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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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中苏缔约后，国民政府基于错误的推演，寄希望于以苏联参战实现军事胜日的“苏联路径”。两个月后，随着推演的落空，很多人转向以“倚德议和”为目的的“德国路径”。11月初的第一次德国调停与国民政府高层“反共”执念的复炽相互作用，加剧了国民政府内部的路径分歧，赞同“德国路径”者还尝试从防止“造共”的维度劝告日本“悔悟”。其后，“张冲口信”铸成蒋介石对苏联的误判，与第二次德国调停相重叠，促使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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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中苏缔约后，国民政府基于错误的推演，寄希望于以苏联参战实现军事胜日的“苏联路径”。两个月后，随着推演的落空，很多人转向以“倚德议和”为目的的“德国路径”。11月初的第一次德国调停与国民政府高层“反共”执念的复炽相互作用，加剧了国民政府内部的路径分歧，赞同“德国路径”者还尝试从防止“造共”的维度劝告日本“悔悟”。其后，“张冲口信”铸成蒋介石对苏联的误判，与第二次德国调停相重叠，促使蒋介石交叉实行“以德促苏”与“倚德议和”,但国民政府的主流却进一步向“德国路径”倾斜。12月下旬日本对华条件更加严苛，国民政府对此存在三种不同意见，最终对日本的条件既不接受也未拒绝。1938年1月日本切断“德国路径”后，国民政府在别无选择中被迫转向长期抗战。在此过程中，日本“共同防共”等条件的压迫，使苏联因素对国民政府发挥了鼓舞抗日与阻止屈服的作用；日本则在代为国民政府终结路径分歧的同时，走上与既定目标适得其反的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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