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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围城》研究的热点之一是对方鸿渐悲剧根源的探究。本文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对其文化身份进行分析，指出：除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因，方鸿渐的悲剧根源还在于他困于中国传统文人的身份，怯于冲破封建文化的束缚，对西方文化和现代思想习而不得，以至于过时、落伍，不容于世。
关键词：方鸿渐 留学生 文化身份 中国传统文化
关于《围城》的研究汗牛充栋，书中主人公方鸿渐的悲剧及其根源是研究热点之一。其中有些是围绕其婚姻、感情展开探讨，有些是针对其知识分子、文人身份进行评论，有些是聚焦于其性格、人格，有些是溯源于其社会、文化环境。本文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关注方鸿渐的留学生文化身份在其悲剧中产生的影响。
一、身份认同的相关理论
身份认同（identity）的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具体来讲，在文化研究角度中身份认同可以指包括语言、宗教、教育、地位等文化因素的个人特征，也可以指作为社会文化整体的身份特征：地域语言、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等。身份认同可以分为四类，即个体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社会认同。加上“文化”二字后，“文化身份认同”有时也称为文化身份或文化认同。同样，文化身份可以指个体或群体，如：“文化身份是个体或群体认同自己文化的程度，在特定的时空关系中，确定自己民族归属感的内在心理尺度。”“文化身份向你所属的群体及外部群体表明‘我是谁’‘我们是谁’，并通过个体成员或群体成员的言行、思想表现出来。”
不过，也有人更强调该概念的“个体成员”属性，如：“文化身份向世界表明‘我（我们）是谁’，并通过个体归属将某个社会群体成员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体现出来。” Claire Kramsch的文化身份这样定义：“按照墨守成规的说法，文化身份就是把自己划归为属于某种特定文化的成员。”
本文探讨的是方鸿渐个人，因此主要关注的是其“个体成员属性”。另外，因为他是留学生，似乎其“文化身份”前又可加一“跨”字。付永刚和Kim都对跨文化身份及其含义进行过描述，但正如刘明指出的，此类对“跨文化”的讨论更适合身处海外的留学生，而非《围城》中所说的已归国的“留学生”（英语为returned students，在当代官方称为“留学归国人员”，民间则简称为“海归”）。因此，刘明用与反向文化冲击有关的身份认同理论分析了方鸿渐、赵辛楣受挫的原因：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流行的是“中西方对接错位造成的病态的‘中国现代文化’，所认同的文化身份是当时扭曲的社会文化环境所造就的畸形身份”。二人对此种“主流文化”不认同、不肯定，因此成为书中的正面人物，却同时是失败者。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序中说他是“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方鸿渐和赵辛楣二人自然属于这部分社会和人物（以留学生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但如上所述，他们并不是这一人群的典型代表，而是一种对照、一种视角。当然，方赵二人，特别是方鸿渐是书中绝对的主角，关于他人生悲剧的根源，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对当时社会文化、特定群体身份认同的批判来展开探究，也能从对其本人个体文化身份的分析中找寻答案。
二、方鸿渐的中国传统之根
从家庭出身来看，方鸿渐生于举人之家，长在书香门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小时候读的是《三国演义》等“儿童读物”，国文“在中学会考考过第二”，他成长的民风环境则是：“铁的硬、豆腐的淡而无味，轿子的容量狭小，还加上泥土气。”“我是谁”对这时的他不成问题：他就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或者说是传统中国文人，虽然他只上过中学。
方鸿渐的北平求学之旅似乎开启了他走入现代社会生活、接触新文化的大门。他对“一对对谈情说爱”的羡慕可以说是其情感认同“延伸到其他文化”。可惜，这一延伸出墙的细藤嫩枝“难逃老夫洞鉴”，被父亲的一封快信恰似一把快刀斩断了，一同斩断的还有他发展新的文化身份的可能性。乡绅父亲作为园丁，坚定地履行了修剪儿子文化身份中“杂枝乱叶”的职责，令其言行规矩，“不敢妄想”。
未婚妻的突然病逝不仅让他意外地摆脱了封建包办婚姻，更戏剧性地获得了出国留学的机会。但是这机会绝非是他主动争取的，也不是他选择的，甚至这机会的起由那一封慰唁长信都是奉父亲之命而写的。我们可以认为，至此他仍然是受困于中国传统文化身份。而且，这机会随后带来的文化身份变化也十分有限，在欧洲期间，他“心得全无”，并未真正习得西方文化的精華。
归国后的两年里，方鸿渐在点金银行、三闾大学、华美新闻的工作经历中，从与鲍、苏、唐、孙等人的感情纠葛中，收获的除了失恋、失业、失意、失败，就是对其“全无用处”“本领没有”的无情评价，而妻子的一句话更可谓是对他这“无用之人”的一锤定音的结论、对其“无用”根源的一针见血的解析：“你和你父亲的头脑都是几千年前的古董，亏你还是个留学生。”正如小说结尾处的“时间落伍的计时机”以及老头子卖的“这个年头没人过问”的玩具，方鸿渐的传统文人的文化身份也“过时”了。需要指出的是，方鸿渐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过时”，“这个年头没人过问”正是他自己说自己的话，他对举人父亲的教导固然早就不以为然，甚至“对（封建家庭）家里的人都起了憎恨”，但他骨里之“旧”依旧，文化身份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在整部小说里，方鸿渐缺乏竞争进取的精神，显现软弱无能的品格，在恋爱婚姻中毫无主见、随波逐流，在学业事业上更是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正如张韵婷和满建指出的，他的这些性格特点和行为表现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根溯源，包括孔子的“和”、墨子的“同”、老子的“无为”等。
当然，我们不能一味谴责方鸿渐，他不容于世，人有错，世更有错。在当时扭曲的社会文化中，其文化身份中有一些中国传统文人引以为荣的美德特质，却得不到认同和肯定。方鸿渐的善良、正直正符合孟子概括的“四端”。比如：他在流落街头之际还同情卖玩具的孤苦老人，给他两张钞票；他怜悯苏小姐，想“让苏小姐的爱情好好的无疾而终”，这正是“恻隐之心”。在读到《沪报》上关于“方博士归国”的新闻时，方鸿渐羞愤得“夹耳根、连脖子、经背脊红下去直到脚跟”显示了“羞恶之心”。在前往三闾大学途中，主动睡“不吉利”的门板，雨中泥地里打手电给大家照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算得上“辞让之心”。而他绝不在履历中开“克莱登博士”的学历，并且为“一点点气节”而辞去报馆的工作，则是“是非之心”。讽刺的是，以上正当举动带来的却是厄运。两次“恻隐之心”落得个钱包被扒手偷走和自己被唐小姐甩掉；“羞恶之心”让他不能像韩学愈这样的骗子一样“泰然无事”稳居教职，自己不仅教授做不得，连副教授的饭碗也遭暗算被端掉；对李梅亭等的“辞让之心”换来的是李对其“狞笑”加“阴险地笑”；“是非之心”则让其在职场和婚姻中都头破血流。正是当时病态的社会文化造成了他这样畸形的遭遇。如果说我们前文评论方鸿渐“过时”是怒其不争，这里说他“不合时宜”则完全是哀其不幸、是同情、是鸣不平。 三、方鸿渐的西方文化熏陶
抛开深层次的思想不说，方鸿渐毕竟是通晓西语，生活方式、行为举止方面已是较为西化的青年人。他在做《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演讲时，我行我素，个性张扬，不顾国情，出尽“洋相”，部分可以“归功”于他几年留学期间接受的西方文化熏陶。
这种熏陶的成果还包括：与爱尔兰骗子斗智斗勇，取得了“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约以来唯一的胜利”，就是采取了西方商人的策略；与已有未婚夫的鲍小姐的风流韵事，以及他对此自我安慰时关于权利义务、爱情性欲等的“巧妙词句和精密计算”当然也都是源于西方“学问”；尽管自己经济不宽裕，却仍被陈列的獭绒西装外套“撩得心动”，分明就是受西方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影响；尽管对张吉民一家和其朋友十分厌恶，却通过与其打牌赢钱来买外套，则称得上是西方的实用主义。
然而，如前文所说，方鸿渐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西方的了解是不深入、不全面的。他在欧洲留学时“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在这种浑浑噩噩的精神状态中，他根本无法真正接近西方文化的核心，感悟西方文化的精髓，只学到了皮相，有了一些感觉，内在并无改变。
四、方鸿渐的中西文化沖突
许多研究者因此认为作为归国留学生的方鸿渐身上有着复杂、矛盾、分裂的特质：有着对封建文化和封建秩序的绝望，也有着古老社会和传统精神的沿袭，有着20世纪文明的影响，也有着对西洋文化的鄙夷。他的某些生活方式很“新”，骨子里却又很“旧”，更有人把他称作“文化的怪胎”、中西文化间的混血儿，“无法认同身份的人，认同焦灼的人”。这种矛盾使方鸿渐成为多余的人、边缘的人、过时的人，最终导致其“无用之人”的悲剧人生。
方鸿渐不容于世，既有中国彼时中西文化错位结合、社会畸形发展的过错，也应归咎于他自身的文化身份：困于传统文化的围城、怯于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落后于社会和时代发展、流连于西方文化肤浅的表层、止步于现代思想精华的内核。在批判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大前提下，钱钟书先生通过方鸿渐表达了对留学生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鞭策和期待：超越苛求环境和归咎社会、倡导严于律己和自强不息，用方翁老先生在《围城》中曾引用的论语语录来说，要“君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 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7（2）.
[3] Gilbert，P.Cultur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Ethic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0.
[4] 韩海燕.中国语境下EFL学习者文化身份焦虑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
[5] 宁淑梅.浅析知识女性的文化身份——以《围城》为例[J].文教资料，2015（22）.
[6] 李丹洁.跨文化身份认同理论研究[J].学园，2015（10）.
[7] Claire Kramsch. Language and Culture[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2000：126.
[8] 付永钢.论我国留学生的爱国情怀——基于跨文化身份自我认同理论的分析[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
[9] Kim，Y.Y.Beyond Cultural Identity[J].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1994 IV（1）.
[10] 刘明.《围城》对留学生身份认同的文化批判[J].文学教育，2016（8）.
[11] 张韵婷.试论《围城》中的弱质知识分子形象[J].广东社会科学，2002（6）.
[12] 满建.论方鸿渐形象的文化心理[J].宿州学院学报，2007（6）.
[13] 谢延秀.围城：融会贯通的文化视点[J].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综合版），2004（1）.
[14] 张清华.启蒙神话的坍塌和殖民文化的反讽——《围城》主题与文化策略新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4）.
[15] 郭志刚.论《围城》[J].文艺评论丛刊，1983（17）.
关键词：方鸿渐 留学生 文化身份 中国传统文化
关于《围城》的研究汗牛充栋，书中主人公方鸿渐的悲剧及其根源是研究热点之一。其中有些是围绕其婚姻、感情展开探讨，有些是针对其知识分子、文人身份进行评论，有些是聚焦于其性格、人格，有些是溯源于其社会、文化环境。本文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关注方鸿渐的留学生文化身份在其悲剧中产生的影响。
一、身份认同的相关理论
身份认同（identity）的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具体来讲，在文化研究角度中身份认同可以指包括语言、宗教、教育、地位等文化因素的个人特征，也可以指作为社会文化整体的身份特征：地域语言、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等。身份认同可以分为四类，即个体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社会认同。加上“文化”二字后，“文化身份认同”有时也称为文化身份或文化认同。同样，文化身份可以指个体或群体，如：“文化身份是个体或群体认同自己文化的程度，在特定的时空关系中，确定自己民族归属感的内在心理尺度。”“文化身份向你所属的群体及外部群体表明‘我是谁’‘我们是谁’，并通过个体成员或群体成员的言行、思想表现出来。”
不过，也有人更强调该概念的“个体成员”属性，如：“文化身份向世界表明‘我（我们）是谁’，并通过个体归属将某个社会群体成员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体现出来。” Claire Kramsch的文化身份这样定义：“按照墨守成规的说法，文化身份就是把自己划归为属于某种特定文化的成员。”
本文探讨的是方鸿渐个人，因此主要关注的是其“个体成员属性”。另外，因为他是留学生，似乎其“文化身份”前又可加一“跨”字。付永刚和Kim都对跨文化身份及其含义进行过描述，但正如刘明指出的，此类对“跨文化”的讨论更适合身处海外的留学生，而非《围城》中所说的已归国的“留学生”（英语为returned students，在当代官方称为“留学归国人员”，民间则简称为“海归”）。因此，刘明用与反向文化冲击有关的身份认同理论分析了方鸿渐、赵辛楣受挫的原因：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流行的是“中西方对接错位造成的病态的‘中国现代文化’，所认同的文化身份是当时扭曲的社会文化环境所造就的畸形身份”。二人对此种“主流文化”不认同、不肯定，因此成为书中的正面人物，却同时是失败者。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序中说他是“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方鸿渐和赵辛楣二人自然属于这部分社会和人物（以留学生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但如上所述，他们并不是这一人群的典型代表，而是一种对照、一种视角。当然，方赵二人，特别是方鸿渐是书中绝对的主角，关于他人生悲剧的根源，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对当时社会文化、特定群体身份认同的批判来展开探究，也能从对其本人个体文化身份的分析中找寻答案。
二、方鸿渐的中国传统之根
从家庭出身来看，方鸿渐生于举人之家，长在书香门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小时候读的是《三国演义》等“儿童读物”，国文“在中学会考考过第二”，他成长的民风环境则是：“铁的硬、豆腐的淡而无味，轿子的容量狭小，还加上泥土气。”“我是谁”对这时的他不成问题：他就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或者说是传统中国文人，虽然他只上过中学。
方鸿渐的北平求学之旅似乎开启了他走入现代社会生活、接触新文化的大门。他对“一对对谈情说爱”的羡慕可以说是其情感认同“延伸到其他文化”。可惜，这一延伸出墙的细藤嫩枝“难逃老夫洞鉴”，被父亲的一封快信恰似一把快刀斩断了，一同斩断的还有他发展新的文化身份的可能性。乡绅父亲作为园丁，坚定地履行了修剪儿子文化身份中“杂枝乱叶”的职责，令其言行规矩，“不敢妄想”。
未婚妻的突然病逝不仅让他意外地摆脱了封建包办婚姻，更戏剧性地获得了出国留学的机会。但是这机会绝非是他主动争取的，也不是他选择的，甚至这机会的起由那一封慰唁长信都是奉父亲之命而写的。我们可以认为，至此他仍然是受困于中国传统文化身份。而且，这机会随后带来的文化身份变化也十分有限，在欧洲期间，他“心得全无”，并未真正习得西方文化的精華。
归国后的两年里，方鸿渐在点金银行、三闾大学、华美新闻的工作经历中，从与鲍、苏、唐、孙等人的感情纠葛中，收获的除了失恋、失业、失意、失败，就是对其“全无用处”“本领没有”的无情评价，而妻子的一句话更可谓是对他这“无用之人”的一锤定音的结论、对其“无用”根源的一针见血的解析：“你和你父亲的头脑都是几千年前的古董，亏你还是个留学生。”正如小说结尾处的“时间落伍的计时机”以及老头子卖的“这个年头没人过问”的玩具，方鸿渐的传统文人的文化身份也“过时”了。需要指出的是，方鸿渐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过时”，“这个年头没人过问”正是他自己说自己的话，他对举人父亲的教导固然早就不以为然，甚至“对（封建家庭）家里的人都起了憎恨”，但他骨里之“旧”依旧，文化身份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在整部小说里，方鸿渐缺乏竞争进取的精神，显现软弱无能的品格，在恋爱婚姻中毫无主见、随波逐流，在学业事业上更是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正如张韵婷和满建指出的，他的这些性格特点和行为表现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根溯源，包括孔子的“和”、墨子的“同”、老子的“无为”等。
当然，我们不能一味谴责方鸿渐，他不容于世，人有错，世更有错。在当时扭曲的社会文化中，其文化身份中有一些中国传统文人引以为荣的美德特质，却得不到认同和肯定。方鸿渐的善良、正直正符合孟子概括的“四端”。比如：他在流落街头之际还同情卖玩具的孤苦老人，给他两张钞票；他怜悯苏小姐，想“让苏小姐的爱情好好的无疾而终”，这正是“恻隐之心”。在读到《沪报》上关于“方博士归国”的新闻时，方鸿渐羞愤得“夹耳根、连脖子、经背脊红下去直到脚跟”显示了“羞恶之心”。在前往三闾大学途中，主动睡“不吉利”的门板，雨中泥地里打手电给大家照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算得上“辞让之心”。而他绝不在履历中开“克莱登博士”的学历，并且为“一点点气节”而辞去报馆的工作，则是“是非之心”。讽刺的是，以上正当举动带来的却是厄运。两次“恻隐之心”落得个钱包被扒手偷走和自己被唐小姐甩掉；“羞恶之心”让他不能像韩学愈这样的骗子一样“泰然无事”稳居教职，自己不仅教授做不得，连副教授的饭碗也遭暗算被端掉；对李梅亭等的“辞让之心”换来的是李对其“狞笑”加“阴险地笑”；“是非之心”则让其在职场和婚姻中都头破血流。正是当时病态的社会文化造成了他这样畸形的遭遇。如果说我们前文评论方鸿渐“过时”是怒其不争，这里说他“不合时宜”则完全是哀其不幸、是同情、是鸣不平。 三、方鸿渐的西方文化熏陶
抛开深层次的思想不说，方鸿渐毕竟是通晓西语，生活方式、行为举止方面已是较为西化的青年人。他在做《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演讲时，我行我素，个性张扬，不顾国情，出尽“洋相”，部分可以“归功”于他几年留学期间接受的西方文化熏陶。
这种熏陶的成果还包括：与爱尔兰骗子斗智斗勇，取得了“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约以来唯一的胜利”，就是采取了西方商人的策略；与已有未婚夫的鲍小姐的风流韵事，以及他对此自我安慰时关于权利义务、爱情性欲等的“巧妙词句和精密计算”当然也都是源于西方“学问”；尽管自己经济不宽裕，却仍被陈列的獭绒西装外套“撩得心动”，分明就是受西方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影响；尽管对张吉民一家和其朋友十分厌恶，却通过与其打牌赢钱来买外套，则称得上是西方的实用主义。
然而，如前文所说，方鸿渐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西方的了解是不深入、不全面的。他在欧洲留学时“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在这种浑浑噩噩的精神状态中，他根本无法真正接近西方文化的核心，感悟西方文化的精髓，只学到了皮相，有了一些感觉，内在并无改变。
四、方鸿渐的中西文化沖突
许多研究者因此认为作为归国留学生的方鸿渐身上有着复杂、矛盾、分裂的特质：有着对封建文化和封建秩序的绝望，也有着古老社会和传统精神的沿袭，有着20世纪文明的影响，也有着对西洋文化的鄙夷。他的某些生活方式很“新”，骨子里却又很“旧”，更有人把他称作“文化的怪胎”、中西文化间的混血儿，“无法认同身份的人，认同焦灼的人”。这种矛盾使方鸿渐成为多余的人、边缘的人、过时的人，最终导致其“无用之人”的悲剧人生。
方鸿渐不容于世，既有中国彼时中西文化错位结合、社会畸形发展的过错，也应归咎于他自身的文化身份：困于传统文化的围城、怯于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落后于社会和时代发展、流连于西方文化肤浅的表层、止步于现代思想精华的内核。在批判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大前提下，钱钟书先生通过方鸿渐表达了对留学生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鞭策和期待：超越苛求环境和归咎社会、倡导严于律己和自强不息，用方翁老先生在《围城》中曾引用的论语语录来说，要“君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 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7（2）.
[3] Gilbert，P.Cultur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Ethic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0.
[4] 韩海燕.中国语境下EFL学习者文化身份焦虑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
[5] 宁淑梅.浅析知识女性的文化身份——以《围城》为例[J].文教资料，2015（22）.
[6] 李丹洁.跨文化身份认同理论研究[J].学园，2015（10）.
[7] Claire Kramsch. Language and Culture[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2000：126.
[8] 付永钢.论我国留学生的爱国情怀——基于跨文化身份自我认同理论的分析[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
[9] Kim，Y.Y.Beyond Cultural Identity[J].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1994 IV（1）.
[10] 刘明.《围城》对留学生身份认同的文化批判[J].文学教育，2016（8）.
[11] 张韵婷.试论《围城》中的弱质知识分子形象[J].广东社会科学，2002（6）.
[12] 满建.论方鸿渐形象的文化心理[J].宿州学院学报，2007（6）.
[13] 谢延秀.围城：融会贯通的文化视点[J].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综合版），2004（1）.
[14] 张清华.启蒙神话的坍塌和殖民文化的反讽——《围城》主题与文化策略新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4）.
[15] 郭志刚.论《围城》[J].文艺评论丛刊，198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