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历生1934年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北京女三中是孙历生一生中停留最久的地方，她的初中、高中都在这所学校度过，高中毕业后留校，担任初中部的政治教员。
　　1952年，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于光远前往北京女三中宣传讲话时，“一眼就喜欢上了妈妈的大眼睛”，于光远和孙历生的女儿于小红说。
　　于光远比孙历生大19岁，加上身份悬殊，他们的爱情最初受到了孙历生父母的强烈反对，但最终他们还是结婚了。
　　1957年，孙历生响应“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的号召，说了几句上级领导的“坏话”，例如“陆定一这人有点粗暴”，在12月被打为“右派分子”。为此，于光远还曾写信申诉，但于事无补。甚至连他自己都遇到了麻烦，被不断“补课”。
　　孙历生在劳教间隙，偶尔还能回一趟家。“爸爸当时还没有真正倒霉，两个人还能在一起，给我们照照相。”于小红说。
　　1958年春，孙历生再次怀孕。而于光远则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组织压力：他被要求与妻子离婚，不许再见面。
　　于小红说，父亲刚开始时对此很抵触。因为不放心妻子，他曾骑着自行车到百里外的农场给孙历生送营养品，结果被举报“不与右派妻子离婚，瞒着组织相会”。之后，相关部门针对于光远开了多次组织生活会，告诉他“干部离婚则可挽救”。
　　孙历生和于光远的婚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走向了终点。“家人议论后由妈妈提出离婚。”离婚时，于小蓓还没有出世，于小红和妹妹于小康判给了女方抚养。
　　于小红透露，父亲曾明确向她表示：“绝对的，百分之百的，是政治原因。”
　　1960年，孙历生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段婚姻。丈夫叫聂宝珣，是一名中学教师，同样是一名“右派”，两人在劳改中结识。1962年秋天，于光远也组建了新的家庭。对于父母的先后再婚，于小红表示理解。她说，在当时的情况下，“重新复合是不可能的”。
　　1966年夏，为迎接从全国各地跑到北京的串联学生，于小红的姥姥决定蒸一些菜肉包子给前来串联的学生吃。没想到姥姥的好心却为她埋下了祸根。一些学生吃完饭后开始找碴儿，认定孙家是地主、资本家。他们在一番搜索后，找出了一张房契，说是“变天账”。接下来便是批斗。
　　这是于小红记忆中最为艰难的一段岁月。姥姥此后卧床不起，姥爷被关牛棚，小姨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母亲一次次被拉出来批斗。刚上初中的于小红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照顾一家人的生活，每天往返各地传递亲人的消息。
　　1968年，女三中革委会来人通知孙历生的死讯时，于小红和于小康不在家，9岁的于小蓓一个人拿着小铲子在院子里挖土。
　　孙历生之死一直是个谜。北京女三中革委会说她是在一个废弃的厕所里“上吊”死的，但孙历生的亲属们并不认可她会自杀。
　　于光远后来告诉于小红，在孙历生离世前几个星期，两人见过一次面。于光远担心“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孙历生再次受到批斗，却没想到会是永别。那一天，于光远买了几个包子，孙历生买了两个冰棍，两人在小胡同里转了半个多小时。于小红说，父亲是流着眼泪跟她讲这件事的。
　　“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在一次访问中，听到了孙历生其人其事。讲述者曾经是北京女三中的学生，上过孙历生的课。她回忆说，孙历生是一个很漂亮的女性，王蒙小说《蝴蝶》中的海云一角就是以孙历生为原型的。
　　《蝴蝶》是20世纪80年代“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中，海云是一所教会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单纯热情的她爱上了比自己大13岁的共产党高干张思远，然后不顾家里人的激烈反对毅然嫁给了他。1957年海云因言论被划为“右派”，之后和张思远离婚。张思远离婚后，很快再婚。1966年，海云在“文革”中自杀，张思远亦在残酷斗争中失势，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官复原职。
　　这段故事与于光远、孙历生的故事几乎一致。1969年，于光远被下放至宁夏五七干校，1972年回到北京。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向中央提出建立一个新机构——政治研究室，由国务院直接领导，于光远成为负责人之一。获得正式任命那天，于光远正好年满60岁。
　　孙历生的墓碑由红色花岗石做成，上面刻着一只蝴蝶。“之所以刻了一只蝴蝶，是因为除了我们不会有别人陪伴她。继父为了小妹妹有人照顾，数年后也另娶了。”于小红说，“我们觉得蝴蝶的生命美丽而短暂，妈妈也正如此。”
　　于小红说：“我有时觉得爸爸对不起妈妈，但又常常觉得他实际很可怜，被迫和自己心爱的人分了手，自己的女儿（他与孙历生离婚后出生的于小蓓）不能公开承认。”她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于光远80多岁时患脑血栓后，曾几次悄悄向于小红问起孙历生的生日，他说自己想不起来了。
　　（摘自2013年第33期《博客天下》卜昌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