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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央视报道北京稻香村个别门店销售的“无糖糕点”中，蔗糖含量超标七倍。
8月1日，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报道，京客隆太阳宫店和西坝河店给过期肉更换标签再销售，即“翻包”。
8月2日，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报道，卜蜂莲花金源店存在生鲜肉“翻包”情况。
一周频曝食品安全事件，其共同特点是问题均由经营者主观造成。此类事件之所以屡屡发生，关键在于食品生产从源头监管到餐桌消费这一长而宽的链条中存在明显“软肋”。
一、食品安全事件凸显管理缺失
法律法规是确保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铁门。这些年，我国针对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日趋严格，近期“两高”首次对食品安全刑事案件作出司法解释，对食品违法追查更加严厉。纵观这些年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相关部门对食品违法犯罪的惩处打击力度不够，许多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在舆论漩涡中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一）政府规制体系失灵。一是多头管理，规制机构职能交叉相互掣肘。多年以来，我国食品监管采取多龙治水、分段监管的管理体制。食品安全监管主体包括了卫生部、农业部、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多个部门；食品安全的监管流程实行分段监管，原材料环节由农业部门监管，生产过程由质检部门监管，市场领域由工商部门监管。此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还对当地食品安全负总责，统一领导、协调本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和整治工作。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协调、指导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卫生部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责，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标准制定、食品安全信息公布、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条件和检验规范的制定，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质检、工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分别对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由于这种体制安排并未对我国现有规制体制作根本性变革，食品安全委员会对卫生部和工商局等监管部门的指导作用、卫生部门对其他部门的协调作用大打折扣。食品安全规制是一种公共权力，它由公共部门使用。在权力分配或行使过程中，各职能部门都竭尽所能地争夺权力资源，无节制地使用这种权力，例如重复检查、乱收费、乱罚款等等，使厂商不堪重负，造成规制过度的“公地悲剧”。另一方面，多头管理使食品安全只有在所有相关部门、各个环节共担责任并密切合作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实施。如果规制权意味着需要承担责任而不是获得利益时，就会出现“谁都管，谁都不管”的现象，导致食品安全规制不足的“反公地悲剧”。二是双重管理，规制机构缺乏独立行使职权的环境。食品安全监管纵横交叉，错综复杂。卫生部门和农业部门从中央到地方都实施分级管理；质检总局的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属于垂直管理，其余机构属于分级管理；食品药品管理局中央和省一级属于分级管理，而省一级以下部门则又实行垂直管理。这样一来，在食品质量监管体制上，我国地方食品监管行政主管部门同时受到上级食品监管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而当地政府掌控着食品监管行政主管部门的人事权和财权，对其影响力和控制力更强。当食品监管与地方利益出现矛盾时，地方食品监管部门便不能彻底开展工作，从而影响了地方食品监管行政主管部门工作的独立性和公正性。2.政府规制标准失效早在1962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成立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协调建立了国际食品法典标准。我国加入WTO后，食品安全标准工作逐步与国际接轨。在食品污染物限量标准方面，我国标准与国际食品法典标准项目和指标值的符合率超过70%，但是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一是规制标准缺失。三鹿奶粉事件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暴露出我国企业标准化的薄弱。如我国农产品质量标准只涉及62种化学污染物，而联合国有关食物与农业的组织已公布的相关限制标准为2522项，美国多达4000多项，日本则达数万项。此外，我国的监管技术、方法和相关标准体系亟须完善。在监管部门的抽查、检测中，检测项目主要针对的是国家相关标准中允许添加的成分，一旦食品中含有标准里不允许添加的其他物质，抽检时往往检测不到。随着近年来直接用于食品及间接与食品接触的化学物质的日益增多，相应的检验检测方法、对未知物的发现和检测能力更显滞后。
（二）法律规制缺失。《食品安全法》的出台与实施，进一步完善了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体系，一系列新制度的确立为食品安全法律保护提供依据。但是仍有诸多问题不容忽视。一是内容上的交叉重叠与缺失。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制尚未涵盖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种植、养殖等环节的食品安全问题尚没有专门的法律予以调整，有的环节还存在交叉。二是制度设计上的实操性。“十倍赔偿”，作为《食品安全法》的亮点之一，其实际威慑、惩治食品违规者的作用有限。立法者意图通过十倍的惩罚性赔偿起到威慑、惩治作用，却没有考虑到此规定的模糊操作性。十倍赔偿的基数是仅指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还是基于违法所得，亦或是一个固定的数额？在这一点上是不明确的，因此法律的确定性，权威性遭到质疑。
二、国外法律规制及政府规制考察
1、国外食品安全规制考察
（1）欧盟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特点。欧盟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关注食品安全。在“疯牛病”等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针对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欧盟委员会在2000年发表了《食品安全白皮书》，并在其中提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食品监管机构负责食品安全问题的议案。2002年，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发布了178/2002号指令，通过了成立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的议案。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负责整个食品链的监控，根据科学的证据做出风险评估，为政治家制定政策和法规提供信息依据。
（2）美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特点。根据《联邦食品、药物与化妆品法》的规定，食品企业的责任是生产安全和卫生的食品，政府通过市场监管而非强制性的售前检验来管理食品行业。尽管食品安全规制并非以强制性为主，但美国的食品仍堪称世界上最安全的。这与美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多方参与的特点有着莫大的关系。美国通过教育等非强制性风险管理措施来提高整个社会的食品安全意识。食品安全教育的对象不仅包括消费者，而且包括食品企业。多年来监管者和食品企业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只要食品存在问题，就要被召回，而且这种召回还是在主管部门的监督下由企业自愿执行的。除此之外，美国食品安全规制多方参与的特点还体现在鼓励涉及的行业、公众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到食品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在美国，在制定新法或修改已有法规时，立法机构通常事先公布存在的问题、提出机构建议解决的方案和备选方案。立法机构根据公众提供的信息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制定法律、法规，所有重要的公众评论都要在最后的法律、法规中予以强调。当遇到特别复杂的问题时，就需要向立法机构以外的专家进行咨询，立法机构可以选择召开公开会议或召开咨询委员会会议。公开会议可用于收集公众对某一专题或今后的项目的看法。 （3）日本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特点。日本最初的食品安全监管与我国较为相似，也涉及农业、卫生、环境等多个部门。从2001年开始，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的爆发凸显了日本当时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条块分割的局限性。针对食品安全规制中存在的问题，日本于2003年通过了《食品安全基本法》。根据该法规定，日本在内阁专门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专门对农林水产省和厚生省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进行协调。作为两大监管部门，农林水产省和厚生省之间的分工虽然明确，而且有食品安全委员会进行沟通协调，但是，该模式按环节分工还是容易造成各管理部门衔接不好，出现监管的真空地带。尽管日本政府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施以严厉的处罚措施，但是，日本也十分注重引导企业内部食品安全保障系统的建立。日本于1998年开始执行一部新的法律，鼓励与食品有关的企业采用HACCP系统。该法规定，政府为企业提供财政支持。企业可以获得长期低息贷款以改善其设施和设备，而且，符合条件的企业还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经过一系列激励机制，目前HACCP等生产规程已经成为日本企业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并普遍为消费者所接受。
2、食品安全模式借鉴。从国际上看，食品安全规制模式上主要有三种：一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模式，中央政府成立专门的、独立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来负责国家的食品安全监管。二是以加拿大为代表的模式，由中央政府的某一职能部门负责食品安全的监管工作，并且负责协调其他部门来共同监管。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由中央政府各部门按照不同职能共同监管食品安全。美国联邦政府负责食品安全的部门与地方政府的相应部门一起构成相互制约、综合有效的安全保障体系，对食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实行严格的规制。美国进行食品管制的政府机构主要有：人类与健康服务部（DHHS）、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农业部（USDA）、食品安全与监测服务部（FSIS）、动植物健康监测服务部（APHIS）、环境保护机构（EPA）等几个部门。食物安全机构的责任由地方、州和联邦法律、指南及其他指令规定，而且按产品实行分类规制。有些部门只能规制一种食品，例如牛奶或海鲜；有些部门的权限只限于某个特定的区域；还有的部门只负责一类食物机构，如餐厅或肉类加工厂。食品安全与监测服务部（FSIS）主管肉、家禽蛋制品的安全；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则负责FSIS职责之外的食品掺假、不安全隐患、夸大宣传方面等工作。他们共同组成了美国的食物安全团队，做到了“分工明确、权责并重、疏而不漏”地维护食品安全。我国应在借鉴他国监管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改革现有食品监管机构，明确职责分工，划定监管重点，落实监管措施，增强食品规制机构权威，形成一个依法行政、协调高效、权责一致、问责明晰的规制体制。
三、法律规制及政府规制体系的构建
（一）完善食品安全法规
1、完善法律法规。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尽快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尽快的与国际接轨、借鉴国外先进成熟的经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
2、完善标准体系。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应当尽量与国际化接轨，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与各行业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的制定国家、行业食品标准体系，地方人大也应该尽快出台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法，作为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重要补充；
3、完善自律机制。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的自律机制，政府监管部门可以扶持一些非政府组织进行行业监管，促使非政府组织发展壮大，非政府组织通过与食品行业的科研合作，能够科学的制定食品安全检测的标准，有利于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的自律机制，同时还应当尽快建（下转第95页）（上接第92页）立食品安全的信用体系，促使食品行业形成诚信的大环境。
（二）完善政府规制体制
1、改革现行规制模式。政府规制不仅要重视经济性规制（准入规制与价格规制），而且更要重视社会规制（对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产品质量和生产安全的规制），以保护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应借鉴国际标准，制定统一、完善的技术标准和检验体系，引导企业行为，纠正信息不对称。目前，我国乳制品产品标准的指标设置与国际标准基本相同，但数量、门类、品种以及技术指标规定等方面与国际标准差距较大。国外的食品添加物标准大都采用“包含法”，只允许其中含有某些添加物，且规定了明确的含量。而我国的标准是“排除法”，明确的是不允许出现的添加物。随着新的化学添加物的不断涌现，规定了某种有害物质的添加，可能遗漏了其他多种物质的添加。因此，要调整规制思路，树立标准超前意识，标准先行，实施动态管理，从而有效地保证食品安全。
2、强化外部监管机制。从理论上讲，政府作为规制者应以遵循社会总的经济福利最大化为行为基准。但在实际中，政府规制者有各种利己的动机，规制者也往往成为受规制者的俘虏，使政府规制偏离社会福利目标，制定有利于己的管制政策，形成“猫鼠共存”的监管模式。而单纯加强政府监管，只不过抬高了受规制者拉拢腐蚀政府监管部门的成本，可能会陷入“事故频发—加强监管—监管制度严苛—监管环境更加封闭—事故隐患更加难以暴露—出现更加严重的事故”的恶性循环。因此，要提高政府规制活动的透明度，强化公民、媒体等社会各界对规制机构的监督，设立食品监督员制度，由社会人士担任监督员，发动社会力量进行监督，以防止和纠正规制机构不作为或违法行政现象。
参考文献：
[1]张艳丽，巴一：《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不足与完善》，载《商场现代化》总第630期，2010年11月（下旬刊）.
[2]谢伟：《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创新研究》，载《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19卷第6期，2010年12月）.
[3] 刘东涛、杨延姝：《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完善路径探析》，载《人民论坛》总第330期，2011年6月中.
[4]李怀：“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5]薛庆根、褚保金：“美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对我国的启示”，载《经济体制改革》2006年第3期.
[6]张涛：《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
8月1日，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报道，京客隆太阳宫店和西坝河店给过期肉更换标签再销售，即“翻包”。
8月2日，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报道，卜蜂莲花金源店存在生鲜肉“翻包”情况。
一周频曝食品安全事件，其共同特点是问题均由经营者主观造成。此类事件之所以屡屡发生，关键在于食品生产从源头监管到餐桌消费这一长而宽的链条中存在明显“软肋”。
一、食品安全事件凸显管理缺失
法律法规是确保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铁门。这些年，我国针对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日趋严格，近期“两高”首次对食品安全刑事案件作出司法解释，对食品违法追查更加严厉。纵观这些年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相关部门对食品违法犯罪的惩处打击力度不够，许多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在舆论漩涡中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一）政府规制体系失灵。一是多头管理，规制机构职能交叉相互掣肘。多年以来，我国食品监管采取多龙治水、分段监管的管理体制。食品安全监管主体包括了卫生部、农业部、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多个部门；食品安全的监管流程实行分段监管，原材料环节由农业部门监管，生产过程由质检部门监管，市场领域由工商部门监管。此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还对当地食品安全负总责，统一领导、协调本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和整治工作。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协调、指导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卫生部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责，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标准制定、食品安全信息公布、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条件和检验规范的制定，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质检、工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分别对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由于这种体制安排并未对我国现有规制体制作根本性变革，食品安全委员会对卫生部和工商局等监管部门的指导作用、卫生部门对其他部门的协调作用大打折扣。食品安全规制是一种公共权力，它由公共部门使用。在权力分配或行使过程中，各职能部门都竭尽所能地争夺权力资源，无节制地使用这种权力，例如重复检查、乱收费、乱罚款等等，使厂商不堪重负，造成规制过度的“公地悲剧”。另一方面，多头管理使食品安全只有在所有相关部门、各个环节共担责任并密切合作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实施。如果规制权意味着需要承担责任而不是获得利益时，就会出现“谁都管，谁都不管”的现象，导致食品安全规制不足的“反公地悲剧”。二是双重管理，规制机构缺乏独立行使职权的环境。食品安全监管纵横交叉，错综复杂。卫生部门和农业部门从中央到地方都实施分级管理；质检总局的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属于垂直管理，其余机构属于分级管理；食品药品管理局中央和省一级属于分级管理，而省一级以下部门则又实行垂直管理。这样一来，在食品质量监管体制上，我国地方食品监管行政主管部门同时受到上级食品监管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而当地政府掌控着食品监管行政主管部门的人事权和财权，对其影响力和控制力更强。当食品监管与地方利益出现矛盾时，地方食品监管部门便不能彻底开展工作，从而影响了地方食品监管行政主管部门工作的独立性和公正性。2.政府规制标准失效早在1962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成立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协调建立了国际食品法典标准。我国加入WTO后，食品安全标准工作逐步与国际接轨。在食品污染物限量标准方面，我国标准与国际食品法典标准项目和指标值的符合率超过70%，但是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一是规制标准缺失。三鹿奶粉事件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暴露出我国企业标准化的薄弱。如我国农产品质量标准只涉及62种化学污染物，而联合国有关食物与农业的组织已公布的相关限制标准为2522项，美国多达4000多项，日本则达数万项。此外，我国的监管技术、方法和相关标准体系亟须完善。在监管部门的抽查、检测中，检测项目主要针对的是国家相关标准中允许添加的成分，一旦食品中含有标准里不允许添加的其他物质，抽检时往往检测不到。随着近年来直接用于食品及间接与食品接触的化学物质的日益增多，相应的检验检测方法、对未知物的发现和检测能力更显滞后。
（二）法律规制缺失。《食品安全法》的出台与实施，进一步完善了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体系，一系列新制度的确立为食品安全法律保护提供依据。但是仍有诸多问题不容忽视。一是内容上的交叉重叠与缺失。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制尚未涵盖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种植、养殖等环节的食品安全问题尚没有专门的法律予以调整，有的环节还存在交叉。二是制度设计上的实操性。“十倍赔偿”，作为《食品安全法》的亮点之一，其实际威慑、惩治食品违规者的作用有限。立法者意图通过十倍的惩罚性赔偿起到威慑、惩治作用，却没有考虑到此规定的模糊操作性。十倍赔偿的基数是仅指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还是基于违法所得，亦或是一个固定的数额？在这一点上是不明确的，因此法律的确定性，权威性遭到质疑。
二、国外法律规制及政府规制考察
1、国外食品安全规制考察
（1）欧盟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特点。欧盟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关注食品安全。在“疯牛病”等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针对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欧盟委员会在2000年发表了《食品安全白皮书》，并在其中提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食品监管机构负责食品安全问题的议案。2002年，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发布了178/2002号指令，通过了成立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的议案。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负责整个食品链的监控，根据科学的证据做出风险评估，为政治家制定政策和法规提供信息依据。
（2）美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特点。根据《联邦食品、药物与化妆品法》的规定，食品企业的责任是生产安全和卫生的食品，政府通过市场监管而非强制性的售前检验来管理食品行业。尽管食品安全规制并非以强制性为主，但美国的食品仍堪称世界上最安全的。这与美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多方参与的特点有着莫大的关系。美国通过教育等非强制性风险管理措施来提高整个社会的食品安全意识。食品安全教育的对象不仅包括消费者，而且包括食品企业。多年来监管者和食品企业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只要食品存在问题，就要被召回，而且这种召回还是在主管部门的监督下由企业自愿执行的。除此之外，美国食品安全规制多方参与的特点还体现在鼓励涉及的行业、公众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到食品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在美国，在制定新法或修改已有法规时，立法机构通常事先公布存在的问题、提出机构建议解决的方案和备选方案。立法机构根据公众提供的信息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制定法律、法规，所有重要的公众评论都要在最后的法律、法规中予以强调。当遇到特别复杂的问题时，就需要向立法机构以外的专家进行咨询，立法机构可以选择召开公开会议或召开咨询委员会会议。公开会议可用于收集公众对某一专题或今后的项目的看法。 （3）日本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特点。日本最初的食品安全监管与我国较为相似，也涉及农业、卫生、环境等多个部门。从2001年开始，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的爆发凸显了日本当时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条块分割的局限性。针对食品安全规制中存在的问题，日本于2003年通过了《食品安全基本法》。根据该法规定，日本在内阁专门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专门对农林水产省和厚生省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进行协调。作为两大监管部门，农林水产省和厚生省之间的分工虽然明确，而且有食品安全委员会进行沟通协调，但是，该模式按环节分工还是容易造成各管理部门衔接不好，出现监管的真空地带。尽管日本政府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施以严厉的处罚措施，但是，日本也十分注重引导企业内部食品安全保障系统的建立。日本于1998年开始执行一部新的法律，鼓励与食品有关的企业采用HACCP系统。该法规定，政府为企业提供财政支持。企业可以获得长期低息贷款以改善其设施和设备，而且，符合条件的企业还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经过一系列激励机制，目前HACCP等生产规程已经成为日本企业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并普遍为消费者所接受。
2、食品安全模式借鉴。从国际上看，食品安全规制模式上主要有三种：一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模式，中央政府成立专门的、独立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来负责国家的食品安全监管。二是以加拿大为代表的模式，由中央政府的某一职能部门负责食品安全的监管工作，并且负责协调其他部门来共同监管。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由中央政府各部门按照不同职能共同监管食品安全。美国联邦政府负责食品安全的部门与地方政府的相应部门一起构成相互制约、综合有效的安全保障体系，对食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实行严格的规制。美国进行食品管制的政府机构主要有：人类与健康服务部（DHHS）、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农业部（USDA）、食品安全与监测服务部（FSIS）、动植物健康监测服务部（APHIS）、环境保护机构（EPA）等几个部门。食物安全机构的责任由地方、州和联邦法律、指南及其他指令规定，而且按产品实行分类规制。有些部门只能规制一种食品，例如牛奶或海鲜；有些部门的权限只限于某个特定的区域；还有的部门只负责一类食物机构，如餐厅或肉类加工厂。食品安全与监测服务部（FSIS）主管肉、家禽蛋制品的安全；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则负责FSIS职责之外的食品掺假、不安全隐患、夸大宣传方面等工作。他们共同组成了美国的食物安全团队，做到了“分工明确、权责并重、疏而不漏”地维护食品安全。我国应在借鉴他国监管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改革现有食品监管机构，明确职责分工，划定监管重点，落实监管措施，增强食品规制机构权威，形成一个依法行政、协调高效、权责一致、问责明晰的规制体制。
三、法律规制及政府规制体系的构建
（一）完善食品安全法规
1、完善法律法规。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尽快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尽快的与国际接轨、借鉴国外先进成熟的经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
2、完善标准体系。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应当尽量与国际化接轨，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与各行业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的制定国家、行业食品标准体系，地方人大也应该尽快出台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法，作为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重要补充；
3、完善自律机制。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的自律机制，政府监管部门可以扶持一些非政府组织进行行业监管，促使非政府组织发展壮大，非政府组织通过与食品行业的科研合作，能够科学的制定食品安全检测的标准，有利于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的自律机制，同时还应当尽快建（下转第95页）（上接第92页）立食品安全的信用体系，促使食品行业形成诚信的大环境。
（二）完善政府规制体制
1、改革现行规制模式。政府规制不仅要重视经济性规制（准入规制与价格规制），而且更要重视社会规制（对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产品质量和生产安全的规制），以保护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应借鉴国际标准，制定统一、完善的技术标准和检验体系，引导企业行为，纠正信息不对称。目前，我国乳制品产品标准的指标设置与国际标准基本相同，但数量、门类、品种以及技术指标规定等方面与国际标准差距较大。国外的食品添加物标准大都采用“包含法”，只允许其中含有某些添加物，且规定了明确的含量。而我国的标准是“排除法”，明确的是不允许出现的添加物。随着新的化学添加物的不断涌现，规定了某种有害物质的添加，可能遗漏了其他多种物质的添加。因此，要调整规制思路，树立标准超前意识，标准先行，实施动态管理，从而有效地保证食品安全。
2、强化外部监管机制。从理论上讲，政府作为规制者应以遵循社会总的经济福利最大化为行为基准。但在实际中，政府规制者有各种利己的动机，规制者也往往成为受规制者的俘虏，使政府规制偏离社会福利目标，制定有利于己的管制政策，形成“猫鼠共存”的监管模式。而单纯加强政府监管，只不过抬高了受规制者拉拢腐蚀政府监管部门的成本，可能会陷入“事故频发—加强监管—监管制度严苛—监管环境更加封闭—事故隐患更加难以暴露—出现更加严重的事故”的恶性循环。因此，要提高政府规制活动的透明度，强化公民、媒体等社会各界对规制机构的监督，设立食品监督员制度，由社会人士担任监督员，发动社会力量进行监督，以防止和纠正规制机构不作为或违法行政现象。
参考文献：
[1]张艳丽，巴一：《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不足与完善》，载《商场现代化》总第630期，2010年11月（下旬刊）.
[2]谢伟：《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创新研究》，载《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19卷第6期，2010年12月）.
[3] 刘东涛、杨延姝：《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完善路径探析》，载《人民论坛》总第330期，2011年6月中.
[4]李怀：“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5]薛庆根、褚保金：“美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对我国的启示”，载《经济体制改革》2006年第3期.
[6]张涛：《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