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本科毕业已经五年了。毕业季不是我过去经历过最大的事件，未来更不会是。但它一直是记忆中最重要的一次变动。因为年少的青涩只有一次，以后不会再有其他事件与它代表着同样的告别，不会再催生出同样的不宁与惘然。仿佛少年时代是一束火焰，如今平淡生活里的热情，最多只抵得过当日灰烬里的余温。
　　五年前的五月，令人抓狂的毕业答辩终于结束，我们可以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和大学告别。组成毕业季的，似乎一直是吃饭：只要一有机会，凑足的人数足够，我们就会去吃饭；整个六月，几乎没有几顿清淡寡味的食堂餐；有些饭点，在食堂吃过以后，接到电话又跑出去再吃一顿。在如今的回忆中，那一个月我们好像始终走在赴餐与回寝室的路上，不饿，也没怎么饱过；吃得不坏，也没有能记住的菜肴。
　　吃饭的发起人是不同的：室友、班干部、其他寝室要好的同学、学弟学妹送行、学生会同僚、社团的朋友、其他院系的私人朋友。然而，每一桌饭的主题都是道别。隔三两天，总有差不多的一群人，便要道一次别。这种频繁道别所积累起的伤感，莫如说是疲惫。像一种闷闷的不太明显的饱胀，因为积累的过程太久，到最后也没有找到爆发的时刻。
　　吃饭常常是在校外，要出校，会经过长长一条梧桐路。刚入校那两年，我们时常在白天的梧桐路上走来走去，为了省一块钱，不舍得坐校车。在这最后几个月里，这条路又被走了许多次，不过往往是在夜里。我们快毕业了，不再忧虑钟点和课程，我们在那条路上能够心无挂碍地高声交谈、自嘲与唱歌，这是四年前或更多年前，年少时憧憬过的象牙塔之声，在离开这座殿堂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奏响。
　　最后一个学期，无人不是忙乱的。读研、工作、毕业论文、学分绩点……不时有事务绊到脚下，需要匆促地解决，但又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做成。同学们离校外出的频率比之前高了很多，相比需要费心筹备的告别会、毕业典礼，吃饭自然是一种最便当的仪式。学校周围的小饭馆早已熟稔我们的消费水平与菜式选择，不需要花多少钱，便能办出鱼肉饕餮的一餐。
　　散伙饭是一顿在酒店开设的、花了很多钱的最后的告别餐。之前我们猜测会吃很久，吃得性情恣肆，掏心挖肺。结果，也许是每个人都在等着别人失态，最终没有一个人真正失态。唯有一个男生，在结束后不停嚷着：“我们班！每个人！都一定会成功！妈的！”声音中气十足，震得人耳朵疼，语气里与其说是励志，莫如说更多是愤怒。可能是愤怒别人喝得不够醉，要自己代表全班的真性情，也可能是成功这两个字确实令他痛苦。有两个男生拽着他，把他按进一辆的士里，向我们说：“我们先带他回去。”他们脸上带着微笑，仿佛蛮享受这项任务，大概护送醉鬼跟别的事不同，更容易显出他们的绅士与成熟。大学后期，每个人最怕的就是自己还不成熟。
　　他们离开后，我们剩下的人就走回去。初夏的武汉是潮热的，大家都穿着短装。一双双年轻的腿在夜色里伸展着，几十人渐渐散开，拉成了细长的蛇。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当中谁会最先结婚，最先买车，最先完全甩掉穷困的少年生活。我架着阿庞，其实他不需要我架，但我有点寂寞，还是紧紧地攥着他的胳膊。我问他：“你很醉吗？”他说：“有一点，还好。”我问：“你刚才是哭毕业吗？”他说：“不是，我是想起了你。”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也没有追问。我心里回荡着一点疑惑：真的能在喝醉之后不顾一切地诉说吗？真的能在他人面前痛哭自己的心结吗？真的能从生活中彻底抽离那么一刻，不带疑虑地注满情感吗？我一直没有问阿庞，也没有问其余认识或不认识的，在毕业季里哭喊拥抱的人。
　　也许我天生就对这种人与人的相处方式是免疫的，也许，我的心并不真正属于这里。大四时，我虽然还是个理科生，但早已退到班级边缘，埋头于文学写作的一点点萌芽。这之前，我当过副班长，当过团支书，还当过校园记者和文工团组长。我害怕自己不能成为一个好学生、好女孩，因而使劲向主流标准靠拢，结果，我全盘失败了。任何强扭的繁荣，最终都会变得尴尬与丑陋。我被班上同学讨厌，也没有拿到奖学金。尽管开始写作以后，我很快恢复了精气神，但那种和集体之间的裂痕，似乎一直存在下去了。
　　大学给我最切肤的教训，就是远离大道理，听从内心的真实。各种浩荡的、大张旗鼓的告别并不能打动我，不过后来，我还是被一些细节击败，感到了真实的痛楚。
　　毕业前夕，每个人都倒腾出整袋整袋的书本纸张。把它们从乱七八糟的柜子里一一检点出来，是个非常难忍的过程。这些东西保留了最容易被忘记的那些细节——自习时胡乱描画的句子，可笑又热诚的学生会记录，考试前熬夜背下的课件，逛街时随手接的宣传广告和大一时一冲动买下的英语报纸。真难想象，我们曾经对大学抱以那么多期望，对上大学的自己抱有那么多憧憬。我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在大学里一定会做许多许多事，即使不做事，也会看很多很多书，成为一个优秀而可爱的人。我记得，当我拥有第一份学生会头衔，赶赴第一场部门会议时，心中是如何暗涌着激动：“我，吴浩然，真正来开会了。”我选了一个厚厚的黑皮笔记本，像我爸用的那种，庄重地摆在面前桌上。就是这样。天真而虚荣。
　　这个黑皮笔记本，最后真的写完了。它记录了我在大学前两年参加的数以百计的会议和活动。而大学后两年，因为变成文艺青年的缘故，我也看了很多书。这样的大学生活理应是圆满了，但是……完全不是那样。跟当初想的，完全不一样。最终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为了优秀，而是因为孤独。我曾虔诚地仰望校园，但校园没有任何回应，我不得不老老实实低下头生活。散落一地的纸张与字迹，无一不在提醒，十八岁时计划的美景，其实都是梦中涂鸦，最终什么也不会留下。
　　旧物打点出来后，我们就拿去学校给毕业生专门开辟的跳蚤市场上卖。有些东西就是当初跳蚤市场上买来的，如今原样不动又摆回摊位上。为了占好点的位置，我们每天都要起早，轮流守摊、打饭，结果也没卖掉多少。但卖东西还是持续了很久，毕竟我们已无事可做。东西清完之前，学校就把我们的板凳收走了（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最先把板凳收走）。没有板凳，生活突然古怪起来，也更随便起来。我们坐在竖起的抽屉或者一捆旧书上，上网，聊天，串门，把一些东西赠给留校读研的同学，看他们的目光如同看留守儿童。那时候，无事可做就是全部的事情。无事可做才能细细享受最后这些校园生活的细节，在它们被全部摧毁之前。
　　离开了校园的我们像飞鸟，开始教科书上的“翱翔”，但若接地气点说，则是有了“飞鸟各投林”的最初体验。网络普及的年代，联系方式从未切断，朋友圈记录着大部分同学的履迹。只是这种“近”，比起刚分别的“远”，反倒凸显了现实不动声色的残酷。老同学保持联系是可能的，但若长久下去，必然逐渐过渡成新朋友，换以新的交道方式。而那些不再有联系、只静静躺在联系列表中的名字，真的成为了永久的丘墟。没有人会一直停留于已经结束的事物，所需的只是时间。
　　只不过生活的洪流席卷大部分事物而去，留下的一些东西，便属于能够在沉默中，悄悄烙印的那部分。
　　（云凡摘自《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