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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安徽；龙山时代；城址
【摘 要】安徽是中国境内史前时期城市遗址发现数量较多的地区之一，此地的史前城址分属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这些城的兴建，与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是中国龙山时代筑城运动的产物，在安徽地区史前时期社会复杂化和早期文明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引 言
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种新的聚落形态是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重要物化载体。安徽地区跨江、淮两大水系，是海岱文化区[1]与淮系文化区[2]的重要组成。过去有学者在对先秦时期安徽城址的研究中曾论及此地史前聚落，提出了这些聚落地域分布不均、规划布局合理、类型规模有别的灼见[3]。史前时期尤其是龙山时代[4]，作为早期文明化进程中的重要阶段，城的普遍出现有其时代背景与重要社会意义。文章拟就此为切入点，对近年来安徽地区发现的史前城址作以整合与考古观察。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安徽史前城址的发现与甄别
截至2016年底，经由报道的安徽史前城址共计4座。从地域上看，这些城在皖南、皖北都有分布；就年代而言，这些城或存续于龙山时代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初期，或修建、使用于张四墩类型时期。个别“城”的证据还不清晰，若要确定其性质，可能还需要做大量田野工作。
（一）蒙城尉迟寺
尉迟寺遗址，位于蒙城县毕集村东，属于■堆遗址，现存面积约8万平方米。考古工作者于1989—1995年对该遗址进行了9个季度的发掘，并于2001—2003年又进行了4次发掘。遗址堆积分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两类，文化面貌虽有一定的地域特色，但整体上分别属于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和海岱龙山文化的王油坊类型[5—7]。考古工作者在前后十余次的发掘中揭露出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的房址、灰坑、墓葬、环壕等遗迹，出土有以陶器、石器等为代表的遗物，其中的七足镂孔器等可能具有礼仪功能。发掘者认为，该遗址的大汶口文化处于平等社会向分层社会过渡的后期阶段，这个阶段也是社会更加复杂、走向文明的重要阶段[8，9]。
（二）固镇垓下
垓下遗址，位于固镇县濠城镇垓下居委会境内的台地之上，属于广义上■堆遗址的组成部分，此地相传为“楚汉之争”中垓下之戰的古战场所在地。1957年治理淮河过程中发现了该遗址西侧的许家楼遗址，出土有史前的石器、骨器、蚌器等[10]。2007—2009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现有城墙、城壕、房址、台基、墓葬、灰坑等遗迹，出土有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遗物[11，12]。
（三）怀宁孙家城
孙家城遗址，位于怀宁县马庙镇栗岗村孙城、费屋两个村民组内，现存面积约25万平方米。该遗址于20世纪80年代被发现。为配合薛家岗文化课题研究，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8、2009年对该遗址进行了主动发掘，两次发掘共计面积616平方米，确认史前城址1座，并发现薛家岗文化晚期、张四墩类型时期及商周时期的墓葬、红烧土坑、灰坑等遗迹，出土有陶器、石器、玉器等遗物[13，14]。
（四）固镇南城孜
南城孜遗址，位于固镇县湖沟镇马楼村西南，现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2012—2013年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据媒体2013年的报道，该遗址发现了距今约4500年的城墙、壕沟。四面城垣呈梯形布局，北墙呈东西向，东墙呈西北—东南向，南墙为河水冲毁，已不存，西墙约呈南北向。城垣保存不好，东垣顶部宽约20米[15]。但正式的发掘材料刊布时，并未见该遗址的城墙、壕沟遗迹，所见遗迹惟房址、灰坑、灰沟、墓葬、夯土建筑等，对于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夯土建筑，发掘者认为性质尚难以判断[16，17]。经后续发掘整理，确认围沟所围系遗址东南部约1万多平方米的垫土台基，而所谓“城墙”则为台基使用一段时间后在外围增筑的护坡[18]。虽然垫土台基自大汶口文化晚期至东周时期皆为主要的居民生活区，但将其确定为“城”似乎为时尚早。在没有更多更新证据出土的前提下，我们建议将该遗址暂置于“搁置”之列[19]，留待今后的考古发掘工作来验证。
综上，安徽地区龙山时代的城址有蒙城尉迟寺、固镇垓下、怀宁孙家城三座。其中前二者始建于大汶口文化晚期，主要使用期亦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垓下城的使用可能晚到龙山文化初期；怀宁孙家城则是张四墩类型先民修建、使用的一座约当龙山时代的史前城。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将尉迟寺归入“城”之列，只是部分学者的认知，尚未得到学界一致认同。在城市考古研究中，城墙是能够确认“城”的最直接、最明确、最无争议、最能为考古工作所证实的证据，但并非唯一解。中国古代城市未必皆有城墙，即使到了社会经济进步的历史时期，没有墙、壕相围的城市也为数不少[20]。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在对早期城市的厘定中，若有的聚落能满足规模大、人口多、建造有礼制性建筑、存在体现阶级分化的器物等条件，即使没有发现墙，也可能属于城[21，22]。有鉴于斯，我们认为，将尉迟寺聚落视为早期城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二、安徽地区龙山时代城址的筑城技术
一般认为，广义的筑城技术包含对城市整体的规划、设计、规模、形制、布局、城垣建造等一整套流程[23]，而狭义的筑城技术则专指城垣墙体的营造技术[24]。由于史前城址大多未经全面解剖与系统发掘，整体的规划、设计、布局似乎还不明朗，但这些城垣、城壕却大多有较为清晰的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拟就城垣、城壕的相关建筑、形制、规模对安徽地区龙山时代筑城技术作以考古学观察。
（一）城墙、城壕的建筑技术
环壕是尉迟寺遗址发掘中的重要收获，遗址外围的环壕设施兴建并使用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废弃。其平面呈西南—东北方向的椭圆形，南北长约230～240米，东西宽约220米，面积约5万余平方米。壕沟顶部宽约25～30米，深约4.5米。壕沟内侧陡直，外侧则呈较缓的斜坡状，下部呈圜底状，中间较深。环壕西南部有一处宽约20米的断口，发掘者根据相关现象推测此处断口为环壕聚落的出入口。环壕的开挖，起到了防御外敌、排水蓄水的功效[25]。 垓下城址的城垣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北垣长约340米，东垣长约410米，南垣长约280米，西垣长约280米。城内面积（不含城垣）约15万平方米，若含城壕，城址面积达20万平方米。四面城垣上共计有缺口9处。北城垣保存较差，底部宽约22.5米，顶部宽约7米，残高约2米。墙体系平地起建，堆筑而成，密实坚硬，但不见夯打迹象[26]。以2008年春解剖的东城墙为例，6组堆积大致可分为3次大的堆筑过程。2008年冬的发掘证实，东城墙上缺口并非城门，北城墙上缺口已不好判断。2009年的发掘表明，壕沟宽约15米，深约5.5米[27]。
孙家城城址的城垣大致呈圆角长方形，东西长约600余米，南北宽约300余米，面积约18万平方米。城垣底部宽约12～20米，顶部宽约5～10米，残高约1～4米。墙体系平地起建，堆筑而成。城垣营建前，先在生土上铺垫一层10多厘米的纯净青灰色土，而后逐层堆筑主墙体。堆土层最厚者达1.7米，系营建者用黄斑土和夹杂灰色淤土的红褐土一次筑成[28]。在第二次发掘过程中，发掘者发现筑城所用的原材料系挖取墙外的黄色生土，被挖部分形成低洼地。洼地向东与大沙河相接，似有一定的排水功能。城墙外不见城壕[29]。通过这两次发掘不难发现，该城城垣主墙体加工之粗糙，与大抵同时代的中原地区、海岱地区城址相较，筑城技术显得原始一些。
（二）技術发展对城的形态的影响
城的形态，是城市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指的是城市实体所表现出来的空间物质形态[30]。成一农先生的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构成要素有城市外部形态、城墙、城市中的街道、城市规模、“中世纪城市革命”和“坊市制”、祭祀建筑等6个方面[31，32]。就史前城址而言，筑城技术的发展对城市形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城的形制、规模等方面。目前来看，国内发现的史前城一般年代越早规模越小，形制也不甚规则，如仰韶时代晚期河南的郑州西山[33]、淅川龙山岗[34]和湖南的澧县城头山[35]等遗址。到了龙山时代，随着筑城技术的发展，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筑城运动（见笔者参加“唐嘉弘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暨中国古代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未刊稿）在各大文化区普遍开展起来，城的规模有增大趋势，形制上也逐渐由圆形城向方形城过渡。
安徽地区发现的三座龙山时代的城也体现了这种态势。尉迟寺遗址虽然时代上与垓下城相当，但从技术上讲还停留在环壕城的阶段，不但没有在环壕之内筑起防御性墙体，而且环壕形制不甚规则，规模也较小。垓下城已经建起高大的墙体，虽然技术上还停留在平地起建的堆筑城阶段，但已经有了墙、壕配套的组合。与周邻地区时代稍晚的河南淮阳平粮台[36]、江苏连云港藤花落[37]以及山东阳谷景阳岗[38]等遗址相较，垓下城的城垣营建技术还较为单一、落后。张四墩类型人群与前述两座城的营建者大汶口人群属于不同的族群，但在与其后继者龙山人的交流过程中可能习得了筑城的经验，也营建起堆筑的土城，惟夯层更厚，致密、坚硬程度也落后于龙山文化人群的同类建筑，且城外并无配套使用的壕沟作为另一道防御体系。但总体上看，因堆筑技术的发展和聚落规模的扩大，垓下、孙家城的形制趋于规范化，规模上也有所扩大。
综观龙山时代安徽地区发现的这三座城，不难发现，此时的筑城技术还停留在较为原始的阶段，以垓下、孙家城为例，二者都是平地起建的堆筑城，不见夯窝，与龙山时代中原地区普遍的基槽式夯筑、版筑技术相去甚远，即使与海岱地区龙山时代的堆筑、夯筑（个别版筑）技术相较，也存在不小的差距，体现了时代上的阶段性与区域间的不平衡性。但作为城乡分化的产物，城垣、城壕的修建起到了区分阶层、标识身份、筑城自卫等功效。在已经进入早期国家的龙山时代[39]，这种新的聚落形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三、相关问题的讨论
得到考古工作证实的安徽地区史前城址为数尚少，但这些城的发现所反映的古代社会的相关问题却是值得深思的。城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群所营建的，其本身也是当时社会的组成部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相关的问题。
（一）安徽地区龙山时代城营建的背景
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在分层社会中，占有生产、生活资料的统治者具有安全的需要，为了保护其既得利益，防范同一集团内部可能的反抗与外部人群的攻击，城这种新的聚落形态应运而生。学界一般将环壕聚落作为城的起源[40，41]。无论是环壕，抑或城垣、城壕，在修建中都需要较大的社会财力支持，较多的劳动力支持和一定的技术支持。
城的兴建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农业为手工业、大型工程的兴建提供了支撑。以尉迟寺遗址为例，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的农作物组合包括稻、粟、黍等，农业经济属于稻粟混作模式，精耕细作方面有所发展[42]。农业、家畜饲养业、渔猎采集业以外，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手工业也获得了长足发展。据栾丰实先生研究，这一时期陶器数量、种类较前期增多，制陶技术进步，并出现了专业化生产，分配、交换、贸易也发展起来。此外，石器制作、骨牙蚌器制作、纺织业、建筑业等也获得了较大发展。社会组织结构方面，尉迟寺遗址已经有了单间房址—房子组—房子组区—聚落的层级，分别对应核心家庭—大家庭或小家族—家族—家族联合体（宗族），社会复杂化程度加深[43]。技术方面，房屋建造技术[44]的进步为筑城积累了经验。要之，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聚落人口增加，各行业的发展为大汶口文化晚期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筑城提供了必备的支撑。
（二）安徽地区龙山时代城的阶段性特征
前已述及，安徽地区龙山时代城的建筑技术尚处在环壕城或平地起建堆筑城的阶段，与同期的河南、山东等地区相较，显示出一定的落后性。因其建筑技术原始，安徽地区龙山时代的城址规模普遍较小，形制上与方形城址为主的河南地区相较也不甚规则。而且此时的环壕城与堆筑城并存，二者在本地区的传承演变关系尚不明确。这种情况也见于龙山时代的山东地区，除了明确有城墙的城聚落外，还见有李寨、后埠、逄家庄等环壕聚落[45]。这是史前城址的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既是社会发展阶段、文化发展水平的反映，也与所在地的环境、地形、地貌等自然因素相关联。据钱耀鹏先生研究，自然环境与史前城址的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包括聚落形态特征、聚落发展道路等，其中大环境与城址的区域特征有关，小环境则影响城址的营建[46，47]。 根据已有的考古发现，黄淮地区的史前城最早营建于仰韶时代晚期的河南郑州西山，这座城已经采用了较为进步的小版筑技术[33]。但这种发展阶段可能已经不是城产生最初阶段的面貌，后起的新密古城寨龙山时代城的版筑技术更加进步[48]，一定程度上促使城的规模趋于扩大，形制趋于规则。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河南地区史前筑城技术的发展对山东地区的史前城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49]，这种影响甚至波及江苏地区的连云港藤花落城。皖北地区作为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的分布区，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来自河南地区同期文化因素的影响，尤其表现在陶器特征上。目前来看，安徽地区发现的龙山时代城除孙家城外，皆集中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尚未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的典型城址，而龙山文化时期的河南、山东地区，城已普遍出现并获得了较大发展[50，51]。从逻辑上讲，如果今后能在安徽地区持续开展区域系统调查、聚落考古、城市考古等相关工作，不排除发现新的龙山时代城的可能性。
（三）安徽地区龙山时代城的社会意义
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安徽地区尤其是淮北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收获不少。除了上述城址外，西古城[52]、孟城[53]、程台[54]、杨堡、小孙岗[17]、禹会村[55]、芦城孜[56]等遺址的调查发掘，也为了解这一地区龙山时代的社会面貌提供了基础材料。过去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大汶口文化晚期，山东及其邻近地区存在若干个地区中心和政治实体，有些地区可以划分出三个等别的聚落层级[57]。而尉迟寺类型作为从山东东部沿海迁徙而来[6]109的人群创造的文化，尉迟寺、垓下等城聚落正是地区中心和政治实体的代表，是聚落群中的高等级聚落，与周邻地区的普通聚落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甚至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此外，史前城址也是社会变革的产物与国家起源的重要标识[58，59]。社会发展、进步、变革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并非始于城的出现与发展。人类诞生以来，经由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发展，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龙山时代，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社会组织结构较之前有了明显的进步。筑城是一项大规模的工程，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管理机构负责营建与修葺。在私有制进一步发展，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不断进步的大背景下，部落集团间争夺土地和人口的掠夺战争使得核心聚落修筑防御设施成为常态。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聚落形态——城，在早期文化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被不少学者视为“文明时代到来的惟一标志”[60]。与大汶口文化晚期山东东南沿海地区的丹土[61]、尧王城[62]等古国或早期国家相较，此时安徽地区的分层社会可能稍显滞后，但视为早期国家的初始状态抑或复杂酋邦[63]，应是符合史实的。这些作为聚落中心、早期国家或酋邦都城的史前城，区分了城垣、城壕内外的不同等级的聚落居民，保卫了城内居住者的安全。
结 语
自殷墟、城子崖发现以来，中国的城市考古已经走过了近90年的历程。伴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各地区、各时代的城市考古工作都取得了斐然成果。龙山时代的安徽地区尤其是皖北地区，正处于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中原龙山文化群与海岱龙山文化的交界地带，这一地区的文化带有复合型文化的特征，在这种文化积淀上兴建的城聚落，既有与山东地区龙山时代的城相似的面貌，也有一定的地方原始性。这些城是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物化载体，它们的出现是资源、环境、文化、经济、社会共同作用的产物，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防御作用，对安徽地区后世的城市有一定的影响。由于安徽地区龙山时代的城址发现尚少，有些“城”的性质、功能的确认，可能还需做大量基础工作。就目前的发现而言，还不足以对区域内部的城聚落进行分区、分期考察，但随着史前考古工作的持续发展，这一地区史前时期的聚落形态、城防体系、社会组织结构等相关问题将日益清晰起来，在条件成熟时或可对此另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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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成彩虹〕
【摘 要】安徽是中国境内史前时期城市遗址发现数量较多的地区之一，此地的史前城址分属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这些城的兴建，与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是中国龙山时代筑城运动的产物，在安徽地区史前时期社会复杂化和早期文明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引 言
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种新的聚落形态是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重要物化载体。安徽地区跨江、淮两大水系，是海岱文化区[1]与淮系文化区[2]的重要组成。过去有学者在对先秦时期安徽城址的研究中曾论及此地史前聚落，提出了这些聚落地域分布不均、规划布局合理、类型规模有别的灼见[3]。史前时期尤其是龙山时代[4]，作为早期文明化进程中的重要阶段，城的普遍出现有其时代背景与重要社会意义。文章拟就此为切入点，对近年来安徽地区发现的史前城址作以整合与考古观察。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安徽史前城址的发现与甄别
截至2016年底，经由报道的安徽史前城址共计4座。从地域上看，这些城在皖南、皖北都有分布；就年代而言，这些城或存续于龙山时代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初期，或修建、使用于张四墩类型时期。个别“城”的证据还不清晰，若要确定其性质，可能还需要做大量田野工作。
（一）蒙城尉迟寺
尉迟寺遗址，位于蒙城县毕集村东，属于■堆遗址，现存面积约8万平方米。考古工作者于1989—1995年对该遗址进行了9个季度的发掘，并于2001—2003年又进行了4次发掘。遗址堆积分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两类，文化面貌虽有一定的地域特色，但整体上分别属于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和海岱龙山文化的王油坊类型[5—7]。考古工作者在前后十余次的发掘中揭露出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的房址、灰坑、墓葬、环壕等遗迹，出土有以陶器、石器等为代表的遗物，其中的七足镂孔器等可能具有礼仪功能。发掘者认为，该遗址的大汶口文化处于平等社会向分层社会过渡的后期阶段，这个阶段也是社会更加复杂、走向文明的重要阶段[8，9]。
（二）固镇垓下
垓下遗址，位于固镇县濠城镇垓下居委会境内的台地之上，属于广义上■堆遗址的组成部分，此地相传为“楚汉之争”中垓下之戰的古战场所在地。1957年治理淮河过程中发现了该遗址西侧的许家楼遗址，出土有史前的石器、骨器、蚌器等[10]。2007—2009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现有城墙、城壕、房址、台基、墓葬、灰坑等遗迹，出土有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遗物[11，12]。
（三）怀宁孙家城
孙家城遗址，位于怀宁县马庙镇栗岗村孙城、费屋两个村民组内，现存面积约25万平方米。该遗址于20世纪80年代被发现。为配合薛家岗文化课题研究，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8、2009年对该遗址进行了主动发掘，两次发掘共计面积616平方米，确认史前城址1座，并发现薛家岗文化晚期、张四墩类型时期及商周时期的墓葬、红烧土坑、灰坑等遗迹，出土有陶器、石器、玉器等遗物[13，14]。
（四）固镇南城孜
南城孜遗址，位于固镇县湖沟镇马楼村西南，现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2012—2013年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据媒体2013年的报道，该遗址发现了距今约4500年的城墙、壕沟。四面城垣呈梯形布局，北墙呈东西向，东墙呈西北—东南向，南墙为河水冲毁，已不存，西墙约呈南北向。城垣保存不好，东垣顶部宽约20米[15]。但正式的发掘材料刊布时，并未见该遗址的城墙、壕沟遗迹，所见遗迹惟房址、灰坑、灰沟、墓葬、夯土建筑等，对于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夯土建筑，发掘者认为性质尚难以判断[16，17]。经后续发掘整理，确认围沟所围系遗址东南部约1万多平方米的垫土台基，而所谓“城墙”则为台基使用一段时间后在外围增筑的护坡[18]。虽然垫土台基自大汶口文化晚期至东周时期皆为主要的居民生活区，但将其确定为“城”似乎为时尚早。在没有更多更新证据出土的前提下，我们建议将该遗址暂置于“搁置”之列[19]，留待今后的考古发掘工作来验证。
综上，安徽地区龙山时代的城址有蒙城尉迟寺、固镇垓下、怀宁孙家城三座。其中前二者始建于大汶口文化晚期，主要使用期亦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垓下城的使用可能晚到龙山文化初期；怀宁孙家城则是张四墩类型先民修建、使用的一座约当龙山时代的史前城。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将尉迟寺归入“城”之列，只是部分学者的认知，尚未得到学界一致认同。在城市考古研究中，城墙是能够确认“城”的最直接、最明确、最无争议、最能为考古工作所证实的证据，但并非唯一解。中国古代城市未必皆有城墙，即使到了社会经济进步的历史时期，没有墙、壕相围的城市也为数不少[20]。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在对早期城市的厘定中，若有的聚落能满足规模大、人口多、建造有礼制性建筑、存在体现阶级分化的器物等条件，即使没有发现墙，也可能属于城[21，22]。有鉴于斯，我们认为，将尉迟寺聚落视为早期城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二、安徽地区龙山时代城址的筑城技术
一般认为，广义的筑城技术包含对城市整体的规划、设计、规模、形制、布局、城垣建造等一整套流程[23]，而狭义的筑城技术则专指城垣墙体的营造技术[24]。由于史前城址大多未经全面解剖与系统发掘，整体的规划、设计、布局似乎还不明朗，但这些城垣、城壕却大多有较为清晰的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拟就城垣、城壕的相关建筑、形制、规模对安徽地区龙山时代筑城技术作以考古学观察。
（一）城墙、城壕的建筑技术
环壕是尉迟寺遗址发掘中的重要收获，遗址外围的环壕设施兴建并使用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废弃。其平面呈西南—东北方向的椭圆形，南北长约230～240米，东西宽约220米，面积约5万余平方米。壕沟顶部宽约25～30米，深约4.5米。壕沟内侧陡直，外侧则呈较缓的斜坡状，下部呈圜底状，中间较深。环壕西南部有一处宽约20米的断口，发掘者根据相关现象推测此处断口为环壕聚落的出入口。环壕的开挖，起到了防御外敌、排水蓄水的功效[25]。 垓下城址的城垣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北垣长约340米，东垣长约410米，南垣长约280米，西垣长约280米。城内面积（不含城垣）约15万平方米，若含城壕，城址面积达20万平方米。四面城垣上共计有缺口9处。北城垣保存较差，底部宽约22.5米，顶部宽约7米，残高约2米。墙体系平地起建，堆筑而成，密实坚硬，但不见夯打迹象[26]。以2008年春解剖的东城墙为例，6组堆积大致可分为3次大的堆筑过程。2008年冬的发掘证实，东城墙上缺口并非城门，北城墙上缺口已不好判断。2009年的发掘表明，壕沟宽约15米，深约5.5米[27]。
孙家城城址的城垣大致呈圆角长方形，东西长约600余米，南北宽约300余米，面积约18万平方米。城垣底部宽约12～20米，顶部宽约5～10米，残高约1～4米。墙体系平地起建，堆筑而成。城垣营建前，先在生土上铺垫一层10多厘米的纯净青灰色土，而后逐层堆筑主墙体。堆土层最厚者达1.7米，系营建者用黄斑土和夹杂灰色淤土的红褐土一次筑成[28]。在第二次发掘过程中，发掘者发现筑城所用的原材料系挖取墙外的黄色生土，被挖部分形成低洼地。洼地向东与大沙河相接，似有一定的排水功能。城墙外不见城壕[29]。通过这两次发掘不难发现，该城城垣主墙体加工之粗糙，与大抵同时代的中原地区、海岱地区城址相较，筑城技术显得原始一些。
（二）技術发展对城的形态的影响
城的形态，是城市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指的是城市实体所表现出来的空间物质形态[30]。成一农先生的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构成要素有城市外部形态、城墙、城市中的街道、城市规模、“中世纪城市革命”和“坊市制”、祭祀建筑等6个方面[31，32]。就史前城址而言，筑城技术的发展对城市形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城的形制、规模等方面。目前来看，国内发现的史前城一般年代越早规模越小，形制也不甚规则，如仰韶时代晚期河南的郑州西山[33]、淅川龙山岗[34]和湖南的澧县城头山[35]等遗址。到了龙山时代，随着筑城技术的发展，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筑城运动（见笔者参加“唐嘉弘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暨中国古代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未刊稿）在各大文化区普遍开展起来，城的规模有增大趋势，形制上也逐渐由圆形城向方形城过渡。
安徽地区发现的三座龙山时代的城也体现了这种态势。尉迟寺遗址虽然时代上与垓下城相当，但从技术上讲还停留在环壕城的阶段，不但没有在环壕之内筑起防御性墙体，而且环壕形制不甚规则，规模也较小。垓下城已经建起高大的墙体，虽然技术上还停留在平地起建的堆筑城阶段，但已经有了墙、壕配套的组合。与周邻地区时代稍晚的河南淮阳平粮台[36]、江苏连云港藤花落[37]以及山东阳谷景阳岗[38]等遗址相较，垓下城的城垣营建技术还较为单一、落后。张四墩类型人群与前述两座城的营建者大汶口人群属于不同的族群，但在与其后继者龙山人的交流过程中可能习得了筑城的经验，也营建起堆筑的土城，惟夯层更厚，致密、坚硬程度也落后于龙山文化人群的同类建筑，且城外并无配套使用的壕沟作为另一道防御体系。但总体上看，因堆筑技术的发展和聚落规模的扩大，垓下、孙家城的形制趋于规范化，规模上也有所扩大。
综观龙山时代安徽地区发现的这三座城，不难发现，此时的筑城技术还停留在较为原始的阶段，以垓下、孙家城为例，二者都是平地起建的堆筑城，不见夯窝，与龙山时代中原地区普遍的基槽式夯筑、版筑技术相去甚远，即使与海岱地区龙山时代的堆筑、夯筑（个别版筑）技术相较，也存在不小的差距，体现了时代上的阶段性与区域间的不平衡性。但作为城乡分化的产物，城垣、城壕的修建起到了区分阶层、标识身份、筑城自卫等功效。在已经进入早期国家的龙山时代[39]，这种新的聚落形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三、相关问题的讨论
得到考古工作证实的安徽地区史前城址为数尚少，但这些城的发现所反映的古代社会的相关问题却是值得深思的。城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群所营建的，其本身也是当时社会的组成部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相关的问题。
（一）安徽地区龙山时代城营建的背景
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在分层社会中，占有生产、生活资料的统治者具有安全的需要，为了保护其既得利益，防范同一集团内部可能的反抗与外部人群的攻击，城这种新的聚落形态应运而生。学界一般将环壕聚落作为城的起源[40，41]。无论是环壕，抑或城垣、城壕，在修建中都需要较大的社会财力支持，较多的劳动力支持和一定的技术支持。
城的兴建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农业为手工业、大型工程的兴建提供了支撑。以尉迟寺遗址为例，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的农作物组合包括稻、粟、黍等，农业经济属于稻粟混作模式，精耕细作方面有所发展[42]。农业、家畜饲养业、渔猎采集业以外，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手工业也获得了长足发展。据栾丰实先生研究，这一时期陶器数量、种类较前期增多，制陶技术进步，并出现了专业化生产，分配、交换、贸易也发展起来。此外，石器制作、骨牙蚌器制作、纺织业、建筑业等也获得了较大发展。社会组织结构方面，尉迟寺遗址已经有了单间房址—房子组—房子组区—聚落的层级，分别对应核心家庭—大家庭或小家族—家族—家族联合体（宗族），社会复杂化程度加深[43]。技术方面，房屋建造技术[44]的进步为筑城积累了经验。要之，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聚落人口增加，各行业的发展为大汶口文化晚期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筑城提供了必备的支撑。
（二）安徽地区龙山时代城的阶段性特征
前已述及，安徽地区龙山时代城的建筑技术尚处在环壕城或平地起建堆筑城的阶段，与同期的河南、山东等地区相较，显示出一定的落后性。因其建筑技术原始，安徽地区龙山时代的城址规模普遍较小，形制上与方形城址为主的河南地区相较也不甚规则。而且此时的环壕城与堆筑城并存，二者在本地区的传承演变关系尚不明确。这种情况也见于龙山时代的山东地区，除了明确有城墙的城聚落外，还见有李寨、后埠、逄家庄等环壕聚落[45]。这是史前城址的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既是社会发展阶段、文化发展水平的反映，也与所在地的环境、地形、地貌等自然因素相关联。据钱耀鹏先生研究，自然环境与史前城址的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包括聚落形态特征、聚落发展道路等，其中大环境与城址的区域特征有关，小环境则影响城址的营建[46，47]。 根据已有的考古发现，黄淮地区的史前城最早营建于仰韶时代晚期的河南郑州西山，这座城已经采用了较为进步的小版筑技术[33]。但这种发展阶段可能已经不是城产生最初阶段的面貌，后起的新密古城寨龙山时代城的版筑技术更加进步[48]，一定程度上促使城的规模趋于扩大，形制趋于规则。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河南地区史前筑城技术的发展对山东地区的史前城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49]，这种影响甚至波及江苏地区的连云港藤花落城。皖北地区作为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的分布区，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来自河南地区同期文化因素的影响，尤其表现在陶器特征上。目前来看，安徽地区发现的龙山时代城除孙家城外，皆集中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尚未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的典型城址，而龙山文化时期的河南、山东地区，城已普遍出现并获得了较大发展[50，51]。从逻辑上讲，如果今后能在安徽地区持续开展区域系统调查、聚落考古、城市考古等相关工作，不排除发现新的龙山时代城的可能性。
（三）安徽地区龙山时代城的社会意义
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安徽地区尤其是淮北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收获不少。除了上述城址外，西古城[52]、孟城[53]、程台[54]、杨堡、小孙岗[17]、禹会村[55]、芦城孜[56]等遺址的调查发掘，也为了解这一地区龙山时代的社会面貌提供了基础材料。过去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大汶口文化晚期，山东及其邻近地区存在若干个地区中心和政治实体，有些地区可以划分出三个等别的聚落层级[57]。而尉迟寺类型作为从山东东部沿海迁徙而来[6]109的人群创造的文化，尉迟寺、垓下等城聚落正是地区中心和政治实体的代表，是聚落群中的高等级聚落，与周邻地区的普通聚落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甚至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此外，史前城址也是社会变革的产物与国家起源的重要标识[58，59]。社会发展、进步、变革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并非始于城的出现与发展。人类诞生以来，经由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发展，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龙山时代，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社会组织结构较之前有了明显的进步。筑城是一项大规模的工程，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管理机构负责营建与修葺。在私有制进一步发展，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不断进步的大背景下，部落集团间争夺土地和人口的掠夺战争使得核心聚落修筑防御设施成为常态。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聚落形态——城，在早期文化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被不少学者视为“文明时代到来的惟一标志”[60]。与大汶口文化晚期山东东南沿海地区的丹土[61]、尧王城[62]等古国或早期国家相较，此时安徽地区的分层社会可能稍显滞后，但视为早期国家的初始状态抑或复杂酋邦[63]，应是符合史实的。这些作为聚落中心、早期国家或酋邦都城的史前城，区分了城垣、城壕内外的不同等级的聚落居民，保卫了城内居住者的安全。
结 语
自殷墟、城子崖发现以来，中国的城市考古已经走过了近90年的历程。伴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各地区、各时代的城市考古工作都取得了斐然成果。龙山时代的安徽地区尤其是皖北地区，正处于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中原龙山文化群与海岱龙山文化的交界地带，这一地区的文化带有复合型文化的特征，在这种文化积淀上兴建的城聚落，既有与山东地区龙山时代的城相似的面貌，也有一定的地方原始性。这些城是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物化载体，它们的出现是资源、环境、文化、经济、社会共同作用的产物，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防御作用，对安徽地区后世的城市有一定的影响。由于安徽地区龙山时代的城址发现尚少，有些“城”的性质、功能的确认，可能还需做大量基础工作。就目前的发现而言，还不足以对区域内部的城聚落进行分区、分期考察，但随着史前考古工作的持续发展，这一地区史前时期的聚落形态、城防体系、社会组织结构等相关问题将日益清晰起来，在条件成熟时或可对此另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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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成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