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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底，浙江嘉兴下着小雨，温州做眼镜外贸的商人张玉把工厂搬到嘉兴已有一段时间。像张玉一样把企业搬出温州的商人越来越多。包括温州的多个上市公司，也只是总部在温州，工厂都已经外迁。
温州是个熟人社会，极讲人情。在温州，频繁的送礼宴请及攀比，让张玉头痛欲裂。“在温州，大家管能耐叫‘能力和耐心’，要有耐心和政府磨。”
目前，温州780万人口中，有175万人在全国各地创业，有60万人在全世界各地经商。温州商人在全国和全球的姿态，构建了“不靠天、不靠地、只靠自己双手”的“老百姓经济”。但是，“温州经濟的模式正由‘老百姓经济’向‘官商经济’转变。”中国民主建国会温州市委员会常委金利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说。
“寻租、设租行为和权钱交易现象的普遍存在，致使温州投资软环境恶化，企业‘社会交易成本’增大。”已经开始准备移民的张玉说。
改革开放30多年，像温州这样市场化改革的领先地区，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职能转变，却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发生大的变化。“一直以来温州经济习惯于熟人经济，但这不是法治经济，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温州市场很活跃，但不等于温州市场机制体制很完备。我们现在要补上这一课。”温州市市长陈金彪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官银一说，在温州由来已久。
诸多政府工作人员参股企业、参与炒房、参与放贷，是温州公开的秘密。2011年10月底，因涉嫌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非法集资涉案7亿余元、非法承兑汇票5亿余元的永嘉人施晓洁被逮捕。温州政法界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这起集资案中的债主，大约有八成左右是永嘉当地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现在这些人都想低调收回资金了事，那么多钱不知去向，借了多少又不好说，还得尽量保持低调，更不好起诉到法庭。”
也有敢于直接起诉的政府工作人员。原温州市龙湾区民政局副局长池秀媚，2012年刚退休，就起诉瑞安陈姓企业主，要求返还借款本金8493万元及利息2208万元。之前两年间，陈姓企业主陆续向池秀媚借款近4亿元，借款利息一般在3分左右，甚至高达6分。上述政法界人士告诉记者，池秀媚的钱绝大多数也是从外面借来的，有的是亲戚，有的是邻居，还有她经常去的美容院。“人们宁愿以1分半的利息借给有国家干部身份的池秀媚，也不愿4分利息借给企业主。”
最典型的还有2012年涉及非法集资的原瓯海区国土资源分局公务员王晓东案，上述人士告诉记者，参与此案的仅温州瓯海区政府机关的人员就有160多人。当时王晓东遭到债权人“挤兑”，以“自首”形式向警方寻求庇护，被控于温州龟湖饭店。
而采访中，温州市某区的副书记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在这次风波中，有5000多万的资金收不回来，还好有他老婆做代工的工厂财力能支撑他，他选择了沉默。这次跑路风波中，温州本地的公务员也是“受伤”比较严重的群体，“默默”承受着巨大的财产损失。
温州本地很多官员对于赚钱的欲望远大于升官。温州市税务局的公务员唐涛（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很多人当公务员只是混日子。”而他自己本人就有几家小贷公司的股份。
这一局面的成因，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温州民营经济发达，曾一度官商贫富差距极大。在温州，商人有钱，官员没钱；民间财富雄厚，政府财力薄弱。此番危机爆发后，温州官场有句戏言：“在温州当官是超高风险的职业”。温州此次跑路风波成立的相关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排在第一的部门是温州市纪委。
在唐涛看来，在温州官员身上，总感觉欠缺点什么，“喜欢赚钱，但政治上没有大智慧。”他们曾经很羡慕苏南有大量外资企业，而宁波有大的国有企业，“经此历练的官员气质就是不同”。
在轰轰烈烈的温州金融改革拉开序幕后，很多希望温州闯出一条路的人也多少感觉有些失望。广东则公开喊话：温州做的我们都做了，温州没做的我们也做了。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在内部讲话中也承认，这一年的改革，“有5个小菜，没有大菜”。“拿着尚方宝剑却不敢在体制上突破。”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直接说。
在温州，维护人情关系的成本极高。
位于绣山路321号的温州市政府，正门朝南，但政府的人说由于风水的缘故，人都是从北门进出的。去市政府要走后门，这成为当地一个笑话。温州的商人信奉：能走关系绝不走正道，能走后门绝不走前门，找人不一定搞定，没人肯定搞不定。
温州商人的集团作战在各地几乎都是一个模式：利用每个成员的人脉资源，用雄厚的财力跟复杂的人际关系作为砝码，抬高自身在商业中的谈判以及搞定关键部门的能力。“跟政府打交道就是和人打交道，居委会的干部都可以把温州商人拉出来买单。”唐涛说。
由浙江大学、温州市委党校等机构联合完成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一书指出，早在上世纪90年代，温州各级政府官员由于显形收入相对较低，寻租欲望非常强烈。“权钱交易、官商结合的现象相当严重。”
温州市鹿城区商人刘萍奉行的信条是“钱花了，礼送了，心里踏实了。”刘萍口里经常说“要用实货（钱）砸”，而节日是她最大的借口，每年过年一般要拜300个年。而这种投资也总会带来大的回报。
平时聚会大家也会经常切磋送礼的规矩。送礼成为常态，2011年6月，刘萍干脆自己成立了一个礼品公司。除了自己拿产品去送礼，还给其他浙江商人送礼供货。
和刘萍一样自己生产礼品的商人很多。陈德全（化名）是温州靠海一个县的知名商人，他开辟了养殖野生海产品的海域，产品绿色没有污染，除了供自己家人吃以外，平常会给一些熟悉的酒店供货，剩下的都是留作送礼用。为了保持新鲜，陈德全让公司专人学习了国际上最先进的保鲜方法，而且直接空运到北京等饭局现场，能让受礼人吃到最新鲜的海产品。 送礼和饭局，互相之间攀比越来越严重。对陈德全来说，不是只有节日，送礼和饭局是常规性的。每个饭局他要思考如何凑够10万元、20万元一桌，海参每人一只，虫草每人一盅，鱼翅每人一碗，为了表示诚意，有时候会当晚吃到从法国空运过来的生蚝。酒也要有各种讲究，拉菲和茅台曾经在温州风靡一时，致使后来有不少商人做紅酒的外贸生意，有的甚至投资葡萄园，要自主酿造红酒。“我只有30%的精力打理企业业务，其他时间都是处理关系。”陈德全也并不轻松。
也正因此，商人因着千丝万缕的各种关系，在温州这座城市有着不可估量的威力，城市建设中，碰到哪一个大商人的旧屋、厂房都动不了。“你别看我是税务的，他们不畏惧我，你不知道他的关系能通到哪里。”唐涛说。
温州商人既有商业精神中最先进的基因，也有传统文化中最落后的劣根性。一位永嘉的商人也告诉记者，他们也承认很多官商风气都是商人培养出来并且希望的。“我们怕政府清廉，走到哪都是先找熟人，腐败当地的官员。”很多温商聚在一起经常会讨论，浙江省现在重心不在温州，在宁波、环杭州湾一带。在他们看来，这种结果是因为“朝中无人”。而事实上，商人自己也正深受劣根性其害。
为人情所累，很多商人选择离开。张玉想逃离温州，但不想离开浙江，所以选址在离上海最近的浙江城市嘉兴。
在嘉兴的工厂，土地价格是不到10万一亩，如果在温州的话要100万一亩，“袖珍市区”的温州，几乎就是直接从鳞次栉比的商业区步入机器轰鸣的工厂区，市政规划长期缺位。更重要的是，张玉在乎她的员工在嘉兴能买得起房，不用面对温州动辄3万的房价，在嘉兴更有归属感、生活指数更高一些。温州老板多，最缺中高层管理者，高物价、高房价几乎限制了人才的引进。李嘉诚当年来温州考察，也因此没有选择温州。
“平地不走干吗去爬山？”张玉说。温州本市大量企业、产业集中于低小散领域，很多企业在外地结的瓜，反而比本地更大。而时任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在2012年世界温商大会上举例说，温州现有40多万家工商实体，但大型企业只有18家，中型企业599家，剩下的全是小微企业，企业平均规模不到杭州的2/3。而温州人在外投资总额在3000亿元以上，在外创办企业3万多家，其中亿元产值以上的就有500多家。
经过30多年的打拼，温州商人突然发现一个简单点的官商关系和规范的政府服务成为他们最渴望得到的东西。“我们希望政府能转变政府职能，效率高点。让环境好起来，让税、物流、土地房产成本、融资成本等要素成本都低下来，为企业服务，企业也更规范发展。”温州华峰集团董事局主席尤小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现在，很多温商的企业都离开了温州。大的到了上海、杭州，小的到了浙江其他地方，比如嘉兴，还有苏南一些地方。这些企业老板发现，自己一年都见不到当地的税收专管员一面。当地人把税收走了，没有什么复杂事情。而在温州，企业的老板往往从税收局的局长、副局长、所长、副所长到专管员，都一一怠慢不得。
总之，以熟人社会为主要社会关系的温州，曾经帮助温州商人迅速起步，但是，如今随着温商的进一步发展，人脉变成了人情，成为温商发展道路上的不堪重负和障碍。
温州是个熟人社会，极讲人情。在温州，频繁的送礼宴请及攀比，让张玉头痛欲裂。“在温州，大家管能耐叫‘能力和耐心’，要有耐心和政府磨。”
目前，温州780万人口中，有175万人在全国各地创业，有60万人在全世界各地经商。温州商人在全国和全球的姿态，构建了“不靠天、不靠地、只靠自己双手”的“老百姓经济”。但是，“温州经濟的模式正由‘老百姓经济’向‘官商经济’转变。”中国民主建国会温州市委员会常委金利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说。
“寻租、设租行为和权钱交易现象的普遍存在，致使温州投资软环境恶化，企业‘社会交易成本’增大。”已经开始准备移民的张玉说。
改革开放30多年，像温州这样市场化改革的领先地区，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职能转变，却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发生大的变化。“一直以来温州经济习惯于熟人经济，但这不是法治经济，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温州市场很活跃，但不等于温州市场机制体制很完备。我们现在要补上这一课。”温州市市长陈金彪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官银
官银一说，在温州由来已久。
诸多政府工作人员参股企业、参与炒房、参与放贷，是温州公开的秘密。2011年10月底，因涉嫌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非法集资涉案7亿余元、非法承兑汇票5亿余元的永嘉人施晓洁被逮捕。温州政法界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这起集资案中的债主，大约有八成左右是永嘉当地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现在这些人都想低调收回资金了事，那么多钱不知去向，借了多少又不好说，还得尽量保持低调，更不好起诉到法庭。”
也有敢于直接起诉的政府工作人员。原温州市龙湾区民政局副局长池秀媚，2012年刚退休，就起诉瑞安陈姓企业主，要求返还借款本金8493万元及利息2208万元。之前两年间，陈姓企业主陆续向池秀媚借款近4亿元，借款利息一般在3分左右，甚至高达6分。上述政法界人士告诉记者，池秀媚的钱绝大多数也是从外面借来的，有的是亲戚，有的是邻居，还有她经常去的美容院。“人们宁愿以1分半的利息借给有国家干部身份的池秀媚，也不愿4分利息借给企业主。”
最典型的还有2012年涉及非法集资的原瓯海区国土资源分局公务员王晓东案，上述人士告诉记者，参与此案的仅温州瓯海区政府机关的人员就有160多人。当时王晓东遭到债权人“挤兑”，以“自首”形式向警方寻求庇护，被控于温州龟湖饭店。
而采访中，温州市某区的副书记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在这次风波中，有5000多万的资金收不回来，还好有他老婆做代工的工厂财力能支撑他，他选择了沉默。这次跑路风波中，温州本地的公务员也是“受伤”比较严重的群体，“默默”承受着巨大的财产损失。
温州本地很多官员对于赚钱的欲望远大于升官。温州市税务局的公务员唐涛（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很多人当公务员只是混日子。”而他自己本人就有几家小贷公司的股份。
这一局面的成因，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温州民营经济发达，曾一度官商贫富差距极大。在温州，商人有钱，官员没钱；民间财富雄厚，政府财力薄弱。此番危机爆发后，温州官场有句戏言：“在温州当官是超高风险的职业”。温州此次跑路风波成立的相关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排在第一的部门是温州市纪委。
在唐涛看来，在温州官员身上，总感觉欠缺点什么，“喜欢赚钱，但政治上没有大智慧。”他们曾经很羡慕苏南有大量外资企业，而宁波有大的国有企业，“经此历练的官员气质就是不同”。
在轰轰烈烈的温州金融改革拉开序幕后，很多希望温州闯出一条路的人也多少感觉有些失望。广东则公开喊话：温州做的我们都做了，温州没做的我们也做了。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在内部讲话中也承认，这一年的改革，“有5个小菜，没有大菜”。“拿着尚方宝剑却不敢在体制上突破。”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直接说。
放大的“官情”成本
在温州，维护人情关系的成本极高。
位于绣山路321号的温州市政府，正门朝南，但政府的人说由于风水的缘故，人都是从北门进出的。去市政府要走后门，这成为当地一个笑话。温州的商人信奉：能走关系绝不走正道，能走后门绝不走前门，找人不一定搞定，没人肯定搞不定。
温州商人的集团作战在各地几乎都是一个模式：利用每个成员的人脉资源，用雄厚的财力跟复杂的人际关系作为砝码，抬高自身在商业中的谈判以及搞定关键部门的能力。“跟政府打交道就是和人打交道，居委会的干部都可以把温州商人拉出来买单。”唐涛说。
由浙江大学、温州市委党校等机构联合完成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一书指出，早在上世纪90年代，温州各级政府官员由于显形收入相对较低，寻租欲望非常强烈。“权钱交易、官商结合的现象相当严重。”
温州市鹿城区商人刘萍奉行的信条是“钱花了，礼送了，心里踏实了。”刘萍口里经常说“要用实货（钱）砸”，而节日是她最大的借口，每年过年一般要拜300个年。而这种投资也总会带来大的回报。
平时聚会大家也会经常切磋送礼的规矩。送礼成为常态，2011年6月，刘萍干脆自己成立了一个礼品公司。除了自己拿产品去送礼，还给其他浙江商人送礼供货。
和刘萍一样自己生产礼品的商人很多。陈德全（化名）是温州靠海一个县的知名商人，他开辟了养殖野生海产品的海域，产品绿色没有污染，除了供自己家人吃以外，平常会给一些熟悉的酒店供货，剩下的都是留作送礼用。为了保持新鲜，陈德全让公司专人学习了国际上最先进的保鲜方法，而且直接空运到北京等饭局现场，能让受礼人吃到最新鲜的海产品。 送礼和饭局，互相之间攀比越来越严重。对陈德全来说，不是只有节日，送礼和饭局是常规性的。每个饭局他要思考如何凑够10万元、20万元一桌，海参每人一只，虫草每人一盅，鱼翅每人一碗，为了表示诚意，有时候会当晚吃到从法国空运过来的生蚝。酒也要有各种讲究，拉菲和茅台曾经在温州风靡一时，致使后来有不少商人做紅酒的外贸生意，有的甚至投资葡萄园，要自主酿造红酒。“我只有30%的精力打理企业业务，其他时间都是处理关系。”陈德全也并不轻松。
也正因此，商人因着千丝万缕的各种关系，在温州这座城市有着不可估量的威力，城市建设中，碰到哪一个大商人的旧屋、厂房都动不了。“你别看我是税务的，他们不畏惧我，你不知道他的关系能通到哪里。”唐涛说。
温州商人既有商业精神中最先进的基因，也有传统文化中最落后的劣根性。一位永嘉的商人也告诉记者，他们也承认很多官商风气都是商人培养出来并且希望的。“我们怕政府清廉，走到哪都是先找熟人，腐败当地的官员。”很多温商聚在一起经常会讨论，浙江省现在重心不在温州，在宁波、环杭州湾一带。在他们看来，这种结果是因为“朝中无人”。而事实上，商人自己也正深受劣根性其害。
为人情所累，很多商人选择离开。张玉想逃离温州，但不想离开浙江，所以选址在离上海最近的浙江城市嘉兴。
在嘉兴的工厂，土地价格是不到10万一亩，如果在温州的话要100万一亩，“袖珍市区”的温州，几乎就是直接从鳞次栉比的商业区步入机器轰鸣的工厂区，市政规划长期缺位。更重要的是，张玉在乎她的员工在嘉兴能买得起房，不用面对温州动辄3万的房价，在嘉兴更有归属感、生活指数更高一些。温州老板多，最缺中高层管理者，高物价、高房价几乎限制了人才的引进。李嘉诚当年来温州考察，也因此没有选择温州。
“平地不走干吗去爬山？”张玉说。温州本市大量企业、产业集中于低小散领域，很多企业在外地结的瓜，反而比本地更大。而时任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在2012年世界温商大会上举例说，温州现有40多万家工商实体，但大型企业只有18家，中型企业599家，剩下的全是小微企业，企业平均规模不到杭州的2/3。而温州人在外投资总额在3000亿元以上，在外创办企业3万多家，其中亿元产值以上的就有500多家。
经过30多年的打拼，温州商人突然发现一个简单点的官商关系和规范的政府服务成为他们最渴望得到的东西。“我们希望政府能转变政府职能，效率高点。让环境好起来，让税、物流、土地房产成本、融资成本等要素成本都低下来，为企业服务，企业也更规范发展。”温州华峰集团董事局主席尤小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现在，很多温商的企业都离开了温州。大的到了上海、杭州，小的到了浙江其他地方，比如嘉兴，还有苏南一些地方。这些企业老板发现，自己一年都见不到当地的税收专管员一面。当地人把税收走了，没有什么复杂事情。而在温州，企业的老板往往从税收局的局长、副局长、所长、副所长到专管员，都一一怠慢不得。
总之，以熟人社会为主要社会关系的温州，曾经帮助温州商人迅速起步，但是，如今随着温商的进一步发展，人脉变成了人情，成为温商发展道路上的不堪重负和障碍。