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会忘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东方一声巨响震撼了世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面对大漠戈壁上的擎天云团，一位富有远见的政治家断言，那更像是中国人用能力和志气攥成阿铁拳!人们同样不会忘记，1999年7月15日，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我国又庄严宣告，中国早在80年代就已掌握中子弹的核心技术。这是一个振奋人心，大长中华民族士气的惊世之举!
　　这辉煌的业绩，离不开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这是一支不图索取，只讲奉献，殚精竭虑，耿耿报国的科技队伍。在这只特殊的队伍里，除了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于敏等著名科学家外，还有一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其中一位就是杜祥琬院士。
　　1938年4月生于河南南阳市。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10月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研究生毕业。同年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工作，历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副所长、院科技委副主任、副院长。1987年任国家863计划激光技术主题专家组成员兼秘书长。1991年任国家高技术863计划410主题首席科学家，同年4月，成为强激光主题专家首席科学家。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院士。2002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杜祥琬在开封读高中时，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高考升学时，他的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当时全国大学唯一的天文学系——南京大学天文学系。与此同时，国家挑选两名留学苏联的预备生，杜祥琬以优异的成绩被选中。JE在他服从国家需要，全力以赴学习俄语的时候，由于当时中苏关系趋于紧张等原因，我国派遣留苏学生的事暂停了，他被分配转入北京大学数力系学习。
　　1959年，在当时二机部副部长、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主持下，国家选派30名大学生到苏联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攻读原子能专业，品学兼优的杜祥琬再一次被选中。从此，国家的需要促使他将专注的目光从最宏大辽阔的宇宙移向最细小精微的核物理领域。杜祥琬风趣地说：“大大的宇宙没学成，却学起了小小的原子核。不过原子核与太阳系有很多相似之处。”20多年后，杜祥琬又一次见到钱三强先生，他对钱老说：“您是改变我生活道路的人。”钱老问他：“你后悔吗?”他答道：“不后悔，追随您的事业，我感到很荣幸!”
　　在苏留学期间，杜祥琬和其他中国学生接到大陆使馆转来国内对他们学习的希望，其中提到“要着重学好中子在介质中输运的理论”。当时，杜祥琬并不理解这个指导性意见的意义，只是认为这是国家的需要，就在这方面下功夫学习。直到后来回国投入氢弹的研究工作时，从熟悉波尔兹曼方程的解开始，才对那段话的深刻含义恍然大悟。
　　从天文转到数力，从数力转到核物理，再到后来转向激光。“兴趣服从需要，需要产生兴趣。”杜祥琬感慨地说：“首先是我个人的兴趣服从了国家的需要，同时，在国家需要的学习和研究中，我又对新知识、新领域、新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钻研进去才发现，这些新领域、新课题是那么的富有挑战性。”
　　1964年，杜祥琬从苏联学成回国，被分配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时称“九院”)理论部，从此投身于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在这里，他受到王淦昌、朱光亚、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一批优秀科学家的教诲和指导。他在所承担的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工作方面不断深入，为核武器设计的改进提供了准确可靠的数据信息。在突破氢弹原理阶段，他曾完成多项核武器热试验诊断的理论设计与试验分析。
　　1966年底，杜祥琬和另外两个青年组成的热测试理论组，带头预估的中子和伽玛谱的理论数据赴试验基地参试，获得成功。这是一次氢弹原理试验，是我国掌握氢弹的实际标志。当时的新闻公报里只称为“一次新的核试验”。杜祥琬回忆说：“当时戈壁滩刺骨的寒风和‘文革’阵阵恶浪在大家心中投下的阴影，都挡不住试验成功带来的激动和喜悦。”
　　杜祥琬和同事们在1992年出版的《核试验诊断理论》一书的扉页上饱含深情地写道：“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在草原、山沟、戈壁滩上和计算机旁为我国核试验的成功献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人们!”后来有人评价这批当年参与核研究和实验的科学家时说：“他们心中只装着国家和民族，唯独没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