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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是马克思立足于时代对人类生态活动的历史建构，是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把握方式，它具有丰富的历史维度和人类维度。在马克思那里，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在本体论上是一种现实的劳动关系，在认识论上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体关系，在方法论上是一种社会有机体的全面生产范式，在价值论上是一种作为社会共同体新形式存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生态哲学;社会全面生产;社会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6-0109-08
当生态问题成为马克思所处时代的重大症候，当应对生态矛盾需要做出全面彻底的变化，思辨哲学体系自然也随着这种变化，从内部到外部如此触及和影响生态现实世界。马克思认为哲学作为特定时代的精神精华，它是对它自己所处时代的一种把握方式，这种把握是从实践到精神的双重把握：一方面，哲学通过概念理念从思维内部把握时代的精华，时代以观念的形式呈现在人的思维精神运动之中;另一方面，哲学又以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双向形式作用和反作用于现实，批判的武器使哲学成为现实的指导，武器的批判又使哲学成为更高层次的时代的精神精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①也就是说，马克思将“生态”纳入哲学视域、立足“生态哲学”思维高度给予追问和考量，无疑就是马克思对该时代精神的哲学把握方式。要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并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生态哲学的时代原点上，彰显马克思生态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维度，发挥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猫头鹰”“雄鸡”“啄木鸟”功能，进而为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自觉和现实旨趣提供逻辑进路。
一、生态本体论：现实的劳动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所谓生态哲学就是一种将生态纳入哲学视域来审视并对人与自然关系这个生态的核心问题进行哲学把握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是生态哲学的本体论存在，没有这个本体论存在，生态哲学就失去了把握的对象和价值取向。由于致力于清除德意志意识形态迷雾和指导并领导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需要，马克思并没有把构建生态哲学当作自己的毕生使命，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从早年的哲学批判到晚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原初出发点，只是这个出发点是放在社会历史领域和既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来思考的，而不是孤立思考的一个纯粹自然问题，更不是一个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也就是说，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给予了人类历史层面的关注和审视，正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考察中，马克思发现了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也发现了人类的自然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差别，进而从人的对象化活动中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异化劳动现象，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提升到人类社会历史层面来关切，最终证明整个人类社会生产无非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资产阶级视为人类永恒存在的经济范畴无非是人类社会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的一个暂时现象。从这个意义上看，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不仅构成了马克思把生态作为考察人类社会生产的一个前提条件，而且也是马克思对生态问题进行哲学把握的一个本体论存在。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给予本体论理解的一个典型样本。在马克思对世界的哲学把握方式中，“本质”是一个必然环节，但是在马克思那里，“本质”不是一个思辨理性，而是一个现实关系。从语义学上看，“本质（Wesen）”的核心指谓即是“根据（Grund）”，人的本质也就是人的存在关系或根据。也就是说，当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理解为“自然”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自然是人的存在的本质或根据，自然对人具有客观优先性和客观实在性，自然界提供了人之为人的全部生命活动来源，“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②。工人如何进行具体劳动、如何生产出自己的产品，都离不开物质的、客观实在的自然界，这充分体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生态本体论思想。
根据这一路径，马克思进一步沉到“历史具体”的深处找寻“现实的个人”的本质，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本体论寓于融唯物论与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理论场域里。马克思认为人作为社会关系的存在物，总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关系，即一方面，人把自身之外的自然界作为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确证，没有自身之外的对象性存在物，人本身就无法确证自己的对象性存在本质;另一方面，人本身又是除自身、自身对象性存在物之外的第三存在物的对象，也就是人本身又是别人的对象性存在物，人在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同时又成为别人这个第三者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确证。如果我们都不是别人的对象性存在物，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存在物，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不存在的，连理念、概念都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也是对象化的存在物。为此，马克思指出：“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③在马克思看来，人必须依靠自然的对象性存在物来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而这恰好又是人把自己的本质力量通过工业等生产实践活动公开地投射在自然界中，一旦自然界经过人类的生产实践的改造，原始的自然存在就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复归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属人的存在，这样“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④。正如马克思所讲的：“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⑤自然被人化和人被自然化，是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为双向构建和双向生成过程的具体回答。
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本质上就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这是统一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精准融通点，也是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最突出的本体论建树。马克思“熟悉地使用了唯物主义运动的代表人摩莱肖特的‘物质变换’概念”⑥，并“把它抬高到‘本体论的’地位”⑦。那么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呢？马克思给出了创造性的见解，即劳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⑧马克思以“物质变换”概念为主要范畴，对劳动性质的基本规定、劳动过程的基本把握、劳动目的的内在设定进行了理论分析。就劳动的目的性而言，也是以“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来设定的。马克思认为，首先，劳动是条件，人类必然要占有一定的自然资源才能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其次，劳动是一般条件，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是基础和前提;最后，劳动是永恒的自然条件，是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永续性的自然必然性存在，植根于“物质变换”这一概念对劳动的理解，物质变换的永恒性就意味着劳动的永恒性。但是，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劳动根本不是人类近代以来那种直观机械的理解，这种理解把人的劳动仅仅当作“自然—人”的人化过程。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从生命体来看，人的劳动过程就是生命体的新陈代谢过程，或者是能量交换过程。即一方面，人的劳动完成对外部对象性存在物的同化，把外部对象性存在纳入人的意识和劳动对象，成为人的活动范畴;另一方面，人的劳动又把这个已经属于自身的外部对象性存在物按照自己的有意识的目的活动加以改造，使之按照人的目的去对象化存在，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前者是同化的过程，后者是异化的过程，当然这里的同化和异化并不是两种劳动过程，更不是两种异质的劳动存在，而是同一个劳动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只有同化和异化同一的劳动才是属人的劳动，这是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实质所在。显然，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既包括自然向人的同化过程，更包括人向自然的异化过程。可以说，马克思生态本体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把“劳动过程嵌入伟大的自然联系之中”⑨，劳动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基石。 这样，马克思将劳动过程理解为人类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人的劳动在哲学层面不言而喻地获得了“生态”的意义，具有人类与他们周围的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的意义。马克思曾批评阿·瓦格纳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为理论关系的错误，认为“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⑩，而是处在一种以活动为基础的对象性的实践关系中。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一部自然被人化和人被自然化的历史就是一部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无论是囿于唯心主义藩篱的黑格尔，还是困于半截子唯物主义根本缺陷的费尔巴哈，都没有找到打开这本书的正确方式。然而，马克思借用“劳动实践”这把钥匙不仅打开了这本书，而且将人与自然关系的“全景样貌”完整地呈现了出来。诚然，由于马克思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引入了“劳动”这一范畴，才使马克思的生态本体论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和思维模式，在本质上真正成为当代境遇中的生态本体论，离开劳动，就无法从根本上理解和把握生态活动与生态哲学。
马克思根据建立在劳动基石上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辩证关系的科学理解，旨在达到人类与自然界的双向生成和双向构建，这是马克思生态本体论的显性逻辑视角。因此，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生态本体论是一种关系论，认为现实世界的存在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存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围绕这一关系展开的;生态本体论又是一种过程论，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实践中的动态变化性，会呈现出不同的内容以及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一观点体现出马克思生态本体论的社会历史性立场;生态本体论又是一种整体论，马克思不仅从人的角度考察社会历史，而且从自然的视角研究自然现象及其规律，以整体论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突出系统整体对事物性质和存在状态的决定作用。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回答是马克思生态本体论的核心问题，也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根本性问题，决定着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以何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去主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优化生态环境的问题，决定着人的文明程度、社会文明程度与生态文明是否具有一致性和吻合性的问题。因此，当面对生态活动、生态问题与生态矛盾时，首先要追问生态哲学的本体之维——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论述，体现了对我国生態活动、生态发展、生态问题之本质的哲学反思和追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而实现循环的自然链条。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B11
二、生态认识论：和谐共生的主体关系
生态哲学的认识论既是阐释生态主体与生态客体关系的理论，也是对人类实践活动进行理性反思的理论。生态认识系统包括生态主体，即有目的有意识进行生态认识和生态实践的人，而生态客体则是自然界。在认识和实践过程中，生态主体与生态客体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生态主体依赖生态客体并且在生态客体的制约下积极地改变着生态客体;另一方面，生态主体的认识和实践也要受到生态客体的制约，生态主体要在遵循生态客体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从事认识和实践活动。马克思的生态认识论在生态学基础上肯定自然界其他生命也具有适应环境求得生存的能力和智慧，因此其生态主体的视域里不仅仅是人，还包括自然界其他生命，人与自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马克思的生态认识论主要是从人在认识和实践活动过程中所体现的能动性和受动性关系出发，从而构建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认识关系和实践关系的。在马克思看来，人“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B12;而人又作为需要确证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B13。马克思揭示了人作为能动的存在物和受动的存在物所具有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双重属性，故而在人的劳动与自然发生作用时，应该充分认识自然界的先在性，自觉地遵循自然规律，按照人与自然共生共济的原则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充分认识到人类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中的生态价值意蕴。马克思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B14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也是马克思生态哲学认识论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劳动基石决定了他的生态认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来建构的。因此，从实践的角度阐释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生态主体与生态客体的辩证统一关系，是马克思生态认识论的逻辑起点。
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马克思对其所处的肆意掠夺和索取自然的时代发出了最响亮、最实际的呼声，对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逻辑反生态的本性所引发的生态矛盾和社会矛盾进行了最尖锐、最深刻的社会批判和生态批判，揭示了自然界遭受的破坏和人本身所遭遇的不幸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发达物质文明背后的悲惨世界这一现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就是马克思从生态认识论层面揭示生态问题、社会问题的典型文本，可谓是马克思生态认识论的逻辑展开。
马克思沿着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逻辑批判的思维路径，揭示了资本主义通过野蛮发展方式征服自然和剥夺工人剩余价值获取超额利润的病态境况。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唯一本能就是让劳动力成为商品，靠所支出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贪婪地掠夺最大程度的剩余劳动，无限制地创造剩余价值，而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B15。这种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的“灵魂魔力”，编织了一张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网。这种异化现象造成了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马克思把这种劳动本质的扭曲称为异化劳动，这种“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B16。异化劳动的这种关系之所以达到自己的顶点，是因为这种劳动对劳动者来说在根本上是“异己的社会组合”，同劳动者的产品、劳动者的需要、劳动者的劳动使命都没有直接的关系。在外化的私有财产的粗陋形式中，当劳动者劳动的唯一目的仅仅是生活来源的直接获取时，这种劳动的意义和个人存在本身的实现已经成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的，只在自己的对立物的异化形式中获得存在。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异化劳动的根源，他把阶级对立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的逻辑，“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B17。 首先是资本的逻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资本剥削导致自然资源的枯竭与破坏，比如煤炭储量的耗费、森林的破坏、土地肥力的下降等。马克思认为，所谓资本主义农业带来的任何进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将技术整合于社会生产过程的进步，但更是对“土地和工人”进行双重掠夺的技巧的进步。其次是资本的逻辑对劳动者的伤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劳动性质和劳动过程发生了畸变，不但没有通过劳动对自身的本质力量进行确证，而且沦落为一种创造利润的来源和直接“谋生的劳动”。这种“谋生的劳动”不仅包含着对劳动主体和劳动对象的异化，而且不得不服从的社会需要对劳动者来说是一种完全异己的、同自己固有本质相排斥的强制，在现实的行动中并没有确证自己“活动的目的”，而只获得了“手段或工具的意义”，直至变成一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畸形的人而成为“高度抽象的存在物”。马克思具体揭示了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不断恶化，始终“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B18。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机制上，富人越来越奢侈浪费，最勤劳的工人阶层却越来越赤贫。随着过量堆积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庞大，灾祸越来越严重，同一个狭窄空间里聚集的工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非人性的居住环境使工人像野兽一样不顾任何体面龌龊地混杂在一起，资本主义积累的对抗性质表现得如此明显。马克思曾这样注释：“任何情况都不像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这样露骨这样无耻地使人权成为产权的牺牲品。”B19这种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逻辑，势必任意地破坏自然环境和浪费自然资源，不仅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生态矛盾极其凸显，同时生态矛盾与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难以根除的矛盾集合体。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时代则成为哲学批判的对象。马克思将生态问题与阶级问题、社会问题结合起来思考，将生态矛盾与社会矛盾联系起来研究，从资本逻辑批判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痼疾进行尖锐评述和客观揭露，正是马克思生态认识论所做出的深刻阐释和自觉透视。资本主义生产反生态的本性决定了人与自然界的分裂，这是资本逻辑的基本取向。资本生产逻辑对生态的破坏和控制不仅有现实的物质基础，而且有现实的哲学基础。在近代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主导的话语体系里，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人从自然界剥离出来，成为一种与自然界对立的独立存在。无论是在现实的资本生产基础中，还是在现实的意识形态迷雾中，摆脱自然束缚而构建一种人的社会或文化秩序似乎是人类所独有的，这是人们解决历史起源问题并尽一切可能证明人类主体力量的一种解决方式。基于这种排斥社会和自然有机统一的排他性来建构社会文化秩序的资本逻辑，最终对人与自然的分裂起到了历史决定作用。这种分裂构成资本主義社会生产的基础，自然只是作为一种生产条件或剥削对象而存在，与劳动力商品一样成为资本的附属物和支配对象，自然不再是人化的自然，人与自然分裂为不同的类存在，“我们的文明依赖于这种分类：社会属于人的范畴，自然属于物的范畴”B20。理性反思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从根本上解构人类与自然界的内在统一性问题，扬弃和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然分离的社会观念，构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正是马克思生态哲学认识论的根本指归。
三、生态方法论：社会有机体的全面生产范式
方法作为对客观现实规律的主观反映，并不是臆造出来的，而是与客观现实的固有规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的方法不仅能准确地探究和把握到客观现实的固有规律，而且能成为达到目的的重要工具或手段。理论具有方法的意义，方法具有理论的性质，因而理论与方法是统一的，真正的哲学都是理论与方法的统一体。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真正地彻底地解决哲学的对象与任务问题的唯一科学的哲学学说，既是世界观，即关于我们现实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说;又是方法论，即关于科学地认识世界与革命地改造世界的方法的学说。因而，唯物论是理论化的世界观，同时也是方法;辩证法是方法，同时也是理论化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是唯物论、认识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是最周到、最富有内容和最深刻的发展论。
马克思的生态方法论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上，辩证法始终贯穿于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列宁曾指出，这个科学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B21。无论是理解和把握生态本体论之维，还是理解和把握生态认识论之析，马克思都运用辩证方法进行深刻的阐释。《哲学的贫困》《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是马克思运用辩证法阐释生态思想的样本文献。马克思运用这种辩证方法分析人类生态问题、社会问题，不仅实现了哲学变革、经济学变革和政治学变革，而且建构了以“社会有机体”“社会全面生产”两个关键词为核心的生态方法论。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首次提出“社会机体”的范畴，他在批判蒲鲁东时指出，如果某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只是用某些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来堆砌的话，那么就等同于用同等数量的单个社会来简单地依次链接被割裂开来的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如果只是借助纯粹理性来理解社会阶段，那么就等同于将每一个社会关系、每一个社会阶段都看作是机械地存在于系列中、理性中以及逻辑顺序中，然而，“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B22？从中不难发现，马克思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场域里阐释社会有机体的科学概念，来理解和把握“自然—社会—人”所构成的系统有机整体的内在结构以及运行规律。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社会有机体的自然史过程揭示了社会有机体发展的客观规律性。马克思认为，社会有机体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而这个社会有机体规律是由社会有机体自身内部的结构所决定的，因为社会有机体内部有彼此根本不同的组织结构，像动植物有机体内部的细胞器官结构一样，社会有机体内部各个组织的关联结构改变，相应组织结构的功能就会发生改变，“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B23，社会有机体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就呈现出不同的特殊规律。显然，马克思在肯定社会有机体与生物有机体之间紧密相连的基础上，又反对把社会生活的结构简单地归结为生物现象，他认为必然有支配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的动因或规律。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强调社会有机体的运动是高级运动形式，有自己特殊的动因和规律，从根本上与进行低级运动形式的生物有机体区别开来。卢卡奇曾这样高度评价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概念以及方法论：“马克思的名言：‘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历史地了解社会关系的方法论的出发点和钥匙。”B24这把钥匙打开了马克思以社会有机体研究“自然—社会—人”构成的系统有机整体的方法论通道，一方面，确证了自然界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先在性和基础性地位，自然界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不可替代的前提和基础，这体现了马克思生态本体论的唯物主义立场;另一方面，马克思对社会有机体这一概念的深入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紧张等断裂式的发展现象，提出了“自然—社会—人”是一个协调共进的复杂系统，要不断推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全面和谐，从而实现自然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整体进步的文明形态。马克思以社会有机体方法研究“自然—社会—人”构成的系统整体而形成生态文明思想的逻辑进程，这是马克思生态方法论的关键点之一。 在以“社會有机体”概念和方法建构“自然—社会—人”这一系统整体的基础上，马克思又运用“社会全面生产”理论和方法透视了“自然—社会—人”这一系统整体是如何运行并推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趋势的，这是马克思生态本体论的又一关键点。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运用社会全面生产理论与方法研究生态的典型文本。马克思认为，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有着本质的区别，动物只片面地生产自身，而人的全面生产是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社会全面生产是构成社会各个要素的系统整体的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全面生产的前提和基础;精神生产和再生产，比如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以一定的生产活动方式进行的，在一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发生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人口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或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旦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B25。那么，社会全面生产的自然基础是什么？毋庸置疑，在马克思看来，即是生态环境的生产和再生产，否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就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马克思的社会全面生产理论和方法，特别突出了“自然—社会—人”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各个部分、要素都要依赖于和受制于外部自然界，从整体性视角将人的全面生产、社会的全面生产与生态环境的生产全面协调起来，达到了对生态哲学本质问题的深层次认识高度。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是人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在与自然界不断发生物质变换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进行社会关系变革，从而推动社会有机体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社会发展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共进基础上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整体性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全面生产理论，是关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系统的文明进步，是一种着眼于“自然—社会—人类”作为系统性存在的客观现状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揭示出生态环境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各种要素所构成的动态发展的有机整体中的重大价值和特殊功能，从而建构一种建立在生态力发展和生产力进步基础上的世界性交往，既是对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当代开显，又揭示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共同体”形式，“共同体以主体与其生产条件有着一定的客观统一为前提的”B26所有一切形式，“必然地只和有限的而且是原则上有限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B27。马克思反复强调生态环境是人类活动的自然基础和历史前提，强调生产力发展要与生产要素、生产条件、生产前提相适应。马克思这里强调的“自然—社会—人”作为生态整体、作为一种社会共同体形式，具有和谐统一性，这种“共同体”的未来趋向在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得到了现实的关切和承接。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生态环境问题是关系党的使命和民生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和社会共同体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结合起来，并将其创新为新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理念。
四、生态价值论：社会共同体的新形式
马克思的生态价值论，实质是注重把握自然界在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价值评价问题，注重将劳动价值论与自然价值论之间的关系辩证地统一起来，不仅剖析了在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源的先决性条件，而且阐释了在生产力提高和社会进步中生态环境的基础性作用。《资本论》是马克思对生态价值做出集中阐述的典型样本。
商品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细胞”，劳动作为唯物史观的“细胞”，无论是对商品的透视，还是对劳动的透视，马克思都揭示了自然物质的存在对于商品形成和劳动过程的先在性。在马克思看来，一开始接触商品的时候，感觉不过是简单而平凡的，但究其分析，却是充满“古怪”“微妙”和“怪诞”的，明显是“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B28。从商品的产生和发展来看，马克思认为，“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B29。在通过劳动分析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马克思指出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等，任何一项都离不开自然要素，自然是生产力要素的自然基础和力量之源。在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诠释奠定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特别指出了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对劳动生产率的制约作用，或是在文化初期，或是在较高的发展阶段中，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无论是诸如土壤、水域等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还是诸如瀑布、河流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它们都“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B30，劳动和劳动的价值也必然不能离开自然条件而进行抽象创造。显然，马克思生态价值论的突出表现，就是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科学地阐释了自然价值与人的价值的辩证关系，创立了以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发展的科学的生态价值论。
“自然力”是马克思生态价值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说，“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B31，应该说这是生态价值论的一个重要内容。马克思曾科学揭示自然力的主要内涵：“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也可以作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B32这里，马克思不仅指出了自然力的自然属性，即诸如水、风、蒸汽等来源于自然界的一切物质资源;而且指出了自然力的社会功能，即自然力能够作为生产要素以一定的形式一定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而可以不费分文地加以利用，当然发挥效能的程度取决于对自然力的合理利用和科学技术的不断推动。马克思把这种生产过程划分为简单的生产过程和复杂的科学过程，而从简单的生产过程转化为复杂的科学过程，往往意味着就是驱使自然力为人类服务的过程，就是自然力向人类的需要转化服务的过程。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力的作用和价值，揭示了自然力是生产力系统中“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B33。马克思多次强调“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B34，没有纯粹的劳动，纯粹的劳动不能创造出任何价值，劳动只有和自然力相链接，才能成为创造价值的源泉。据此，马克思指出：“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B35马克思揭示了自然条件在生产力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社会有机体中以及社会整体文明系统中的价值功能。 馬克思认为，在社会生产中，自然和人是同时起作用的，因而提出“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两种概念，即作为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单纯的自然力”和作为由协作和分工、人口的增长而产生的“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单纯的自然生产力”包括两类，一类是被纳入劳动生产过程的自然条件，诸如水力、电力、蒸汽、太阳能等;另一类是自然条件本身，诸如土地、矿山等，这些都是未经人类改造就已经存在的，也可称为“无机界生产力”。“社会劳动的自然力”，诸如工人技术、科学水平、生产过程、生产资料等，这些都是通过劳动在自然的基础上“制造出来的生产力”，大概包括两类，一类是在实践劳动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另一类是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所增加的产生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一方面，自然生产力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来源，社会生产力要以自然生产力为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自然生产力要以社会生产力为目的，通过社会生产力创造出一个“人化自然”。一言以蔽之，马克思将一切自然条件都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B36。随着人与自然进行的不断物质变换，社会有机体的各要素、各部件、各个结构相互作用、相互协调，推动着社会有机体的协调运行和有序更替，彰显出自然和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生动样态。
马克思的生态价值论从根本上区别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范式，不再片面地强调自然界只具有外在的工具性价值，反对以单一主体价值论剥离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马克思倡导“自然—社会—人”所组成的生命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人是自然的人，自然是人的自然，人的价值和自然的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在自然、社会和人所组成的生命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中共生共济。真正的生命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是破除资本异化的全面控制的存在，是人复归到人的本真的存在，是自然力与劳动力真正统一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B37马克思的生态价值论建构起“自然—社会—人”相互生成和协调共进的价值图景，以自然史与人类史的融会贯通为桥梁，进一步理解和把握自然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全面发展规律，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真正走进自然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相统一的生态文明时代。
马克思生态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构成理解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历史原像，也构成马克思以哲学方式把握生态的完整框架。劳动实践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基石，离开劳动实践，就无法从根本上理解生态活动与生态哲学，所以在经典文本中，马克思始终把劳动实践看作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和基础，把劳动实践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回归。这便引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论追问。存在决定意识，既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有一种本体论理解，接着就需要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认识论分析，从哲学上进一步追问人与自然的关系背后的受动性、能动性所具有的双重属性，以及以此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逻辑，这便有了对生态矛盾和社会矛盾的认识论透视。马克思哲学是唯物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统一，由此以辩证法为基础，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改造为社会有机体的全面生产范式，而不是在生态哲学的思辨理性中兜兜转转，其实质就是用唯物辩证法透视人类生态活动和生态问题。从哲学上讲，对人类的生态活动和面临的生态问题，不仅要从客观上加以解读，而且要从逻辑上对自然价值和人的价值进行解读，其实质就是要把握生态哲学中的价值范式。对马克思生态哲学上述四种理解之内在逻辑关系，就这样呈现出来了。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
②③④⑤B12B13B14B16B22B25B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193、193、192、209、209、500、158—159、604、532、187页。
⑥⑦⑨[德]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等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88、89、89页。
⑧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7—208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5页。
B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55页。
B15B17B18B19B23B28B29B30B34B35B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871、743、758、21、88、56、587、56、56—57、586页。
B20[法]塞尔日·莫斯科维奇：《反自然的社会》，黄玉兰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B21《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B24[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7页。
B26B27B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8、148、170页。
B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4页。
B3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8页。
责任编辑：思 齐
关键词：生态哲学;社会全面生产;社会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6-0109-08
当生态问题成为马克思所处时代的重大症候，当应对生态矛盾需要做出全面彻底的变化，思辨哲学体系自然也随着这种变化，从内部到外部如此触及和影响生态现实世界。马克思认为哲学作为特定时代的精神精华，它是对它自己所处时代的一种把握方式，这种把握是从实践到精神的双重把握：一方面，哲学通过概念理念从思维内部把握时代的精华，时代以观念的形式呈现在人的思维精神运动之中;另一方面，哲学又以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双向形式作用和反作用于现实，批判的武器使哲学成为现实的指导，武器的批判又使哲学成为更高层次的时代的精神精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①也就是说，马克思将“生态”纳入哲学视域、立足“生态哲学”思维高度给予追问和考量，无疑就是马克思对该时代精神的哲学把握方式。要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并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生态哲学的时代原点上，彰显马克思生态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维度，发挥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猫头鹰”“雄鸡”“啄木鸟”功能，进而为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自觉和现实旨趣提供逻辑进路。
一、生态本体论：现实的劳动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所谓生态哲学就是一种将生态纳入哲学视域来审视并对人与自然关系这个生态的核心问题进行哲学把握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是生态哲学的本体论存在，没有这个本体论存在，生态哲学就失去了把握的对象和价值取向。由于致力于清除德意志意识形态迷雾和指导并领导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需要，马克思并没有把构建生态哲学当作自己的毕生使命，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从早年的哲学批判到晚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原初出发点，只是这个出发点是放在社会历史领域和既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来思考的，而不是孤立思考的一个纯粹自然问题，更不是一个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也就是说，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给予了人类历史层面的关注和审视，正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考察中，马克思发现了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也发现了人类的自然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差别，进而从人的对象化活动中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异化劳动现象，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提升到人类社会历史层面来关切，最终证明整个人类社会生产无非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资产阶级视为人类永恒存在的经济范畴无非是人类社会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的一个暂时现象。从这个意义上看，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不仅构成了马克思把生态作为考察人类社会生产的一个前提条件，而且也是马克思对生态问题进行哲学把握的一个本体论存在。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给予本体论理解的一个典型样本。在马克思对世界的哲学把握方式中，“本质”是一个必然环节，但是在马克思那里，“本质”不是一个思辨理性，而是一个现实关系。从语义学上看，“本质（Wesen）”的核心指谓即是“根据（Grund）”，人的本质也就是人的存在关系或根据。也就是说，当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理解为“自然”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自然是人的存在的本质或根据，自然对人具有客观优先性和客观实在性，自然界提供了人之为人的全部生命活动来源，“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②。工人如何进行具体劳动、如何生产出自己的产品，都离不开物质的、客观实在的自然界，这充分体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生态本体论思想。
根据这一路径，马克思进一步沉到“历史具体”的深处找寻“现实的个人”的本质，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本体论寓于融唯物论与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理论场域里。马克思认为人作为社会关系的存在物，总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关系，即一方面，人把自身之外的自然界作为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确证，没有自身之外的对象性存在物，人本身就无法确证自己的对象性存在本质;另一方面，人本身又是除自身、自身对象性存在物之外的第三存在物的对象，也就是人本身又是别人的对象性存在物，人在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同时又成为别人这个第三者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确证。如果我们都不是别人的对象性存在物，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存在物，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不存在的，连理念、概念都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也是对象化的存在物。为此，马克思指出：“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③在马克思看来，人必须依靠自然的对象性存在物来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而这恰好又是人把自己的本质力量通过工业等生产实践活动公开地投射在自然界中，一旦自然界经过人类的生产实践的改造，原始的自然存在就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复归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属人的存在，这样“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④。正如马克思所讲的：“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⑤自然被人化和人被自然化，是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为双向构建和双向生成过程的具体回答。
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本质上就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这是统一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精准融通点，也是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最突出的本体论建树。马克思“熟悉地使用了唯物主义运动的代表人摩莱肖特的‘物质变换’概念”⑥，并“把它抬高到‘本体论的’地位”⑦。那么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呢？马克思给出了创造性的见解，即劳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⑧马克思以“物质变换”概念为主要范畴，对劳动性质的基本规定、劳动过程的基本把握、劳动目的的内在设定进行了理论分析。就劳动的目的性而言，也是以“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来设定的。马克思认为，首先，劳动是条件，人类必然要占有一定的自然资源才能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其次，劳动是一般条件，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是基础和前提;最后，劳动是永恒的自然条件，是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永续性的自然必然性存在，植根于“物质变换”这一概念对劳动的理解，物质变换的永恒性就意味着劳动的永恒性。但是，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劳动根本不是人类近代以来那种直观机械的理解，这种理解把人的劳动仅仅当作“自然—人”的人化过程。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从生命体来看，人的劳动过程就是生命体的新陈代谢过程，或者是能量交换过程。即一方面，人的劳动完成对外部对象性存在物的同化，把外部对象性存在纳入人的意识和劳动对象，成为人的活动范畴;另一方面，人的劳动又把这个已经属于自身的外部对象性存在物按照自己的有意识的目的活动加以改造，使之按照人的目的去对象化存在，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前者是同化的过程，后者是异化的过程，当然这里的同化和异化并不是两种劳动过程，更不是两种异质的劳动存在，而是同一个劳动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只有同化和异化同一的劳动才是属人的劳动，这是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实质所在。显然，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既包括自然向人的同化过程，更包括人向自然的异化过程。可以说，马克思生态本体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把“劳动过程嵌入伟大的自然联系之中”⑨，劳动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基石。 这样，马克思将劳动过程理解为人类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人的劳动在哲学层面不言而喻地获得了“生态”的意义，具有人类与他们周围的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的意义。马克思曾批评阿·瓦格纳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为理论关系的错误，认为“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⑩，而是处在一种以活动为基础的对象性的实践关系中。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一部自然被人化和人被自然化的历史就是一部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无论是囿于唯心主义藩篱的黑格尔，还是困于半截子唯物主义根本缺陷的费尔巴哈，都没有找到打开这本书的正确方式。然而，马克思借用“劳动实践”这把钥匙不仅打开了这本书，而且将人与自然关系的“全景样貌”完整地呈现了出来。诚然，由于马克思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引入了“劳动”这一范畴，才使马克思的生态本体论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和思维模式，在本质上真正成为当代境遇中的生态本体论，离开劳动，就无法从根本上理解和把握生态活动与生态哲学。
马克思根据建立在劳动基石上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辩证关系的科学理解，旨在达到人类与自然界的双向生成和双向构建，这是马克思生态本体论的显性逻辑视角。因此，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生态本体论是一种关系论，认为现实世界的存在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存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围绕这一关系展开的;生态本体论又是一种过程论，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实践中的动态变化性，会呈现出不同的内容以及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一观点体现出马克思生态本体论的社会历史性立场;生态本体论又是一种整体论，马克思不仅从人的角度考察社会历史，而且从自然的视角研究自然现象及其规律，以整体论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突出系统整体对事物性质和存在状态的决定作用。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回答是马克思生态本体论的核心问题，也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根本性问题，决定着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以何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去主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优化生态环境的问题，决定着人的文明程度、社会文明程度与生态文明是否具有一致性和吻合性的问题。因此，当面对生态活动、生态问题与生态矛盾时，首先要追问生态哲学的本体之维——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论述，体现了对我国生態活动、生态发展、生态问题之本质的哲学反思和追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而实现循环的自然链条。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B11
二、生态认识论：和谐共生的主体关系
生态哲学的认识论既是阐释生态主体与生态客体关系的理论，也是对人类实践活动进行理性反思的理论。生态认识系统包括生态主体，即有目的有意识进行生态认识和生态实践的人，而生态客体则是自然界。在认识和实践过程中，生态主体与生态客体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生态主体依赖生态客体并且在生态客体的制约下积极地改变着生态客体;另一方面，生态主体的认识和实践也要受到生态客体的制约，生态主体要在遵循生态客体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从事认识和实践活动。马克思的生态认识论在生态学基础上肯定自然界其他生命也具有适应环境求得生存的能力和智慧，因此其生态主体的视域里不仅仅是人，还包括自然界其他生命，人与自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马克思的生态认识论主要是从人在认识和实践活动过程中所体现的能动性和受动性关系出发，从而构建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认识关系和实践关系的。在马克思看来，人“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B12;而人又作为需要确证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B13。马克思揭示了人作为能动的存在物和受动的存在物所具有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双重属性，故而在人的劳动与自然发生作用时，应该充分认识自然界的先在性，自觉地遵循自然规律，按照人与自然共生共济的原则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充分认识到人类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中的生态价值意蕴。马克思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B14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也是马克思生态哲学认识论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劳动基石决定了他的生态认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来建构的。因此，从实践的角度阐释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生态主体与生态客体的辩证统一关系，是马克思生态认识论的逻辑起点。
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马克思对其所处的肆意掠夺和索取自然的时代发出了最响亮、最实际的呼声，对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逻辑反生态的本性所引发的生态矛盾和社会矛盾进行了最尖锐、最深刻的社会批判和生态批判，揭示了自然界遭受的破坏和人本身所遭遇的不幸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发达物质文明背后的悲惨世界这一现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就是马克思从生态认识论层面揭示生态问题、社会问题的典型文本，可谓是马克思生态认识论的逻辑展开。
马克思沿着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逻辑批判的思维路径，揭示了资本主义通过野蛮发展方式征服自然和剥夺工人剩余价值获取超额利润的病态境况。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唯一本能就是让劳动力成为商品，靠所支出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贪婪地掠夺最大程度的剩余劳动，无限制地创造剩余价值，而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B15。这种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的“灵魂魔力”，编织了一张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网。这种异化现象造成了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马克思把这种劳动本质的扭曲称为异化劳动，这种“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B16。异化劳动的这种关系之所以达到自己的顶点，是因为这种劳动对劳动者来说在根本上是“异己的社会组合”，同劳动者的产品、劳动者的需要、劳动者的劳动使命都没有直接的关系。在外化的私有财产的粗陋形式中，当劳动者劳动的唯一目的仅仅是生活来源的直接获取时，这种劳动的意义和个人存在本身的实现已经成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的，只在自己的对立物的异化形式中获得存在。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异化劳动的根源，他把阶级对立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的逻辑，“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B17。 首先是资本的逻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资本剥削导致自然资源的枯竭与破坏，比如煤炭储量的耗费、森林的破坏、土地肥力的下降等。马克思认为，所谓资本主义农业带来的任何进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将技术整合于社会生产过程的进步，但更是对“土地和工人”进行双重掠夺的技巧的进步。其次是资本的逻辑对劳动者的伤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劳动性质和劳动过程发生了畸变，不但没有通过劳动对自身的本质力量进行确证，而且沦落为一种创造利润的来源和直接“谋生的劳动”。这种“谋生的劳动”不仅包含着对劳动主体和劳动对象的异化，而且不得不服从的社会需要对劳动者来说是一种完全异己的、同自己固有本质相排斥的强制，在现实的行动中并没有确证自己“活动的目的”，而只获得了“手段或工具的意义”，直至变成一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畸形的人而成为“高度抽象的存在物”。马克思具体揭示了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不断恶化，始终“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B18。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机制上，富人越来越奢侈浪费，最勤劳的工人阶层却越来越赤贫。随着过量堆积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庞大，灾祸越来越严重，同一个狭窄空间里聚集的工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非人性的居住环境使工人像野兽一样不顾任何体面龌龊地混杂在一起，资本主义积累的对抗性质表现得如此明显。马克思曾这样注释：“任何情况都不像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这样露骨这样无耻地使人权成为产权的牺牲品。”B19这种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逻辑，势必任意地破坏自然环境和浪费自然资源，不仅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生态矛盾极其凸显，同时生态矛盾与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难以根除的矛盾集合体。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时代则成为哲学批判的对象。马克思将生态问题与阶级问题、社会问题结合起来思考，将生态矛盾与社会矛盾联系起来研究，从资本逻辑批判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痼疾进行尖锐评述和客观揭露，正是马克思生态认识论所做出的深刻阐释和自觉透视。资本主义生产反生态的本性决定了人与自然界的分裂，这是资本逻辑的基本取向。资本生产逻辑对生态的破坏和控制不仅有现实的物质基础，而且有现实的哲学基础。在近代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主导的话语体系里，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人从自然界剥离出来，成为一种与自然界对立的独立存在。无论是在现实的资本生产基础中，还是在现实的意识形态迷雾中，摆脱自然束缚而构建一种人的社会或文化秩序似乎是人类所独有的，这是人们解决历史起源问题并尽一切可能证明人类主体力量的一种解决方式。基于这种排斥社会和自然有机统一的排他性来建构社会文化秩序的资本逻辑，最终对人与自然的分裂起到了历史决定作用。这种分裂构成资本主義社会生产的基础，自然只是作为一种生产条件或剥削对象而存在，与劳动力商品一样成为资本的附属物和支配对象，自然不再是人化的自然，人与自然分裂为不同的类存在，“我们的文明依赖于这种分类：社会属于人的范畴，自然属于物的范畴”B20。理性反思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从根本上解构人类与自然界的内在统一性问题，扬弃和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然分离的社会观念，构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正是马克思生态哲学认识论的根本指归。
三、生态方法论：社会有机体的全面生产范式
方法作为对客观现实规律的主观反映，并不是臆造出来的，而是与客观现实的固有规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的方法不仅能准确地探究和把握到客观现实的固有规律，而且能成为达到目的的重要工具或手段。理论具有方法的意义，方法具有理论的性质，因而理论与方法是统一的，真正的哲学都是理论与方法的统一体。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真正地彻底地解决哲学的对象与任务问题的唯一科学的哲学学说，既是世界观，即关于我们现实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说;又是方法论，即关于科学地认识世界与革命地改造世界的方法的学说。因而，唯物论是理论化的世界观，同时也是方法;辩证法是方法，同时也是理论化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是唯物论、认识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是最周到、最富有内容和最深刻的发展论。
马克思的生态方法论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上，辩证法始终贯穿于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列宁曾指出，这个科学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B21。无论是理解和把握生态本体论之维，还是理解和把握生态认识论之析，马克思都运用辩证方法进行深刻的阐释。《哲学的贫困》《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是马克思运用辩证法阐释生态思想的样本文献。马克思运用这种辩证方法分析人类生态问题、社会问题，不仅实现了哲学变革、经济学变革和政治学变革，而且建构了以“社会有机体”“社会全面生产”两个关键词为核心的生态方法论。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首次提出“社会机体”的范畴，他在批判蒲鲁东时指出，如果某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只是用某些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来堆砌的话，那么就等同于用同等数量的单个社会来简单地依次链接被割裂开来的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如果只是借助纯粹理性来理解社会阶段，那么就等同于将每一个社会关系、每一个社会阶段都看作是机械地存在于系列中、理性中以及逻辑顺序中，然而，“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B22？从中不难发现，马克思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场域里阐释社会有机体的科学概念，来理解和把握“自然—社会—人”所构成的系统有机整体的内在结构以及运行规律。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社会有机体的自然史过程揭示了社会有机体发展的客观规律性。马克思认为，社会有机体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而这个社会有机体规律是由社会有机体自身内部的结构所决定的，因为社会有机体内部有彼此根本不同的组织结构，像动植物有机体内部的细胞器官结构一样，社会有机体内部各个组织的关联结构改变，相应组织结构的功能就会发生改变，“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B23，社会有机体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就呈现出不同的特殊规律。显然，马克思在肯定社会有机体与生物有机体之间紧密相连的基础上，又反对把社会生活的结构简单地归结为生物现象，他认为必然有支配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的动因或规律。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强调社会有机体的运动是高级运动形式，有自己特殊的动因和规律，从根本上与进行低级运动形式的生物有机体区别开来。卢卡奇曾这样高度评价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概念以及方法论：“马克思的名言：‘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历史地了解社会关系的方法论的出发点和钥匙。”B24这把钥匙打开了马克思以社会有机体研究“自然—社会—人”构成的系统有机整体的方法论通道，一方面，确证了自然界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先在性和基础性地位，自然界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不可替代的前提和基础，这体现了马克思生态本体论的唯物主义立场;另一方面，马克思对社会有机体这一概念的深入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紧张等断裂式的发展现象，提出了“自然—社会—人”是一个协调共进的复杂系统，要不断推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全面和谐，从而实现自然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整体进步的文明形态。马克思以社会有机体方法研究“自然—社会—人”构成的系统整体而形成生态文明思想的逻辑进程，这是马克思生态方法论的关键点之一。 在以“社會有机体”概念和方法建构“自然—社会—人”这一系统整体的基础上，马克思又运用“社会全面生产”理论和方法透视了“自然—社会—人”这一系统整体是如何运行并推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趋势的，这是马克思生态本体论的又一关键点。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运用社会全面生产理论与方法研究生态的典型文本。马克思认为，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有着本质的区别，动物只片面地生产自身，而人的全面生产是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社会全面生产是构成社会各个要素的系统整体的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全面生产的前提和基础;精神生产和再生产，比如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以一定的生产活动方式进行的，在一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发生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人口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或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旦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B25。那么，社会全面生产的自然基础是什么？毋庸置疑，在马克思看来，即是生态环境的生产和再生产，否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就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马克思的社会全面生产理论和方法，特别突出了“自然—社会—人”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各个部分、要素都要依赖于和受制于外部自然界，从整体性视角将人的全面生产、社会的全面生产与生态环境的生产全面协调起来，达到了对生态哲学本质问题的深层次认识高度。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是人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在与自然界不断发生物质变换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进行社会关系变革，从而推动社会有机体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社会发展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共进基础上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整体性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全面生产理论，是关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系统的文明进步，是一种着眼于“自然—社会—人类”作为系统性存在的客观现状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揭示出生态环境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各种要素所构成的动态发展的有机整体中的重大价值和特殊功能，从而建构一种建立在生态力发展和生产力进步基础上的世界性交往，既是对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当代开显，又揭示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共同体”形式，“共同体以主体与其生产条件有着一定的客观统一为前提的”B26所有一切形式，“必然地只和有限的而且是原则上有限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B27。马克思反复强调生态环境是人类活动的自然基础和历史前提，强调生产力发展要与生产要素、生产条件、生产前提相适应。马克思这里强调的“自然—社会—人”作为生态整体、作为一种社会共同体形式，具有和谐统一性，这种“共同体”的未来趋向在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得到了现实的关切和承接。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生态环境问题是关系党的使命和民生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和社会共同体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结合起来，并将其创新为新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理念。
四、生态价值论：社会共同体的新形式
马克思的生态价值论，实质是注重把握自然界在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价值评价问题，注重将劳动价值论与自然价值论之间的关系辩证地统一起来，不仅剖析了在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源的先决性条件，而且阐释了在生产力提高和社会进步中生态环境的基础性作用。《资本论》是马克思对生态价值做出集中阐述的典型样本。
商品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细胞”，劳动作为唯物史观的“细胞”，无论是对商品的透视，还是对劳动的透视，马克思都揭示了自然物质的存在对于商品形成和劳动过程的先在性。在马克思看来，一开始接触商品的时候，感觉不过是简单而平凡的，但究其分析，却是充满“古怪”“微妙”和“怪诞”的，明显是“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B28。从商品的产生和发展来看，马克思认为，“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B29。在通过劳动分析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马克思指出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等，任何一项都离不开自然要素，自然是生产力要素的自然基础和力量之源。在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诠释奠定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特别指出了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对劳动生产率的制约作用，或是在文化初期，或是在较高的发展阶段中，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无论是诸如土壤、水域等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还是诸如瀑布、河流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它们都“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B30，劳动和劳动的价值也必然不能离开自然条件而进行抽象创造。显然，马克思生态价值论的突出表现，就是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科学地阐释了自然价值与人的价值的辩证关系，创立了以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发展的科学的生态价值论。
“自然力”是马克思生态价值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说，“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B31，应该说这是生态价值论的一个重要内容。马克思曾科学揭示自然力的主要内涵：“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也可以作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B32这里，马克思不仅指出了自然力的自然属性，即诸如水、风、蒸汽等来源于自然界的一切物质资源;而且指出了自然力的社会功能，即自然力能够作为生产要素以一定的形式一定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而可以不费分文地加以利用，当然发挥效能的程度取决于对自然力的合理利用和科学技术的不断推动。马克思把这种生产过程划分为简单的生产过程和复杂的科学过程，而从简单的生产过程转化为复杂的科学过程，往往意味着就是驱使自然力为人类服务的过程，就是自然力向人类的需要转化服务的过程。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力的作用和价值，揭示了自然力是生产力系统中“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B33。马克思多次强调“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B34，没有纯粹的劳动，纯粹的劳动不能创造出任何价值，劳动只有和自然力相链接，才能成为创造价值的源泉。据此，马克思指出：“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B35马克思揭示了自然条件在生产力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社会有机体中以及社会整体文明系统中的价值功能。 馬克思认为，在社会生产中，自然和人是同时起作用的，因而提出“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两种概念，即作为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单纯的自然力”和作为由协作和分工、人口的增长而产生的“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单纯的自然生产力”包括两类，一类是被纳入劳动生产过程的自然条件，诸如水力、电力、蒸汽、太阳能等;另一类是自然条件本身，诸如土地、矿山等，这些都是未经人类改造就已经存在的，也可称为“无机界生产力”。“社会劳动的自然力”，诸如工人技术、科学水平、生产过程、生产资料等，这些都是通过劳动在自然的基础上“制造出来的生产力”，大概包括两类，一类是在实践劳动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另一类是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所增加的产生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一方面，自然生产力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来源，社会生产力要以自然生产力为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自然生产力要以社会生产力为目的，通过社会生产力创造出一个“人化自然”。一言以蔽之，马克思将一切自然条件都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B36。随着人与自然进行的不断物质变换，社会有机体的各要素、各部件、各个结构相互作用、相互协调，推动着社会有机体的协调运行和有序更替，彰显出自然和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生动样态。
马克思的生态价值论从根本上区别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范式，不再片面地强调自然界只具有外在的工具性价值，反对以单一主体价值论剥离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马克思倡导“自然—社会—人”所组成的生命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人是自然的人，自然是人的自然，人的价值和自然的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在自然、社会和人所组成的生命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中共生共济。真正的生命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是破除资本异化的全面控制的存在，是人复归到人的本真的存在，是自然力与劳动力真正统一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B37马克思的生态价值论建构起“自然—社会—人”相互生成和协调共进的价值图景，以自然史与人类史的融会贯通为桥梁，进一步理解和把握自然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全面发展规律，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真正走进自然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相统一的生态文明时代。
马克思生态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构成理解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历史原像，也构成马克思以哲学方式把握生态的完整框架。劳动实践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基石，离开劳动实践，就无法从根本上理解生态活动与生态哲学，所以在经典文本中，马克思始终把劳动实践看作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和基础，把劳动实践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回归。这便引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论追问。存在决定意识，既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有一种本体论理解，接着就需要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认识论分析，从哲学上进一步追问人与自然的关系背后的受动性、能动性所具有的双重属性，以及以此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逻辑，这便有了对生态矛盾和社会矛盾的认识论透视。马克思哲学是唯物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统一，由此以辩证法为基础，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改造为社会有机体的全面生产范式，而不是在生态哲学的思辨理性中兜兜转转，其实质就是用唯物辩证法透视人类生态活动和生态问题。从哲学上讲，对人类的生态活动和面临的生态问题，不仅要从客观上加以解读，而且要从逻辑上对自然价值和人的价值进行解读，其实质就是要把握生态哲学中的价值范式。对马克思生态哲学上述四种理解之内在逻辑关系，就这样呈现出来了。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
②③④⑤B12B13B14B16B22B25B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193、193、192、209、209、500、158—159、604、532、187页。
⑥⑦⑨[德]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等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88、89、89页。
⑧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7—208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5页。
B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55页。
B15B17B18B19B23B28B29B30B34B35B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871、743、758、21、88、56、587、56、56—57、586页。
B20[法]塞尔日·莫斯科维奇：《反自然的社会》，黄玉兰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B21《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B24[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7页。
B26B27B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8、148、170页。
B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4页。
B3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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