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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乡二元对立”的状况在我国由来已久，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性原因。当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依旧凸显，“城乡分割”现象尚未得到根本性改观。目前，“城乡二元对立”已然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阻碍性因素。近些年来，党和国家将“城乡发展一体化”提上了议事日程。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中，我们理应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库”中不断汲取有益营养，并在现时代将其发扬光大，这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城乡融合；二元结构；历史；现实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00-0129/K（2015）01-0030-05
一、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融合”的思想元素
“历史的维度”和“现实的维度”是研究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两个重要维度。以史为鉴，可以知当下。研究现实问题，固然不能游离在历史之外，而应当根植于历史之中。因此，研究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应坚持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的统一。当然，正如宋代大儒朱子所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确实蕴含着丰富的城乡融合思想因子，这为我们研究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了宝贵的“源头活水”。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中，我们理应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库中源源不断地吸收丰富养料，充分发挥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这亦是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论及城乡关系的相关文献非常浩繁，关于“城乡融合”的思想深刻而丰富，这里仅仅是为了叙述的方便，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四个主要方面。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融合的思想远远不止笔者在本文中所作的概括，大量有关城乡融合的思想元素都还有待学界同仁去进一步挖掘和探索。
1.城乡融合的物质前提：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足够高。马克思认为，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具备相应的生产力前提，所谓生产力前提就是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必须足够高。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说，即现实社会中之所以出现城乡二元对立的状况，其重要根源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对此，马克思说的非常清楚：“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障碍。”[1] 言下之意，要消除城乡二元对立，实现城乡融合，就必须建立在发达的工农业发展水平之上，否则就不可能实现。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乃是城乡关系由“对立”走向“融合”的物质基础
（或曰“物质前提”）。
2.城乡融合得以实现的制度前提：废除私有制。马克思认为，城乡融合的实现不仅需要物质前提，同时也需要相应的制度前提。实际上，这一问题同样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加以说明，即现实社会之所以出现城乡分割的局面，必然有其制度性根源，那就是私有制的存在。对此，马克思也曾深刻地指出：“城乡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2]57 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对立的状况，就必须废除私有制。当然，笔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私有制的废除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因此，城乡对立状况的消除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废除私有制这一漫长过程中逐渐实现的。
3.城乡融合的重要标志：旧式分工的消解、异化劳动的不复存在以及阶级对立的消亡。“旧式分工”当然是相对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分工来讲的，“共产主义社会”通常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这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两篇重要文献，一篇是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另一篇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首次将“共产主义”区分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则明确地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本文中所说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指的是“狭义的共产主义”（即作为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 这是一种“非自觉自愿的分工”，这种旧式分工把人仅仅局限在某一固定的活动领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谈到的那样，“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3]85 在此等情形之下，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立、异化劳动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了。只有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这种旧式分工才能从根本上消解掉，取而代之的将是另外的情形，马克思指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是指狭义的共产主义，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笔者注），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4]85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异化劳动将不复存在，阶级对立也行将消亡，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城乡融合。
4.城乡融合的真正旨归：社会新人的“生成”和“显现”。“人的解放逻辑”可以说是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同样，在城乡融合问题上也充分彰显出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思想。马克思探讨“城乡融合”问题，当然不是为探讨而探讨城乡关系，其真正旨归乃是社会新人的“生成”与“显现”，是人之为人的“复归”。按照笔者的理解，这种“社会新人”就是在城乡融合基础之上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他们不再将劳动看成异己的东西，而完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这当然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出现的状况。也只有在这一阶段，人类才真正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在此意义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城乡融合的最终归宿。
当然，笔者概括的这几个方面并不是彼此独立的，相反，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私有制的废除当然必须得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因为毕竟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没有发达的生产力作支撑，要想废除私有制恐怕是痴人说梦。实际上，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前提和私有制基础这两个方面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只不过，一个是就生产力的角度而言的，一个则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说的，二者辩证统一于生产方式。而阶级对立的消亡、旧式分工的消失以及异化劳动的不复存在，首先当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还是城乡融合得以实现的重要标志，而消灭私有制也好，消除旧式分工也好，实现城乡融合也罢，最终旨归无疑都是社会新人的“生成”与“显现”。关于这几个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其实看得非常清楚，例如，马克思这样说过：“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5]423 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将城乡关系放到一个宏大的社会系统中去加以考察，认为城乡关系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城乡关系对整个社会系统将会产生巨大影响。例如，马克思这样说过：“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6]157马克思进而认为，要真正实现整个社会系统的统一，首先就应消除城乡二元对立，实现城乡的平等与协调。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消除城乡二元对立亦是实现社会统一的一个“首要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7]57
此外，笔者还需要特别强调一点，马克思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乃是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之上、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等与协调状态。这是一种“有差别的同一”，绝不是“简单的等同”。马克思所认为的城乡融合，乃是“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二者的偏颇和缺点”的。[8]
二、从历史到现实：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分析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可以从“历史的”和“现实的”这两个维度来加以分析。从历史的视角看，“城乡二元对立”的状况在我国由来已久，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性原因。早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写过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叫《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这样谈道：“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通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9] 在这里，毛泽东用形象生动的笔触描绘出近代以来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巨大反差以及诸多不平衡现象。从毛泽东的这段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城乡二元对立的状况在近代中国就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了。
早些年，学者杨家志先生也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与毛泽东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一文中深刻地谈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给当代中国造成的巨大影响。杨先生指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或二重性必然会给中国社会生活带来全方位的影响，并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整个进程，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以下三个特点：首先，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地区之间的利益差异。其次，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现代中国生产力的多层次性。……最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现代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10] 很明显，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给当代中国造成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全方位的。
以上是从历史的角度透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状况。那么，现实版的当代中国社会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真的达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预设”的那样一种情形了么？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我们现实当中的中国社会非但没有达到消除城乡差别的程度，反而呈现出一种鲜明的“二元对立”特征，这种鲜明特征甚至可以用“多重二元性”来加以概括。
关于当代中国的“多重二元结构”，笔者在《多重二元性经济结构在当代中国的新形态兼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文本源流》一文中有详细的阐述，“‘多重二元性’乃是二元经济结构在当代中国的新形态。这种‘多重二元性’体现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例如：一部分比较发达的现代工业与大量的传统农业并存；一部分现代化城市与广阔的传统农村并存；一部分现代工业与大量的落后手工劳动或半机械化的企业并存；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与广大欠发达地区或贫困地区并存等等。此外，在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还存在种种不平衡的状况。这就是笔者所谓的‘多重二元性’。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的‘并立’，现代城市与广大农村的‘分裂’，机械化大生产与手工劳动的鲜明对比，均为‘多重二元’状况的‘写照’。”[11]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关键”之为“关键”，因为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同时还是“改革攻坚期”。在此等社会背景下，“城乡分割”已经成为影响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性因素”。近年来，党和国家将“统筹城乡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提上了议事日程。
三、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可喜的是，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十八大，都十分重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吸取丰富的养料，充分发挥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方法论功能，并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对“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规划和布署。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12]23-24这可以说是党的十七大对“城乡发展一体化”定下的总基调。紧接着，十七大报告分别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展开论述，对“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支农惠农政策”“农业科技进步”“农村综合生产能力”“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民增收”“农民就业”“农村综合改革”“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村专业化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经营”及“培养新型农民”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布署。[13]23-24
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三个进入”的重要论断，十七届三中全会报告这样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14] 这显然是对党的思想的充分继承和创造性发展。
党的十八大又对统筹城乡发展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十八大首先同样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定下了一个总基调。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15] 接下来，十八大报告分别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民增收”“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征地制度”等方方面面对“城乡发展一体化”这一主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16] 然后，十八大报告又从宏观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总结性的布署，报告指出，“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17] 可见，无论是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还是党的十八大，都对“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并放在了极为重要的战略高度来加以布署。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中，当然需要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库”中不断汲取有益营养，并在当代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充分发挥科学理论对实践的先导作用，这乃是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3.
[2]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 [4][5][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68.
[9]毛泽东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88.
[10]杨家志. 《新民主主义论》与毛泽东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 [J]. 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5，（2）：12-13.
[11] 王学荣. 多重二元性经济结构在当代中国的新形态兼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文本源流[J]. 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14，（4）：15-16.
[12] [13]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4]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 [C]//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7.
[15][16] [17]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12-11-18（3）.
Analysis of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in China： from History to Reality
WANG Xue-rong
（Fudan University，200433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The situation of “urban-rural dual contradiction” is long-standing in our country. There are ingrained historical reasons for this situation.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is still prominent and the phenomenon of “urban-rural division” has not been fundamentally changed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urban-rural dual contradiction” has become a hindering factor which affects Chinese further development in economy and society at present. Our country put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on the agenda in recent years. In the practice of balancing urban-rural development， we should draw beneficial nutrients from Marx′s thoughts and carry them forward in the current era. It is also the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Marx′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oughts.
Key words：
Marx；urban-rural integration；dual structure；history；reality
【责任编辑罗雪】
“城乡二元对立”的状况在我国由来已久，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性原因。当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依旧凸显，“城乡分割”现象尚未得到根本性改观。目前，“城乡二元对立”已然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阻碍性因素。近些年来，党和国家将“城乡发展一体化”提上了议事日程。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中，我们理应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库”中不断汲取有益营养，并在现时代将其发扬光大，这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城乡融合；二元结构；历史；现实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00-0129/K（2015）01-0030-05
一、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融合”的思想元素
“历史的维度”和“现实的维度”是研究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两个重要维度。以史为鉴，可以知当下。研究现实问题，固然不能游离在历史之外，而应当根植于历史之中。因此，研究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应坚持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的统一。当然，正如宋代大儒朱子所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确实蕴含着丰富的城乡融合思想因子，这为我们研究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了宝贵的“源头活水”。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中，我们理应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库中源源不断地吸收丰富养料，充分发挥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这亦是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论及城乡关系的相关文献非常浩繁，关于“城乡融合”的思想深刻而丰富，这里仅仅是为了叙述的方便，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四个主要方面。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融合的思想远远不止笔者在本文中所作的概括，大量有关城乡融合的思想元素都还有待学界同仁去进一步挖掘和探索。
1.城乡融合的物质前提：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足够高。马克思认为，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具备相应的生产力前提，所谓生产力前提就是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必须足够高。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说，即现实社会中之所以出现城乡二元对立的状况，其重要根源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对此，马克思说的非常清楚：“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障碍。”[1] 言下之意，要消除城乡二元对立，实现城乡融合，就必须建立在发达的工农业发展水平之上，否则就不可能实现。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乃是城乡关系由“对立”走向“融合”的物质基础
（或曰“物质前提”）。
2.城乡融合得以实现的制度前提：废除私有制。马克思认为，城乡融合的实现不仅需要物质前提，同时也需要相应的制度前提。实际上，这一问题同样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加以说明，即现实社会之所以出现城乡分割的局面，必然有其制度性根源，那就是私有制的存在。对此，马克思也曾深刻地指出：“城乡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2]57 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对立的状况，就必须废除私有制。当然，笔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私有制的废除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因此，城乡对立状况的消除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废除私有制这一漫长过程中逐渐实现的。
3.城乡融合的重要标志：旧式分工的消解、异化劳动的不复存在以及阶级对立的消亡。“旧式分工”当然是相对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分工来讲的，“共产主义社会”通常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这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两篇重要文献，一篇是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另一篇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首次将“共产主义”区分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则明确地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本文中所说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指的是“狭义的共产主义”（即作为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 这是一种“非自觉自愿的分工”，这种旧式分工把人仅仅局限在某一固定的活动领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谈到的那样，“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3]85 在此等情形之下，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立、异化劳动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了。只有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这种旧式分工才能从根本上消解掉，取而代之的将是另外的情形，马克思指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是指狭义的共产主义，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笔者注），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4]85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异化劳动将不复存在，阶级对立也行将消亡，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城乡融合。
4.城乡融合的真正旨归：社会新人的“生成”和“显现”。“人的解放逻辑”可以说是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同样，在城乡融合问题上也充分彰显出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思想。马克思探讨“城乡融合”问题，当然不是为探讨而探讨城乡关系，其真正旨归乃是社会新人的“生成”与“显现”，是人之为人的“复归”。按照笔者的理解，这种“社会新人”就是在城乡融合基础之上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他们不再将劳动看成异己的东西，而完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这当然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出现的状况。也只有在这一阶段，人类才真正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在此意义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城乡融合的最终归宿。
当然，笔者概括的这几个方面并不是彼此独立的，相反，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私有制的废除当然必须得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因为毕竟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没有发达的生产力作支撑，要想废除私有制恐怕是痴人说梦。实际上，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前提和私有制基础这两个方面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只不过，一个是就生产力的角度而言的，一个则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说的，二者辩证统一于生产方式。而阶级对立的消亡、旧式分工的消失以及异化劳动的不复存在，首先当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还是城乡融合得以实现的重要标志，而消灭私有制也好，消除旧式分工也好，实现城乡融合也罢，最终旨归无疑都是社会新人的“生成”与“显现”。关于这几个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其实看得非常清楚，例如，马克思这样说过：“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5]423 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将城乡关系放到一个宏大的社会系统中去加以考察，认为城乡关系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城乡关系对整个社会系统将会产生巨大影响。例如，马克思这样说过：“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6]157马克思进而认为，要真正实现整个社会系统的统一，首先就应消除城乡二元对立，实现城乡的平等与协调。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消除城乡二元对立亦是实现社会统一的一个“首要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7]57
此外，笔者还需要特别强调一点，马克思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乃是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之上、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等与协调状态。这是一种“有差别的同一”，绝不是“简单的等同”。马克思所认为的城乡融合，乃是“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二者的偏颇和缺点”的。[8]
二、从历史到现实：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分析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可以从“历史的”和“现实的”这两个维度来加以分析。从历史的视角看，“城乡二元对立”的状况在我国由来已久，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性原因。早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写过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叫《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这样谈道：“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通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9] 在这里，毛泽东用形象生动的笔触描绘出近代以来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巨大反差以及诸多不平衡现象。从毛泽东的这段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城乡二元对立的状况在近代中国就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了。
早些年，学者杨家志先生也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与毛泽东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一文中深刻地谈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给当代中国造成的巨大影响。杨先生指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或二重性必然会给中国社会生活带来全方位的影响，并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整个进程，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以下三个特点：首先，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地区之间的利益差异。其次，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现代中国生产力的多层次性。……最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现代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10] 很明显，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给当代中国造成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全方位的。
以上是从历史的角度透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状况。那么，现实版的当代中国社会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真的达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预设”的那样一种情形了么？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我们现实当中的中国社会非但没有达到消除城乡差别的程度，反而呈现出一种鲜明的“二元对立”特征，这种鲜明特征甚至可以用“多重二元性”来加以概括。
关于当代中国的“多重二元结构”，笔者在《多重二元性经济结构在当代中国的新形态兼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文本源流》一文中有详细的阐述，“‘多重二元性’乃是二元经济结构在当代中国的新形态。这种‘多重二元性’体现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例如：一部分比较发达的现代工业与大量的传统农业并存；一部分现代化城市与广阔的传统农村并存；一部分现代工业与大量的落后手工劳动或半机械化的企业并存；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与广大欠发达地区或贫困地区并存等等。此外，在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还存在种种不平衡的状况。这就是笔者所谓的‘多重二元性’。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的‘并立’，现代城市与广大农村的‘分裂’，机械化大生产与手工劳动的鲜明对比，均为‘多重二元’状况的‘写照’。”[11]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关键”之为“关键”，因为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同时还是“改革攻坚期”。在此等社会背景下，“城乡分割”已经成为影响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性因素”。近年来，党和国家将“统筹城乡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提上了议事日程。
三、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可喜的是，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十八大，都十分重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吸取丰富的养料，充分发挥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方法论功能，并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对“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规划和布署。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12]23-24这可以说是党的十七大对“城乡发展一体化”定下的总基调。紧接着，十七大报告分别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展开论述，对“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支农惠农政策”“农业科技进步”“农村综合生产能力”“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民增收”“农民就业”“农村综合改革”“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村专业化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经营”及“培养新型农民”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布署。[13]23-24
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三个进入”的重要论断，十七届三中全会报告这样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14] 这显然是对党的思想的充分继承和创造性发展。
党的十八大又对统筹城乡发展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十八大首先同样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定下了一个总基调。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15] 接下来，十八大报告分别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民增收”“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征地制度”等方方面面对“城乡发展一体化”这一主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16] 然后，十八大报告又从宏观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总结性的布署，报告指出，“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17] 可见，无论是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还是党的十八大，都对“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并放在了极为重要的战略高度来加以布署。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中，当然需要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库”中不断汲取有益营养，并在当代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充分发挥科学理论对实践的先导作用，这乃是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3.
[2]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 [4][5][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68.
[9]毛泽东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88.
[10]杨家志. 《新民主主义论》与毛泽东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 [J]. 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5，（2）：12-13.
[11] 王学荣. 多重二元性经济结构在当代中国的新形态兼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文本源流[J]. 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14，（4）：15-16.
[12] [13]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4]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 [C]//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7.
[15][16] [17]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12-11-18（3）.
Analysis of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in China： from History to Reality
WANG Xue-rong
（Fudan University，200433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The situation of “urban-rural dual contradiction” is long-standing in our country. There are ingrained historical reasons for this situation.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is still prominent and the phenomenon of “urban-rural division” has not been fundamentally changed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urban-rural dual contradiction” has become a hindering factor which affects Chinese further development in economy and society at present. Our country put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on the agenda in recent years. In the practice of balancing urban-rural development， we should draw beneficial nutrients from Marx′s thoughts and carry them forward in the current era. It is also the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Marx′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oughts.
Key words：
Marx；urban-rural integration；dual structure；history；reality
【责任编辑罗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