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的机器不知疲倦地运转，一些事物随之消失，但似乎仍然停靠在记忆的入口。蓦然回首，许多旧事雨点般洒落。
　　1995年初春，万物正在复苏。上午八时，阳光充足，心情没有觉得不好，我们七八个男工，先去人事部门报到，然后由一位不认识的秘书领着，去了生产调度室。从文件上知道，我们分到新的岗位上班，这多少有些新鲜和兴奋。生产调度室里，六七张桌子前都坐了穿着工作服的师傅，据说他们是各车间的主任。按理，主任们就是我的上级，生性胆怯的我，不由得有些莫名其妙的紧张。
　　我们经过主任们再次分配，就有了自己的归属。我的车间主任，年龄稍大，方脸，头发灰白，说话声音低沉。他打量下我，說：“你这身板，恐怕耐活不了几天，那岗位连脏带苦，你得有个思想准备。”他在前面走着，我像头瘦弱的小牛，快步跟着。又到了库房保管室，主任简单地填写了份领料单，保管便交给我一把大铁锨、一双手套、一顶防尘帽和一只防尘口罩。主任仍然在前面走着，我扛着铁锨，把防尘帽和口罩提在手中，一路晃荡着来到了生产车间。车间是高大的窑楼，机械声填满耳朵，主任朝上喊了几声，便有粉尘落入他的眼睛。正好，过来一位瘦长者，主任说他是我的班长，今后就归他管了。班长又把我领到窑下，指着链运输送带，强调了下岗位的重要性和操作要点，吩咐了几句上下班时间，随即转身上了窑楼。一九九六年春暖乍寒的一天，我所在的小厂被该公司兼并，初次体味到了失业的惧怕，还算好，约莫半个多小时里，转来倒去，跑了不少路，但很快认识了自己的上级，进入了新岗位，内心多少有些安慰，甚至几许温暖。
　　宿舍在西边综合楼的二楼上。下班时，有人提醒我去总务要一把房门钥匙，便找了过去。总务笑嘻嘻地说：“新来的？”说着话，从一堆钥匙中找了把黄色的，心里怀疑它是否能打开房门时，发现上面贴着一片胶布，赶紧捏在手中走了。从表皮的磨损程度看，使用过它的人已经不少。宿舍的樓道里，污水是新洒出的，泛起的灰白色泡沫正在破碎，洋溢着洗衣粉与香皂的味道。顺墙壁立着的铁锨上，挂着汗渍未干的工作服和落有灰尘的防尘帽。打开右手第一间房门，高低床几乎与人撞个满怀。这是四人住宿，三张床位上已经躺着人，那个上面空着的床就是我的了。宿舍内一张小桌，一件衣柜，剩余的空间不多。毛巾搭在床头上，脸盆和脚盆塞在床下。地面上很湿，洗过一般。我差不多明白，上下班的同事都懒得去公共澡堂，喜欢在狭小的空间里擦拭身体上的灰尘和汗渍。正是春夏交替，窗户没有全部关闭，只拉了窗帘，但自窗口吹进来的清风，仍然对室内潮湿发霉的气味似乎无可奈何。他们三个，扯着呼嚕，我往床上扔东西时，竟然没有被惊醒。
　　这意味着，新的生活开始了。
　　窑楼高过三十米，如果加上伸向半空的烟囱，估计不止四十米，抬头仰望，这个硕大的钢铁与水泥的结合体，似乎悬浮在头顶之上。当然，我很少看它，刚进入生产区域时，已经有过一次经验：上空弥漫着肉眼难以看到的颗粒，趁抬头的机会，这细小的家伙就会奔入眼角，那种灼热、酸痒，实在叫人难耐。一条约五十厘米宽的链式输送带，以三十度的倾斜度，插到窑下。我们一组四人，主要转运从窑楼卸出来的料块。我们头戴防尘帽，嘴堵防尘罩，除了眼睛，一张脸基本全被隐藏。那些块状的结晶体，从干度以上的高温燃炉内跑了出来，还带着炙人的热气。它们受咖吗射线的的指挥，排卸得极有规律，每隔一小会，卸料器“昂——”地叫一声，从溜糟上“哗——”地流下一堆料块，“昂——”地叫一声，“哗——”地流下一堆料块。那个链板输送机，好像一个人，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保持不卑不亢的速度，将料块运上来，正好溜到我们放好的架子车上。等架子车装满了，挪到一边去，赶紧换上另一辆，然后推着装了料块的架子车，“丢丢丢”地一阵小跑，转倒在附近的堆场上。无处不去的风，此时显得十分廉价，随时为料块们降温。
　　和我同在一个小组的两位同事，四十岁左右，都姓韩，是从一个分厂抽调来的，我去时，他们已经在岗两月之久。显然，二位同事十分熟悉这个岗位的工作。或许觉得是体力劳动，技术含量太低的缘故，他们从未给我讲过操作要领，倒是我眼看着他们的劳动步骤，知道怎样使用架子车和铁锨才能更为轻松一些。共事半月之后，到了发放工资的日子，同事们都好像去了主任那儿签名领钱，我心想时间太短可能没有，或者累积到下月，便没有去。几天后，一同兼并上来，并被分配到另一小组的兄弟问我领到了多少工资，我反问他：“有吗？”牠说虽然不多，但还是有的。我好面子，怕被笑话，不敢去问主任，就问我的这两位同事：“不知道我这月有工资没有。”两位都没有吱声，就没有再问。心想，如果有，馍馍不吃还在笼子里放着，不急。
　　又是几天后，倒过班回宿舍的路上，碰见车间主任，擦身而过时，他突然回头喊住我，说：“见你不来领工资，就捎给你小组的小韩了。”我实在张不开口向韩师傅索要几百元钱，也不明白他俩为啥不把我的工资交给我。我的宿舍下铺的兄弟，也是和我一起被兼并过来的，知道这事后，骂我没有出息，使我十分惭愧，半月后，我那两位同事提着个黑塑料袋，强行塞到了我怀里，我看看，是五十元一条的烟，外加我的工资。他俩说，实在不好意思，代领工资后给忘记了。看他俩一脸歉疚和不安，我明白是我下铺的兄弟向他们开了口，我顿时不好意思了起来。正好口袋里没有香烟了，就收了下来，说：“辛苦两位哥了。”将烟钱还给了他们。此后，我的这两位同事还告诉我一个偷懒的秘密：大夜班是最容易疲倦的时间段，可以去窑楼的操作间，趁师傅们不注意，将咖吗射线控制仪调一下，可延长窑下卸料间缓时间，减少卸料次数。这个办法我从未使用过，也不知真假。而他俩，不久就返回了原企业，不久，这家企业被解散。
　　劳累，使大家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一切按部就班进行着。
　　这种机械且有规律的劳动，使人的大脑处于凝滞状态，不容多想，就从春天进入了夏天。
　　春天的沙尘天气，在窑下岗位，最能看见它的威力。风像一群乱窜的疯子，进入高大的车间与车间、设施与设施间，找不到顺畅的出路时，四处盲目冲撞。这时候，劳动防护用品显示出了它们的脆弱，眼睛和脖子是最容易遭受侵犯的地方，砂土、灰尘常常耗费许多精力，才能清洗干净。而夏天，尽管炎热的天气加上窑下料块的温度，让人产生总想躲避到荫凉处的欲望，但少了沙尘的侵袭，应当说是好多了，如果有一场雷雨，那更是上天最好的赐予。晚秋时节，上夜班是苦差事，尤其是上大夜班，要从深夜十二时上到第二天早晨八时，瞌睡不说，还会受到冬天般寒风的侵扰，特别是在凌晨时分。这时，我会违犯纪律，偷偷睡一会儿。那些倒在堆场上的物料，虽然硌人，但很是温暖，躺在上面，没有多想，不讲究睡姿，就很快沉沉入睡，把隆隆的机械声甩到世界之外，即便是细细的夜风在身上取暖，也不会醒来。身体升腾而起，一种快意从神经中抽出，但这不是做梦，不用睁眼就会知道，另一车间驾驭装载机的师傅，转载堆场上的物料时，把那只大铲伸在了我的身下，故意将我轻轻掂起。我一点不讨厌这样的玩笑。 　　不知是不喜欢还是不敢妄动，我很少随意脱岗窜岗，通常往返于家、宿舍、岗位之间。当然，也有例外，夜班寂寞难耐，偶尔遇到窑面操作不正常时，窑下的链运机一般会停下来。抽身爬上窑楼，听师傅们说东道西。深夜的恐惧，来源于人们喜欢在恐惧时说鬼事。师傅们说，厂区的西北边，原来有一排宿舍，修建这些房子时，下面挖出来的不少白骨和“麻钱”，想必是个很大的坟地，但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从陪葬品看，可能是平民的坟地了。师傅们还说，厂里有一座房子，人住在里面，半夜时分，总感觉床在动弹。我不以为然，偏偏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对对对，是是是，我在那房子里住过的。”此后，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经过那间宿舍时，不禁头皮发麻，还说，那座旧窑楼，八十年代初发生过喷窑事故，火光弥漫了整个窑面，人无处可躲，一个职工从窑上掉了下去，没有抢救过来。我不知道什么叫喷窑，又不敢多问，一直把这事当做迷，而在窑下作业时，又不由自主地想，他是不是落在了我脚下的这个位置？瞬间，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仿佛横陈在眼前。
　　我多次在班后爬上高高的窑楼，眺望远处。
　　新疆至上海的公路是国内最长的国道干线。路边有许多县城、村落，也有许多工厂，包括冒烟的工厂。东北边有座叫“烽台”的山（我原以为山上至少有一处烽火台，但没有，与古代的烽火台不沾亲带故），山上有三棵松树，据说是宋时的，这山就与周边的山与众不同了起来。与众不同的还有，山上有座三将军祠。祠不大，不过是间简陋的小屋，陈列着三个牌位。很明显，祠的规模与三位将军的身份极为不符，后来知道，原来的祠毁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便想，這三棵松树，一棵代表刘铕，一棵代表吴蚧，另一棵便是吴璘了，山叫“烽台”，也有了稍合理的道理。早晨太阳刚升起的时候，山上包裹着一层淡蓝色的烟雾，这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我站着的这座窑楼产生的。也好，有了这“雾”，山在霞光中，有了些神秘，我曾经打定主意要和古人完成一次对话，但一直没有深入下去过。我的这个行为多少有些与众不同，总有人走出来，说：“你在做啥呢？”我说：“我在看山呢。”他也朝山看上一眼：“山有啥好看的呢，不如缓着去。”我便歇息去了。
　　岗位是枯燥乏味的。时间长了，内心深处对日复一日的工作产生了厌烦，甚至有一种莫名的抵触。有时，盼望着设施不太正常，只有这样，我们才有闲下来的机会。这样机会还是有的，尽管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但车间有要求，不能回到宿舍去。曾记得另一车间，一员工趁这样的间隙回到了宿舍，开机后不见他上岗，派人去找，宿舍门关着，一股橡胶味从门缝里透了出来，赶紧撞开房门，发现他已经死亡。原因就那么简单，他偷偷用电炉子烧水喝茶时，不小心触电，经验教训一再告诉我，纪律有它的道理，那只剑，就悬在不听话的人头顶之上。那么，我可以在厂区走走看看。六十亩大的生产区，到处充满陌生的诱惑。朝西，几百米，到了三车间。三车间四层高，不敢进去，站在车间门口朝里张望，一楼偌大的空间里，好像只摆了一件钢家伙，它缓慢地转动着，洒到身体上的水，很快蒸发，热雾升起，不多停留，很快散尽。后来知道它叫球磨机，不去车间还真不知道它吼声均匀、高亢。再朝西，一排平房，干净漂亮，不像其它车间灰头土脸。透过玻璃窗户，看到三五位穿着白色长褂的女工晃动，持着检验器皿的样子煞是好看。想进去，见门口写着“非工作人员勿入”的字样，立刻停下了脚步。
　　很少与车间同事交流闲谈，也不太和本组同事说话，我们之间只是劳动的默契和机械，一个动作就会明白意思。只是按时到岗，准时回家。若实在劳累，匆匆洗一把，上床休息，本想眯一会儿，却酣然大睡。有时，突然就有说话的冲动。比如，白天人多，往往将来来去去的同事、领导忽略。晚上则大不一样，人少，路灯亮起来，气氛显得孤单枯燥。如果想说话，无非是打发冷清，或者清除睡意。守着链运的地方，东西贯通，除了窑下出来的热浪，就是由西刮向东边的风。风窜了进来，被东边的墙壁一挡，又折了回来，经常其中包裹着灰尘，细尘直奔衣领，颗粒稍大的，甩打在脸颊上。每遇这种情形，我会选择堆场躲避，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过问。这时，会从幽暗处闪出一个人，直奔过来。灯光下，看清他手里提了一根铁棍，腋下夹着本子，他将铁棍用力插到料堆中去，看看铁棍上的刻度，记在本子上，马上转身离去。有次，我从料堆上翻了起来，问：“你这是做啥？”他说，在测算小时产量，每天抽样四五次。他看不清我的脸，我戴了防尘帽和防尘口罩，熟识的人只能从声音上分辨。此后好多次，我总会问他：“是多少？”他会告诉我一个大约数。还问过他年龄和学历，二十五六岁，某专业院校毕业。便心中生出些许羡慕和感慨。两月过后，抽样的人换了一个胖得可爱的老头，他看着我，好像熟人似的，呵呵地笑着，让人想起胖佛陀。肯定是我开口问了，他告诉我，上次的那位调走了。后来，调走的那位成了我的主管。
　　从来没有想过，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被调走。
　　有次，趁链运缓慢转动的间隙，去离我最近的库底转料岗位去，发现这里有只暖水瓶，心里一阵暗喜。由于岗位燥热，补充水份似乎成了我们的劳动习惯，我带到岗位的一杯水远远不够身体所需，一直想把水壶拿过来，一是觉得麻烦，二是担心被打碎。附近有水壶，实在叫人高兴，便折身回去取了水杯。我还在倒水时，从角落处闪出一人，女的，包裹着工作服，看不清模样。她允许我倒水，还简短地聊了几句。就知道她的丈夫也在公司内，秃顶，微胖，可惜我当时不曾见过他（认识他不几年，他就因病去世了）。她说，她见过我，前天培训时我坐她前面。第二天培训时，有人喊我的名字，从声音里知道是她，仔细打量，她的头发稀少，脸膛上有酸碱腐蚀过的痕迹，算不上漂亮，但觉得她端庄善良。她说，老师讲的速度太快，她跟不上作笔记，希望课后把我的笔记借她。第二天还我笔记时，她说我的字写得真好，肯定有文化，不会在车间干长久的，总会有一天被调走。
　　业务培训是新员工的必修课，而这次属于综合培训学习。西边综合楼的一间大会议室里，铁架子支了一张涂黑了的木板。化验室的技术员，一连讲了七天，我在本子上也认真记了二十多页。我本来化学学得不好，那些符号和元素记得歪歪扭扭，至今没有弄清三氧化二铁、氧化钙、三率值、饱和比。几个月后，说是要进行考试，考试内容都是我记在本子上的东西，大多数人笔记做得马虎，所以我占了不少便宜。考试现场并不像高考那样严格，既便是放开抄，也有很多人找不到答案。因此，我的一份卷子成了传抄的范本。传至我手里时，已经面目全非，只好重抄了一份。
　　而重抄的这一份，可能是令同事们羡慕的一份答卷。国庆过后，我从车间调离。
　　时间摇晃间，数年过去。2012年春风浩荡时，我再次走到窑楼之下。此时，听不见机器轰鸣，没有灰尘漂浮，四周安静得冰冷。抬头仰望，天空明净，日光刺眼。这是我最后一次徘徊于曾经劳动过的车间，谁都知道，我试图依赖一生的公司，已经从企业名录中被抹掉。
　　是的，我再次想起曾經奋斗过的同事们，恍惚看见那些岗位上晃动的身影。我——念叨着他们的姓名，却不知道他们奔波在何方。这时，一切是那么的让我眷恋，那么的让我温暖，而又那么的让我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