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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一直以来,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核心地位,而科技自立自强则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科技发展的大潮下,每年,一年一度的两会都会吸引各界的广泛关注。来自不同行业的代表、委员,针对国计民生、前沿科技等,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之气象。
王贻芳代表:提高经费占比 加快基础研究步伐
在我看来,我国科技事业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对基础科学重视程度仍然不够,在实际操作层面总是将基础科学放在次要、非紧急的位置;二是科技管理体制过度强调竞争,需要长期研究的重大问题、关键技术与能力的积累不易得到支持,评审专家大都是大同行,专业性不够,小同行没有话语权;三是对基础研究的管理未能关注不同领域的特殊需求, 管理方式一刀切,让科研人员苦不堪言,同时大科学装置的投入占基础科学研究投入比例较少。
在这一现状下,我建议:一是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把2025年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例提高到9%,2030年提高到15%;二是“十四五”期间在维持现有项目竞争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10%的基础科学研究经费用于稳定支持;三是在“十四五”期间启动未来发展规划研究,以适应大科学装置需要长期准备的特点。
郝芳代表:加强科技创新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有色金属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化工、原材料和基础工业基地,其产业多属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任务艰巨,亟待通过坚持创新驱动,建立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推动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
针对这一情况,我认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加强科技创新,提升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
在这一现状下,我们应该要根据沿黄省区的差异性,科学统筹区域内的资源条件、创新要素,因地制宜地优化科技创新体系布局。
除此之外,要建立完善黄河流域科技创新体系,就得坚持政产学研深度融合,优化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通过建设国际化示范学院和国际联合实验室,汇聚全球高水平创新资源,建设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人才高地、创新高地。
潘复生代表:鼓励科技创新,要多给基础研究人员“松绑”
目前,中国有一些重大核心或关键技术受制于人,源头性、颠覆性创新技术极为短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体制性障碍依然是重要原因。
事实上,源头性、颠覆性创新更多来自于基础研究。但实际工作中,源头创新环境限制性环节依然太多,很多从事基础研究的科技人员难以做到持久研究。这严重限制了源头创新思想的形成。在现有体系下,很多从事基础研究的科技人员依然要花大量精力去申请经费、填写报表,有不少人只有1/3时间搞教学科研,而且还要担心没有年年出成果,过不了考核关。出“短、平、快、低”水平成果已成常态。
为此,我呼吁,自由的学术研究是新技术特别是颠覆性技术的源头,应该给予充分保障。国家科技管理部门对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科研人才应当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提供免干扰的创新环境,让科技人员自由择题,潜心做科研工作。特别是基础研究工作,要破除年年考核、年年申请经费的传统约束。
陈薇委员:建立国家重大安全科技攻关“白名单”制度
针对我国顶层设计和科学统筹不足、研究力量分散,长效性支持机制不健全、基础研究不稳定,条件设施不完善、快速响应体系不健全等问题。我建议:建立国家重大安全科技攻关“白名单”制度,实现“项目—基地—人才”有机融合,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
建设特需疫苗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紧扣国家生物安全防御重大需求,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统筹,开展协同创新和开放合作,助力国家生物安全和社会稳定。
持续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研攻关。进一步厘清病毒起源、动物宿主和致病机制,深入分析病毒变异对现有防控措施的影响,未雨绸缪,开展针对重要变异毒株的疫苗、核酸和抗体检测试剂等预研,必要时及时更新换代。
營造潜心基础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态。加大对长期坐“冷板凳”从事科研和基础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和科研人员队伍的政策支持力度;鼓励更多的青年才俊勇于创新,献身科学研究。
陈赛娟委员:探索更合理的科技评价体系
当前重大科技项目或成果评审评估大多需要答辩或视频答辩。往往一个半天就有6到8个人上台答辩,每个人仅10或20分钟。评审专家要在短时间内进行打分,还是很有难度的。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辨别答辩人申报内容的科学性、真实性、拼凑性和科学道德性等关键问题;其次,答辩人口才和相貌对评分的影响,可能超过了科学研究内容本身;最后,在网上事先公布评审专家名单的做法,也给个别人拉票提供了方便和机会。
我认为,答辩制度有即时反馈交流的优势,但弊病也很明显。比如评审结果容易受到“舞台表现”的影响。有些科研人员工作做得很好,但只是口才欠佳,多次答辩都不成功。由于答辩过程中不易全面掌握答辩人的信息,造成很多评审专家很大程度上要依据答辩人曾经发表的论文和获得的奖项做出判断,这也加重了“唯论文”的导向,不利于准确评审科研项目或评价科研成果。
在我看来,科学家毕竟不是表演家,为此我们应该探索更合理的科技评价体系。
陈晓红委员:构建全国一体化的数字货币安全联防联控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
我认为,为保障国家金融安全,要加快数字货币风险监管顶层设计,构建全国一体化的数字货币安全联防联控体系。同时,加快推进数字货币监管法制建设,加强国民金融风险知识教育,提高全民金融风险意识。
为此,我建议,我们应该打造全球部署和全时跟踪的数字资产安全风险监管平台,进一步完善数字货币交易回溯、信息共享和隐私保护标准体系,并积极参与数字货币国际标准制定,提升我国在国际数字货币领域话语权。
王贻芳代表:提高经费占比 加快基础研究步伐
在我看来,我国科技事业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对基础科学重视程度仍然不够,在实际操作层面总是将基础科学放在次要、非紧急的位置;二是科技管理体制过度强调竞争,需要长期研究的重大问题、关键技术与能力的积累不易得到支持,评审专家大都是大同行,专业性不够,小同行没有话语权;三是对基础研究的管理未能关注不同领域的特殊需求, 管理方式一刀切,让科研人员苦不堪言,同时大科学装置的投入占基础科学研究投入比例较少。
在这一现状下,我建议:一是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把2025年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例提高到9%,2030年提高到15%;二是“十四五”期间在维持现有项目竞争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10%的基础科学研究经费用于稳定支持;三是在“十四五”期间启动未来发展规划研究,以适应大科学装置需要长期准备的特点。
郝芳代表:加强科技创新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有色金属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化工、原材料和基础工业基地,其产业多属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任务艰巨,亟待通过坚持创新驱动,建立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推动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
针对这一情况,我认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加强科技创新,提升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
在这一现状下,我们应该要根据沿黄省区的差异性,科学统筹区域内的资源条件、创新要素,因地制宜地优化科技创新体系布局。
除此之外,要建立完善黄河流域科技创新体系,就得坚持政产学研深度融合,优化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通过建设国际化示范学院和国际联合实验室,汇聚全球高水平创新资源,建设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人才高地、创新高地。
潘复生代表:鼓励科技创新,要多给基础研究人员“松绑”
目前,中国有一些重大核心或关键技术受制于人,源头性、颠覆性创新技术极为短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体制性障碍依然是重要原因。
事实上,源头性、颠覆性创新更多来自于基础研究。但实际工作中,源头创新环境限制性环节依然太多,很多从事基础研究的科技人员难以做到持久研究。这严重限制了源头创新思想的形成。在现有体系下,很多从事基础研究的科技人员依然要花大量精力去申请经费、填写报表,有不少人只有1/3时间搞教学科研,而且还要担心没有年年出成果,过不了考核关。出“短、平、快、低”水平成果已成常态。
为此,我呼吁,自由的学术研究是新技术特别是颠覆性技术的源头,应该给予充分保障。国家科技管理部门对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科研人才应当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提供免干扰的创新环境,让科技人员自由择题,潜心做科研工作。特别是基础研究工作,要破除年年考核、年年申请经费的传统约束。
陈薇委员:建立国家重大安全科技攻关“白名单”制度
针对我国顶层设计和科学统筹不足、研究力量分散,长效性支持机制不健全、基础研究不稳定,条件设施不完善、快速响应体系不健全等问题。我建议:建立国家重大安全科技攻关“白名单”制度,实现“项目—基地—人才”有机融合,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
建设特需疫苗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紧扣国家生物安全防御重大需求,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统筹,开展协同创新和开放合作,助力国家生物安全和社会稳定。
持续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研攻关。进一步厘清病毒起源、动物宿主和致病机制,深入分析病毒变异对现有防控措施的影响,未雨绸缪,开展针对重要变异毒株的疫苗、核酸和抗体检测试剂等预研,必要时及时更新换代。
營造潜心基础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态。加大对长期坐“冷板凳”从事科研和基础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和科研人员队伍的政策支持力度;鼓励更多的青年才俊勇于创新,献身科学研究。
陈赛娟委员:探索更合理的科技评价体系
当前重大科技项目或成果评审评估大多需要答辩或视频答辩。往往一个半天就有6到8个人上台答辩,每个人仅10或20分钟。评审专家要在短时间内进行打分,还是很有难度的。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辨别答辩人申报内容的科学性、真实性、拼凑性和科学道德性等关键问题;其次,答辩人口才和相貌对评分的影响,可能超过了科学研究内容本身;最后,在网上事先公布评审专家名单的做法,也给个别人拉票提供了方便和机会。
我认为,答辩制度有即时反馈交流的优势,但弊病也很明显。比如评审结果容易受到“舞台表现”的影响。有些科研人员工作做得很好,但只是口才欠佳,多次答辩都不成功。由于答辩过程中不易全面掌握答辩人的信息,造成很多评审专家很大程度上要依据答辩人曾经发表的论文和获得的奖项做出判断,这也加重了“唯论文”的导向,不利于准确评审科研项目或评价科研成果。
在我看来,科学家毕竟不是表演家,为此我们应该探索更合理的科技评价体系。
陈晓红委员:构建全国一体化的数字货币安全联防联控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
我认为,为保障国家金融安全,要加快数字货币风险监管顶层设计,构建全国一体化的数字货币安全联防联控体系。同时,加快推进数字货币监管法制建设,加强国民金融风险知识教育,提高全民金融风险意识。
为此,我建议,我们应该打造全球部署和全时跟踪的数字资产安全风险监管平台,进一步完善数字货币交易回溯、信息共享和隐私保护标准体系,并积极参与数字货币国际标准制定,提升我国在国际数字货币领域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