到了转变和更新。1921年，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访华，阎锡山即盛邀其来山西考察并进行了亲密会谈。阎锡山当面向孟禄请教了义务教育筹款、教学方法改进、高等教育实习、注音字母推广、职业教育招生等教育发展的相关问题，进一步开阔了视野。在阎锡山的支持和指导下，山西的职业教育取得了很大进步。他亲自创办了省立岱岳牧畜职业学校与晋中商业职业学校等一批有特色的职业教育基地;同时，在相关学校实行不发毕业生文凭、重视职业技能的培训等独具特色的改革。
“直隶在1918年全省甲种实业学校有3所，在校学生285人;乙种实业学校25所，在校学生1063人。到1921年全省甲种实业学校增加到4所，在校生569人;乙种学校发展到34所，在校学生1625人。”17
随着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壬子、癸丑学制”在课程内容及设置脱离实际上的缺陷越来越明显，表现为“学生毕业后，升学既困难，就业又不易，不能适应社会之需要”18 。从1915年开始，教育界不断向教育部提出修改学制的提案。为此，在1920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会议上，提出了制定新学制的提案。在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七次年会上，提出了制定学制系统提案，由黄炎培、袁希涛、金曾澄三人负责起草学制草案并在1922年的年会上获得通过。学制草案于1923年被教育部召集的学制会议采纳并正式颁布。“壬戊学制”在学制系统中确立了“六三三”制学制，进一步明确了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将实业学堂改为职业学校，高级中学附设农业、工业、商业等职业科。从单纯培养振兴发展实业所需合格人才的实业教育，转变到培养满足各种社会需求、适合社会各种具体职业岗位要求的合格人才上来，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理念及其实践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华北地区的职业教育进一步受到了上自教育主管部门、下至社会各界，特别是工商实业界的普遍重视，得以稳定发展。新学制颁行后，华北地区的职业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1922年，全国职业学校分布主要集中在江浙、华北等地。“华北地区共有各类职业学校323所，占总数的38.5%”19 ，“其中京兆各类职业学校16所，直隶各类职业学校45所，山东各类职业学校111所，山西各类职业学校60所，河南各类职业学校91所，在全国842所职业学校中的比重，分别为1.8%，5.4%，13.1%，7.2%，11%。”20
1923年，华北各省先后推出了职业教育发展计划，时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的凌冰于1922年11月主持制定了系统的政策。黄炎培亲自为河南省起草了职业教育进行计划，“从省城开封入手，设立教育厅与实业厅联合组织实施全省职业教育，在大学创办农科，将公立农业专门大学并入，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及农业试验场附属于大学，来更加经济地使用经费。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规模酌情扩大，同地且设置相同学科的县立乙种工业学校改为附属学校，省立甲种商业学校迁到郑州，适应当地的需要。优先注重筹办乡村职业学校与城市工商职业学校各一所，原有的乙种农工商学校分别归并两所学校。”21
直隶提出“中学招生不足，省立职业学校有限，各县将县立初中的经费用作添设县立职业学校，设省立职业学校不如多设县立职业学校，更容易取得实效”22。
山东教育厅长王讷主张“将县乙种实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小学实施职业准备教育，各专门学校级师范学校培养职业教员，教育厅与实业厅合办移垦事业，同时设立工徒补习学校，开设职业及公民常识课程”23。
山西则在省立国民师范学校设职业科，作为全省职业师资培养的总机构。1923年8月，教育廳拟订高等小学校农工商三科并授及实习办法，“设商业科的学校自第一学年起加授农业科，设农业科的学校自第一年起加授商业科及家庭簿记。农科学校在政府公地设试验场，在城市都会的地方，借用农桑局农场。商科学校师生集资设贩卖部，工科学校分为木工、金工、纺织、草辫、细工，生产制作适用物品，有裨于平民生计。”24
1925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在太原召开，黄炎培在大会作了《关于实施职业教育之原则》的讲演，深受与会人员的热烈欢迎。大会对职业教育这一教育界的热点展开热烈讨论，对华北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黄炎培与阎锡山就职业教育发展进行了深入交流，提出在山西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建议。黄炎培还对山西的教育现状进行了一番深入调查，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山西的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产不多已算普及，从此可知阎督军之眼光甚高，而特注重这两种教育。”25
与会期间，黄炎培还计划在山西搞乡村职业教育的试点。他在山西各地进行了充分调研，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山西发展职业教育的整体规划：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现设一种新教育机关，“就其固有之自治组织，用其当地之人才，量其财力，定设施之次第。”26“推行家庭工艺教育，设传习所找女子定期传习，传习期满，再将学员分派各村，以技能教育与知识教育并施。”27黄炎培所提出的山西发展职业教育的建议，与阎锡山发展实业教育的理念十分契合，他在会后大力倡导发展职业教育的推广。
黄炎培还受邀参观了绥远当地的农事试验场与实业厅物产馆，并在8月30日对包头进行了考察。在考察结束后草拟的意见书中，黄炎培提出“绥远教育、实业两个部门行政合作的方法，教育厅下属学校与实业厅所管的农林场密切合作，实业厅延聘专家实验研究农林场所面临的难题。职业学校设林垦科，吸引毕业生来农林场屯垦。在当地农家推广工艺教育，办理推广毛纺织工艺，发展家庭职业教育”28。黄炎培的这些意见，对山西、绥远等省区的职业教育发展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山西省政府特意举行了由各机关、各学校领袖及职业教育有关系的人员约五十人列席的会议，黄炎培报告了他的调查状况，提出了开展职业教育的具体意见。”29 1917—1926年，身为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官方及民间教育团体重要成员的黄炎培，对华北地区各省区进行了重点考察，为华北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制定了计划书，特别是在推广乡村职业教育方面不辞辛劳，积极联络，认真负责，通盘筹划，提出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华北各省地方主政官员及北洋政府教育部主事者也能从善如流，再加上实业家及华北各地教育界人士的配合，使华北地区的职业教育能够在政局不稳、军阀割据混战的时局中尽力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再次陷入列强的压迫中，而国内军阀混战，小农经济的异常强大，也制约着民族工商业走出困境。职业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所遇到的危机，促使黄炎培将目光投向乡村，投向民族工商业并不发达的山西、河南、绥远等华北省区，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找到新的出路。在华北各地的考察调研，促使黄炎培萌生了突破职业教育发展困境，囊括职业教育在内、融教育与实业、社会于一体，多层次、全方位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黄炎培于1926年1月在《教育与职业》上发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坦承“八九年来所做工作，推广职业学校，改良职业学校，提倡职业补习教育，等等，也算‘尽心力而为之’了。可是我们所希望，百分之七八十没有达到”30。原因就在于教育与政治、社会经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国事捣乱，教育当然不发达，不差;社会经济困难，职业教育当然不发达，不差;一般教育不发达，职业教育当然不发达，也不差。”31
基于大职业教育主义的考虑，黄炎培自1926年秋开始，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及东南大学农科、教育科等单位，在江苏昆山徐公桥筹办农村改进试验区，开始了职业教育与农村社会结合的乡村社会改进实验。
三、黄炎培与1927—1936年的华北职业教育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全国教育系统中强推党化教育，这对于民初以来一贯强调教育独立的教育界影响颇大。黄炎培作为江浙一带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享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与声望，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疑忌，一度被视为学阀，避居大连，后虽获准回沪，却只能专注于职业教育领域。虽然其从事的职业教育屡遭打压，却依旧对苏沪等地的乡村社会改造寄予了厚望。1928年4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始独立开办昆山徐公桥试验区，专注于农村生产的改进。1933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在上海西郊创办漕河泾农学团，培养农村建设骨干。在乡村改造的实践中，黄炎培逐渐形成了“富—教—治”依次递进的方法，他的乡村职业教育实践，与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模式、梁漱溟山东邹平开创的乡村建设模式相得益彰，成为20世纪30年代乡村改造理论模式的三大代表之一。
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提出后，黄炎培一改辛亥革命以来不问政治的初衷，开始号召同仁“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黄炎培语），开始了将职业教育与政治社会结合，通过参加政治活动，来增加实力，从而使职业教育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十年（1927—1937年）间，逐渐走出低潮。在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全国职业教育联合会提出了相应的发展计划。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政治局势趋于稳定，华北各省农工商业开始得到恢复，对职业学校毕业生的需求开始增加。“1930年，华北各省职业学校总计38所，在校生总数4179人”32，其中“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四省分别为3、26、4、5、2所”33， “在校生人数分别为409、1755、924、895、196人”34;附设职业班的中学初中及师范学校数总计14所，其中“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四省分别为1、4、2、4、3所”35“在校生人数分别为3、396、136、223、161人”。36
“河北计有河北省立第一职业学校、河北省立第二职业学校、河北省立职业学校、口北职业学校、天津公立商业学校、私立高阳甲种职业学校、私立房山开滦护士学校等主要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总计1686人。1933年，河北省的职业学校总数增加到27所，省立4所，县立14所，私立4所。另有5所中学、师范学校附设职业班，总计在校学生达2543人。”37由于初级中学也可以兼设各种职业科，至1935年，职业学校数为25所，在校生数猛增至14500人，比2年前增加了5.7倍多，可谓发展迅猛。
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九门口等地，华北形势危在旦夕。黄炎培北上平津，与政教工商各界人士商讨御敌之策。除组织东北热河后援会外，黄炎培还发动包括华北各地在内的职教分社积极组织募捐筹饷、慰问伤员等活动。热河长城抗战、察绥抗战均可见中华职业教育社成员的身影：“职教社诸君无役不结成合作，棒椎峰下，大青山前……踏雪穿云向前敌致慰者，半皆职教社当事诸君也。”38黄炎培还将视察情况撰文并发表演说，论述职业教育对于抗日救国、救亡图存的崭新意义。
1935年4月20日，黄炎培应河南大学教育系邀请，到开封讲授职业教育。黄炎培在河南大学总共讲授了十三次。39在讲课间隙，黄炎培还对开封、郑州、灵宝、郑县、淇县等地进行了短暂考察，草拟了考察报告，提供给河南省政府，以供计划县政时的参考，重点在于稳定治安、振兴农业，恢复社会经济。黄炎培还与江问渔分别起草了《县政建设计划纲要》《河南举办工商业补习教育理由及方案》，对河南职业教育的改进起到了补充作用。
1932年，山西阎锡山提出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次年成立了西北实业公司，下设总务、特产、矿业、化工、纺织五组，新建改组了西北铸造厂、西北机车厂、机器厂、电气厂、化学厂、洋灰厂、毛织厂、火柴厂等33个工厂，“员工总数达到2万多人，其中职员2051人，工人18597人”40，多为本省专门学校和职业学习的毕业生。在相对封闭独立的环境中，山西的职业教育在十年中的发展成绩令人瞩目，“1931年全国共有省立农工商专门学校8所，山西有3所，占总数的37%，居全国之首”41“1931年山西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经费岁入92378.53元，生均经费为437元，分别比1925年增长了54%和90%，生均經费是当年山西大学212元的2倍。”42 1927年后的十年间，华北地区的职业教育受政治、经济形势所影响，呈现跌宕起伏的状况。黄炎培将职业教育与政治经济社会相结合，从城市走向乡村，重点发展乡村改造的“大职业教育”，取得了一定进展。“九一八”事变后，他领导中华职业教育社支援华北前线抗战、服务现实政治，继续推动着华北各地职业教育的发展，尽管步履维艰，但依然不改初衷。
四、结语
民国时期，华北地区的职业教育延续清末实业教育的成效，实现了从普通教育向专门教育，从抽象的教育理念向具体的教育实践的转变。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首倡者黄炎培承认，“语以抽象的实用教育，不若语以具体的职业教育之警心动目”，但黄炎培更看重的是使实用主义教育能够为适应社会需求，为社会服务。为此，他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的20年间，对华北地区的职业教育推广传播不辞辛劳，筚路蓝缕，前趋先路。
黄炎培助推华北地区职业教育，主要通过其社会交往网络来开展。从清末黄炎培在川沙兴学开始，他就积累了大量的人脉关系，有师生、同乡、更多的是志同道合的同行以及理念契合的朋友。在他庞大的社交网络中，许多成员均为政、商、文、教乃至军界名流，他们据有能够推展华北职业教育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资源，代表人物如黎元洪、蔡元培、蒋梦麟、傅增湘、袁希涛、阎锡山、刘峙、胡适、宋子文、黄郛、宋汉章、穆藕初、晏阳初、梁漱溟等。黄炎培本人则通过组建参加各类教育团体，获得了与上述社会名流保持密切交往的资格，在公共网络与私人网络的相互交织中，能够调动相应的社会资源，共同推进华北地区的职业教育。“一战”以后，华北地区的政局陷入军阀混战的危机，且国民革命兴起。职业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热潮中虽遭受挫折，但在跌宕起伏中依然能够尽力发展，取得了不少成就。
细数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20年间华北职业教育发展方面所做的贡献，主要是：
首先，黄炎培首倡现代中国的职业教育，将民国时期华北地区职业教育从实业教育的范畴中独立出来，为华北职业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清末华北地区的实业教育发展名列前茅，民国以来，在黄炎培的首倡下，华北地区初步实现了从实业教育到职业教育的转变，农工商实业学校不断涌现，入学人数不断增加，办学经费持续投入，为实业部门不同职业培养适合人才成为华北职业学校的办学目标。
其次，黄炎培通过对华北各地职业教育的考察、指导，为华北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无论是参加中央教育会、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筹组中华教育改进社，还是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都通过教育团体召开教育会议，为华北各地职业教育的开展制订相应的计划、建议，对华北各地职业教育因地制宜地举办适合当地社会经济特点的职业学校、培养职业人才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最后，黄炎培引导华北地区职业教育与政治社会密切联系，为实现民族复兴发挥了作用。黄炎培在华北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对破解“一战”以后华北职业教育所面临的难题，提出打通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社会以及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存在的壁垒，使职业教育与社会改造密切联系在一起，产生具有十分浓厚特色的乡村职业教育思想即“大职业教育主义”，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教育的三个代表性模式之一。
[注释]
①目前学界尚未对此加以专门研究，述及民国时期华北职业教育的论著，主要是王兆祥著《华北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初次对华北职业教育进行了概述，申国昌著《守土与开新：阎锡山与山西教育》则对民国山西职业教育进行了详尽论述。王金霞在《河北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河北大学2006届博士学位论文）中辟有专节，概述河北近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状况。另外，孙佳瑾在《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次年会及其影响》（华中师范大学2014届硕士学位论文）中以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次年会为例，具体分析了这次大会的背景、实况及其影响。张雷亮的《全国教育联合会对1915—1927年教育变革影响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9届硕士学位论文）则以全国教育联合会召开的11次年会为例，探讨其对教育变革所产生的影响。
②41庄俞，贺盛鼎.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卷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138，127.
③ ④⑤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教育部行政纪要[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十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6：89，91-92，93.
⑥⑦⑧⑨⑩11121314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各省区报告汇录[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十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6：5，20，20-21，21，77-78，78，63-66，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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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黄炎培 民国时期 华北 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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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华北地区，包括京、津、冀、晋等省市全部及豫、鲁、察、热四省部分地区。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洞开，西学东渐的速度加快，华北地区的传统教育也先后遭遇到危机，“中学”受到“西学”的猛烈冲击，有识之士秉持“教育救国”的理念，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努力建立起适应世界教育潮流、符合中国“富国强兵”目标的新学制。京师、直隶、山西、天津等华北地区的实业教育成效卓著。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教育改革在官方、民间的关注下继续推进，职业教育在教育现代化中异军突起，成为影响深远的一股力量。黄炎培这位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开创者，在华北地区职业教育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①
一、1912—1916年的华北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成为教育学界的专门范畴，在中国开展得很晚，但职业教育的办学实践，却自鸦片战争以来即已开始。从京师同文馆的外语科技教育，到洋务时期、戊戌时期直至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大力开办以富国强兵为旨归的新式学堂。中日甲午战争后，民间兴起了投资办厂的热潮，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成为清末两大社会思潮。近代职业教育的前身是清末学制变革中的实业教育。“‘职业教育’一词最早见诸官方文书，是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的《山西农务公牍》。”②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团体，则始于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黄炎培早年是“教育救国”的实践者，清末他在川沙的办学实践，成为其职业教育思想孕育的实践来源。1913年黄炎培入掌江苏军政府教育科，统筹全省的教育事业，在深入调查基础上提出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及推广教育的计划，成为他首倡职业教育的先声。在考察世界教育发展潮流的旅途中，黄炎培慧眼识金，独树一帜地提出职业教育的主张。
在政府层面，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振兴实业，除颁布相应的鼓励兴办农工商业的政策以外，当时的教育部还在《教育令》中将实业教育作为重要组成内容列入教育发展计划。1913年8月，北京政府颁布施行了《实业学校令》和《实业学校规程》，直接推动了华北实业教育的开展。张伯苓、严修等华北各地教育界的有识之士也积极推进各地实业学校的创办，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华北实业教育的发展，实业学校的数量呈持续增长的态势。
“1915年华北各省市甲种实业学校数30所，在校生数3770人，毕业生数747人，办学经费107344元”③，其中，“河南甲种实业学校最多，达16所，在校生数1510人”，山东、直隶、山西位居其后。华北“乙种实业学校数81所，在校生数2901人，毕业生数451人，经费88045元”④，女子职业学校华北开展较晚，见效不大，至1915年，“仅京师开办1所，在校生65人，毕业生51人经费14400元。”⑤
1916年，“新增京师甲种实业学校1所，在校生数50人，并在女子中学附设职业班学习缝纫，在校生40多人，毕业生29人。”⑥“京兆第一中学内设工艺传习所1所，设化学、金工、木工、职工四科，分2班，在校生数 100人，经费12364元。”⑦“大兴县黄村前顺天农业学校设乙种农业教员养成所1所，设农学、蚕学两科，分2班，在校生数100人，经费13980元。”⑧“武清、通县、顺义三县设县立乙种实业学校3所，武清为乙种农业學校，在校生数40人，经费1258元;通县为乙种商业学校，在校生数50人，经费15984元;顺义为乙种农业学校，在校生数40人，经费1100元。”⑨
山西的职业教育在清末已有若干发展，民国成立以来，实业学校数量呈显著增长的趋势。“山西甲种实业学校5所，农校3所、工校、商校各1所，经费13200元。其中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在校生数220人。”⑩“在小学堂附设乙种实业学校61所，在校生数2277人，经费29280元”11，已形成一定规模。“山东共有省立职业学校6所，在校生数430人，经费35000元;私立职业学校65所，在校生数2485人，毕业生259人，经费84761元。”12“河南共有省立县立甲种实业学校13所，在校生数854人，经费35913元;县立乙种实业学校49所，在校生数1920人，经费42619元”13;“私立乙种实业学校1所，在校生数20人，经费533元。”14热河、绥远、察哈尔等省区的教育在清末分别归属直隶、山西两省，民国初年改为特别区域后，因经费支绌、财政困窘，其实业学校的发展均停留在纸面上，并未付诸实施。
1915—1917年，“全国甲种实业学校增加13所，乙种实业学校增加131所，其中山西增加最多，居全国第一，浙江次之，河南第三。”151912—1917年，政局较为平稳，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教育界人士等各界力量的推动下，华北地区的职业教育较之清末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随后，由于军阀混战，华北实业教育开始进入动荡起伏的时期。
二、黄炎培与1917—1926年的华北职业教育
1917—1926年，华北的职业教育发展经历了跌宕起伏的状态。京师、直隶、京兆、山东、河南等地陷入军阀混战，职业教育发展陷入低潮。山西则因相对封闭，阎锡山借助举办两次全国性的教育会议，开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在全国开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黄炎培对此予以了关注并大力支持。
1917年，黄炎培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为其从事职业教育的标志。次年，他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本着“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16的宗旨，通过江苏教育会、中华教育改进社、全国教育联合会等教育团体，在东南地区宣传、推广职业教育。 1919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次年会在太原召开，阎锡山及山西地方官员深受触动，与参会的杜威、胡适等海内外教育名流进行了专门座谈和深入交流，其思想观念和教育理念得到了转变和更新。1921年，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访华，阎锡山即盛邀其来山西考察并进行了亲密会谈。阎锡山当面向孟禄请教了义务教育筹款、教学方法改进、高等教育实习、注音字母推广、职业教育招生等教育发展的相关问题，进一步开阔了视野。在阎锡山的支持和指导下，山西的职业教育取得了很大进步。他亲自创办了省立岱岳牧畜职业学校与晋中商业职业学校等一批有特色的职业教育基地;同时，在相关学校实行不发毕业生文凭、重视职业技能的培训等独具特色的改革。
“直隶在1918年全省甲种实业学校有3所，在校学生285人;乙种实业学校25所，在校学生1063人。到1921年全省甲种实业学校增加到4所，在校生569人;乙种学校发展到34所，在校学生1625人。”17
随着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壬子、癸丑学制”在课程内容及设置脱离实际上的缺陷越来越明显，表现为“学生毕业后，升学既困难，就业又不易，不能适应社会之需要”18 。从1915年开始，教育界不断向教育部提出修改学制的提案。为此，在1920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会议上，提出了制定新学制的提案。在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七次年会上，提出了制定学制系统提案，由黄炎培、袁希涛、金曾澄三人负责起草学制草案并在1922年的年会上获得通过。学制草案于1923年被教育部召集的学制会议采纳并正式颁布。“壬戊学制”在学制系统中确立了“六三三”制学制，进一步明确了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将实业学堂改为职业学校，高级中学附设农业、工业、商业等职业科。从单纯培养振兴发展实业所需合格人才的实业教育，转变到培养满足各种社会需求、适合社会各种具体职业岗位要求的合格人才上来，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理念及其实践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华北地区的职业教育进一步受到了上自教育主管部门、下至社会各界，特别是工商实业界的普遍重视，得以稳定发展。新学制颁行后，华北地区的职业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1922年，全国职业学校分布主要集中在江浙、华北等地。“华北地区共有各类职业学校323所，占总数的38.5%”19 ，“其中京兆各类职业学校16所，直隶各类职业学校45所，山东各类职业学校111所，山西各类职业学校60所，河南各类职业学校91所，在全国842所职业学校中的比重，分别为1.8%，5.4%，13.1%，7.2%，11%。”20
1923年，华北各省先后推出了职业教育发展计划，时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的凌冰于1922年11月主持制定了系统的政策。黄炎培亲自为河南省起草了职业教育进行计划，“从省城开封入手，设立教育厅与实业厅联合组织实施全省职业教育，在大学创办农科，将公立农业专门大学并入，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及农业试验场附属于大学，来更加经济地使用经费。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规模酌情扩大，同地且设置相同学科的县立乙种工业学校改为附属学校，省立甲种商业学校迁到郑州，适应当地的需要。优先注重筹办乡村职业学校与城市工商职业学校各一所，原有的乙种农工商学校分别归并两所学校。”21
直隶提出“中学招生不足，省立职业学校有限，各县将县立初中的经费用作添设县立职业学校，设省立职业学校不如多设县立职业学校，更容易取得实效”22。
山东教育厅长王讷主张“将县乙种实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小学实施职业准备教育，各专门学校级师范学校培养职业教员，教育厅与实业厅合办移垦事业，同时设立工徒补习学校，开设职业及公民常识课程”23。
山西则在省立国民师范学校设职业科，作为全省职业师资培养的总机构。1923年8月，教育廳拟订高等小学校农工商三科并授及实习办法，“设商业科的学校自第一学年起加授农业科，设农业科的学校自第一年起加授商业科及家庭簿记。农科学校在政府公地设试验场，在城市都会的地方，借用农桑局农场。商科学校师生集资设贩卖部，工科学校分为木工、金工、纺织、草辫、细工，生产制作适用物品，有裨于平民生计。”24
1925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在太原召开，黄炎培在大会作了《关于实施职业教育之原则》的讲演，深受与会人员的热烈欢迎。大会对职业教育这一教育界的热点展开热烈讨论，对华北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黄炎培与阎锡山就职业教育发展进行了深入交流，提出在山西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建议。黄炎培还对山西的教育现状进行了一番深入调查，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山西的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产不多已算普及，从此可知阎督军之眼光甚高，而特注重这两种教育。”25
与会期间，黄炎培还计划在山西搞乡村职业教育的试点。他在山西各地进行了充分调研，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山西发展职业教育的整体规划：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现设一种新教育机关，“就其固有之自治组织，用其当地之人才，量其财力，定设施之次第。”26“推行家庭工艺教育，设传习所找女子定期传习，传习期满，再将学员分派各村，以技能教育与知识教育并施。”27黄炎培所提出的山西发展职业教育的建议，与阎锡山发展实业教育的理念十分契合，他在会后大力倡导发展职业教育的推广。
黄炎培还受邀参观了绥远当地的农事试验场与实业厅物产馆，并在8月30日对包头进行了考察。在考察结束后草拟的意见书中，黄炎培提出“绥远教育、实业两个部门行政合作的方法，教育厅下属学校与实业厅所管的农林场密切合作，实业厅延聘专家实验研究农林场所面临的难题。职业学校设林垦科，吸引毕业生来农林场屯垦。在当地农家推广工艺教育，办理推广毛纺织工艺，发展家庭职业教育”28。黄炎培的这些意见，对山西、绥远等省区的职业教育发展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山西省政府特意举行了由各机关、各学校领袖及职业教育有关系的人员约五十人列席的会议，黄炎培报告了他的调查状况，提出了开展职业教育的具体意见。”29 1917—1926年，身为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官方及民间教育团体重要成员的黄炎培，对华北地区各省区进行了重点考察，为华北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制定了计划书，特别是在推广乡村职业教育方面不辞辛劳，积极联络，认真负责，通盘筹划，提出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华北各省地方主政官员及北洋政府教育部主事者也能从善如流，再加上实业家及华北各地教育界人士的配合，使华北地区的职业教育能够在政局不稳、军阀割据混战的时局中尽力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再次陷入列强的压迫中，而国内军阀混战，小农经济的异常强大，也制约着民族工商业走出困境。职业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所遇到的危机，促使黄炎培将目光投向乡村，投向民族工商业并不发达的山西、河南、绥远等华北省区，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找到新的出路。在华北各地的考察调研，促使黄炎培萌生了突破职业教育发展困境，囊括职业教育在内、融教育与实业、社会于一体，多层次、全方位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黄炎培于1926年1月在《教育与职业》上发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坦承“八九年来所做工作，推广职业学校，改良职业学校，提倡职业补习教育，等等，也算‘尽心力而为之’了。可是我们所希望，百分之七八十没有达到”30。原因就在于教育与政治、社会经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国事捣乱，教育当然不发达，不差;社会经济困难，职业教育当然不发达，不差;一般教育不发达，职业教育当然不发达，也不差。”31
基于大职业教育主义的考虑，黄炎培自1926年秋开始，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及东南大学农科、教育科等单位，在江苏昆山徐公桥筹办农村改进试验区，开始了职业教育与农村社会结合的乡村社会改进实验。
三、黄炎培与1927—1936年的华北职业教育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全国教育系统中强推党化教育，这对于民初以来一贯强调教育独立的教育界影响颇大。黄炎培作为江浙一带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享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与声望，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疑忌，一度被视为学阀，避居大连，后虽获准回沪，却只能专注于职业教育领域。虽然其从事的职业教育屡遭打压，却依旧对苏沪等地的乡村社会改造寄予了厚望。1928年4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始独立开办昆山徐公桥试验区，专注于农村生产的改进。1933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在上海西郊创办漕河泾农学团，培养农村建设骨干。在乡村改造的实践中，黄炎培逐渐形成了“富—教—治”依次递进的方法，他的乡村职业教育实践，与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模式、梁漱溟山东邹平开创的乡村建设模式相得益彰，成为20世纪30年代乡村改造理论模式的三大代表之一。
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提出后，黄炎培一改辛亥革命以来不问政治的初衷，开始号召同仁“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黄炎培语），开始了将职业教育与政治社会结合，通过参加政治活动，来增加实力，从而使职业教育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十年（1927—1937年）间，逐渐走出低潮。在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全国职业教育联合会提出了相应的发展计划。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政治局势趋于稳定，华北各省农工商业开始得到恢复，对职业学校毕业生的需求开始增加。“1930年，华北各省职业学校总计38所，在校生总数4179人”32，其中“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四省分别为3、26、4、5、2所”33， “在校生人数分别为409、1755、924、895、196人”34;附设职业班的中学初中及师范学校数总计14所，其中“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四省分别为1、4、2、4、3所”35“在校生人数分别为3、396、136、223、161人”。36
“河北计有河北省立第一职业学校、河北省立第二职业学校、河北省立职业学校、口北职业学校、天津公立商业学校、私立高阳甲种职业学校、私立房山开滦护士学校等主要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总计1686人。1933年，河北省的职业学校总数增加到27所，省立4所，县立14所，私立4所。另有5所中学、师范学校附设职业班，总计在校学生达2543人。”37由于初级中学也可以兼设各种职业科，至1935年，职业学校数为25所，在校生数猛增至14500人，比2年前增加了5.7倍多，可谓发展迅猛。
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九门口等地，华北形势危在旦夕。黄炎培北上平津，与政教工商各界人士商讨御敌之策。除组织东北热河后援会外，黄炎培还发动包括华北各地在内的职教分社积极组织募捐筹饷、慰问伤员等活动。热河长城抗战、察绥抗战均可见中华职业教育社成员的身影：“职教社诸君无役不结成合作，棒椎峰下，大青山前……踏雪穿云向前敌致慰者，半皆职教社当事诸君也。”38黄炎培还将视察情况撰文并发表演说，论述职业教育对于抗日救国、救亡图存的崭新意义。
1935年4月20日，黄炎培应河南大学教育系邀请，到开封讲授职业教育。黄炎培在河南大学总共讲授了十三次。39在讲课间隙，黄炎培还对开封、郑州、灵宝、郑县、淇县等地进行了短暂考察，草拟了考察报告，提供给河南省政府，以供计划县政时的参考，重点在于稳定治安、振兴农业，恢复社会经济。黄炎培还与江问渔分别起草了《县政建设计划纲要》《河南举办工商业补习教育理由及方案》，对河南职业教育的改进起到了补充作用。
1932年，山西阎锡山提出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次年成立了西北实业公司，下设总务、特产、矿业、化工、纺织五组，新建改组了西北铸造厂、西北机车厂、机器厂、电气厂、化学厂、洋灰厂、毛织厂、火柴厂等33个工厂，“员工总数达到2万多人，其中职员2051人，工人18597人”40，多为本省专门学校和职业学习的毕业生。在相对封闭独立的环境中，山西的职业教育在十年中的发展成绩令人瞩目，“1931年全国共有省立农工商专门学校8所，山西有3所，占总数的37%，居全国之首”41“1931年山西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经费岁入92378.53元，生均经费为437元，分别比1925年增长了54%和90%，生均經费是当年山西大学212元的2倍。”42 1927年后的十年间，华北地区的职业教育受政治、经济形势所影响，呈现跌宕起伏的状况。黄炎培将职业教育与政治经济社会相结合，从城市走向乡村，重点发展乡村改造的“大职业教育”，取得了一定进展。“九一八”事变后，他领导中华职业教育社支援华北前线抗战、服务现实政治，继续推动着华北各地职业教育的发展，尽管步履维艰，但依然不改初衷。
四、结语
民国时期，华北地区的职业教育延续清末实业教育的成效，实现了从普通教育向专门教育，从抽象的教育理念向具体的教育实践的转变。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首倡者黄炎培承认，“语以抽象的实用教育，不若语以具体的职业教育之警心动目”，但黄炎培更看重的是使实用主义教育能够为适应社会需求，为社会服务。为此，他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的20年间，对华北地区的职业教育推广传播不辞辛劳，筚路蓝缕，前趋先路。
黄炎培助推华北地区职业教育，主要通过其社会交往网络来开展。从清末黄炎培在川沙兴学开始，他就积累了大量的人脉关系，有师生、同乡、更多的是志同道合的同行以及理念契合的朋友。在他庞大的社交网络中，许多成员均为政、商、文、教乃至军界名流，他们据有能够推展华北职业教育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资源，代表人物如黎元洪、蔡元培、蒋梦麟、傅增湘、袁希涛、阎锡山、刘峙、胡适、宋子文、黄郛、宋汉章、穆藕初、晏阳初、梁漱溟等。黄炎培本人则通过组建参加各类教育团体，获得了与上述社会名流保持密切交往的资格，在公共网络与私人网络的相互交织中，能够调动相应的社会资源，共同推进华北地区的职业教育。“一战”以后，华北地区的政局陷入军阀混战的危机，且国民革命兴起。职业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热潮中虽遭受挫折，但在跌宕起伏中依然能够尽力发展，取得了不少成就。
细数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20年间华北职业教育发展方面所做的贡献，主要是：
首先，黄炎培首倡现代中国的职业教育，将民国时期华北地区职业教育从实业教育的范畴中独立出来，为华北职业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清末华北地区的实业教育发展名列前茅，民国以来，在黄炎培的首倡下，华北地区初步实现了从实业教育到职业教育的转变，农工商实业学校不断涌现，入学人数不断增加，办学经费持续投入，为实业部门不同职业培养适合人才成为华北职业学校的办学目标。
其次，黄炎培通过对华北各地职业教育的考察、指导，为华北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无论是参加中央教育会、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筹组中华教育改进社，还是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都通过教育团体召开教育会议，为华北各地职业教育的开展制订相应的计划、建议，对华北各地职业教育因地制宜地举办适合当地社会经济特点的职业学校、培养职业人才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最后，黄炎培引导华北地区职业教育与政治社会密切联系，为实现民族复兴发挥了作用。黄炎培在华北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对破解“一战”以后华北职业教育所面临的难题，提出打通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社会以及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存在的壁垒，使职业教育与社会改造密切联系在一起，产生具有十分浓厚特色的乡村职业教育思想即“大职业教育主义”，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教育的三个代表性模式之一。
[注释]
①目前学界尚未对此加以专门研究，述及民国时期华北职业教育的论著，主要是王兆祥著《华北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初次对华北职业教育进行了概述，申国昌著《守土与开新：阎锡山与山西教育》则对民国山西职业教育进行了详尽论述。王金霞在《河北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河北大学2006届博士学位论文）中辟有专节，概述河北近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状况。另外，孙佳瑾在《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次年会及其影响》（华中师范大学2014届硕士学位论文）中以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次年会为例，具体分析了这次大会的背景、实况及其影响。张雷亮的《全国教育联合会对1915—1927年教育变革影响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9届硕士学位论文）则以全国教育联合会召开的11次年会为例，探讨其对教育变革所产生的影响。
②41庄俞，贺盛鼎.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卷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138，127.
③ ④⑤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教育部行政纪要[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十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6：89，91-92，93.
⑥⑦⑧⑨⑩11121314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各省区报告汇录[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十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6：5，20，20-21，21，77-78，78，63-66，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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